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成帅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全面抗战初期，为了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在哲学领域，毛泽东主张“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强调认识活动具有过程性，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史学领域，毛泽东通过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并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历史分期，划分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阶段，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同时具有继承性和超越性。毛泽东通过在哲学和史学领域的系列著述，从理论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命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为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论》;历史分期;新民主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2022）02-0044-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创新过程。作为政治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不久，便在李大钊等革命先行者的探索中渐次展开。而作为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到了全面抗战时期，才得到毛泽东等人的系统论述进而走向成熟。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在政治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其二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历史过程，目前已形成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对毛泽东等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历史过程，既有研究虽同样成果丰硕，但多从长时段着眼进行理论演绎与经验总结，较为忽视毛泽东理论著述的内在结构和历史语境。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提出应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史研究，关注重要文本的内在逻辑及其产生的具体语境。以此为视角，欧阳军喜等学者或聚焦某一重要文本，或聚焦某一学术流派、思想传统、政治运动与毛泽东理论工作的互动关系，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内史”与“外史”。思想史研究打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却多关注思想的微观细节，尚未尝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分析。本文基于具体的思想史过程，对毛泽东的理论著述展开细致分析，以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核心内容与内在结构。

一、反对教条主义：从政治实践到理论创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破坏。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米夫的支持下，年仅26岁、缺乏革命经验的王明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此后4年间，王明长期将共产国际的指示奉为圭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俄国的革命经验作为制定具体策略时的主要依据。教条主义在党内盛行，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在组织和人事层面，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够了解，而王明和米夫等人不仅没有足够的政治能力和魄力从实际出发制定革命策略，反而成为教条主义的鼓吹者与拥趸者;在政策制定层面，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缺乏革命经验，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还不充分，因而习惯性地照抄俄国经验;在思想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缺乏思想武器，还不能从思想根基上对教条主义进行反驳和摧毁，因而容易被王明等人惯常使用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所迷惑。打破教条主义束缚困难重重，就在于教条主义者不仅掌握了领导权，还形成了封闭的思想理论，二者相互强化，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对教条主义的清理从组织人事和政策策略层面开始，随后才深入到思想理论层面。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回到领导岗位上，重新掌握了军事领导权。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对关门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教条主义者将中国视为俄国的翻版，因此把中国革命想象为一条有着清晰路线图的“笔直又笔直”的道路。在革命的过程中，敌我阵营似乎早已划分清楚，革命方法似乎已经显而易见，问题只在于发动革命暴动并与统治阶级进行决战。与此相反，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针锋相对地指出：“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因此，制定革命策略要从革命形势和中国实际出发，“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随即，毛泽东对革命策略进行了调整，将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确立为党的基本策略（后改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政权的性质从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党的军事、统战、政权等具体工作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影响。但教条主义依旧残留在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之中，有待新的理论对其进行深刻批判与系统清理。

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朝着再次合作的方向演进，日军大举侵华的战争野心显露无疑，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党内党外与国内国际形势十分复杂。严酷复杂的斗争形势，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以更加团结和更为灵活的方式组织起来。为此，毛泽东一面推动“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一面为彻底破除教条主义束缚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理论研究。毛泽东的系统理论著述，酝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出场。熟悉这段历史的胡乔木曾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原则指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既然如此，就不能不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新的发展。”所谓“相结合”，指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实际情况指导和开展具体工作，“给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新的发展”，便是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探索。毛泽东的理论创新工作，首先从哲学层面入手。

二、哲学探索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

一种政治理论或思想观念，往往以哲學为其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得以在全面抗战时期走向成熟，得益于毛泽东为其奠定的哲学基础。此时毛泽东对哲学的研读和探索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这就是要彻底批判教条主义，在哲学层面论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因此，毛泽东在系统研读和讲授哲学时尤为关注认识论问题。1937年，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的干部和学员讲授哲学，编写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两篇著作均是从这份讲授提纲中拆分而来的。在讲授哲学之前，毛泽东研读了苏联学者集体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著作。《实践论》写作完成后，毛泽东研读了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著作，组织“延安新哲学会”对《实践论》进行了多次研讨。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创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以《实践论》为载体提出的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观。正如李维武所说：“《实践论》是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最为重要的哲学篇章，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核心的文本，与之相关联的《矛盾论》则是从方法论上进一步对《实践论》的展开。”《实践论》在批驳教条主义的思想环境中产生，致力于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自然成为毛泽东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础性文本。《实践论》论证了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要求一切理论都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毛泽东强调：“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

围绕“实践第一”，《实践论》提出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两个重要论断。第一，直接经验对于发现和发展真理至关重要。人的知识只能来源于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而毛泽东强调直接经验具有关键意义。《实践论》写到：“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以此为基础，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绝不能否定主体亲身参与的实践活动。毛泽东说：“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直接经验极为重要，而产生直接经验的亲身实践，在认识过程中更具有至高无上之地位。即使是教条主义者常常引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也是革命领袖亲身实践之后才形成的理论文本。由此，毛泽东指出：“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通过毛泽东的论述，直接经验和产生直接经验的亲身实践，获得了高于理论研究和经典著作的重要地位。

第二，认识活动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过程。认识活动具有“过程性”，所有的认识结果，都从属于一个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活动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人的认识永远处于这一循环过程之中，因此，所有的认识结果，都会受到新的实践结果的检验。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认识具有绝对权威，所有的“权威”都可能被新的实践活动所推翻。

《实践论》强调认识具有过程性，《矛盾论》则对“过程性”的内涵做了深入阐释。《矛盾论》指出，认识活动实际上是主体在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进行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这便是认识矛盾的普遍性的过程。有了对普遍性的认识后，需要以此为指导，继续对新的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以新事物的特殊性来补充、丰富和发展对普遍性的认识。唯有如此，对普遍性的认识才能“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样从特殊性中概括出普遍性，用普遍性指导研究新的特殊性，再用新的特殊性发展普遍性认识，就构成了持续不断的认识过程。其中，对普遍性的认识过程是“由特殊到一般”，用新的具体的特殊性发展普遍性的过程是“由一般到特殊”。《矛盾论》指出，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是这两个过程的“循环往复”。在此，毛泽东特别提醒，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其一在于“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其二在于“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这实际上是毛泽东对认识的过程性进行细致阐释之后，从矛盾特殊性的角度对教条主义者发起的新批评。《矛盾论》从矛盾的普遍性讲到矛盾的特殊性，进而讨论矛盾同一性中存在的斗争性问题，全篇的核心要点在于说明矛盾特殊性的多重内涵与关键意义。矛盾发展具有阶段性，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均处在不断变化中，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认识活动中，如果不对各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与矛盾主要方向做具体分析，就不可能对事物有准确的认识。矛盾的阶段性是矛盾具有特殊性的内在原因，而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活动成为循环往复永不停歇的实践过程的内在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矛盾论》是《实践论》中“认识具有过程性”论点的进一步展开。

在前一条论断中，毛泽东通过论证直接经验的重要意义，表明中国革命的实践本身具有最重要的理论意义。由此，中国革命不需要刻意迎合理论模型或是共产国际划定的革命道路。恰恰相反，中国自身的革命实践比经典革命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更有价值，因为这是发生在中国大地的最新的实践成果。通过这样的认识论建构，毛泽东实际上将中国革命放置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前沿。在毛泽东建立的历史叙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似乎落后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在认识论图景中，毛泽东已经暗示了中国革命实践和经由实践产生的革命理论，具有最重要的理论价值。体系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已经取得成功的俄国革命及其理论成果，都不过是有待中国的革命运动来检验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国的革命运动才是最值得关注、学习和研究的对象。这样，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主体性就得到凸显。在后一條论断中，毛泽东通过将认识活动置于过程性框架之中，说明一切理论都有落后的可能性。这就是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还是共产国际的诸多指示，都应该被放置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加以检验。两条论断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理由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甚至于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革命理论。这正是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的基础。《实践论》与《矛盾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为毛泽东思想在全党范围内的提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毛泽东“实践第一”的认识论思想是为党员干部准备的理论武器，它塑造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1938年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从1937年下半年的4万多人增加到50多万人。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进入陕甘宁根据地，在党的培养下快速成长为“三八式干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而这一代共产党人正是在《实践论》等著作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烙印，成为他们在重大历史关头能够冲破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动力。

三、历史分期与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方向

“实践第一”的认识论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利器，然而如果将其理解为经验主义，就容易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到忘却革命目标和迷失前进方向的另一极端。要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极端之间，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定位和历史方位，需要引入新的理论资源。从1939年开始，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和论述。毛泽东在史学领域的著述，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嵌入到中国历史的脉络中，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继承性与超越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历史分期，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与前进方向。由此，史学研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另一重要基石。

第一，毛泽东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对中国传统的继承性。1939年初，毛泽东在给何干之的信中感慨“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和决心的还不多”，表示“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随后，毛泽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并撰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在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隆重纪念五四运动。纪念大會上，毛泽东发表演讲并对中国近代史展开了分析。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这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继承者。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之间的继承关系，是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不是共产国际造就的产物，而是中国社会自身变革的历史结果。毛泽东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延续的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与追求变革的历史传统。

第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系统论述，说明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对中国革命所处历史阶段进行定位的前提，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与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些论战不可避免地会对党内思想产生影响。因此，毛泽东在讨论中国革命历史阶段时十分慎重。他的系列论述既强调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又强调中国革命符合世界革命潮流，具有普遍性意义;既认为中共革命对中国历史传统具有继承关系，又指出中共革命将超越历史传统。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表明中国革命不是与中国历史不相关的世界革命的一般性展开;中国革命的普遍性则表明中国革命依旧符合世界革命的一般性规律，在未来将超越中国的历史传统，进入新的革命阶段。看似简单的历史分期和史学论断，背后有着复杂的理论考量。

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将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概括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由此产生的革命运动也有其特殊性。第一，中国革命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封建主义，两者难以同时进行，因此要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才能过渡到消灭资本主义的阶段;第二，中国革命反对封建主义，却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因此是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过渡性质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共产党便不得不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也只能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实行专政。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未否定中国革命的普遍性意义。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样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毛泽东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都应该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特殊的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革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发挥着打击国际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因此同样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符合“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样的革命模式，只不过尚处过渡阶段而已。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世界革命是此前的历史潮流，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则是将来的历史潮流。等到过渡阶段结束，中国革命必将跨入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从而引领未来的革命潮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单独用一节的篇幅来说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用心正在于此。

第三，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了历史分期。毛泽东的史学研究并不致力于用实证史学的方法揭示微观历史过程，而是以历史分期为切入口，建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框架。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五四运动由此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分水岭。此后，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便以五四运动为节点，以各大历史事件为锚点，向前后延伸开来。而且，中国革命将继续走向新的革命阶段，在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革命序列中，此前所有的革命运动和反侵略战争，都具有了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历史意义。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期看似是以五四运动及其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为参照，本质上却是以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其根本参照。毛泽东的历史分期不仅划分了过去的历史阶段，也规划了未来的革命阶段。

“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容易导向经验主义，有迷失与遗忘革命目标的风险，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分期，则从根本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前进方向。《实践论》及其代表的认识论哲学，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革命阶段的划分和历史分期则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方向导航。尽管亲身实践具有极高的理论意义，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实践经验而改变社会主义革命的前进方向。同时，革命发展方向与当前的所属阶段明确后，“进步”与“反动”的标准也得以确立。中国革命从属于世界革命的观点，并非毛泽东所首创，但毛泽东清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所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合理性进行了历史论证。正是由于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所以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需要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又由于中国革命具有普遍性，所以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普遍历史规律来开展中国革命，不能在革命过程中迷失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大方向。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也是一个理论创新过程。在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基于具体工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而支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思想基础，则是哲学中的认识论和史学中的历史分期。哲学认识论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分期则为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方位与前进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的哲学和史学论述，由此成为构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基础工具。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走向成熟时的思想史考察，可以发现这一理论的内在结构是以哲学认识论和历史分期为内核，以各项具体工作的中国化经验或中国化理论为外延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应注重考察其哲学认识论和史学理论的重要概念、理论前提和内在逻辑。当然，毛泽东的哲学和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与目的性，并始终围绕重大理论问题展开立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作为政治理论所具有的基本特点。基于具体语境对中共思想史上的经典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内在结构，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具有启示意义，值得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