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耀鑫 祝宏俊

内容提要 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雅典直接民主制的缺陷导致城邦危机，引发反民主制思潮。公元前411年寡头派趁机发动政变，民众妥协，先后建立起400人极端寡头制(文中简称400寡头)和5000人温和寡头制。5000人温和寡头制施政有效，扭转了城邦颓势。但在雅典民主传统的影响下，公元前410/09年，雅典又恢复直接民主制。寡头制时期采取的吸收历史经验、修订法律的做法被雅典人采纳，推动雅典民主制继续发展。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雅典传统民主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公元前413年西西里远征失败，雅典一时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最终导致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这是古典时期雅典唯一的自发性内乱，引起了古今学者的关注。现代学者中，唐纳德·卡根和斯默通对寡头制的渊源进行了分析，前者认为400寡头颁布的法律显示，寡头派受到了波奥提亚联盟和智者派的影响；①后者认为雅典寡头制源于“古风时期精英引领式的统治”，与民主制同时产生，寡头派政变是这一传统在特定环境中的萌发。②泰勒和晏绍祥都认为伯利克里在推动民主制发展的同时埋下了寡头政变的祸根，③泰勒还认为民众在400寡头建立的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抵制行动，对政变负有一定责任。④罗德斯考证出5000人政体维持了10个月，⑤爱德华推测5000人政体时4个议事会应该为4个血缘部落轮流执政。⑥奥斯特瓦尔德认为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03年的两次寡头政变是促使雅典由公民主权型民主向法律主权型民主转变的因素之一。⑦

公元前411年的寡头制政府仅仅存在14个月，其间还分成两个阶段，前期是为期4个月的极端寡头制，后期是为期10个月的温和寡头制。⑧这次政变的成果为何不像雅典历史上其他的政治变动存在较长的时间？为何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竟然出现了两种形式的寡头制政府？如何评价它的执政措施和历史意义？这些问题尚未有人进行仔细的研究。本文试对此做初步探讨。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产生反民主制思潮

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民主政治进入第一个高潮。学者们将这一时期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归纳为直接民主。就政治制度而言，全体成年公民可参加公民大会，就城邦最重要的事务进行发言和表决。年满30周岁的合格公民可凭抽签的方式担任议事会的成员和陪审法庭的陪审员，负责日常政务、监督审查现任官员、处理盟邦事务等，且任职有薪俸。⑨城邦众多官职原则上对前3个等级的公民开放，公民直接管理城邦，而不是简单地参与选举投票。

然而，随着雅典政治的发展，直接民主内含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如从政者主要通过抽签产生，无视候选人的知识、经验、能力和品行，一批无知识、无经验、无能力或品行不端的人担任公职；决策过程情绪化，民众往往不是基于自身的理性思考，而是受能言善辩者的鼓动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蛊惑，投出自己的选票。这些弊端引起了雅典社会的担忧和不满。

雅典戏剧作家公开指出粗鲁的民众和民众领袖对雅典造成的危害。公元前423年，欧里庇得斯在《请愿妇女》中写道，民众不顾战士的安危，过于自由地投票决议战争，这种伯利克里式的雄心给雅典民众带来了潜在的危害。《奥瑞斯特斯》是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20—公元前413年创造的阿伽门农家族系列作品之一，这部剧作虽然上演于公元前408年，但反映了创作时期作者和雅典社会的心理。该剧揭露愤怒的民众就像火灾，发言者在公民大会上要先说软话平息民众的怒火，再利用他们的怜悯消除罪责；毁坏城邦的就是此类居心不良的民众领袖，城邦政治依靠的应该是重装步兵级的自耕农，而不是煽动家。阿里斯托芬公开嘲讽平等任职和抽签选举制度，在公元前424年上演的《骑士》中，他意味深长地将民众比作瞬息万变的自然现象，因为谨慎的政治家只会成为民众领袖和乌合之众攻击的目标。他宣称，投机的商贩更适合成为城邦领袖，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吹捧民众，诽谤他人，而这只是为了私利。在公元前422年的《马蜂》中，菲洛克里昂为了陪审员的津贴，痴迷做陪审员达到疯癫的地步。公元前412年雅典金库空虚时，因畏惧民众的愤怒，无人敢提议取消陪审津贴制，雅典民主制内在的矛盾更为明显。当劝谕始终没有效果后，阿里斯托芬借助《吕西斯特拉特》滑稽的场面反讽公元前411年寡头政变时混乱且恐怖的局面。剧中勇敢的年轻人都驻守在萨摩斯，只有老弱留守雅典，治安官员雇佣斯基泰人清除异己。剧本提议“把热衷在公民大会上争吵的人，把那些暗地里相互勾结、阴谋夺权的人，统统砍去脑袋，接纳外邦侨民进入雅典公民”，这样才能拯救城邦。

“老寡头”的《雅典政制》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20年代，是现存最早的全面反对雅典民主制的小册子。“老寡头”可能是最早使用民主制()这一抽象概念的作者，其意为乌合之众的统治，这说明民主的概念在最初就有褒贬两种含义。他开篇即写明反对民主制的原因：公民群体为自己抽选了平庸之人，庸人去管理优秀的人。他认为无知、逐利的雅典公民与失败的决策主导了雅典的立法、政务和审判，因此“世间最好的现象就是反对民主制”。但“老寡头”也称当时雅典推翻民主制的社会力量不够，因此更倾向于修缮民主制而非暴力政变。

修昔底德在其作品中也展示了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不满与反感。如他认为伯利克里通过演讲操纵民众，实际上将雅典国家权力集于一身，他在雅典使节与米洛斯的对话中，将民主制下雅典帝国霸权主义的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对处置战败的密提林的描述，揭示了公民大会决策的反复无常。他对雅典西西里远征决策的叙述揭露了雅典民众出于私利、无视国家安危的心理活动。他对西西里远征前夕雅典政坛的描述展现了雅典国内民主派和寡头派无视国家整体利益，沉湎于权力斗争的现实。他将雅典西西里远征军统帅在最后时刻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的原因同样归咎于公民投票的反复无常。一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看似叙述的是战争的过程，其实展示的是修昔底德对雅典民主政治深层次的理性思考，是对雅典民主政治提出的更加令人信服的质疑。

总体来看，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展，人们对雅典政治制度的质疑越来越强烈，这种质疑也开始渗透到雅典的政治生活中。雅典的寡头派贵族经常秘密集会，做出有违雅典传统和宗教习俗的事。公元前415年，贵族寡头派对远征西西里的决议不满，为了阻止军队出发，他们先是让所有的祭司反对出征，接着又从克拉佐门尼(Clazomenae)接来一位女祭司预言休战，但都没达到目的。宗教手段没能成功，寡头派又秘密摧毁赫尔墨斯神像，制造政变的紧张气氛。雅典一时间陷入恐慌，决心审查此案。据卡根估计，这次渎神案中被检举者接近100人，(渎神案当事人安多基德斯则说多达300人差点被杀)多佛统计有50余人被判有罪。尽管寡头派势力遭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它从另一方面说明当时雅典寡头派人数确实很多。寡头派虽受挫折，但势力依然强大，在远征军出发之后，他们立即反扑，促使议事会下令要求已经率军出征的民主派领袖阿尔西比亚德回国协助调查。后者惊恐之下逃跑叛敌，投靠斯巴达。这成为西西里远征失败的原因之一。

西西里远征惨败后，寡头派势力壮大，十分活跃。雅典3千余名重装步兵级公民和大量日佣级公民在西西里阵亡，他们是民主制的拥护者，只有部分贵族成功逃离或被赎回，其中就有后来400寡头成员波律斯特拉图斯的儿子。这时部分民主派也转为寡头派，如派山德和卡利克勒斯，他们本是民众领袖，却成为寡头派的领导者。寡头派与民主派的比例大幅变动。

寡头派甚至促使雅典政制做出了朝向寡头政治的改变。公元前413/2年夏末，雅典建立的“十长老预审会”即是寡头派掌控雅典政治的预演。面对人员缺失、金库空虚、盟邦和敌人可能联合的巨大压力，抽签选出的议事会难当重任，民众急需新的领导者制定紧急措施。这给了寡头派初试锋芒的机会。雅典人选出了包括索福克勒斯、哈格农在内的“十长老预审会”。“十长老预审会”的主要职能是在500人议事会之前预审议案并提供建议，还可能有监督的作用。议事会的预审委员会是典型的寡头制度，它一直存在到400寡头政变。预审会成员都是贵族出身，部分成员后来加入了400寡头政权，如哈格农的儿子特拉墨涅斯就是400寡头的领导者之一。索福克勒斯也加入了400寡头，并在400寡头被推翻后仍称这在当时是有利的行为。

综合来看，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知识精英就开始表达对民主制的不满，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这些口头上的批评愈积愈多。直到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引起社会动荡，贵族寡头派开始活跃。这些行动上的不满起初只是小露凶相，力度不够，没有成功。但长期看，这些口头的和行动上的不满都为公元前411年的政变积聚了社会力量，最终导致了寡头政变的发生。

寡头派趁机建立极端寡头制

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之后，政治危机更加严峻。在国内，数万人的西西里远征军全军覆没，数百艘战舰灰飞烟灭，国家实力急剧削弱。在国外，斯巴达和波斯互相勾结，签署了两份合约。在波斯的支持下，斯巴达海军快速发展，开始在爱琴海地区不断挤压雅典的势力范围，在各地扶植听命于自己的寡头制政府。原先服从于雅典的盟邦，如勒斯玻斯、开俄斯、厄立特莱等也纷纷起义或密谋叛变，在萨摩斯，贵族派甚至一度执掌政权。放弃民主制、改行寡头制成为雅典与斯巴达争夺爱琴海和小亚地区希腊城邦，获得波斯支持的政治选项之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身处危机漩涡的雅典萨摩斯驻军提出了建立寡头制的主张。

雅典驻萨摩斯的军队是西西里远征之后雅典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公元前412/1年，雅典为对抗反叛的盟邦以及伯罗奔尼撒的海军，先后派9位将军率领104艘三列桨战船驻守萨摩斯。其中包括斯特罗姆凯德斯率领的9艘、特拉西克勒斯率12艘，戴奥密敦率领的16艘战船和俘获的14艘开俄斯、列奥战船，斐瑞尼库斯、奥诺玛克利、斯克伦尼德斯率领的48艘船(部分是重装步兵运输船)、卡门努斯等率领的35艘战舰。这支军队占到雅典全部海军的70%，约占公民总数的45%。

在萨摩斯的这支军队集中了一批寡头派分子。由于萨摩斯驻军主要是海军，海军离不开战舰，雅典此时国家财政疲软，不得不依靠富人捐赠，因此，担任战舰船长的往往是雅典的富人。104艘战舰意味着至少有104位贵族、富豪随军驻扎在萨摩斯。当时雅典社会的富豪集团的总人数大约是400人。据史料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每年任命的三列桨船长约400人；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益捐助制度中，承担公共节庆捐益的富人约400名。可见萨摩斯一地聚集了雅典大约四分之一的贵族成员，萨摩斯驻军中贵族派的势力十分强大。

萨摩斯本身是雅典最为重要的海外军事据点，地处小亚近海，是雅典掌控爱琴海、小亚以及进出赫勒斯滂海峡的军事要塞。惟其如此，斯巴达、波斯在这一地区与雅典的争夺也最为激烈，斯巴达后来正是通过首先掌控爱琴海，才拔除了雅典的海外经济支撑，彻底打败了雅典。也因为如此，萨摩斯驻军承受了更为巨大的军事压力，对雅典的危机也有着更加深切的认识。正是他们率先提出要对雅典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萨摩斯驻军中的寡头派正是利用这种条件来谋取自己的政治利益。

当时的雅典处境极其危险。据修昔底德介绍，雅典国内已经无兵可征，战舰、水手、国库都已捉襟见肘，人们对自己的生存安全已经感到绝望。雅典不得不调用储备金重建海军，改革城邦管理政策，厉行节约。在国外，当初的盟邦纷纷密谋反叛，摆脱雅典的控制，爱琴海对岸的勒斯玻斯、开俄斯、厄立特莱，甚至邻近阿提卡的优卑亚均在酝酿暴动。雅典此时在外交上又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支持波斯地方总督阿摩基斯叛乱，使得此前与波斯稍显缓和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也促使斯巴达、波斯开始勾结起来。在波斯金钱的支持下，斯巴达海军逐步强大，开始在爱琴海地区打击雅典势力。雅典要摆脱颓势必须努力改善自己的国际处境，改善与波斯的关系。寡头派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联络逃亡贵族青年阿尔西比阿德，借口争取波斯支持，迫使雅典改变政治体制。

在借用波斯力量的同时，寡头分子还对雅典公民采用了欺骗伎俩。寡头派向雅典公民提出了一个含义不清的方案：将掌握权力的人数缩小至5000人以内，同时声称在雅典与波斯国王达成条约后可以再恢复民主制。这两条建议对民众极具诱惑力。寡头派其实并无意建立5000人政体，更不会恢复民主制。雅典当时约有9000公民，重装步兵级公民约占一半，5000人这一模棱两可的主张意味着平日积极参加政务的公民可以继续任职，少部分日佣级公民也可能加入。当时，日佣级公民的半数(约2000人)随百余艘战舰前往萨摩斯，另外留守雅典的半数皆为老弱；民众领袖已被暗杀，民主派严重失势；为个人私利放弃波斯援助是叛国罪，民众只能向寡头派妥协。约公元前411年5月末6月初，寡头派如愿以偿控制了政权，建立了寡头制。

寡头制的建立大致分两步。第一步，寡头派召集公民大会，通过了皮托多鲁斯法令(Pythodorus’ Dgree)和克莱托丰法令(Cleitophon’s Dgree)。皮托多鲁斯法令提出，雅典人应在公元前413年“十长老预审会”的基础上，再选出20名年满40岁的公民组成“30人制度起草委员会”，其职权是在预审议事会议案的基础上提出提案。克莱托丰法令提出新法律需要参考克里斯提尼的制度，其含义是克里斯提尼设立的制度与梭伦立法相似，并不是民主制，这代表了当时雅典人反对所有平民任职、复立公元前6世纪祖制并倾向寡头政体的思想。第二步，正式建立寡头制。到了表决新政体的日期，寡头派在雅典城墙外科洛努斯村的波塞冬神庙，而不是惯常的菲尼克斯，召开公民大会，周围配备了侨民充当打手。这座波塞冬神庙在雅典城墙之外西北方1.8千米处，当时伯罗奔尼撒军队仍然驻守在阿提卡北部的狄西里亚，部分人不敢前往会场。且当时许多人还要担任守备任务，也无法参加。公元前411年3—4月雅典就处于寡头派恐怖暗杀的氛围下，民众不敢公开发言，参加这次公民大会的基本是寡头派。科洛努斯的公民大会首先通过2项法令，一是“任何人可以提出任何决议，其他人不可以指控提议违宪或者以其他方式伤害提议者”；另一项是“废除现存官职并且任职无薪金”。其后选出5人组成议事会主席团()。主席团的职权异常之大，可以代替公民大会直接选出100人。寡头派可能担心原有的“30人制度起草委员会”不会完全倾向于自己，所以又重选5人临时主席团。这5人从每个部落选出10名年满40岁的公民，再由这100人(30人制度起草委员会的成员都应在其中)负责登记5000人名单。这100人入选者每人再选出3人，组成400寡头。400寡头及其随从带着武器前往议事厅解散先前的500人议事会，由他们自己组成400人议事会取而代之，并抽选出主席团；主席团成员按部落轮流担任主席，祭祀后宣誓入职(当天会议有司书，但无当日轮值主席)。

在寡头派的谋划中，400人具有十足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400人议事会曾经是梭伦改革时期建立的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新的400人集团象征着对梭伦立法的效仿。同时，400人的规模又将雅典社会的富豪阶层基本包含在内。据史料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每年任命的三列桨船长约400人，公元前5世纪雅典公益捐助制度中，承担公共节庆捐益的富人也约400名。400人实际上是雅典社会最富集团的规模。400人统治也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寡头统治。

400寡头掌权后采取了恐怖、诱骗和出卖城邦的政策，激起了民众的反对。对内，他们杀害、关押或放逐了城内的反对者，民众们因恐惧而相互猜忌，不敢反抗。在雅典城建立400寡头政权的同时，雅典将军卡门努斯支持300萨摩斯人发动类似政变，但被雅典驻军中的民主派阻断。400寡头建立后，又派遣使者前往萨摩斯，企图诱骗驻外军队支持。但萨摩斯的雅典军队清除了支持400寡头的雅典人和萨摩斯人，提议在军队中建立民主制，并认为他们是新形态的雅典城邦，已然成立了临时政权。外交上，400寡头希望获得波斯的资助，并遣使与斯巴达和谈。但他们没有获得支持，反而引来斯巴达人不断的进攻。400寡头处理同盟事务时，基本遵循民主制时期的法令，但他们将雅典娜神庙金库中的财产转移至提洛同盟金库，强化对城邦金钱的控制。寡头派主持修筑比雷埃夫斯西北部埃提优尼亚(Eetionia)的城墙，也被怀疑是为了援引外敌镇压雅典公民。400寡头执政的失败最终导致自身统治的垮台。

400寡头制度的建立其实是雅典社会上层利用雅典城邦面临的危机，采用欺骗和恐怖手段实行的一次政变，它不仅没有得到雅典城内公民的支持，甚至也没有得到萨摩斯驻军中下层士兵和雅典殖民者的支持。这次政变虽然失败了，却表达了公元前410年后雅典将祖制和法律成文化的需求，间接地为立法制度和立法思想提供了方向。在立法制度上，它创建了通过“30人制度起草委员会”起草新法律的模式，取代了克里斯提尼式的单一立法者。在立法思想上，400寡头表达了立法原则需要回溯祖制的意识，促使雅典人“再创祖制”。这是400寡头政变在雅典政制中的遗产。

雅典民众推动建立温和寡头制度

400寡头制垮台的导火索是公元前411年夏末斯巴达军队进驻优卑亚岛。优卑亚岛与阿提卡半岛一水之隔，是雅典重要的产粮区，同时也是雅典连接赫勒斯滂海峡商路的中转站，对雅典极为重要。雅典海军在厄瑞特里亚海战遭到失败。此仗影响之大，据修昔底德所说超过了西西里远征的失败。厄瑞特里亚海战失败促使雅典公民行动起来，废黜400寡头，投票将政权转交给5000人政体。5000人政体把任职和表决权限制在5000名重装步兵级公民内，这是雅典民众与寡头分子在特定历史危机前达成妥协的结果。一方面，雅典公民对传统民主制度的失望并未消除；另一方面，寡头派的执政也未能获得成功，同时寡头派又有着财产方面的优势，在军队中也有重大的影响。在雅典公民和国家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寡头派被迫同意兑现当初宣称的5000人执政的承诺。

从5000人政体的制度设置和执政措施来看，它属于混合了民主制与寡头制特征的温和寡头制度。5000人政体选出“立法委员会”，其职能与“制度起草委员会”类似，从祖制中选择最优制度供公民大会表决。5000人政体可能恢复了500人议事会，但由选举产生。从公元前411年夏末的实际情况看，既然驻萨摩斯军队要求恢复500人议事会，5000人政体因而不可能沿用极端寡头时期的400人议事会；回归500人议事会既彻底与极端寡头政体划清界限，又可获得民众支持。当时雅典超过30岁，且可充任重装步兵的公民不超过3000人，因此也不存在《雅典政制》第30章第30节记载的4个议事会轮流执政的状况。演说家安多基德斯在《论秘仪》中特别地强调公元前410/9年恢复民主制后，议事会是抽签选出的。这是让听众回忆5000人政体时期议事会是由选举而非抽签决定的现实。因此，公元前411年9月狄奥尼索斯神域的公民大会上，雅典人可能已恢复500人议事会，只是决定从30岁以上的重装步兵中选任成员而已。

亚里士多德学院的《雅典政制》第30章第2节基本反映了5000人政体的任职制度，也是目前仅存的相关史料：

被选出的这100人立碑铭刻、发布了如下制度，“超过30岁的公民(这一年)按周期组成议事会，不领薪俸，将军们、九位执政官、一位近邻同盟神圣书记官、各部落军团统领、诸城邦骑兵统领和部落骑兵统领、诸驻防兵长官、十位雅典娜女神及其他诸神的神圣金库司书、20位负责管理其他所有依据世俗法律的财产的希腊同盟金库财务官、神圣仪式祭礼官和神圣事务监管员两种每个十名，所有这些官员以选举的方式从常担任议事会成员的较多候选人中任命，其他所有的以抽签选出的官员不来自议事会。那些或许会管理财产的希腊同盟金库财务官不可(在议事会上)提议案”。

议事会由选举产生，重要的官员再从议事会选出，这样的任职制度确保了将军、执政官、财务官等重要职位能够由拥有威望、财富和领导经验的公民担任，符合寡头派和大部分民众的意愿，同时部分低级官员以抽签方式从5000人中选出，保持了平等原则，因而5000人政体是充分混合了民主政制与寡头政制思想的混合政体。

5000人政体选任的将军与《雅典政制》记载不同，他们一部分由萨摩斯的雅典军队独立选出，另一部分由议事会任命。在驻军选出的将军中，戴奥密敦、列奥和特拉叙鲁斯3位是民主派，特拉叙布鲁斯和阿尔西比亚德曾是寡头派。雅典城内选任的将军中，塞拉摩涅斯是400寡头成员，他也是城内极力支持召回阿尔西比亚德的人。特莫卡瑞斯也在400寡头执政时担任将军。将军中近半数属于寡头派。

在处理寡头派和普通民众的矛盾冲突时，5000人政体采取温和的化解机制，尽快恢复雅典的稳定。5000人政体仅严惩了400寡头的少数领导者，对大部分成员施以罚锾。400寡头中的斐瑞尼库斯早被刺杀，派山德逃亡，安提丰因担任出使斯巴达的使者被以叛国罪处死，没收财产、失去埋葬的权利且后代永久失去公民权。波律斯特拉图斯等被处以较轻的罚锾，他的两个儿子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初精心雕刻的昂贵纪念碑中，证明他的家族得以保有财富和至高的荣誉。400寡头时期雅典娜神庙金库的司库甚至合法、平稳地继续任职，并通过了5000人时期的离职审查。5000人政体结束之后，雅典没有对5000人统治时期的相关人员秋后算账也说明了这一点。公元前406/5年帕特罗克莱德斯法令要求登记“400寡头的成员”，以及在寡头制期间举动被登记在案的人，却没有涉及5000人政体的成员。

5000人政体仅施行了10个月，约公元前410年夏，经公民大会决定又平稳地回归旧民主制。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基于雅典强大的民主传统。迄止公元前410年，雅典已施行了近百年的民主政治，即便在前3等级才可任职这方面平民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但参与公民大会的表决，历来是每位公民都享有的权利，生而成为全权公民(需成年后才享有)是当时雅典人的社会记忆。5000人政体不仅剥夺了此时近半数公民的参政权，还将废除其后代的权利，这会导致在公民登记、家族认同方面的彻底改变，雅典的平民不会长期接受温和寡头制度。二是雅典帝国的战争环境在5000人统治时期也有所改善。雅典海军在阿庇多斯俘获了30艘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船只，此后能够在塔索斯等地筹集经费。在库齐克斯海战中，雅典人又俘获了敌人近60条战船，并在卡尔克顿建立关卡，征收进出黑海船只的什一税。海军的胜利为雅典带来资金，缓解了公元前411年初的压力。三是雅典的经济危机并没有真正解除，需要更多公民承担军役。前述危机的解除只是军事危机的缓和，仅意味着雅典海上势力的有限恢复，这导致雅典需要更多的人海上服役。其实，此时的斯巴达已经用招募水手的方式组建海军，但雅典由于自身经济实力不济，无力招募足够的外邦水手，只能依靠更多公民承担军役。同时，服军役也是雅典公民获得公民权的先决条件之一。这些因素导致雅典在危机缓和之后又重新恢复了传统的政治制度。

综上所述，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是雅典人在民主制面临重重危机时做出的政治制度改革尝试，改革中建立的温和寡头制在当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受到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作家的肯定。但由于雅典自克里斯提尼改革以来一直实行民主制，形成了强大的民主制传统，因此当危机稍微减轻，雅典又恢复了此前的民主制。然而，从后续的历史发展看，恢复旧民主制并没有使雅典恢复往日的辉煌，倒是政变过程中采取的吸收历史经验、修订法律的做法被保留下来，并推动雅典民主政制从公民大会集权型民主发展为法律型民主。公元前411年雅典的寡头政变启示我们：民主制不是万能的，民主制不是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

②Matthew Simonton,ClassicalGreekOligarchy:APolitical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5-6, 25-34.

③M. C. Taylor,Thucydides,Pericles,andtheIdeaofAthensinthePeloponnesian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Half-title; 晏绍祥：《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塑》，《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

④M. C. Taylor, “Implicating the Demos: A Reading of Thucydides on the Rise of the Four Hundred”,TheJournalofHellenicStudies, Vol.122 (2002), pp. 91-108, 94.

⑤J. P. Rhodes, “The Five Thousand in the Athenian Revolutions of 411 B. C”,TheJournalofHellenicStudies, Vol. 92(1972), pp. 115-127, pp. 116-118.

⑥Edward M. Harri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Five Thousand”,HarvardStudiesinClassicalPhilology, Vol. 93(1990), pp. 243-280, 255.

⑦Martin Ostwald,FromPopularSovereigntytotheSovereigntyofLaw:Law,Society,andPoliticsinFifth-CenturyAthe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406-411, 511-524.

⑧古典时期雅典大致以夏至日为期划分年。400寡头统治时期约公元前411年5月末至10月初，跨阿提卡历的两年。其中公元前411年的5月和6月是名年执政官卡里阿斯任期的最后两个月，公元前411年7—8月的名年执政官是马纳斯洛孔斯。公元前411/10年余下10月是5000人政体时期，由特奥博摩斯任名年执政官。

⑨晏绍祥：《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28—435页。

⑩Hdt. 3. 81.HerodotiHistoriae, N. G. Wilson,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