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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艺”命名随想

2022-06-20姜昆

曲艺 2022年6期
关键词:曲艺艺术

姜昆

且越来越迷。他查了一下,古代的说

文解字中,对于这个“曲”字儿的解释是这样的:象器曲受物之形。或说曲,蠶薄也。

用白话解释就是:像器具凹曲以承载物品的形状。有人解释作:养蚕薄。

养蚕薄是养蚕用的平底竹编器具(估计是取形容把竹篦子弯曲编织之意)。这是古代人以“曲折”的“曲”字的释义。

后又有人逐渐又把“曲”的多种用意加以解释:古代的“曲”字就像是弯曲的东西,像一块有拐角的田,后来变得又像是被揉弯的一截竹子,再后来变成了“∪”形,像马蹄铁。

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念qǔ(3声),是乐曲的意思。歌曲和乐曲的节奏多变,声音高低起伏,所以曲折的曲后来有了乐曲的意思,也是一种韵文形式,如元代的元曲。

他问我,按照这说法,不是直白,是有艺术性、曲折的娓娓道来的一种韵文形式的艺术,如果是这样的话,“曲艺”两个字概括在中华民族口头说唱艺术种类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问我,是不是这么来的。

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问住了,我一下子,想起了许多。

在中国诸多的艺术种类名称中,“曲艺”这两个字儿应该是最有特点的。

它不像音乐、舞蹈、戏曲、戏剧、杂技这么鲜明,可以让人望文生义,一看就知道:它指的是什么样的艺术门类。

“曲艺”,得需要那些“研究艺术理论”的人,用非常规范的专业术语,全面准确好好地阐释一下。

标准的专业权威说法,应该是:曲艺,是中国说唱艺术的总称。

如果,要进一步具体展开来说,那就是:曲艺,就是一种用“连说带唱的形式”,既有一定之规,又可以根据现场效果随时即兴发挥,更能依据舞台下的观众反响,产生积极的良性互动。演出时长和情绪节奏均可微调,极其生动灵活,充分体现创作智慧,在对观众审美心理的把握和挑战中,甚至能享受到那种完全不可预知的意外乐趣,是一种“集知识广博、技能娴熟、应变能力于一身”的,台上台下有互动、有共鸣,有拘无束的说书讲故事。

可以这么说,中国曲艺是由民间口头文学,与极具地域方言特色的民间歌唱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这两者,在长期发展中不断相互磨合、相互适应、相互照顾,在追求“相互烘托、尽善尽美”的演绎和升华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非常独特的“连说带唱、兼顾肢体造型,节奏韵律、相得益彰”,“老少妇孺皆能懂,鸿儒白丁都喜欢”,极富感染力、深受社会大众拥戴的,既普惠又走心的艺术形式。

曲艺,在电视化以后,渐渐忽略了最有生命力的舞台互动,光靠小编在剪辑、配动漫方面下功夫,人为地配一些剧场效果。由于对曲艺客观规律的掌握上功力不够,往往导致千篇一律、隔靴搔痒,甚至是本末倒置,导致神采全无。丰满的剧场效果,被干瘪的、生编硬套的、“苦恼人的笑”给活生生地扼杀了,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在百度上查,你会看到这样的文字:富有地方色彩的各种说唱艺术,如弹词、大鼓、相声、评话、琴书、道情、快板等。

说得比較直截了当,但是不像理论家们概括得那么规范。就那一个“等”字,你知道它包括多少种类的曲艺形式吗?

有的说400多种,有的说300多种。

按中国的曲艺志上进行的统计,中国曲艺几乎数不胜数。

“曲艺志”,又是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立卷编纂,完成时间先后不一(全国曲艺志从1986-2011共花25年时间才陆续编纂出版)。

所以,无法完全统计并判定确切的数字。一种统计和估算认为:已知中华各民族古今(有些古代曲种已消亡,而新曲种又陆续形成)拥有的曲艺品种,“连死带活”,约为1000种,这也是一种说法。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编辑陈连升回忆:“恩师王决20世纪60年代中期统计有260多个曲种。我1976年6月在文化部举办曲艺调演期间统计了一下是348个曲种。”

还有一种说法,现在存活的曲种,至少在500个以上。其中,已知浙江省最多,有97个;云南、新疆次之,各有八九十个;西藏较少,有10个……幅员辽阔的华夏大地,“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天然禀赋,造就了中国曲艺和戏剧在世界上的王者风范。

博大精深、传承有序的中华文明体系,必然会有千姿百态的文化多样性。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没办法:存在,决定意识!如果不是这样,反而不正常了……

为这么多种类的说唱艺术统一起个“凝练精当无比”的名字,区区“曲艺”二字,便可“一览众山小、天下美景尽收眼底”,全包括进来,多不容易!

我们的前辈,定下“曲艺”这个名称的人们,真了不起,值得后人发自内心地顶礼膜拜!

我们的曲艺理论家戴宏森先生有一篇专著,《试谈“曲艺”的定名》(《戴宏森说唱艺术论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1989年),我当曲艺研究所所长期间,主编的《中国曲艺概论》,戴宏森先生对于“曲艺”一词产生、由来、定义都有详细描述。(《中国曲艺概论》,第一编第10-11页)。

曲艺专家常祥霖先生告诉我,中国曲艺家协会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专门召开了一个名为“曲艺的定名与曲艺本质特征”的研讨会。当时健在的曲艺理论家和相关领导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组织者是当时的中国曲协研究部、罗扬、沈彭年、戴宏森、卢昌五、郭鸿玉等诸位,天津的薛宝琨、倪钟之、刘梓玉,山东张军,辽宁耿英,河南张凌怡,河北钟声,湖北贺铁肩、蒋敬生等很多人出席,这是中国曲艺家协会非常重要且有影响的一次会议。

戴宏森先生的《曲艺的定名》一文也是那次会议的发言稿。

记得,我和戴宏森先生在编纂和研讨《中国曲艺概论》稿件时,戴宏森先生除去讲了他的研究成果,还讲了1949年7月22日中华全国曲艺改进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前,周恩来总理带着赵树理、罗常培、老舍等文艺名家讨论定名时,一致认为将中华民族说唱艺术的总称定名为“曲艺”是合适和恰当的。除了这个以外,他还给我讲了曲艺与杂技、杂耍互相涵盖的分分合合的历史。

他还曾经跟我讲过,现在有一种说法“曲艺艺术怎样怎样”,这是一个病句。曲艺,就是曲艺艺术的准确称法,没有必要再重复出现,可见前辈们非常认可和尊重这个名称的内涵。

当然,曲艺学者鲍震培教授认为,曲艺是典型的“古词今用”,是“杂耍”的雅称,包括了所有以口语说唱叙事的曲种,不是唱曲+艺术,所以加艺术是没有问题的。

有时候,曾经想过,和杂耍分家,太有必要。尤其是一个“耍”字,实乃“罪魁祸首”是也!“耍”的评价体系的内心认证处,已经把曲艺打入艺术的“另册”、视为“下九流”的“地摊文化”。从根本上,严重忽略了新中国在对5000年文化进行“根本性改造”之后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换了人间……

人,还是那些人。事,却不是那些事了。

旧社会的“杂耍”命名是被动的,而新社会的“曲艺”才是人民的选择。而如今将“曲艺”等同于“杂耍”,甚至要让“杂耍”取代“曲艺”,这其中是否包含了“自甘堕落”,是否给“原本就该如此”的人士提供了“理论上”的托词,成了一大块“既让人心安理得、又让人十分体面”的、彼此心照不宣、自欺欺人的遮羞布……

不能玩,不能玩。

真的,就是不能这样玩……

应该下力气,从理论上说清楚道明白:

曲艺就是曲艺,曲艺不是杂耍。

杂耍就是杂耍,杂耍永远不是曲艺……

扯得有点远。

鲍震培教授也有关于“曲艺”一词的历史由来的专著,她的论文里探讨了1900年以来,曲艺定名的3种路径:一是技术路径,曲藝为杂技;二是歌唱路径,戏曲、昆曲、京剧甚至歌舞剧曾被称为曲艺;三是和今天的曲艺大致相同,指代说唱艺术、曲艺家、曲艺场、曲艺界、曲艺比赛、曲艺社等用于机构名称,如北平曲艺公会、电台曲艺节目等。

从杂耍和曲艺的关系来看,它和杂耍都是总称,而杂耍主要是当时北方曲艺的总称,“曲艺”一词较“杂耍”庄重,所以全国性总称非“曲艺”莫属了。

前两天,评书后起之秀王玥波给我发来一个文物的照片,是1946年北京成立北平曲艺公会成立的会员名册,曹宝禄先生是会长。那时候,“曲艺”一词,已经派上用场了。

紧接着天津的孙福海先生发来了1942年北京鼓曲长春职业公会会员证书的文物照片,嘿,又早了几年。

文字、文物的探讨、佐证,反映了曲艺人对自己行业的热忱,也反映了曲艺艺术工作者认真严肃的艺术态度。

而一些自媒体上讨论“曲艺”相关文字的时候,似乎未能做到严谨准确,甚至影响了一些主流媒体,不同程度地造成历史虚无、以讹传讹。

在某主流媒体的戏曲专场赛事中,地方曲艺登台表演,居然没有一个评委讲出曲艺和戏曲两个不同门类的区别。

就像演员拿着竹板,在演唱根本没有韵脚,不合辙押韵的一段词一样,听得浑身上下不舒服,您要说您是“RAP”也还差强人意,您千万别说唱的是快板。否则,就成了张震岳的“RAP”愣说是李润杰创作的快板书——“张冠李戴”了。

希望曲艺从业者和爱好者以及媒体朋友携起手来,让曲艺根深叶茂、锦簇花红。

(责任编辑/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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