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

2022-06-20陈涵琳

今古文创 2022年21期

陈涵琳

【摘要】北魏是由拓跋鲜卑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在其统治北方近百年的时间里，正值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民族融合时期。自古“马背上讨生活”的北魏统治者向中原文化寻求治国之策，而一大批中原士族亦抱着“用夏变夷”理想，积极投入北魏拓跋王朝建设大潮中。随着与中原汉文化接触不断密切，“鲜卑本位”与“汉族本位”如何和谐共存成为双方一大“痛点”。与此同时，中原农业文化与拓跋草原文化在各种矛盾中融合。本文结合《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阅读实际，从早期拓跋部族对中原文化、士大夫态度，中原士族汉化贡献以及二者文化融合情况及影响等多方面入手具体阐述对拓跋魏文化转变的见解。

【关键词】北魏;士族;汉族文化;鲜卑文化;民族融合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21-005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2.21.016

一、“热眼”与“冷心”——早期拓跋氏君主对

中原文化的双重面孔

北魏初年，拓跋鲜卑统治集团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与中原农业文化迥异，且保留了许多草原民族游牧习性，对于如何延续魏晋制度统治中原人民感到力不从心，缺乏经验。“拓跋鲜卑在军事上是个胜利的征服者，而在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上却是个后进者。” ①。鲜卑文化远远落后于汉文化，因而拓跋部族对中原汉文化持有“渴慕感”。拓跋部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为填补文化空隙，巩固新生王朝统治基础，曾采取中原传统农业技巧发展农耕、学习筑城技术建设城防、模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等方法向农业文明“靠近”。北魏初期，他们还起用了一批“边界人物”。这类“边界人物”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既具有中原文化的特质，亦熟悉鲜卑文化。他们自由地穿行于两种文化之中，缓和了拓跋部族南下扩张时由于多元文化接触带来的种种冲突，可谓“有功之臣”。

与此同时，拓跋部族内部对中原文化的“疏离感”也不可忽视。对于一个传统的草原游牧民族来说迅速脱离原本文化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逯耀东先生在此书中指出，北魏大族仍然留恋原来的迁徙生活，怀念在草原的射猎生涯，更充满着征服者的优越感②，而这种“优越感”心理正是造成当时“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原因之一。太祖拓跋珪就认为“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 ③，由此可见，拓跋珪本人是拒绝其部族放弃草原文化的，并且“机心”“巧利”二词可见太祖本人对汉文化的“距离感”。虽然随着农业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抗拒文化融合之大趋势已不可能，但早期北魏统治者面对文化融合趋势还是显得谨慎保守，世祖拓跋焘就认为文化交流“有似园中之鹿，急则冲突，缓之则定”。④这其实和鲜卑民族延续千百年的文化根基相关，对于习惯了草原生活的鲜卑人来说，中原文化确实束缚了草原儿女的天性。纵使农业文明中的丝织物要比兽皮轻巧可爱，他们也不愿意放弃传统的穿着，拓跋焘就明确表示：“国人皆着皮袴，何用丝帛？⑤”逯耀东先生亦选取《洛阳珈蓝记》中王肃饮食习惯变化的例子来论证入主中原后的代北大族尚未脱离原有饮食文化，表示“他们对于中原的饮食方式都是非常欣赏的，不过仅仅只是欣赏而已” ⑥。

一方面，拓跋部族从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出发，用一双“热眼”，积极地从中原文化中汲取养分，寻求治国理政的不二法门;另一方面，拒绝全盘汉化，“人在中原心在草原”，抱有一颗“冷心”。“北魏建国初年需要的不是纯粹的汉文化，而是汉文化所給予他们的统治经验。”的这一论断一针见血地表明鲜卑部族其实是一位汉文化“泛读者”而非“精读者”的真实情况：“他们需要的只是有利于他们的统治，适合他们胃口的就可以。” ⑦的确，拓跋鲜卑人像其他草原民族一样，由于“文化自卑”对中原汉文化持有好奇心态，他们渴慕中原王朝典章制度，努力学习、模仿，可是对于各方面都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他们使用一双“热眼”去观望汉文化，迫切地希望利用中原汉文化较完善的典章制度构建羽翼未丰的新王朝。

因此，此时期的拓跋部族对汉文化只是停留在利用上，尚未真正“融入”，对中原文化积极态度的背后，是早期北魏君主政治利益的需要。

二、一片丹心续文脉：中原士族，儒家文化“传火者”

东汉时期，经学大兴，儒学造诣成为人才选拔的标准。钱穆先生认为：“从东汉以来，因有累世经学，而有累世公卿，于是而有门第之产生。但有门第，于是又有累世之学也。” ⑧从此推测，魏晋之后的士族基本上是由经学世家发展而来，因此，我认为入仕北魏的中原士族大都怀有“儒学复兴”的理想，以“儒学传火者”自居。

在北魏初年大环境下，百年乱世，政府官学早已没落，已经不能与东汉时期相提并论。当时文化大背景是如《魏书》所载“自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般“礼乐文章，扫地将尽” ⑨，永嘉之乱后，中原儒家礼乐文化逐渐让位于草原的金戈铁马，儒学发展陷入一个黑暗期。此时庶民学习儒学似乎不太现实，但是北方氏族们从小受到优良的家学教育，熟读经史子集，如清河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时人莫及。” ⑩故此推断，北魏战乱频仍、士族南迁之际，北方儒学的延续应大多依赖以崔浩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传承。可以说，他们是“行走的儒学”。

士族群体通过对鲜卑统治者长期儒学文化的教育，使得鲜卑统治者的汉文化修养不断提高。张庆捷先生在《儒学与北魏政治》 ⑪一文中认为，北魏帝王之所以能完成汉化理想，其原因就在于受到中原儒学的影响。的确，中原士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所扮演的文化传承作用不可忽视，“汉化”后的北魏君主少了草原习气，对中原儒学文化也有了自我独特的理解，这能减少“汉化”的阻力，从而推进北魏“汉化”进程。另一方面，北魏“儒”化正是中原士大夫实现自我政治理想的途径。对于士大夫来说，为北魏续文脉已不是一种义务，而是文化自觉，他们深知自己有责任要把围困在庭院内的家学传播到整个北魏，而他们正努力成为北魏时代的“管仲”。

三、功臣与“完人”——中原士族处境初探究

何德章教授所著《中国魏晋南北朝政治史》⑫一书对北魏一朝的政治制度、职官演变等诸多问题有详尽论述。他在书中就认为北魏自从太武帝时期起就主动吸收汉族士族群体参与北魏政治制度建设，效法中原汉族王朝古制。诚然，北魏统治者深知若要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势必吸纳中原士族进入北魏朝廷。皇始元年，道武帝就下诏吸纳汉族士人，“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 ⑬在各种制度的创设工作中，士族群体将鲜卑部落文化制度逐渐汉化，将中原王朝典章制度融入北魏政权。大家熟悉的崔宏、崔浩父子就积极辅佐三朝皇帝。崔宏在道武帝时期位列尚书，道武帝遇到治国难题总向崔宏虚心讨教，崔宏亦能对答如流。“……太祖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责。” ⑭其子崔浩亦年少聪颖，年少时侍读明元帝，太武帝即位后又辅佐其平定北方。

总之，无论是在政治制度层面还是在文化重塑层面，北魏帝王就在崔宏等中原士大夫的帮助下建立了北魏的官职、爵位等制度，因此，对维护北魏王朝统治秩序，中原士族功不可没。逯耀东先生在书中就表态：“中原士大夫的智慧与经验的结晶，是北魏建国的基石。”

在北方士族地位跃升、功业累累的背后，可以看到中原士族并未得到北魏统治者的真正尊重。前文中提到的“边界人物”和中原士族都对拓跋氏建立北魏有所贡献，兼具中原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他们恰到好处地帮助拓跋部族缓和了南下过程中面临的文化与制度冲突，可以说他们兼具“文化传火者”和“制度奠基人”这双重标签。从政治目的上来看，拓跋氏确实需要有这样一群拥有“草原文化认同感”的人帮助他们巩固政权。但是，政治“需求”并不等于文化“认同”。对于鲜卑统治者来说，政治利益高于一切。逯耀东先生在书中提到，许多中原士族大臣活的“战战兢兢” ⑮，只要稍有疏忽便“废还家” ⑯，由此可见，拓跋氏族对中原士族臣子提出了“完人”的苛刻要求。一大突出表现是大部分中原士族的付出与回报“南辕北辙”：政治功臣却“官无禄力”，待遇低下。高允是拓跋氏征服地区被迁徙至代郡的渤海士族，虽深受恩宠，可其家“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甚至是北魏功勋崔玄伯，《魏书》的《崔玄伯传》中就提到他“家徒四壁，出无乘车，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养无重膳” ⑰。纵然帝王对他“信宠过之”，生活清苦异常。从始至终，中原士族只不过是拓跋氏稳固国家政权的一块砖。一方面，由于中原士族处在“政治自卑”的环境下，是“俘虏”，只能在征服者的羽翼下谋生;另一方面，代北大族的“文化自卑”心理也会作祟。因此，以崔浩为代表的中原士族想要反过来借拓跋氏皇权实现“齐整人伦，分明种族”的政治理想是不切实际的。

“知识分子们从一个五胡政权过渡到另一个政权，他们为了生存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在五胡君主的羽翼下讨生活。” ⑱飘零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保全自己与家族的生命。他们颠沛流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没有理想，没有希望，更不敢有对现状改革的企图”，这就是永嘉之乱后中原士大夫们的现实境遇。

四、文化“阵痛”=文化“新生”

边疆民族放弃自身文化传统，完全融于中原农业文化中，其过程是艰辛不易的，可以称之为“文化阵痛”。逯耀东先生指出，文化接触和融合的因素非常复杂，往往在接触与融合的过程中，一旦遭受挫折与阻碍，必须经过不断地再学习、再适应、再调整之后才能完成。⑲“历时长”“高代价性”“易挫性”皆是此过程的标签。不论融合还是被融合，双方都面临了一次挑战，都付出了极高的文化代价。融合的一方需要放弃自己大部分文化传统，投入另一方文化海洋之中;对于另一方来说，所吸收的文化因子又具有不确定性，被融合的一方必然发生了文化质变。但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汉化的过程是漫长、痛苦且血腥的，是用一次一次的战争、人口迁徙带来的民不聊生，以及新旧势力冲突下以牺牲部分人来平息矛盾的代价换来的果实。

与此同时，必须注意到，新的文化因子能丰富被融合文化，同时也能增强该文化影响力、辐射广度;从融合的一方来看，这是实践“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最佳时机。最关键的是，此二者在“文化阵痛”中又能共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可以称之为“文化新生”。当时，草原民族的金戈铁马不断南下中原，各区域不断发生民族大迁徙。而民族大迁徙所造成的民族大杂居使各族在经济、文化上得以广泛交流，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胡人不断学习中原先进文化，各族人民在生活上渐趋一致。从少数民族来看，由于接受汉族的经济文化，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而且语言文字、姓氏、服饰等生活细节都日趋汉化。鲜卑贵族的汉化程度亦深，“拓跋贵族已不再是只知跃马弯弓的武士，完全士大夫化了” ⑳。从汉族来看，也从少数民族的文化中接受许多精华。可以說，多样性文化在魏晋南北朝达到了“文化激荡”的高潮，最终彻底整合，诞生了“中华民族”。正如逯耀东先生所言，中国历史自魏晋之后，由于边疆民族不断涌入长城，结束了汉民族在长城之内单独活动的时期，汉民族不断和不同的边疆民族进行融合和接触，使汉文化增添了更多新内容，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更多姿多彩。㉑

总而言之，“汉化”虽然是北魏草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的终结，但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具有特殊意义。纵使最后北魏因孝文帝改革带来剧烈的矛盾分裂为东西二魏，继承汉化理念的西魏演化出的北周杨坚一统天下结束了数百年纷乱局势。因此，北魏汉化不仅文化意义深远，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也印证了“分久必合”的史家共识。

注释

①⑳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②⑤⑦⑮⑱⑲㉑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③④⑨⑩⑬⑭⑯⑰（北齐）魏收：《魏书》（卷24《崔玄伯传》;卷84《儒林传》;卷35《崔浩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⑥（梁）萧子显撰、周国林等校点：《南齐书·魏虏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

⑧钱穆：《中国思想学术史论丛（第三册）》，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176页。

⑪张庆捷：《儒学与北魏政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⑫何德章：《魏晋南北朝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文献：

[1]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室.黑龙江省方志馆简述（连载一）[J].黑龙江史志.2013，（14）：3-4.

[2]高诗敏.评拓跋焘[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88，

（1）：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