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宣艳

宋代崇尚文治，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士大夫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思想文化，而且塑造了崇高的士大夫精神。“宋韵一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是浙江省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携手打造的跨年大展，展示来自38家考古文博机构收藏的约300件宋代文物精品，突出浙江宋代考古新发现，包括大量浙江宋代士大夫墓葬出土文物，展现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展览分上下篇，上篇以“文治天下”讲述宋代士大夫的治世行道，下篇以“士林风雅”展现宋代士大夫的文艺生活。开篇开篇以“教养多士”“雕印兴学”“学优登仕”来介绍宋代士大夫群体。在先秦，士和大夫是贵族。“汉唐以来，儒士与官僚相结合，形成士大夫群体…科举出身的儒士成为官僚群体的主流。宋代所谓的士，主要是指科举出身的官员，即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外围则是各类业儒者，如举子、塾师等…武臣在宋代不被作为士大夫看待。”宋代士大夫是一群通过科举或恩荫进入文官队伍的读书人，他们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不仅承担行政事务，还参与文化活动、著书立说、传播思想。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坐言起行、经世行道、治国平天下。

1.教养多士

宋代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私塾等，官学与私学并存发展。这些教育机构为宋代发达的文官系统培育了大量儒生士子，奠定了“以文治国”的基础。湖州市出土两只南宋铜牺尊（图1），其中一只底板上有“皇宋湖学宝尊”铭文，表明是湖州州学释奠礼仪用器。宋代各地州学常与文庙相结合，设有日常祭孔礼器的陈设。

2.雕印兴学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大量经史子集被雕印传播开来。刻书多而书肆兴，官书、私刻并盛。印书既多，流通广被，读书之风日盛，藏书之俗亦众，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普及和思想的传播，也为山乡僻野的庶民学子通过读书晋升士大夫阶层提供了基础条件。宋代中央和地方官府、学宫、寺院、私家和书坊都主持雕版印刷，有官刻、家刻、坊刻等区别。浙江省博物馆藏《通鉴纪事本末》（图2）是珍贵的浙刻宋版书。此书于南宋淳熙二年（1175）在严陵郡庠首次刊刻，是严州地方官学刻书。该本世称“严州本”，因行多字小，又称为“小字本”。

3.学优登仕

随着世袭的门阀制度解体，科举取消门第限制，士农工商都允许应举入仕，社会各阶层可合理流动，推动了社会崇文治学之风。北宋后期一改唐代诗赋取士的传统而为经义取士，直至清末科举制度结束。科举制度在宋代不断完善，趋向成熟。宋代科举考试规则日趋严密，成为客观公正的选才制度，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慈溪市出土的北宋越窑青釉蟾蜍砚滴（图3）是研墨時滴水入砚的文房用具，造型生动，蟾蜍寄托士子“蟾宫折桂”的愿望，荷叶表达“出淤泥而不染”的志向。

上篇文治天下

上篇“文治天下”从“励精政事”“斯文在兹”“礼乐崇古”分别讲述宋代士大夫治世行道的三个方面：以官员的角色承担行政事务，以学者的角色进行著书立说，以儒家文化传承者的身份用礼乐文明教化世人、用崇古复古重建理想的社会秩序。

1.励精政事

宋立国之初，宋太祖提出了文治的思想，施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宋代文官政治发达，为保障官僚制度的高效，设立了一整套复杂的文官管理和政务运作制度。形成了官、职、差遣的设官分职制度，章服、勋爵、俸禄等酬劳制度，选任、考核、升迁、监督等官员管理制度。展览以实物讲述官阶、爵制、章服等宋代官制。官阶代表官员的个人资历，决定官员的基本待遇，如俸禄、恩荫亲属为官、封赠父母妻室等，是官员士大夫殊为重视的。元丰改制后，京朝官有30阶，升迁官阶须经转官磨勘，简称转官，其转官三或四年一磨勘，年至即转阶，甚至可双转（即跨过一阶迁转）、超转。福建、江西南宋墓皆出土转官球纹帔坠，上为“转官”二字，下为两端系着花结的球，即是“转官球”。杭州市北大桥南宋墓出土的龙泉窑青釉婴戏双转官球纹碗（图4），碗内线刻一婴孩挥舞二只转官球，暗含“双转”之意。此墓为单室墓，随葬漆笔架和抄手石砚，反映出墓主人为男性读书人，具有士人追求功名的特点。余姚市史嵩之墓出土的透雕童子玉佩（图5），一童子手持长茎莲蓬，一童子手执转官球。因球两端系着长绳结，上端缠绕身后，下端卷垂至足，故并非金钱，也非“和合二仙”手捧的圆盒，而是转官球，寄托转官的愿望。史嵩之（1189～1257），，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尚书右仆射史浩之孙、 右丞相史弥远之侄。宁波东钱湖史家在南宋时显赫一时，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先后担任丞相，史称“一门三相”。

“励精政事”部分特设了徐谓礼文书专题展示区。徐谓礼文书是随葬于金华市武义县南宋墓中的纸质官文书，墓主人徐谓礼是南宋名臣徐邦宪之子。徐谓礼文书包括“录白告身”（图6）“录白敕黄”（图7）“录白印纸”（图8），不仅完整记录一名南宋普通文官从低层到中级的仕宦履历，而且具体展现了南宋中后期文书制度、官员管理、政务运行等政治面貌，犹如一部南宋官制百科全书。

2.斯文在兹

士大夫体制的建立使得儒士成为宋代社会的文化主体，更促进了以新儒学为中心的文化繁荣。宋代儒家士大夫从传统出发，创造出了影响以后1000多年之久的思想与学说。为了抗衡佛老，不同于汉唐经学考订文字，具有哲学思辨精神的宋代新儒学蓬勃发展起来。先秦孔孟儒学之后，宋代成为另一个儒家学术的大时代。宋代思想文化的主体是理学，学术思潮的主流也是理学，在经历了魏晋隋唐多元思想文化的激荡之后，两宋时期出现了儒释道融合背景下的儒学复兴思潮，而理学正是这一文化思潮的产物。理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时代、新的高峰。展览重点展示了理学家朱熹的墨迹珍品和研究著述——《朱熹与某侍郎书札》卷（图9）、宋刻元明递修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3.礼乐崇古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明。经世治国的宋代儒家士大夫主张以礼乐文明教化世人，进行社会治理，重建文明有序的人伦社会。他们跨越汉唐，回向三代，传承礼乐，稽古作新。宋代宫廷隆礼作乐，大量制造青铜礼器、乐器为主的礼乐用器，朝廷祭仪以及臣下家庙制度皆是如此，其用意在于重建国家礼乐制度。兽面纹铜尊（图10）、大晟夷则铜钟（图11）等宫廷礼乐用器即表现士大夫推动参与下宋代的制礼作乐。

受宫廷文化影响，在朝与在野相互激荡，仿古之风大行其道，涌现出一场自上而下全民的复古运动。展览从仿古铜器、仿古瓷器、仿古玉器、仿古金银器等四个方面来展现宋代士大夫推崇的复古之风，他们于藏古研古中探求“制度法象”“圣人精义”，于仿古复古中渴望再现三代。温州市苍南县黄石夫妇墓随葬铜方鼎、铜钫（图12）

一对、铜钟、铜钟形镜等仿古青铜器以及象纽玉印私章、墓志等。鼎与钫或瓶一对的祭器组合在宋墓里多见，用于对墓主的祭祀，如同后世祠堂或寺院中香炉一具、烛台一对、花瓶一对的“三具足”或“五具足”的祭祀供养。黄石夫妇墓志都用汉隶书体刻写，鼎、钫、钟等铜器装饰夔龙纹，“匪鉴斯镜，以妆尔容”篆书铭文螭虎穿花纹仿古钟形镜，这些墓中随葬物品都体现出复古意味。这与黄石的士大夫身份、学识涵养、品味意趣直接相关。黄石（1111～1176），温州松山（今苍南县桥墩镇）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官至江南东路转运副使。他曾任福州、建康府宗学教授，教养皇室子弟。

下篇士林风雅

下篇“士林风雅”以“文房四士独相依”“垫巾风度人争看”“人间有味是清欢”“一曲新词酒一杯”“晴窗细乳戏分茶”“辟邪炉暖起微烟”“小瓶春色一枝斜”“仙佛将何佐佳政”八首晏殊、苏轼、陆游等宋代士大夫诗词串起士大夫精神生活的八个篇章。宋代士大夫在读书治学、吟诗作画、出入佛道的生活方式中，饮酒、烹茶、焚香、赏花等日常趣事上，体现出风雅高致的审美情趣。这种清通优雅的生活方式和淡泊闲适的人生态度，构成了宋代士大夫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1.文房四士独相依

两宋士人墓葬中常成套出土文房用具，文房成为相伴士人一生的重要物品。常见的文房用具有笔、笔架、墨、水盂、纸、镇纸、砚、印章等。这些“文房诸友”同时体现了宋代士大夫清奇自然的独特意趣、尘嚣之外的潇洒情怀和高标自立的精神世界。

衢州市史绳祖墓中随葬墨、砚、印、笔架、镇纸等文房用具：椭圆形的端砚（图13），印面未刻的白玉兽纽印（图14），雕作五峰山形、莹澈似冰的水晶笔架（图15），雕琢波涛纹、山海之意呼之欲出的青玉笔架（图16），乖巧可爱、毫毛纤细的白玉兔形镇纸（图17）。史绳祖（1192～1274），四川眉山人，一生为官，终朝议大夫（正六品）、特授直徽猷阁。他师从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笃志强学，著述丰富，尤精易学，惜大多失传，仅《学斋占毕》传世。成组文房用具反映了其“闭户读易”“著书立言”的儒家学者生活。

诸暨市董康嗣墓出土一组石雕文房用具（图18）：群峰起伏高低错落的石雕笔架、以原石随形而制的“碧玉子”铭石砚、缩微山水造型的石雕龟钮水丞、石雕犀牛望月镇纸一对，制作精美，造型生动，体现士大夫品位和意趣。董康嗣（1134～1201），河南祥符人，隨宋室南迁寓居浙江诸暨，官至通判筠州。

2.垫巾风度人争看

宋代士人着装呈现内省雅静之风。士人以服白色细布斓衫为尚，崇尚儒雅、端庄、朴素，体现文人气质的内在美和自我超越的精神。文人服装倾向于宽松随意的质朴便装，返璞归真的情调，以自然简朴为美的服饰风格。台州市黄岩区南宋宗室赵伯澐墓中出土的圆领素罗大袖衫（图19），是赵伯澐穿着入殓八套衣物的最外层，曲领大袖，是唯一存世的宋代公服。公服以轻透素罗制成，经历800年，颜色褪去，光彩依旧。赵伯澐（1155～1216），系宋太祖七世孙，曾任平江府长洲县丞。赵伯澐墓中随葬投龙玉璧、水晶绦环、香盒、螭龙圆璧、念珠、素木朝笏、长柄铜镜等器物以及76件丝绸织物，丝织物包括绢、罗、纱、绫、绵绸、刺绣等品种，涵盖衣、裤、袜、鞋、靴等形制，完整体现了南宋宗室成员的公服及日常穿着，反映了士大夫素雅的服饰风格。

3.人间有味是清欢

两宋士人尚雅集宴饮，饮食讲究意趣，寻常的粟麦饭粥、盐酪荤腥、瓜果菜蔬能别出一番风味和诗意。饮食之道亦能体现儒家推崇的君子德行，简餐素食体现出读书人一箪食一瓢饮的安稳清欢。湖州市德清县吴奥墓出土的龙泉窑青釉箸瓶（图20）即是宋季大族设席时几案间的用具，箸瓶中放置箸（筷）、 匙（勺）。吴奥（1216～1267），生长于世宦之家，祖母为南宋名将杨存中之女，吴奥因恩荫入仕，曾任平阳县丞，官至文林郎。圹志称其“辟溪轩，延风月，规小圃，艺花竹，将与亲朋壶觞啸咏，日徜徉其间”，墓中所出龙泉窑青釉箸瓶、景德镇窑刻花盘、龙泉窑青釉鬲式炉皆可看出吴奥日常生活之风雅。此类箸瓶、匙、箸三事的组合在宋墓里多有发现，如湖州市菁山宋墓出土“澹轩”铭鎏金银团窠式对鸟纹箸瓶及银匙箸一副、东阳市金交椅山南宋墓出土鎏金银龙纹箸瓶及银匙箸二副、兰溪市费垄口村南宋墓出土银箸瓶及银匙箸一副。

4.一曲新词酒一杯

酒是士人重要的生活伴侣和精神寄托。宋人以经瓶贮酒，以注子斟酒，以台盏、盘盏一副或仅仅盏、卮、杯等器饮酒。宋代士人蟾宫折桂，琼林御宴，春风得意之时;宴会雅集，曲水流觞，吟咏飞毫之际;山河萦梦，遣忧舒怀，生涯落魄之处，处处可见文人酒事。展览展出丽水市庆元县胡纮夫妇墓出土龙泉窑青釉带盖经瓶、龙泉窑青釉花口盘盏（图21）一副等酒具，温润典雅，是士大夫之家雅致生活的反映。胡纮（1137～1203），处州龙泉（今隶丽水庆元境内）人，南宋淳熙中举进士，官至工部、礼部、吏部侍郎，华文阁待制。在光宗、宁宗两朝，激烈抨击以朱熹、赵汝愚为代表的道学家群体。

5.晴窗细乳戏分茶

宋代文人士大夫饮茶喜好点茶、斗茶、分茶，在闲适的茗饮中比斗水品、茶品、诗品和煮茶技艺的高低，这些方式在宋代文士茗饮活动中颇具代表性。清幽环境，士人相聚，品茗清淡，吟诗联句，茶诗、茶词、茶画，佳作迭出。宋徽宗御笔撰茶书《大观茶论》，名臣蔡襄著《茶录》，皇帝、官员、文人的提倡， 使得士林甚至全社会饮茶之风盛行。审安老人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所作《茶具图赞》，线描了宋代饮团饼茶常用的12 种茶具：茶焙、砧椎、茶碾、茶磨、茶杓、茶罗、茶帚、茶托、茶盏、汤瓶、茶筅和茶巾，并以官职相称，加以赞文，体现了士大夫与茶的密切关系。金华市舒公墓出土一套茶具，包括银茶未罐、银茶则、银勺、釦银建窑黑釉撇口盆和四口釦银建窑黑釉撇口盏（图22）。这种一大四小茶碗组合，正如元代何澄《归庄图》所绘点茶情形所示，是宋代士大夫雅集时供主客欢饮的一套茶具。其点茶过程是，将茶饼碾末置于银罐，以长柄银茶则于罐内取茶末，于釦银建窑黑釉撇口盆中调膏注水点茶，再以银勺分舀至四口釦银建窑黑釉撇口盏中品饮。舒公，因墓志残损不知其名，官至朝散郎（元丰后为正七品）。其墓中还随葬圆形歙砚、釦金玻璃屈卮、万字形出烟铜熏炉等器物，文房、酒器、茶器、香具一应俱全，不少器用与陕西蓝田吕氏家族墓所出相似，反映舒公是一位北宋末或两宋之交讲求生活品味的文雅士大夫。

6.辟邪炉暖起微烟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为宋人“四般闲事”， 为首即是焚香。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花苑雅集，燕居闲处，吟诗作画，佛道供养，凡此种种，都离不开熏炉香袅，沉烟缱绻。范成大《古鼎作香炉》云：“云雷萦带古文章，子子孙孙永奉常。辛苦勒铭成底事，如今流落管烧香。”宋代士人尤喜用铜鼎作香炉，古雅别致。衢州市史绳祖墓出土的铜双螭鬲式炉（图23），双螭攀在口沿形成炉耳，双岔的花尾灵动缠绕炉身。

7.小瓶春色一枝斜

宋代士人书房几案上常以花瓶或古器插花，小瓶里梅枝横斜，点缀寒窗，陪伴书卷，与書案上的文房清玩相谐，以助文思诗兴。王安石于疾甚时犹折花数枝，置床前作诗，以慰流光。花事成为宋代士人寄情言志之日常生活方式。绍兴市新昌县淳熙元年（1174）墓出土石方斛（图24）或为置于书案的小盆景，正如宋人黄公度《方斛石菖蒲》“勺水回环含浅清，寸茎苍翠冠峥嵘。扁舟浮玉山前过，想见江湖万里情”所咏。墓主卢渊（1119～1174），湖州德清人，官至朝散郎、通判太平州，他出生于高官之家，曾祖卢革、祖卢秉、父卢知原，《宋史》皆有传。墓中出土玉印、抄手式端砚、鼓形玉镇、乌石狮形镇纸一对、仿古锡龙耳瓶残件一对等文房器用以及玉串饰、螭纹剑格式玉佩等玉装饰品，展现出尚文好古的文官士大夫形象。

8.仙佛将何佐佳政

宋代提倡“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形成了儒、释、道合一的思想潮流。以儒家礼仪为特征的儒学代表了士人外在的修为，佛教和道教则代表个人内在信仰的修为。宋代士人常出入佛道修养身心，文人士大夫与高僧大德、仙道羽客交游密切，促进了儒家思想与佛、道宗教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温州市瑞安慧光塔出土北宋明道二年（1033）胡则印施经折装《大悲心陀罗尼经》（图25）， 经文为大悲发愿文和大悲咒，卷末题“明道二年十二月日太中大夫尚书兵部侍郎致仕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胡则印施”。胡则（963～1039），字子正，婺州永康人，端拱二年（989）进士，曾任杭州知州、尚书户部员外郎、礼部郎中、工部侍郎、兵部侍郎、权三司使等。胡则是宋代婺州第一位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士大夫，浙江民间因感怀其奏免身丁钱的德政而产生了胡则信仰。

展览以清代范仲淹画像卷、清代文天祥春雷琴拓本等后人景仰前贤的作品收束。范仲淹、文天祥都是士人先忧后乐、浩然正气的典范，他们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树立了中华民族的人格标杆。宋代士大夫精神照耀古今，引领今人不断前行。

（责任编辑：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