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伟波 江凌圳

1.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杭州 310053 2.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张景岳，名介宾，字会卿，别号通一子，原籍四川绵竹，明初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卒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享年78岁。张氏天资聪颖，博览群书，13岁时开始学医，遍学名师，终成名医，他发现《内经》“难者不能明，精处不能发”，遂“遍索两经，先求难易，反复更秋，稍得其绪”，花费30年著成《类经》32卷，后又为弥补文字“言而不能尽其意”的缺憾而著《类经图冀》11卷、《类经附翼》4卷。晚年结合自己的经验，又撰成一部规模宏大、内容全面的综合性医学著作——《景岳全书》64卷[1]。《类经》中的针灸学说主要集中在“经络类”“针刺类”“会通类”和“疾病类”，《类经图冀》的第三至十一卷阐述了针灸理论和临床应用，《类经附翼》的第四卷记载了11首针灸歌赋，《景岳全书·杂证谟》论述了各科70余类疾病的证治，其中20余类涉及针灸疗法，可见张氏不仅精于方药，对针灸也颇有研究。本文主要通过挖掘《类经》《类经图翼》《景岳全书》等医籍中的针灸文献，对其针灸学术特色进行探析。

1 重温补，崇灸法

张景岳是明代温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阳非有余，而阴常不足”“人体虚多实少”等思想[2]，注重温补，推崇灸法。《类经图翼》中有一节专门谈及临床“诸证灸法要穴”，专论灸法运用，参考各家灸术，又结合己验，载灸方200余条，涉及内外妇儿等各科病症。《景岳全书》卷九至卷三十九“杂证谟”中有20多类疾病提到针灸疗法，除五类涉及针法外，其余均为灸方内容[3]159，书中还载有艾灸医案。由上可见，张氏对灸法十分推崇，其对于灸法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1 总结灸法宜忌 张氏根据症状的差异、部位的不同、年龄的变化对灸法宜忌进行了总结。因证施灸，注重艾灸的扶阳固脱、温阳通络之效，指出灸法适用于“阳虚多寒、经络凝滞”[4]115之证；强调热证忌灸，灸法能助阳生热，有耗津伤液之虞，不适宜阴虚内热之证，指出“凡微数之脉，及新得汗后，并忌灸”[5]149；主张因部施灸，总结了“先上后下，先阳后阴”的施灸顺序；《类经图翼》中载有禁灸穴歌，所列禁灸穴位47个，大多位于头面及四肢部，强调根据部位的差异来选择灸量的大小，认为“手足皮薄，宜炷小数少，腹背肉厚，宜炷大壮多”[5]148；提出因人施灸，需明辨足三里艾灸宜忌，人三十岁以后，单灸头部，易致火气壅滞于头面而令人目昏，可灸足三里以引火下行，正常生理状态下，小儿年少气盛，灸足三里恐有助热生疾之嫌，即“小儿忌灸三里，三十外方可灸”[5]194。

1.2 博采多种灸法 《类经图翼》《景岳全书》等书中收录了隔物灸、麦粒灸等多种灸法治验，对于临床上各种病症的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隔蒜灸治疗痈疽、瘰疬、蛇毒；神阙隔盐灸治疗霍乱、脐风撮口；隔附子饼灸治疗阴寒腹痛欲死、毒疮久不收口；隔姜灸治疗痔疾；隔蟾皮灸治疗瘰疬；至阴穴麦粒灸治疗横逆难产；鬼眼穴麦粒灸治疗痫证等[5]350-385。《类经图翼》中还记载了10余处左病右取、右病左取的交叉选穴灸法[6]，如灸痞根治疗久痞，灸三角灸穴治疗疝气等[5]353-370，这是《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以右治左，以左治右”取穴方法在灸法上的应用。张氏在《类经·论治类》中点明这种取穴方法是“缪刺之法”[7]184。除了缪刺，《灵枢·官针》还载有巨刺之法，都蕴含着左右交叉取穴的思维，体现了人体经络左右对称、交互贯通的分布规律，临床应用广泛。

1.3 归纳艾灸功用 张氏[5]343-344在《类经图翼·诸证灸法要穴》中明言：“凡用灸者，所以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火力若到，功非浅鲜。”证明其注重艾灸的温通作用，正如《类经图翼·针灸诸则》中指出：“凡诸病之作，皆由血气壅滞，不得宣通，针以开导之，灸以温暖之。”[5]148《景岳全书·肿胀》中曾载张氏灸药并用治疗“因食滞气痛胀”[4]260验案，该案患者素日饮酒，且饥饱失常，使得脾胃受损，后因食滞而发胁肋胀痛，此乃脾胃之气蓄积于胁肋，不能司其职所致，服行气破滞、涌吐等药，呕痛渐止，而左乳胸肋之下，结聚一块，用诸药下之均不得效，后经张氏细查，发现痛处在章门穴，指出“章门为脾之募，为脏之会，且乳下肋间，正属虚里大络，乃胃气所出之道路，而气实通于章门”[4]260，又“因悟其日轻夜重，本非有形之积，而按此连彼，则病在气分无疑也”[4]260，进一步提出艾火散气之功优于汤药，张氏以神香散理气宽中，并结合艾灸章门穴，逐散结滞之胃气，以除胀痛，果得奇效，可见张氏辨证灵活，善用灸法。

2 绘图表，辨经络

《类经图翼·诸部经络发明》中全面详细地整理了全身各部的经络联系，分为头面部、喉口唇舌部、颈肩部、胸腹部、背部、胁肋部、四肢部、皮毛肌肉部、筋骨血脉部、脏腑部、前后阴部共11个部位，这体现了经络内连脏腑、外络肢节的全身联系，为经络辨证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这种对经络横向联系的归纳与总结，也进一步反映出张氏对《内经》经络理论的灵活运用，正如其在《类经图翼·序》中所言：“医者理也，理透心明斯至矣。”[5]1明代初期，楼英在《医学纲目》中对人体12个部位的经脉联系进行了系统整理，列出了经脉分野图。继楼英之后，明代中后期沈子禄在《经络分野》中进一步叙述了全身88个部位的经络联系[8]。明末张氏在前人的基础上，阐发《内经》之旨，于《类经图翼》中详述全身11个部位的经络分部，体现了其对针灸理论的精研。明代各医家对经络循行分布的归纳和总结，体现了其特有的历史继承性，促进了经络理论的发展。与文字记载相应，张氏还进一步整理了35副经络图。见表1。这种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形象生动地展现了经络理论，正如张氏在自序中所言：“盖以义有深邃而不能该者，不拾以图，其精莫聚；图像虽显而意有未达者，不翼以说，其奥难窥。”[5]3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张氏“穷理尽性，格物致知”的治学态度。在临床中，他注重实践，灵活运用经络理论，如在《质疑录·论疝不当专属肝经病》中云：“夫前阴小腹间，乃足三阴、阳明，冲、任、督三脉所聚，岂得独以厥阴经为言？”[9]扩大了前阴小腹的经络联系，为临床上的经络辨证开阔了思路。

表1 《类经图翼》经络图数量统计表

3 明穴性，析定位

张氏博采众长，完善腧穴主治。《类经图翼》所载腧穴多集自《内经》《针灸聚英》等书，又广搜《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标幽赋》《马丹阳天星十二穴》等30余种文献中相关的针灸方附于各穴主治下，进一步总结了前人的针灸治验，完善了腧穴主治，对临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类经图翼》采用的针灸文献非常丰富，其中有些文献仅见于此书引录[10]638，如《神农经》《乾坤生意》等，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张氏还注意收集当时的针灸临床经验，进一步补充了腧穴主治，如《类经图翼·足太阳膀胱经穴》记载：“至阴：今时习用此治妇人寒证。”[5]243又云：“承山穴：今时多用此穴，治伤寒立效，亦有初发疟疾者，灸之立已。”[5]239

张氏详分骨度，取穴灵活。《类经图翼》引述了《灵枢·骨度》的相关内容，并按头部、胸腹部、背部、侧部和四肢部加以分类归纳，条理清晰，还对周身骨部名目进行了解说，并配以“仰人骨度部位图”和“伏人骨度部位图”加以阐述。关于取穴，张氏提倡骨度分寸法和中指同身寸法结合使用，强调了骨度分寸法取穴的重要性，指出：“故必因其形而取之，方得其当。”[5]85张氏治学严谨，尊古不泥，明析古今尺寸的差异，指出：“凡用折法者，但随人之大小而为盈缩，庶尽其善。”[5]86另一方面，又提倡用中指同身寸法灵活取穴，指出：“凡手足尺寸，及背部横寸，无折法之处，乃用此法，其他不必混用。”[5]86

4 阐补泻，发针意

张氏著《类经》以分类注释《内经》，其中有关针灸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经络类和针刺类，于书中引经据典，阐发针灸大意。他畅论针刺补泻之法，指出：“用针之道，以气为主，知虚知实，方可无误。虚则脉虚而为痒为麻，实则脉实而为肿为痛。虚则补之，气至则实；实则泻之，气去则虚。故用补用泻，必于呼吸之际，随气下针，则其要也。”[7]360强调针刺补泻的关键在于得气，正如《灵枢·九针十二原》云：“刺之要，气至而有效。”得气是选用各种针刺补泻手法的必要条件，在得气的前提下施行各种补泻手法，才可达到补虚泻实、调和阴阳的治疗效果。张氏还详细阐述了《内经》《难经》等书中的针刺补泻手法，有呼吸补泻法、迎随补泻法和子母补泻法等方法，如《类经·针刺类·十四》论补法：“凡用补者，令病人咳嗽一声，随嗽下针，气出针入。初刺入皮，天之分也；少停进针，次至肉中，人之分也；又停进针，至于筋骨之间，地之分也。然深浅随宜，各有所用。针入之后，将针摇动搓弹，谓之催气。觉针下沉紧，倒针朝病，向内搓转，用法补之。或针下气热，是气至足矣，令病者吸气一口，退针至人之分，候吸出针，急以指按其穴，此补法也。”[7]360

张氏强调“针有泻而无补”之说，注重针刺泻实的作用，指出：“盖人身血气之往来，经络之流贯，或补阴可以配阳，或固此可以攻彼，不过欲和其阴阳，调其血气，使无偏胜，欲得其平，是即所谓补泻也。”[7]423明确了补泻的实质在于调和阴阳气血使之归于平衡。正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所言：“诸小者，阴阳形气俱不足，勿取以针而调以甘药也。”强调了针刺的禁忌，主张以甘药调补虚羸之人，而一般气血不足之人，针刺较难得气，从而影响针刺补泻疗效的发挥。并进一步指出：“设有不明本末，未解补虚之意，而凡营卫之亏损，形容之羸瘦，一切精虚气竭等证，概欲用针调补，反伤真元，未有不立败者也。”[7]423“针有泻而无补”的观点在朱丹溪《丹溪心法》、汪机《针灸问对》、徐春甫《古今医统》和杨继洲《针灸大成》等著作中均有论述[11]。针刺既能补虚又可泻实，“针有泻而无补”之说有失偏颇，但这也提示针刺补虚能力有限，应掌握好针刺的适用范围。江进忠[12]指出：“针刺偏于泻实而弱于补虚，而且其补虚作用必须以正气未衰为前提。”针、灸、药各有所宜，各有所长，不能专执一法，应当辨清虚实，随证治之，正如张氏[7]352所言：“治病之道，针药各有所宜，若真知非药不可而妄用针者，必反害之。”张氏对于针刺泻实比较重视，主要体现在刺血祛邪方面，如《景岳全书·霍乱》载：“刺委中穴出血，或刺十指头出血，皆是良法。今西北之人，凡病伤寒热入血分而不解者，悉刺两手、腘中出血，谓之打寒，盖寒随血去，亦即红汗之类也。故凡病受寒热霍乱者，亦宜此法治之。”[4]241

5 结语

综上所述，张景岳博采众长，著述颇丰，所著医书汇集了大量有关针灸的文献，其中《类经图翼》实为一本关于针灸尤其是灸法方面的专书，在针灸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对清代的针灸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0]644。张氏对灸法运用的总结发挥、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对经络的辨析、腧穴主治和定位的归纳创新、针刺补泻的阐发，都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启发，并不断地被借鉴和引用。如《医宗金鉴》中许多内容即来自于《类经图翼》，《天干十二经表里歌》即录自《类经图翼》中的“十二经纳甲歌”，灸法专著《神灸经纶》中的针灸理论及灸法临床更是大量转摘《类经图翼》内容[3]161。张氏对明代以前针灸文献尤其是灸法的整理和阐发，促进了后世灸法的继承和发展，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