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曰”研究成果述评

2022-06-25王硕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2年8期

关键词：尚书

王硕

摘要：“王若曰”多出现在《尚书》之《商书》《周书》及西周册命铭文中，对该词的释读有助于了解“诰体”与“命书”的书写形式及意义。迄今为止，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包括“王若曰”起源时间、格式、所领内容，以及对“若”字的解释四个方面。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学者对上述内容持有不同观点。文章总结前人研究，拟对相关问题做简单梳理。

关键词：尚书;西周金文;“王若曰”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2.08.028

1 “王若曰”用法的起源

目前关于“王若曰”的起源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商代;二是周代。

20世纪40年代，董作宾发现一片正面刻有“王若曰”的卜骨，对照古籍与金文材料后，断定商代已有“王若曰”之语，载于简册，为行文之常例①，开创了近代学者对该词研究的先河。于省吾在董作宾研究基础上，对“王若曰”做进一步研究，他将《殷墟文字甲编》中的第2504片甲片（《合集》32156）作为商代晚期就开始使用这一语例的证据②。李学勤在《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一文中，赞同董作宾“‘王若曰一词早在商代就已出现”的说法，进而提出《尚书·商书》中的“王若曰”与“微子若曰”并非周人所拟③。

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王若曰”一词到西周时期才开始出现。彭裕商从三方面论证了“王若曰”出现于西周时期：一是董作宾所引甲骨为残片，字迹不清晰;二是“王若曰”代表了王命，庄严神圣，应书于简册，不应刻于牛肩胛骨上，放入废置甲骨的场所;三是商代金文与甲骨文中均未发现“王若曰”的相关记录。在已有记载王命之例中，都作“王曰”，无作“王若曰”者。在他看来，上述学者所引文献如《盘庚》《微子》等篇，都因其成书年代的复杂性而不能作为考证材料。他认为从目前商代甲骨、西周金文情况来看，“王若曰”应起源于西周时期④。

陈梦家在考释《盘庚》篇时，指出《盘庚》三篇共1283个字，比《周书》中的命书更长，而商代晚期金文最长超不过数十字。并且此篇在内容上比《尚书·周书》诸篇更为易懂。不应写作于《盘庚》之时，应是战国时期宋人拟作。因此，他认為“王若曰”应是西周中叶史官代宣王命之制，商人不应有之⑤。就“王若曰”的起源问题，一些学者仅以一片刻有“王若曰”的残骨便断定“王若曰”在商代就已经存在，显然论证材料不够丰富，不足以使人信服。外加其所引《盘庚》等文献的写作时间较晚，不能与商代甲骨互证，因此有丰富金文材料论证的第二种观点更为可信，即“王若曰”到西周时期才开始出现，并成为定式。

2 “若”字的释义

关于“王若曰”中“若”字的释义，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古人多将“若”字释为“顺”。近代以来，学者们认为将其解释为“顺”实为不妥，因此，需重新对该字进行研究，目前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2.1 作“如此”义

于省吾在《“王若曰”释义》中指出，将“若”解释为“顺”，虽在典籍中常见，但“王顺曰”实难合文意，他认为“王若曰”中的“若”字为指示代词，在语法上作状语，应释为“如此”，“王若曰”即“王如此说”，具有法定意义⑥。陈梦家在研究西周金文册命制度时指出金文中册命文书是事先书写好的，以册命与赏赐为主要内容，“王若曰”“王曰”或“曰”为领起语。成、康之后盛行史官代宣王命之制，“王若曰”应解释为“王如此说”⑦。

张怀通将“王若曰”解释为“王如此说”，但他认为“王若曰”所领的内容是史官记录周王册命大臣时的现场讲话，属于口语，与上述学者略有不同⑧。马如森在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释文中引用陈初生在《金文常用字典》里对“若”的解释⑨，将毛公鼎铭文中的“王若曰”解释为“王如此说”⑩。

2.2 作“如”“书”义

董作宾认为甲骨卜辞常见“王如曰”一词，其与“王若曰”的用法应是相似的。他从字形和字意两个角度对“若”“如”二字加以分析，认为“如”与“若”可以通用，“王若曰”“王如曰”的含义相当于“王书曰”k。

2.3 无实际意义

杨筠如在《尚书·盘庚》注中，将“王若曰”中的“若曰”解释为古成语，认为其与《尚书·微子》篇中“微子若曰”和“父师若曰”一致，都无实际意义l。姜昆武认为“若曰”是古成词，“王若曰”应解释为“王意云然”“王意如此也”。“若曰”同于“曰若”，都是发声字，不同的是“曰若”为首篇发端辞，习惯上仅用于追述古事古语。“若曰”为语首发端辞，语气上表示歉意或者有征询之意m。王颖在《尚书》和金文中共找到41处带有“某若曰”的记载，指出这些“若曰”所领内容都是直接引语，与文献记载“名词+曰+直接引语”的用法无甚差别，因此她认为“王若曰”与“王曰”在语法和语境上无不同之处，金文中“王若曰”中的“若”字和《尚书》中“王若曰”“微子若曰”“周公若曰”的“若”字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助词，只有语法作用n。

2.4 代指“神”意

王占奎从“若”字的字形、字意出发，联合古今中外各国案例，将“若”字的初意解释为“通神达帝的巫师”，即事神之像。他认为“若”字派生出的“统领”“顺从”“好”“善”“假使”“如果”等含义也与“神意”息息相关。西周金文中的“若曰”是“御用”词，为命书本身内容，唯王可使用，表达“王以神的名义说”，将其解释为“王如此说”，即由史官转述王命，与周王崇高、尊贵的身份不符o。过常宝在讨论《尚书》诰体的文化背景时，指出周诰皆出于宗庙主祭者，“王若曰”是主祭者话语具有神圣性的特征p。叶修成认为“王若曰”出现在商代晚期，是商王实行“神道设教”的标志，所谓“神道设教”，他解释为借助宗教推行教化。周人的“王若曰”继承于商代，同样是借助宗教加强统治。不过在成王亲政前，周初诸诰皆由周公发出，成王亲政后，“王若曰”的宗教色彩便渐渐淡化q。辛怡华认为商周时期君权神授，统治者的言行皆是上帝旨意，“若”字初意本就与“神”有关，“王若曰”是王在转达上帝旨意的标志r。7934B83D-A41A-45AA-8233-C6B6EA84FD5C

2.5 作“位尊居首义”

譚戒甫根据商周文献记载，指出周王等位高权重之人发起的文告常用“王若曰”或“某某若曰”领起，因此他认为“若”字有“位尊居首”的含义s。

2.6 “若”字释义不确定

彭裕商对以上几个观点进行反驳，他认为“王若曰”可以省作“王曰”或“曰”，因此将其解释为“王如此说”“以神的名义说”和“位尊居首”等含义皆不适宜。在他看来，“若”字的具体释义还不可知，具有语气词的性质，但又并非为纯粹的语气词，表示庄严之意t。

3 “王若曰”相关格式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大多将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分别研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研究成果愈发丰富。前辈学者多认为“王若曰”可以省略为“王曰”，似无严格的限定。近年来，又有学者对此观点进行补证。彭裕商将“王若曰”和“王曰”分为同篇和不同篇两种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命书或王言之首可作“王若曰”“王曰”或“曰”，无严格规定。但开首作“王若曰”，下文则省作“王曰”者是最常见的形式，又具有一定的稳定性u。张怀通认为“王若曰”可省作“王曰”最有力的证据是西周晚期的师簋（《集成》4324、《集成》4325，西周晚期）。师簋共2件，每一件器盖和器底铭文都大致相同，均记载了作器者师于相同时间、相同地点受到王同一次任命与奖励。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器底领起王命之语是“王若曰”，器盖则用“王曰”，这说明“王若曰”可以省略为“王曰”，二者并无本质区别v。

辛怡华与上述学者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王若曰”是一种固定格式，其出现一定与王朝大事有关。以师訇簋（《集成》4342，西周晚期）为例，他赞同有“王曰”这种格式。但他指出“王曰”与“王若曰”所领内容发生了变化，前者在缅怀先祖，后者则开始记录发生的实事w。

综上所述，关于“王若曰”格式问题，学者们大体上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王若曰”有固定的格式，且代表含义不同;二是认为其无固定格式，且意义相同。目前以第二种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认可。辛怡华虽认为二者含义不同，却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理论依据，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根据现有材料看，若想理清“王若曰”与“王曰”之间的格式问题，还需参考“若”字的释义。

4 “王若曰”所领内容

董作宾将文献中“王若曰”所领内容分为公告、通令、任命、训令、奖状、函牍、盟约七类，指出以上七类皆是公文款式，开首必作“王若曰”。金文中“王若曰”所领内容多为册命之辞，兼记王赏赐之物。册命之领语有为“王若曰”者，有省为“王曰”者，是因为金文中的命辞多出于转述者，详略不一，未必是其原貌x。

彭裕商认为“王若曰”的词义由其引领内容可知，他将“王若曰”所领内容分为命官、训告、命事、重要讲话、对话五类，认为“命官”和“训告”两项内容是书于简册之上，是由史官代宣的王之命书。“命事”一项虽不常见，但也属于王之册命。“重要讲话”和“对话”两项内容并非事先写好的命书，而是史官现场所记王之讲话，并不多见y。上述学者皆认为“王若曰”所领内容以王命居多，其性质是书于简册的王之命书，由史官代为宣读。

张怀通认为“王若曰”在铭文中领起的内容多数是命官之辞，即周王册命大臣时的现场讲话。以毛公鼎铭文为例，口语特征明显，非书面用语，“王若曰”与“王曰”是判断周王在册命典礼中现场讲话的标志，他认为文献中“王若曰”领起的内容多为布政之辞，即《尚书》之《商书》《周书》中的“诰”。与命官之辞相同，布政之辞同样是由史官记录的周王现场讲话。只不过布政之辞所涉内容更为广泛，凡国家大小之事皆有涉猎，但因布政之辞篇幅过长，常出现两个“王若曰”，对此张怀通认为前代学者无论是将第二个“王若曰”视为重复，还是将第二个“王若曰”之“若”字视为衍文，都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史官现场记录的方式有关：一是快速记录;二是多个史官同时轮流记录。如遇到周王讲话内容过长时，史官分组记录是导致出现两个“王若曰”的直接原因z。

商艳涛指出“王若曰”所领内容除命官之辞和布政之辞外，在西周金文中还引领战前誓师之辞。如师簋（《集成》4313，西周晚期）铭文中“王若曰”所领内容为陈列敌方罪状、发布作战命令等。

代国玺在《西周册命制度补论》一文中反对张怀通将“王若曰”所领内容视为周王的现场讲话。他指出命书形成过程一般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周王亲面受命者，以口头形式向其发布任命，史官在旁记录成册，以备后用;第二步是举行庄严的册命仪式，由史官代王宣读命书，“王若曰”所领内容是命书的一部分，他认为对面命程序的忽视，导致了一些学者将“王若曰”所领内容视为周王的现场讲话。

李冠兰从西周册命文本发展演变的角度出发，指出西周王命文本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两种不同机制：一是将王的口头讲话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存在于西周早期，以《尚书》周诰为代表，特点是口语化严重，并有多个“王若曰”“王曰”为领语;二是以文字的方式撰写王命，存在于西周中期以后，文字精简，逻辑清晰，史官的主体意识更加明确，以册命铭文为主要载体。西周晚期出现新的册命机制，在牧簋（《集成》4343，西周晚期）、师克盨（《集成》4467，西周晚期）等特色册命铭文中，出现了以“王若曰……王曰……”为标志的大段诰辞，这表明命书撰写者受到早期诰体写作范本的影响。总的来说，周诰和西周晚期册命铭文虽然都存在“王若曰……王曰……”的格式，但是文本生成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

以上是对“王若曰”所领内容研究概况的简单梳理。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在于“王若曰”所领内容是否为预先书就。

总的来看，《尚书》周诰中“王若曰”所领内容为王的现场讲话更为可信，因为周初诸诰并非产生于册命仪式，而是“宗庙主祭者借祖先名义发布的诰辞”，因此存在史官在祭祀现场进行记录的可能。而西周册命大臣的仪式，在时间、地点方面均有严格规定，册命文书也应为预先书就，由史官宣读。如毛公鼎铭文兼记十分丰富的赏赐内容，周王在没有手稿的情况下应该不能脱口而出。至于西周册命仪式之前是否有面命程序，金文与文献材料均未给出证据，也许存在过周王亲面受命者的情况，但不能将其视为固定程序。7934B83D-A41A-45AA-8233-C6B6EA84FD5C

5 总结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王若曰”一些相关问题已经达成共识，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据最新研究成果，学者们大都赞同“王若曰”出现于周代，所领内容以命书居多，由史官代王宣读，有一定法定意义;第二，在周王之外，其他贵族也可用“某某若曰”。除此之外，对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还需做进一步探讨。

首先，关于“若”字的释义，其阶段性变化并未引起关注。西周初年，宗教色彩较强，统治者常借助上帝来加强统治，此时“若”应代表神意。但随着王朝的稳固、强盛，统治者的宗教色彩逐渐退化，“若”字也失去了严格意义，“王若曰”可以省略为“王曰”。若想进一步研究“若”字的具体释义，还需结合不同时期的政治情况。

其次，“王若曰”所领内容及性质，学者多在史学或文学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将二者融会贯通可能会促进这一问题达到新高度。

最后，西周册命仪式中是否有面命程序，还有待于依靠更多出土材料做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kx董作宾.王若曰古义[J].说文月刊，1944（4）：[页码不详].

②⑥于省吾.“王若曰”释义[J].中国语文，1966（2）：147-149，136.

③李学勤，裘锡圭.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考古发现与先秦、秦汉典籍文化[J].文学遗产，2000（3）：4-17.

④tuy彭裕商.“王若曰”新考[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5-10.

⑤陈梦家.尚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207.

⑦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4：400-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