摘 要：“我是生自土中，来自田间，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1]从乡村中长大的人往往汲取了大地的厚重和深沉，对土地怀有难以割舍的深情。《生命册》中的蔡国寅、骆国栋和吴志鹏是作者塑造出的表现人与土地关系的典型。蔡国寅立足土地，终生都消耗在无梁村的土地上，无意间将这片土地上的精华和糟粕囫囵吞下；骆国栋在乡村中成长，在城市中发家致富，金钱财富的欲望消解了土地的厚重与深沉，是脱离土地迷失在城市欲望中的典型；吴志鹏是牢记自己“背景”的人，他没有在金钱面前迷失自己，而是不断回顾生养自己的土地，汲取大地深沉厚重的营养。

关键词：李佩甫；《生命册》；情义；欲望；平淡

作者简介：梁丹（1991-），女，汉族，山东临沂人，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2

作为李佩甫小说三部曲之一的《生命册》“浓缩了各种各样人物的命运和这片土地上的各种生命现象”。[2]这片五千八百九十亩的土地，养活了三千张嘴，林林总总的人物有着各自的命运，他们构成了无梁村这片土地上的《生命册》。李佩甫谈到这部小说是采用了“分叉式的树状结构，从一风一尘写起，整部作品有枝有杈、盘旋往复”。[3]有一个主干——吴志鹏，在此基础上分成两个次一级的主干——蔡国寅和骆国栋，由骆驼和老姑父连接起城市和乡村的人物。这些人物包括蔡苇香（蔡思凡）、梁五方、小乔、卫丽丽、范家富、夏小雨、虫嫂、杜秋月、春才等人。这些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土地为依据的与老姑父有着牵扯的乡村人物；另一部分就是以金钱为依托的与骆驼有关系的城市人物。在此基础上生发的人物是蔡国寅和骆国栋两条树杈上分出的枝条。树的主干无疑就是吴志鹏了，这是以“我”（吴志鹏）的视角来写的，主要讲述了我五十多年的心灵史，在这五十多年的历程中，老姑父和骆驼是为生命中的贵人，老姑父看护我长大成才，骆驼引领我摆脱背负的土地走向城市的灯红酒绿。

一、立足土地，忠于土地的老姑父

這片土壤中的精华和糟粕就在老姑父入赘的那天起，开始“培育”这棵“植物”了。这片土地上的热心、助人为乐的品质来源与无梁这个村庄的风气密不可分。蔡国寅在无梁村妇女的帮助下娶到了老婆，从此在无梁村扎下了根。但是这样的一株植物毕竟不是土生土长的，所以换根生长的植物深受其后的水土影响。

当上村支书后，老姑父最让人感动的事情是私分瞒产。他用军人的胆识和谋略保住了几十亩胡萝卜，同时也拯救了整个村庄。这个支书是很称职的，他没有像前一任支书那样将胡萝卜拉到自己的家里，而是命人把胡萝卜缨全部割去，制造没有胡萝卜的假象，工作组；吃的时候也是小心翼翼的，当天收割当天吃；最重要的是，老胡作为曾经的下级还是很照顾这个入党介绍人的，他的袒护让老姑父只背了处分，却保住了胡萝卜——也保住了村子的生命。以至于在多年后，入土为安的老姑父迁坟时还是勾起了人们对他救命之恩的感激。

老姑父是扎根在土地的代表，终其一生都在乡村的他既吸收了土地中的养分——美好的品德；重情重义是老姑父一生的写照，无论是对“我”的养育和照顾，还是在别人处境危难之际对他们的帮扶和对落井下石的人们的劝阻，表现出老姑父一生都没有抛弃平原土地上培养出来的厚道的品质；也受到了土壤中其他物质的消极影响——家庭里频繁的战争和地位的每况日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旦手中有权的时候就身不由己了。从喝酒领席到作风问题，这些与国民性紧密联系的问题时老姑父必定会被染上的颜色。终其一生来看，老姑父是无梁这片独特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有内心操守的人，他对人们的利益永远都是中心维护的，他对得起自己的一生，同样对得起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生长的人。

二、抛弃土地，在欲望中走向毁灭的骆国栋

从人与土地的关系来刻画人物的命运，以厚重的笔力深度挖掘和表现人物的灵魂，揭示人物在离开土地之后的扭曲变形，《生命册》中以骆国栋的人物塑造最具代表性。

骆驼依靠自身的知识积累给变了自己的命运，正应了“知识改变命运”的老话，另一方面，骆驼还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他聪明、敏锐、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同时还具有领袖气质。在关乎自身命运的关节点上，他总是能依靠自己的敏锐判断和聪明才智做出明智的判断。研究生期间，身体残疾的骆驼曾经是要被学院劝退的，但是通过他和主任的单独谈话，他就顺利留了下来。同学们都不知道谈话的内容，但是正是这种不知道内了人们揣摩骆驼才智的空间，尤其是毕业时骆驼带走了系花做老婆，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真是因为他的这些卓绝的才华和敏锐的判断力折服了“我”，才有了编写名著的合作。

为要回我们自己的劳动成果，骆驼以惊人的胆识给自己胸口来了一刀成功，以此带回了10万块钱，这种自戕的表演是离开土地后在以老万为代表的资本家的影响下激发的。

有了这第一桶金，骆驼在清华听来的南下下海经商的打算开始明朗起来。他和“我”开始了下一步的合作。我们在底层做起，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我们不怕吃苦，在身心经历了巨大的折磨后终于在股市的沉浮中捞到了让我们跻身成功人士的巨额金钱，我赚到了四百二十八万，骆驼利用自己的本金和在银行的贷款赚到了一千多万。这个时候的骆驼的精神世界在巨额金钱的强烈刺激下，已经发生了眼中的倾斜。他的目标正在变大，更确切的说法是他的野心正在膨胀。城市里的生活正在一点一滴的侵蚀他在乡村生活里积累起来的道德和良知。“骆驼是干大事的人，骆驼的天分一流。骆驼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里都充满着洞察力。”[4]收购药厂，更名厚朴堂，之后就是“借壳上市”，攫取更多的财富。为了满足他的野心，他拉下了同样贫苦出身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副省长范家富，他打动了城市里养尊处优的电视台主持人夏小雨，同时还养了“两个官”，这时的骆驼已经极度扭曲了，是被金钱异化的代表。他已经离开土地太久了，长时间寄居在不属于自己的地方——城市，大城市的金钱异化关系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互助。现在对金钱的过度的追求是小时候哥哥的死和极度的贫穷烙下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潜藏在骆驼的内心世界深处，是不是就会如同毒蛇一般探出头来噬咬骆驼的灵魂。[5]抛弃家乡，抛弃土地，长时间流亡在外的骆驼终究会在欲望的潜流中迷失自我走向毁灭。

三、皈依土地，在浮躁中走向平和的吴志鹏

吴志鹏即是“我”，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树状结构中的主干，通过“我”，连通了城市和乡村的生命册。“我”这粒种子在无梁村的十二年时间里已经成熟，今后的每一天都只是过程。与骆驼的主动走向城市不同，我是作为村里的祸害被全村人劝走的，全村人发动老姑父给我争取到了上大学的名额，从此我这颗大树移植到城市里，在城市里我的使命就是为供我吃穿的无梁村的三千多口人植树荫，供它们乘凉。

踏入城市的我努力为乡亲们服务，为杜秋月解忧，为老姑父搜寻蔡苇香，为国胜家的孩子能上大学跑断腿，为坤生筹钱耗尽最后的颜面和耐心……踏入城市的我还没有长成参天大树的时候，乡亲们就开始成荫纳凉了，当第二百二十七个电话终于压垮“我”时，我决定逃离这一切。因为生活在乡村里的人不知道“城市生活产生了新型的社会组织，这些新型的社会组织与乡村完全不同。乡村生活方式中所特有的那些社会进程，根本不适用于城市环境。一种新的道德秩序渐趋形成，并促使早期文明中某些惯例迅速瓦解。”[6]能在城市立足不代表着就成了有权有势的人，无梁村里人们的眼界和见识被困囿在那个狭小的乡村，他们不了解城里人的生活各有各的艰难，因此这种不知和说不出、解释不清楚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吴志鹏的逃避。

吴志鹏逃离的信心就是和那个“精明”的同学骆驼有着联系，他给“我”描述了一条诱人的道路——追求物质的道路。这条道路的起点是北京地下室创作“垃圾文化”的整个事件，由此看出吴志鹏是个很坚持的人，在老廖和老朱不堪重负，悄无声息的离开后，“我”选择的是留下来；其次是“我”没有湖北佬的那種精明，但是乡村中成长起来的“我”又能够看出那些精明；最后是“我”清楚骆驼的缺点和避免缺点的方法，“老蔡来了”、“梁五方”、“杜秋月”的隐喻义是专为骆驼而设置的，这些经验是直接取自于他的背景的。无梁村生活十二年所看到的和听到的那些事件催发了他的成熟，影响了他之后每一天的过程。正是在他的配合下，在骆驼的近乎疯癫的自戕的情境下，镇住了老万，拿回了属于他们的十万元。

小说中吴志鹏“背后有人”指点，吴志鹏一直没有说出背后的高人是谁，但是他在处事时所依据和凭借的经验就是在无梁村十二年的生活经验。中国古代圣贤曾子就曾经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种反省是保证自身能够坦然面对自己而不被外界生活所诱惑的基本所在。吴志鹏在骆驼被利益冲昏头脑的时候还能够尽到朋友的责任进行劝阻，当出于友谊的劝阻遭到反对，在自己的道德操守和友情的两难面前，吴志鹏选择了辞职，在骆驼彻底的为金钱所折服的时候，吴志鹏摆脱了与双峰公司的利益纠葛。

陈村在《走向大渡河》的序中写到自己“真的是乡里人，没有说谎。虽然我曾苦苦挣扎，竭力摆脱它的引力，但最终还是它的俘虏。它已渗进血管，侵入细胞，刻骨铭心。”[7]不得不说，这种对乡村、土地的认同感同样出现在了吴志鹏的身上。“其实，到了上海之后我才明白，我是带有黄土标记的。我已经无法融入任何一座城市。在城市里，我只是一个流浪者。并且，永远是一个流浪者。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吴志鹏在向城市迈进的过程中逐渐摈弃了乡村土地上的陈规陋习，同时乡村人的身份又让他无法接受物欲横流的城市金钱观。因此，在适当的时候，他会经常看看书让生活慢一点，多给自己一些思考的时间。他在城市中生活，同时心中不忘故乡大地，在获得一定的财富后懂得见好就收，这里面是有着中国式的哲学智慧在里面的，不得不说，吴志鹏背后的人给了很好的指引。这种指引是吴志鹏在经历过逃离土地之后的反思和总结，是皈依土地的结果。

老姑父、骆驼和“我”是平原人的典型，我们三个人几乎代表了《生命册》中人物的三种类型，社会描写的宽阔度、人性刻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都是前所未有的。这部小数是平原三部曲中的高峰，通过人与土地关系的探讨来揭示人物命运的描写也极具代表性，同时这也是研究李佩甫乡村观和城市观的代表作，李佩甫对文学的精神也更加打动人心。

参考文献：

[1]赵园.地之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2]李佩甫、孙竞.知识分子的内省书——访作家李佩甫[A].文艺报，2012（5）.

[3]李佩甫.我的“植物说”[J].扬子江评论，2013（4）.

[4]李佩甫.生命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117，116.

[5]王春林.坐标轴上那些沉重异常的灵魂——评李佩甫长篇小说《生命册》[J].文艺评论，2014（1）.

[6][美]帕克，[美]麦肯齐.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77.

[7]陈村.走向大渡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