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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女性主义翻译观

2016-11-11江期帆

人间 2016年27期
关键词:局限性女性主义贡献

摘要: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某些重要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本文首先探讨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结合的根源,进而对女性主义的翻译主张作详细分析,最后指出其贡献及局限性。在学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批判精神,借鉴其研究方法的同时,应避免过分张扬译者的主体性,推动翻译研究领域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主张;贡献;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151-02

一、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的结合

(一)女性主义的由来。

西方的女性主义开始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人们一般认为法国大革命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潮是女性主义运动的源头。女性运动主要经历了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开始于19世纪后半叶,到一战时达到最高点;二战之后,即20世纪的60-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再一次如火如茶地展开,形成了第二次高潮,并形成了三大女性主义流派,即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流派——后现代女性主义,也有人称其为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以“性别”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切入点,颠覆了众多传统范畴和价值尺度,致力于揭示妇女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向传统的男性中心观念挑战,想要发掘女性话语。

(二)性别与翻译。

在16世纪的欧洲,社会是不允许女人进行写作的。翻译也就成为唯一的方式来言说女性意识。女性翻译始于宗教。一方面,宗教束缚着女性,使她们依附于男权思想;另一方面,宗教又给了女性接触文学翻译的机会。当时,女性禁止创作、翻译世俗文章及小说,所以她们翻译了大量的宗教著作。宗教给了女性合法机会,表达自己的心声,参与社会生活。女性利用翻译宗教作品为手段,反映出了自身所受到的文化歧视和性别压迫,表达了要争取女性解放的心愿。女性进入公共领域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有翻译能描述女性自身。她们翻译自己个人化的语言,尤其是把占主导地位的父权语言翻译成女性化的表达。几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处于黑暗之中,而她们对此知之甚少。女性主义翻译就是要在译作中展现出这种黑暗,翻译是女性主义学者的一种基本表达形式。

(三)翻译中的性别隐喻。

在古今中外文明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女性从来都是受压迫、受奴役的对象,处于社会底层,相对于男性的从属地位一直被固定在历朝历代的教义中。所谓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规定着女性的言行,标示了女性是附属于他人的私有财产。长期以来,翻译所处的位置与女性极其相似。首先,译者的地位低下。“译者,舌人也”、“翻译者,叛逆者”、“译者是职业媒婆”、“译者是一块透明的玻璃”,种种比喻均表明了译者的职业遭人们的不齿,译者充其量只是原作者的影子,地位不能与其相提并论,这就好像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一样。其次,人们考量译作无不具有女性化的标准。无论是泰特勒的“三原则”还是严复的“信达雅”,都把“忠实”放在了第一位,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翻译就如同婚姻,妻子要绝对忠实于丈夫,是丈夫的个人财产;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译作虽然是译者智慧的结晶,但它仍然属于原作者的财产,不容受到丝毫歪曲和更改。

张伯伦(Lori Chamberlain)认为,翻译之间的关系已经习惯用性别用语和两性间的权力关系来表达了。原因在于女性在语言和文化中的受压迫状态与人们对翻译的贬低之间,存在着亲密的联系。像“不忠的美人”这样的比喻表达的只是人们对女性和翻译的传统的轻视态度。她宣扬,翻译中的修辞要解构两性之间和原文与译文文本之间的权力游戏。无疑,她的这种观点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在理解和从事翻译时,不再受传统的、消极的方法的影响和制约。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译论的颠覆

女性主义的翻译观否定传统的摹仿论,否定对原文高贵、译文卑贱的等级观念,特别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作用,主张翻译是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提出原文-译文的共生关系;并对翻译的标准以及译者的创造性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

(一)解构忠实,强调背叛。

“忠实”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已是根深蒂固,它是维系传统的关于翻译是否可能的核心概念之一。翻译的“忠实”背后遮蔽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最明显的莫过于这一概念意指的“双重贬抑”结构,即译者和女人在她们各自的层级上都是弱者形象;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则比男人低下(Simon,1996:36)。而这恰恰是女性主义者介入翻译并努力予以颠覆的观念。

女性主义的批判暴露了“忠实”概念潜藏的男权意识形态,这体现了西曼(Simon)所倡导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要实现的目的,即:识别并批判那些将妇女和翻译一并贬至社会和文学阶梯最底层的互相纠缠在一起的一团概念。为了达到此目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必须调查翻译被女性化的那一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此外,女性主义译者接下来要做的更有意义的事情应该是对那“一团概念”的重写,赋予女性主义者特有的含义和内容,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女性性别身份认同的政治议程。

既然女性主义译者已经完全揭露出“忠实”背后隐藏的性别隐喻和男权意识形态的暴力痕迹,那么,解构“忠实”重写这一翻译的千年神话,便成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的首要目标。这也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在实现其政治议程的过程中所采取的首要步骤,即在概念层面对传统翻译话语进行批判、颠覆和重写,以配合在翻译实践领域所实施的种种语言试验,使语言重新性别化,以突出女性性别意识,发出久被压抑的声音。

而在颠覆了传统议论的忠实概念后,女性主义译者推出了自己的“忠实”观:忠实既不是对作者也不是对读者,而是一项对作者与译者都参与的写作方案(writing project)而言的(Simon,1996:79)。于是,女性主义译者公开声明她的关键性差异,以及对永无休止的重读和重写的乐趣,公然打出操纵语篇的旗号(Godard,2002)。她要粗暴地妇占(womanhandle)她所翻译的语篇,因此不会做一个谦恭的、隐形的译者。这种观点无疑是对传统的忠实于源文作者的观点一种反叛。

(二)女性主义彰显了译者主体性。

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和实践均过分强调翻译主体(译者)的被动与消极和受制约的一面,压制译者的主体性(吕俊,侯向群,2001:237),译者自身遭到了冷遇,其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被边缘化。文坛上,译者永远是冷门人物,稿酬比人低,名气比人小,书评家也绝少惠加青睐。书译好了,大家就赞赏原作者;译坏了呢,就回头来骂译者。“理想的译者应成为一块玻璃,透明得让读者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果戈理的这句为译界所熟知的名言很能代表传统译论对于译者的观点,轻轻松松就抹煞了译者主体性的存在。译者所起的作用被比作一条透明的通道,原文的意义经由这一通道完全地流入译文。而弗洛里欧(John Florio)早在 1603 年就宣称所有的翻译因为必然都有缺陷,所以一般被认为是女性。这种将翻译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加以鄙视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女性主义对译者主体性的重新诠释。

女性主义特别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作用,主张翻译活动远不是消极地对原文的复制,译者的主体性必须成为翻译这一复杂活动的一部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对文本有意识地干预,其实质就是要重新认识译作的权威问题。究竟是谁翻译,为谁翻译?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说明,翻译是译者与作者通过文本进行的共谋与合作,是两者共同参与的对话。在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为了凸显译者主体,她们在翻译的前言中解释原文意旨,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强调意义的临时性,使读者注意到译者的存在及其在翻译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且,在作品上署名,并赋予其与原作者同等的权威,尝试重建译者的主导地位(Flotow,2004:39)。

(三)翻译是文化介入与文化协调。

女性的翻译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从文艺复兴开始,女性便带着强烈的女性身份意识从事翻译活动,她们将翻译视为女性参与文化活动的途径(廖七一,2002)。玛格丽·特泰勒(Margaret Tyler)逆当时的主流思想而行,公然声称妇女有权阅读和翻译非宗教作品,并将西班牙浪漫小说翻译成英语。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 不 仅 在 翻 译 成 就 上 与 威 切 利 (W.Wycherley)和德莱顿齐名,让许多男性翻译家“感到羞愧”而且在翻译《爱岛之旅》的时候将女性身份与译文读者的需求结合起来,将描写阿塔明之死的简洁段落扩展成 63 行诗歌,增添阿塔明临别前哀婉的演说,恣意渲染莱桑德悲痛的细节。法国对美国女小说家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译介堪称文化协调的生动范例。小说出版后 10个月就出现了多种法语译文。而且,还涌现出许许多多的介绍和评论,被西蒙誉为“妇女作家,翻译家,评论家与进步文学界女性合作努力的突出典范”。到19世纪,德·斯特尔夫人、玛格丽特·富勒、埃利诺·马克思都明确地将翻译视为政治手段,认为文学的创作与传播都将带有一定的政治影响,翻译能使民族文学焕发青春,丰富民族精神。

到了本世纪,海伦·洛-波 特(Helen Lowe-Porter)将托玛斯·曼几乎所有的作品翻译成英文;而琼·斯塔尔· 昂特迈耶(Jean Starr Untermeyer)翻译了德国流亡作家赫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的《维吉尔之死》,正是仰仗这两位女翻译家有意识的翻译选择和孜孜不倦的译介活动,布洛赫和曼的影响才超越了狭隘的语言、地域和文化的限制,被美国读者理解和接受,促进了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廖七一,2002)。

所以,翻译对女性来说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活动。翻译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介入和协调,是强化和维护某些文化价值,排斥和贬低另一些文化价值,而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摹仿,不是为翻译而翻译。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重写,原作正是因为重写而得以存在。

三、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一)女性主义翻译观的意义。

在女性主义的视野下,译者的工作性质与以前有了根本的不同,译者的目的是要延伸和拓展原文的意义,使原文获得新的生存空间并延续下去。原文和译文之间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构成了一个连续体。译者同原作者不再是仆人与主人的位差,而是平等的关系,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极大地提高了译者的地位,而且让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翻译的主体。实际上,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并不是女性的霸权,而是同男性平等且有差异的话语权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性别角度,重新审视译者的主体性,这无疑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女性主义翻译论指出了当前翻译研究中所欠缺的一个重要视角——性别,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不合理因素,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女性主义视角。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局限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及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其翻译主张和实践为翻译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泉,但是女性主义翻译流派众多,在突出强调女性意识形态时有的过于激进,并且把颠覆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翻译理论作为终极目的,这就不免招来多方的批评。同时过于强调翻译中译者对语言的操纵和干预,以女性为标准审视男性文化,并且以女性为中心排斥男性,这也使得对其的批评不绝于耳。作为翻译活动,目的是让读者看懂、明白,如果译者仅仅是出于张扬女性主义的目的,不考虑读者的感受,刻意创造一些读者难以理解、接受的词汇和语法,那就人为增加了语言的理解难度,为读者的阅读设置了障碍,这样会扼杀了原作的生命力。

四、结语

总而言之,女性主义翻译观从性别视角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考动力。女性主义翻译观的闪亮之处在于突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想,冲出了隐喻的牢笼,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翻译进行了重写。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关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颇具新意,在实践中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在学习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批判精神,借鉴其研究方法的同时,应避免过分张扬译者的主体性,推动翻译研究领域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葛校琴.女性主义翻译之本质[J].外语研究,2003,(6):35-38.

[2]李红玉.女性主义翻译的先锋——芭芭拉·戈达尔德[J].外国语,2009,32(2):62-67.

[3]吕 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37.

[4]刘军平.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J].中国翻译,2004,(7):3-9.

[5]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2):106-109.

[6]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2006,(9):16-23.

作者简介:江期帆(1994-),女,汉族,江西九江人,在读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英语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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