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岚岚 马金娟

【摘要】本文从忻城土司文化遗产助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视角，探究忻城莫氏土司的发展概况，挖掘其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教育引导功能，分析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忻城莫氏土司文化遗产当代传承与发展的创新路径：加强政府主导，拓展宣传渠道;深挖文化内涵，开发文创产品;完善制度法规，强化支撑要素保障。

【关键词】莫氏土司文化 旅游产业 文化传承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22）12-0016-04

旅游消费是在人们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而产生的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如何依托旅游资源，促进文旅融合，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是广西忻城土司旅游转型升级的重点。忻城莫土司衙署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较完备的文化遗产基础和条件，土司文化赋能地方旅游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基于此，笔者在查阅文献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究忻城莫氏土司的发展概况，挖掘其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教育引导功能，针对其在发展旅游产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创新路径，以期忻城土司文化能够不断适应新时代的市场需求和游客需要，实现文化遗产传承与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也为高职院校更好地进行旅游相关专业的课程改革提供方向指导。

一、忻城莫氏土司概况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

从明代起，中央王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共任命197家土司，忻城莫氏土司便是其中之一，其历经数百年传承与发展，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

（一）莫氏土司历史沿革

据《明史·广西土司传》和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土官莫景隆修撰的忻城土官《莫氏宗谱》记载，元朝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7年），忻城莫氏土司始祖莫保（第一任土官）因随官军征讨粤西有功，官封千户，屯住庆远府宜山县之八仙，奉调协理忻城县事;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莫贤（第二任土官）被总兵官山云任命为忻城土官知县，协助流官知县“抚化”土民;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莫敬诚（第三任土官）被任命为土官协理知县;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两广总督邓廷瓒上疏朝廷，降忻城为土县，莫鲁接县印，莫氏世袭为土官。之后，历由莫廷臣（第五任莫氏官）、莫应朝（第六任土官）、莫镇威（第七任土官）、莫志明（第八任土官）、莫恩光（第九任土官）、莫恩辉（第十任土官）、莫恩达（第十一任土官）、莫猛（第十二任土官）、莫宗诏（第十三任土官）、莫元相（第十四任土官）、莫振国（第十五任土官）、莫景隆（第十六任土官）、莫若恭（第十七任土官）、莫世禧（第十八任土官）、莫昌荣（第十九任土官）、莫绳武（第二十任土官）世袭。直到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最后一任土司莫绳武因“纵匪殃民”被撤职止，莫氏土司持续统治忻城近500年。

（二）莫氏土司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地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从元至清，在近500年的莫氏土司统治历史长河中，忻城县积累了丰富的土司文化资源，形成了独特的土司文化遗产，对忻城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形态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种。

1.物质文化遗产形态

忻城莫氏土司文化主要包括土司建筑、文物资料、文化遗迹三种物质文化遗产形态。

（1）土司建筑文化遗产。莫土司衙署位于忻城县翠屏山麓，于明朝万历十年由第八任土官莫镇威始建，之后经过历任土官不断修缮和扩建，逐渐形成了以土司衙署为建筑中心，以围绕衙署而建的祠堂、官邸、大夫第、参军第、三界庙、练兵场等附属建筑物，向东西方向延伸的主要建筑群。衙署总面积 38.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土司建筑群，被誉为“壮乡故宫”。

（2）土司统治实物资料。忻城莫土司衙署同时也是忻城县土司博物馆所在地，目前馆内共有3 000多件藏品、16个大小展览室、1 000多件展出文物，这些文物包括金器、银器、玉器、兵器、竹木器、墨宝、手稿、文书等。与全国其他景区挖掘、搜集、整理出的土司实物资料相比，忻城莫土司衙署的原始实物资料比较完整。丰富完整的实物资料对研究忻城乃至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土司的机构设置、文化教育、宗教信仰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3）土司历史文化遗迹。莫土司衙署与翠屏山混为一体，山上林木苍翠、怪石林立、植被丰富，如一天然屏障环护着土司衙署，在明清时期就被列为广西庆远府名山。在翠屏山的右山脚下，有由五座珍木构架的建筑物组成的三界庙，山侧精心修建了“龙隐洞”和“三清观”;毗邻的麒麟山上有1 000多年历史，号称“忻城小布达拉宫”香客如云的“通天寺”。此外，还有建于明万历年间思练镇牌坊村的双拱石桥、建于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古蓬镇滂江河上的永吉桥、周安街的八寨农民起义古战场、北更乡的壮族干栏式民居、城关镇内城的莫曼壮锦源等，都极富壮乡情调。

2.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

忻城莫氏土司文化主要包括民歌文化、节庆习俗、传统工艺等三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

（1）忻城民歌文化。自古以来，壮族就有唱歌的习俗，唱歌已经成为壮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壮族文化也得以通过歌声传承下来。唐以来，忻城的壮族人民就开始借助民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记载自己的生活和抗争经历。忻城文化工作者先后编撰出版了《广西忻城民歌选》和《忻城壮族古代山歌》，这些山歌文化作品是展现当地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的有力载体。

（2）忻城节庆习俗。节庆习俗是反映民众对生产生活的追求和审美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忻城的岁时节日非常隆重和有特色，以农历九月初九为例，《忻城县志》中对“九月九”重阳节的描述是这样的：“旧时，农村在此日举行祭祀，祈求‘村主’保佑全村老少安康，万事遂意。并在当日阉牛，捡坟。50至70年代（注：20世纪，以下同），祭‘村主’的陋习已革除，但家家户户以新豆腐圆，庆祝大豆丰收。80年代起，农村个别村屯复立‘村主’，行香供奉。登高赏菊之俗如故，并定這个节日为‘敬老节’。”这一天的白天，街上商铺店面多关门歇业，人们回家过重阳;翠屏山、森林公园则游人众多，人们或赏菊饮酒，或登高赋诗。重阳节在忻城成为全家团聚、上香拜祖的文化符号和标签。

（3）忻城传统生产工艺。忻城特产众多，如壮锦、红糖、蚕丝被、乳鸽酒、金银花等，都遵循传统工艺，制造精良。以壮锦为例，它和云锦、蜀锦、宋锦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锦。据《庆远府志》记载：“壮女作土锦以棉为经，以五色绒为纬，纵横绣错，华美而坚。维忻城、永定花样更佳，做工更巧。”被誉为“学有专著、诗成专集第一人”的清代忻城举人莫震，在《忻城竹枝词二首·七月》中描写了忻城织锦的盛况：“十月山城灯火明，家家织锦到三更，临鸡乍唱停梭后，又听砧声杂臼声。”精美的壮锦不仅是忻城儿女必备的嫁妆，也是各朝各代指定的贡品，基于这些因素，官方非常注重壮锦生产，壮锦因此成为忻城的支柱产业。现在，忻城壮锦品种主要有背带、被面、抱褛面等，每逢节日或婚宴，当地居民就会把它送给亲朋好友或者爱人，壮锦成为传递情感的珍贵礼物。

二、忻城莫氏土司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莫氏土司历经近500年，其留下的丰富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地方旅游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一）在旅游体验中感受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

乡村治理是稳定国家基层政权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封建王朝为了实现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因俗而治，齐政修教，采取“以夷制夷”“以蛮治蛮”的政策。土官除负担中央王朝规定的贡赋和征调外，其他事务自行决断。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为何得以延续近500年，值得研究和思考。

（二）在旅游市场中助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莫氏土司在探索“走出去”和“引进来”方面做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探索。如组织民众修筑桥梁、开辟道路、使县境内各里堡之间道路通达，推动了忻城的壮锦、棉纱、红糖、百合粉等往外销售，并引进了外地的锄头、镰刀、丝绒等生产生活日用品。在国内国际雙循环时代背景下，汲取土司文化有益的经济养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有利于推动区域市场的调节合作，促进县区经济发展。

（三）在旅游文化中引导乡村教育健康发展

莫氏土司任职早期，征调繁多，因此精通文墨的人较少。第五任土官莫廷臣上任后，认为“操弓挟矢，绝少文字”不利于地方治理。于是在明嘉靖初年，在县城首办官塾，延请名士，教授子侄。之后的历任土官，大都爱好诗文，重视教育，特别是第十五任土官莫振国曾于康熙五十三年袭职后，捐建义学三间，“聚官族子弟、选堡目和土民中较聪颖之少年入学，聘名士以教”，并著有《教士条规》十六则悬于署外，以期感化。从此，文教之风渐起，鄙陋之弊渐除。土官对教育的重视，为忻城培养了不少人才。土司教育文化作为土司文化体系中的宝贵遗产，蕴含丰富的内涵。在当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际，合理利用土司教育文化资源开发乡土教育功能，意义重大。

三、忻城莫氏土司文化遗产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忻城县对土司文化助推旅游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文化品牌塑造不力、文化内涵挖掘不足和文化保护传承力度不够等问题。

（一）文化品牌塑造不力，品牌效应有待提升

广西本土旅游文化资源丰富，既有桂林山水、德天瀑布、北海银滩等一批全国知名的旅游资源，也有三江、金秀、融水等独具广西民族特色的民俗旅游胜地。相比之下，忻城对文化旅游的开发相对较晚，其知名度不够高，对外宣传力度不够大，表现在对土司文化的宣传内容、宣传载体、宣传方式以及宣传途径严重滞后，游客对土司文化的认知和了解还比较浅显，需要一定时间以培育当地旅游品牌，着力提升旅游品牌效应。

（二）文化内涵挖掘不足，文创产品有待创新

忻城的特产主要是蚕丝被、金银花、珍珠糯玉米、红糖和百合粉等，但都只是依托自然资源进行简单加工，和莫氏土司文化相关的产品开发较少。如在莫土司衙署的旅游产品开发方面仅能提供土司文化书籍、蜡染民族服饰、包包、钥匙扣、竹筒等。这些旅游产品既无文化内涵，又缺设计创意，更没有收藏价值。与其他景区相比，更显得莫氏土司文化旅游开发深度不够，可体验和参与的产品有限，满足不了游客的深度体验需求，还处在表面的观光旅游状态，无法吸引游客留下来进行深度体验和消费。

（三）保护力度不够，代际传承有待加强

2018年1月1日《来宾市忻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颁布实施，为保护土司文化遗产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但该条例颁布实施的政策力度较小，加上当地对土司文化遗产的内涵挖掘不够深，宣传力度不够大，以致保护效果不明显。很多当地居民只知道土司衙署的建筑好看，却并不知道其文化内涵和历史源流。再加上土司衙署经过一次次的翻新与复古，缺乏历史沧桑感;许多老一辈的民俗文化继承人相继离世，在世的多为高龄人群，极少有年轻人愿意加入民俗文化传承的队伍，以致土锦、山歌、戏剧等民俗文化面临传承中断的危机。

四、忻城莫氏土司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创新路径

（一）加强政府主导，拓展宣传渠道

随着旅游消费需求的增加，如何有效切分、细化旅游业市场尤为关键。首先，要加大土司文化旅游宣传的力度。近年来，忻城县打造包装“三节一会”（土司文化旅游节、金银花节、桑蚕节暨招商引资洽谈会），筹办召开高层次的土司文化研讨会，进一步搭建土司文化宣传推介平台，特别是善于借助《刘三姐》《石达开》《一代廉吏于成龙》等多部名影视剧在莫土司衙署拍摄的机会，提高忻城莫土司衙署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次，建立研学实践教育基地。随着旅游业业态的不断丰富，研学旅行已成为旅游行业新的风向标。研学旅行成为培养中小学生爱国情怀、增长中小学生社会阅历、提高中小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为此，要聚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的需求导向，精准承接莫土司衙署的功能供给，构建课堂教学和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互动，丰富教学内容、优化教育体系、深化教育改革。同时能够切实带动莫土司衙署的人流量，刺激消费带动忻城县域经济发展。最后，注重发挥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媒介的作用。信息化时代，忻城县要充分借助互联网、新媒体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如借助微信、抖音、“网红”效应等，努力扩大忻城土司文化的知名度。

（二）深挖文化内涵，开发文创产品

忻城县拥有独特的土司文化旅游优势，但由于没有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导致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无法和国内其他知名景区相提并论。因此，要立足于莫氏土司文化和其他景区土司文化的差别，探索、挖掘独具莫氏土司文化特色的旅游优势。一是围绕旅游项目强化游客深度体验。抓住土司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注重从顶层设计土司文化的旅游场景，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旅游深度体验项目。首先，精心研究和发展土司审案等项目，让游客参与到土司治理体验活动中，思考土司文化在治理地方时的作用;其次，精心设计土司家宴和大型实景演出，还原当时的土司生活，让游客有身临其境之感，激发游客继续探究土司文化的兴趣;最后，深入挖掘与莫氏土司文化内涵相匹配的代表性人物，包括莫氏土司后代，引发游客对莫氏土司历史功过的内在思考。二是围绕文创产品强化旅游附加值。随着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旅游消费者更加注重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并向集实用、艺术、情感于一体的方向转变。忻城县拥有独特的土司文化遗产，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完善的文创产品开发机制，深挖土司文化内涵，选取典型文化符号进行整合提取，精心打造出一批外观与内涵有机结合，具有典型莫氏土司风情、有文化意义、有纪念价值的文创产品。比如：采用当地独有的织锦工艺，将具有典型莫氏土司风情的图案绣在围巾、手提袋、扇子等產品上，实现产品使用功能、品位度和附加值的叠加聚集;或以忻城莫土司衙署为原型，经过比例缩放形成具有收藏价值的仿真纪念品。如此不仅能够迎合游客的消费心理，受到游客的欢迎，而且能够加深游客对忻城土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三）完善制度法规，强化支撑要素保障

一个地方的特色文化是地缘文化的根本，也是地方民俗旅游经济发展的源头。对此，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健全相关的奖惩机制，有效激发当地群众参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避免土司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与流失。还要建立长效资金投入机制，增加资金投入，在财政投入中设置专项管理和奖励资金，积极引导当地群众参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保护工作中，要进一步修整和保护土司建筑群，加大抢救和保护土司文化遗产的力度，构建传承人命名与保障体系。此外，还要借助新媒体拓展工作机制。充分挖掘土司文化遗产的历史内涵，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模拟展示莫氏土司变迁历程，全方位介绍土司文化遗产，增强当地群众对优秀土司文化遗产的认同感。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忻城莫氏土司在近500年的历史长河中，在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文化发展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近几年来，忻城县委县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在保护和开发土司文化资源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借助全国各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春风，不断整合土司文化优势资源，切实提升了莫土司衙署的知名度，带动了地方旅游产业发展、助推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相信在各方人士的继续努力下，忻城县将进一步保护和利用好土司文化资源，不断适应新时代的市场需求和游客需要，实现文化遗产的有序传承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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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龙晓添.土司文化遗产与当代日常生活：以广西忻城为例[J].地域文化研究，2016（2）.

注：本文系2021年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旅游资源开发下的广西忻城土司文化价值研究”（2021KY091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岚岚（1985— ），广西忻城人，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马金娟（1987— ），广西隆安人，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编 蒋海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