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巍 薛 璟

内容提要 双文化认同整合是衡量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重要参照之一。基于跨文化适应中的学习过程理论，以707名来华留学生为被试者，本文探讨了文化智力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文化智力对双文化认同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跨文化焦虑感在文化智力和双文化认同整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文化智力通过跨文化焦虑感影响来华留学生的双文化认同整合。跨文化焦虑感的中介效应受到文化距离的调节。华裔留学生的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显著高于非华裔留学生。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揭示了来华学生的文化智力作用于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对于丰富跨文化适应理论和实现来华学生教育培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引 言

“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推动力。”①来华留学生是教育对外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不同国家人文交流互鉴的桥梁。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来华留学生们的回信中指出，希望留学生们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作用。②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作用，来华留学生应该在传扬本国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吸收中国文化，具备两种文化的适应能力。来华留学生积极理解、认同本国文化与新文化差异的方式在学术上称为“双文化认同整合”。③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高的来华留学生，能够吸收两种文化的优势，感知两种文化的和谐，能够自如地在两种文化框架间灵活转换，④而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低的来华留学生常常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体验到文化认同的困惑，这种困惑不仅影响其身心健康，也使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作用发挥面临挑战。⑤因此，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做强“留学中国”品牌的过程中，应帮助来华留学生加速认同中国文化，从而实现双文化认同整合，成为精通母国文化、兼容并蓄中国文化的“中国通”。目前理论界对中国文化情境下来华留学生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前因变量探索还十分有限。本研究将基于跨文化适应中的学习过程理论来考察文化智力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双文化认同整合与文化智力的关系

双文化认同整合(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简称BII)是在文化适应理论基础上提出的。传统的文化适应理论认为文化适应有整合、分离、同化和边缘化四种策略，⑥并且文化适应从母体文化向主流文化转变的过程是一维、单向和不可逆的过程。⑦但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文化适应的过程是复杂、多路径和双向的。因此，Benet等学者提出双文化认同整合理论。⑧双文化认同整合是指个体对原有文化和新文化的差异和联系进行整合。大量研究证实，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适应新环境，体验更少的社交压力，获得更高的自尊和生活满意度。⑨目前，国际上对BII的研究对象主要聚焦在旅居人士、留学生、移民、难民等。国内学者关于BII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内地少数民族学生、海外职业经理人，对于来华留学生的研究相对不足。

文化智力(cultur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简称CQ)是指个体面对一种新的文化，做出行为改变以适应新文化的能力，⑩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而提高。由于文化智力对文化判断与策略选择具有显著预测作用，我们可以推测文化智力高的来华留学生可能更倾向于选择双文化认同整合策略，通过加强原有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认知联系来解决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适应新环境的变化。Ang等学者也证实文化智力在解释跨文化适应上具有显著意义，即文化智力高的个体会更倾向于选择文化适应中的整合策略，从而提高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因此，文化智力对双文化认同整合具有促进作用。此外，相关研究也证实，少数民族学生在进入以汉族为主流文化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时，他们的文化智力可以正向预测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

H1：来华留学生的文化智力对其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有正向预测作用。

(二)跨文化焦虑感的中介作用

跨文化焦虑感(cross-cultural anxiety)反映了跨文化个体在新文化环境下，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少数族裔身份而感到焦虑或忧虑。因为跨文化焦虑感反映了对负面结果发生的焦虑和对其发生可能性的感知。跨文化适应中的学习过程理论(learning process theory)认为，跨文化适应的过程是不断学习的过程，交际方式、交往态度等会通过影响双文化个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感知到被排斥的焦虑程度”(即跨文化焦虑感)来影响个体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文化智力能够有效降低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焦虑感。因为文化智力水平越高的来华留学生收集和处理与东道国有关信息的能力强，更容易构建更多与东道国文化相适应的知识库；而这些知识库使得个体表现出更多有利于与东道国成员交往的方式和态度，从而有效缓解因跨文化带来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降低跨文化焦虑水平。此外，对于来华留学生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之后，他们基于个人偏好选择和建立新关系的机会变少，即与他人间的关系流动性会由强变弱。已有研究表明低关系流动性感知会导致高水平的跨文化焦虑感。若来华留学生的文化智力水平较高，采取措施适应新环境的能力较强时，与他人建立新关系时就不易受到文化冲突的限制，其跨文化焦虑感也会有所降低。由此，本文推测，来华留学生的文化智力对跨文化焦虑感有负向预测作用。

此外，以往的研究表明跨文化焦虑感对双文化认同整合具有消极影响。来华留学生在初次接触东道国文化的过程中，其高度的跨文化焦虑感会引发负面体验。它会通过限制个体注意力、产生认知偏差的方式引发过度反应，使个体变得高度警惕，并导致焦虑感外化问题的产生，如：抑郁和社交退缩、愤怒和敌意，甚至攻击行为。随着个体对跨文化焦虑感的认知偏差趋向严重，这些反应会螺旋上升，形成一个自我证实的恶性循环，从而引发难以避免的消极情绪。因此，具有较高跨文化焦虑感的个体会把注意力集中在自我消极证实的信息上，并有可能面临人际关系上的困难，阻碍其与有东道国文化背景的人建立联系，进而不利于他们进行双文化认同整合，阻碍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的有效转换。

综上，文化智力越高的来华留学生，越倾向于通过接纳中国文化寻求两国文化的共性来降低跨文化焦虑感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跨文化焦虑感低的来华留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和融入新环境，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的认同，从而提高个体的双文化认同整合能力。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

H2：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焦虑感在来华留学生文化智力—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

跨文化适应中的学习过程理论(learning process theory)认为文化距离也会通过影响个体的不确定感和所感知的被排斥的焦虑感而影响跨文化适应。有学者发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越大，越容易产生截然不同的社会互动模式，给跨文化适应带来更大的挑战，从而引发一些不良的后果。文化距离(或称为“感知文化距离”，perceived cultural distance)的概念是由Babiker等学者于1980年提出的。他们认为文化距离涵盖了两种文化中物理和社会方面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即两种文化之间的差距越大，两种文化间的融合就越困难，因此文化距离是影响旅居者感知文化冲突与面临文化适应问题的重要调节变量。实证研究也发现，感知两种文化之间距离越远的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越困难，幸福感也越低。此外，已有学者证实文化距离能够预测旅居者对于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由此可知，感知母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文化距离较近的来华留学生，文化智力更能够帮助其完成识别和解释东道国输入的信号，通过采取更多的文化适应策略来与他人建立关系并进行互动，以此提升适应能力和幸福感，也即，文化距离越近的个体，文化智力对跨文化焦虑感的影响越大。相应地，对于文化距离较远的来华留学生，文化智力对降低跨文化焦虑感所起的作用相对不明显。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

H3：文化距离正向调节文化智力与跨文化焦虑感的作用关系，即与文化距离远的来华留学生相比，文化智力对文化距离近的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焦虑感影响更大。

结合跨文化焦虑感的中介作用假设H2和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假设，本研究提出文化距离调节“文化智力-跨文化焦虑感-双文化认同整合”中介效应的假设H4:

H4：文化距离正向调节跨文化焦虑感在文化智力与双文化认同整合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即与文化距离远的来华留学生相比，文化距离近的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焦虑感所起的中介效应更大。

综合以上分析，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图1。

(一)被试和程序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选取某“双一流”建设高校学位留学生为研究对象，经管理方同意和被试者知情同意，在留学生宿舍现场发放并回收纸质问卷。共回收问卷816份，其中有效问卷707份，有效率为86.6%。其中男生占58.3%，非华裔占60.8%，留学时间长于18个月的占58.1%，SHK汉语水平5级或以上的占36%。被试者分别来自6大洲82个国家，其中，来自亚洲的人数为419人，来自欧洲的为140人，来自北美洲为51人，南美洲37人，非洲34人，大洋洲15人，未填的为11人。调查人数居前十的国籍分别为马来西亚12.30%、巴基斯坦12.16%、韩国8.06%、日本7.21%、法国4.81%、美国4.38%、俄罗斯3.82%、印度尼西亚2.83%、德国2.55%、泰国2.12%。

问卷分中英文两种，中文问卷采用心理学教师回译法汉化的核心变量量表。为确保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问卷制定后邀请了15位来华留学生进行问卷预测试，对反馈存在翻译或理解问题的题目进行反复修改，并最终确定问卷。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均采用信效度良好的成熟量表，且均采用5点评分法。

文化智力量表。采用Ang(2007)等编制的文化智力量表(the cultural intelligence scale，CIS)。该量表共20题，分数越高表明文化智力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

跨文化焦虑感量表。采用Chao等学者编制的“被排斥的焦虑关注”英文量表，共10题，分数越高表明跨文化焦虑感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

感知文化距离量表。参考Black等编制的感知文化距离英文量表，共8题，包括气候、饮食、居住条件、日常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分数越高表明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越大。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0。

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采用Benet和Haritatos编制的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cale-version1, BIIS-1)。该量表共8题，包含两个维度：文化混合与区分及文化和谐与冲突。分数越高表明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越高。由于大量的反向计分题目对被试作答造成了干扰，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2。

(三)研究变量

根据理论模型，以文化智力为自变量，双文化认同整合为因变量，跨文化焦虑感和文化距离分别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选择了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3个变量，即性别、是否华裔和留学时间，均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

(四)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9.0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宏程序Process插件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该方法采用拔靴法(bootstrap)对间接效应进行验证，且不需要满足间接效应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

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为避免因自我报告方式所收集到的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借鉴Harman的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了检验。通过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共抽取出11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首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5.38%，低于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1显示了文化智力、跨文化焦虑感、文化距离与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结果发现，文化智力和跨文化焦虑感呈显著负相关(r=-0.12，p<0.01)，与双文化认同整合呈显著正相关(r=0.21，p<0.01)；跨文化焦虑感与文化距离呈显著正相关(r=0.18，p<0.01)，与双文化认同整合呈显著负相关(r=-0.30，p<0.01)。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三)文化智力与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各变量标准化后采用线性回归进行参数估计。具体结果见表2。

第一步，检验简单中介模型。首先，检验文化智力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文化智力可以显著提高双文化认同整合(β=0.20，p<0.001)，假设H1得到验证。接着，检验跨文化焦虑感在文化智力与双文化认同整合之间的中介作用。将跨文化焦虑感纳入回归方程后，如表2所示，文化智力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正向预测作用依旧显著(β=0.17，p<0.001)，文化智力可以显著抑制跨文化焦虑感(β=-0.12，p<0.01)，跨文化焦虑感显著负向预测双文化认同整合(β=-0.26，p<0.001)。中介效应值为0.03(SE=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1，0.05]不包含0，说明跨文化焦虑感在文化智力与双文化认同整合间起中介作用，假设H2得到验证。此外，结果还表明华裔显著负向预测跨文化焦虑感(β=-0.19，p<0.05)，华裔显著正向预测双文化认同整合(β=0.40，p<0.001)。

表2 文化智力与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第二步，检验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将文化智力、文化距离及二者的乘积项作为自变量，将跨文化焦虑感作为因变量，回归系数如图2所示，文化智力对跨文化焦虑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0.09，p<0.05)，文化距离对跨文化焦虑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0.14，p<0.001)，同时文化智力和文化距离的乘积项也可以显著影响跨文化焦虑感(β=0.08，p<0.01)，这表明文化距离对文化智力和跨文化焦虑感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假设H3得到支持。为了更加直观地展示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通过选取不同水平的文化距离(均值±标准差)来进行调节效应图的绘制。如图3所示，在文化距离近的来华留学生群体中，文化智力对跨文化焦虑感的负向预测作用更加显著。

接下来，进一步检验文化距离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表3显示，文化智力通过跨文化焦虑感为中介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间接效应在文化距离近的来华留学生中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43(SE=0.013)，95%的置信区间为[0.018，0.069]不包含0；但是在文化距离远的来华留学生中的间接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01(SE=0.015)，95%的置信区间为[-0.029，0.030]包含0。二者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差别值为0.042(SE=0.018)，95%的置信区间为[-0.078，-0.006]不包含0，因此，文化距离能够显著调节“文化智力—跨文化焦虑感—双文化认同整合”中介效应，即假设H4得到验证。

表3 在不同文化距离下跨文化焦虑感的中介效应

讨论与启示

(一)华裔与非华裔的双文化认同整合差异

从控制效应来看，性别以及留学时间对来华留学生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是华裔留学生的双文化认同整合程度却显著高于非华裔留学生。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我们把华裔留学生与非华裔留学生分为两组进行检验(见表4)。由于莱文方差检验两样本方差不相等(F=4.263，Sig=0.04)，因此采用Cochran和Cox提出的两总体方差不相等的独立样本的t检验。结果显示华裔留学生与非华裔留学生在双文化认同整合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5.89,sig.=0.00)，华裔留学生双文化认同整合均分高于非华裔留学生，平均值的差异量为0.26。为了避免统计学显著而实际不显著，我们检验了常见的效应量Cohen’s d及r2。Cohen认为d=0.2，d=0.5，d=0.8分别对应小、中、大的效应量，该检验d=0.46，处于中等效应量。另一个常用的效应量r2大于0.25即视为大效应量，该检验r2=0.60，说明无论是统计学意义上还是现实中，华裔留学生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双文化认同整合的水平都高于非华裔留学生。这可能是由于华裔留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陌生感更低，因而在其母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切换中更加自由流畅，显示了更高的整合程度。

表4 是否华裔在双文化认同整合上的差异

(二)文化智力与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关系

从主效应分析来看，以往的研究多关注文化智力与跨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却很少直接关注文化智力对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影响。我们假定来华留学生的文化智力水平是双文化认同整合的重要影响因素(假设1)。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来华留学生的文化智力对双文化认同整合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这是对Ang所提出的“文化智力在解释跨文化适应上具有显著意义”研究结论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以往针对美国高校留学生的研究证实了文化智力的四个维度都是预测跨文化调整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验证了在来华留学生群体中“文化智力对于文化适应的重要作用”，并且拓展了在中国文化情境下，来华留学生文化智力与文化适应的关系。当面对中国新的文化环境时，文化智力高的来华留学生能较好地融合母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并可以游刃有余地在两种文化间进行自由切换，从而有效提高了双文化认同整合的程度。

(三)跨文化焦虑感的中介作用

文化适应过程通常会伴随来华留学生的压力和焦虑情绪，只是个体间跨文化焦虑程度有所不同。研究发现，文化智力越高，跨文化焦虑感就会越低(β=-0.12，p<0.01)，文化智力除了直接影响双文化认同整合外，还通过跨文化焦虑感这一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双文化认同整合(假设2)。这可能是因为文化智力高的来华留学生可以感知到更少的跨文化角色冲突，也可以更好地进行跨文化调整，相应地也会较少体验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减弱跨文化焦虑感带来的消极自我认知偏差，逃离自我消极的恶性循环，更好地建立与中国人民的友好联系，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从而提高双文化认同整合水平。本研究关注了双文化认同整合过程中跨文化焦虑感的抑制作用，弥补了以往研究对抑制因素关注的不足。

(四)文化距离的调节作用

Galchenko等学者通过在俄罗斯的168名交换生的研究发现，文化距离越大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就越差。蔡妤荻针对在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调查也发现文化距离不仅直接影响主流文化适应，还通过主流文化认同间接影响主流文化适应。本文支持以上结论，模型1验证了文化智力对于降低跨文化焦虑感的显著作用，模型3在加入文化距离以及文化智力与文化距离的交互项之后，解释度较模型1得到了明显改善(△R2=6%，△F=7.136,P<0.001)。这说明即近文化距离是文化智力发挥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文化距离的调节效应得到验证(假设3、假设4)。与文化距离远的来华留学生相比，文化智力对文化距离近的来华留学生，通过降低跨文化焦虑感来提高双文化认同整合的影响效果更强。文化距离越近的个体，在发挥文化智力的积极作用时会产生更多的同化和更少的顺应，而较多的同化越有利于在原有文化与新文化的知识库之间建立更稳固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通过降低跨文化焦虑感促进双文化认同整合。此外，从班杜拉的交互决定论(即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可以推断，文化差异越小的文化环境更有利于个体进行自我调节，更好地发挥文化智力对来华留学生双文化认同整合的提升作用。

①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06/t20200623_467784.html,2020-06-23/2022-04-20。

②习近平：《习近平给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们回信》，《人民日报》2021年6月23日。

③周爱保、侯玲：《双文化认同整合的概念,过程,测量及其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④王进、李强、魏晓薇：《多元文化认同整合视角下的心理咨询议题(综述)》，《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9年第11期。

⑤相关观点，参见杨晓莉、闫红丽、刘力《双文化认同整合与心理适应的关系:辩证性自我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2015年第6期；李晓艳、周二华、姚姝慧《在华留学生文化智力对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管理学报》2012年第12期。

⑥J. W. Berry,PsychologyofAcculturation:UnderstandingIndividualsMovingbetweenCultures, CA:Sage Publications，1990, pp.232-253.

⑦K. M. Chun, P. B. Organista, G. Marín, Acculturation: Advances in Theory, Measurement, and Applied Research, Washingto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3.

⑧V. Benet-Martínez, J. Haritatos, “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 (BII): Components and Psychosocial Antecedents”,JournalofPersonality, Vol.73, No.4(2005), pp.1015-1050.

⑨S. X. Chen, V. Benet-Martínez, M. H. Bond, “Bicultural Identity, Bilingualism,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Immigration-Based and Globalization-Based Acculturation”,JournalofPersonality, Vol.76, No.4(2008), pp.803-838.

⑩参见P. C. Earley, S. Ang,CulturalIntelligence:IndividualInteractionsacrossCultures,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5-27;高中华、李超平《文化智力研究评述与展望》，《心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