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麟

摘 要：阿合马作为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以其理财之能见于史籍之中，也以敛财贪腐之名被置于元代奸臣之首，因此他的理财政策饱受争议。认识阿合马理财之法应从实行背景谈起，通过详细叙述理财具体方式及其产生的影响来对其进行全面的认识，归纳出元世祖时期国家形势的变化导致经济方略的变化，从而催生出了阿合马的理财政策这一结论。并对阿合马的理财之政的来源进行分析，与前代后代的经济政策进行对比。

关键词：阿合马;财政政策;理财效果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2）02 — 0139 — 04

（一）祃祃任丞相阶段的财政政策

在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设立燕京行中书省，其中回回人祃祃为燕京路宣慰使并于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起用为丞相，在其任期内主要实行了两项重要的财政政策。

第一， 开盐禁，准许民间买卖私盐。世祖继位之前，政局动荡不安，接连几位统治者皆没有时间精力进行经济上的具体政策的制定。祃祃被启用后，重新订立了食盐贩卖的新规，“盐货听从民便买卖食用”。〔1〕176其原因是连年的战乱已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经济凋敝亟待恢复，不可再横征暴敛而开放盐禁的政策也符合“不与民争利”的儒家思想。对安抚人民，减轻其负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 祃祃在任期间，正式于统治范围内推行钞法。并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实行银本位，以充足的准备金保证纸钞的价值。“每一贯同钞一两，每两贯同白银一两行用，永为定例，并无添减”。〔2〕17银本长足不动，合格的钞法推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济恢复，物价趋于稳定。

祃祃的理财政策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向奠定下了基调，那便是细水长流式的经济发展，同时严格遵守经济规律，在恢复国家经济的同时又不会因操之过急而产生不良后果。

（二）赛典赤·瞻思丁的理财政策

赛典赤为元朝前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身为回回人却饱读经书，十分了解和推崇汉族的儒家文化，这对其理财政策的制定实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赛典赤本人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治理陕、滇地区。

赛典赤于宪宗之时便负责粮饷的筹集，“帝伐蜀，赛典赤主馈饷，供亿未尝阙乏”〔3〕3063表现出了极强的理财能力。世祖时期，置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作为对抗南宋政权的后方，便派遣他为此地平章事。赛典赤也不负众望地取得了极大的成果。“莅官三年，增户九千五百六十五、军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五、钞六千二百二十五锭、屯田粮九万七千二十一石，撙节和买钞三百三十一锭。”〔3〕3063而后在治理云南的过程中也取得了成功。

综合祃祃时期的经济政策与赛典赤·瞻思丁治理两地的经验，主要体现在轻徭薄赋、因地制宜的长久式方法，并控制纸质货币的发行等意在慢慢恢复被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这样的经济政策原本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但后来因国家形势的变化以及蒙古贵族阶层固有的弊端影响，世祖时期的经济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

（三）国家财政需求的急剧膨胀

丞相祃祃与赛典赤的经济政策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朝着良性发展。但国家财政需求急剧膨胀，原本的经济政策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这就势必会引发经济政策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 对外战争尤其是与南宋之间的兼并战争爆发，统一全国到了最终也是最艰难的阶段。蒙古大汗蒙哥于1259年南征时死于合州钓鱼城后，元世祖用四年的时间平定阿里不哥之乱而后集中力量伐南宋。但对南宋的战争区别于对西辽、西夏、金的战争，野战是蒙古军队所长但长江天堑的存在以及宋军善于水战、守城的特点使得攻伐南宋必须训练强大的水军制造战船，南宋降将刘整曾献计“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唯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4〕339这就使得所耗费的人力财力远远大于之前的战争。

第二， 世祖时期对于宗族姻亲以及勋臣的岁赐极为丰厚，造成了极大的财政负担。据《元史》记载：

“自昔帝王于其宗族姻戚必致其厚者，所以明亲亲之义也。元之为制，其又厚之至者欤！凡诸王及后妃公主，皆有食采分地。其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其赋则五户出丝一斤，不得私征之，皆输诸有司之府，视所当得之数而给与之。其岁赐则银币各有差，始定于太宗之时，而增于宪宗之日。及世祖平江南，又各益以民户。时科差未定，每户折支中统钞五钱，至成宗复加至二贯。其亲亲之义若此，诚可谓厚之至矣。至于勋臣亦然，又所以大报功也。故详著其所赐之人，及其数之多寡于后。”〔3〕2411

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各宗族姻亲的赏赐不仅由世祖直接给予，更主要的是由“食采分地”提供成为订制，大大超出了之前朝代的赏赐规模，这样一来必然会减少直接收入国库的税赋，其封赏自世祖以来又不断地增加，一次赏赐便是巨额，中统元年十二月“赐亲王穆哥银二千五百两;诸王按只带、忽剌忽儿、合丹、忽剌出、胜纳合儿银各五千两，文绮帛各三百匹，金素半之;諸王塔察、阿术鲁钞各五十九锭有奇，绵五千九十八斤，绢五千九十八匹，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海都银八百三十三两，文绮五十匹，金素半之;睹儿赤、也不干银八百五十两;兀鲁忽带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只必帖木儿银八百三十三两;爪都、伯木儿银五千两，文绮三百匹，金素半之;都鲁、牙忽银八百三十三两，特赐绵五十斤;阿只吉银五千两，文绮三百，金素半之;先朝皇后怗古伦银二千五百两，罗绒等折宝钞二十三锭有奇;皇后斡者思银二千五百两;兀鲁忽乃妃子银五千两。自是岁以为常。”〔3〕69这庞大的赏赐数额甚至“岁以为常”成为了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

在祃祃与赛典赤·瞻思丁基本确立了元世祖初期财政方略的情况后，国家形势的急剧变化——对外战争的需求以及对王公勋臣赏赐过丰使得国家财政的压力与日俱增。旧有的理财手段已不能应付当前形势的变化，改变势在必行。元世祖急切地需要一位理财之臣解决财政窘境，他希冀这个理财之臣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朝廷的财政收入。这也是回回人阿合马得以进身的重要原因。国家形势的变化，前人理财之法的不适应，元世祖的迫切需求共同组成了阿合马理财之政出现的背景。

（一）阿合马理财的主要政策

阿合马于中统三年（1262）任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世祖“专以财赋之任委之”正式开始了他的理财之政，而其主要政策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以国家垄断的手段增加财政收入。主要便是盐铁官营，由官府直接销售或者是收取高额税金打破了丞相祃祃时期准许私盐买卖的现状。至元元年（1264年）正月，阿合马言：“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3〕4558这一举措使得太原的税赋直接增收五千两，后又于中统四年设立东平等路巡禁私盐军，这是一支专门负责打击私盐贩卖的军队，有效保证了国家食盐专卖。世祖对于阿合马的理财之能十分赞赏，超拜其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另外便是大兴官营冶铁，“应公私铁鼓铸，官为局卖，仍禁诸人毋私造铜器。如此，则民力不屈，而国用充矣。”〔3〕4560除此之外也有药材专卖，垄断合市等“如至元十二年于南京（今河南开封）、卫辉（今河南沁阳）等路籍括药材，进行专卖。”〔1〕187一系列的官营专卖政策迅速增加了财政收入，阿合马的理财之政取得了初期成果。

第二， 继续完善并推行钞法。自元世祖继位后便于全国发行统一的交钞，曾以丝、银为本管控严格。阿合马总理财政之后将其逐渐推广至被蒙古人占领的区域，初时“以银为本，虚实相全”拥有充足的准备金，并且严格控制发行量以确保纸钞的信誉。但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世祖开始集中力量讨伐南宋之时，军费的飞速增长已使得财政不堪重负，钞法的严格管控便被破坏，表现为滥发纸钞使其贬值严重，物价飞涨的最终结果不过是夺民之财。时人王恽有论道“窃见元宝交钞，民间流转不为涩滞，但物重钞轻，谓如今用一贯，才当往日一百，其虚如此，可谓极矣。”〔2〕27从中可见纸钞贬值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但超发纸币确实在此时解决了征宋战争财政窘迫的境况，为元世祖灭南宋，统一全国起到了作用，也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第三， 增加税课。基本方式有增设十一所转运司，“至元十二年（1275年），以军兴国用不足，阿合马请复立诸路转运司十一所。”〔1〕188专门负责官营买卖收税以增加税课。同时在地方上依凭官员增课数量决定升黜“王相府官赵炳云，陕西课程岁办万九千锭，所司若果尽心措办，可得四万锭。”〔3〕216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即刻“命炳总之。”这样的做法基本等同于包税制，明显的效果便是收上来的税金成倍的增长。将税课多少与政绩挂钩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必将制造出一批疯狂榨取百姓的税官，而包税方式的弊端之大参照罗马帝国时期的包税制也可见一斑。

（二）阿合马理财的短期效果和长远影响

阿合马理财长达二十年，在此期间他的理财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面则从两个角度对其进行叙述。

其一是短期效果。我们以盐的产量以及税课的多寡作为参照。中统时期（1260年-1263年）盐产量为三十万斤左右，课银七千五百两（约一千五百锭）。至元元年（1264年）盐产量就猛增至五十万斤，课银达到了一万两千五百两，而到了至元十年时盐产量已为两千多万斤，课银更是有一万多锭。这个数据的对比能够很直观地让我们看到阿合马理财的成果，从数量上来确实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十余年的时间内使得仅仅盐税这一项收入就大约翻了十倍，理财的成果解决了世祖讨平叛乱，征伐南宋的财政问题。

其二是长远影响。阿合马的一系列增收手段固然见效很快，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采取包税的办法将一地税课征收大权尽数交付官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并且以最终的数额决定其升黜，这必然会培养了一批腐败的官吏。

钞法的破坏更是产生了极坏的影响，阿合马所采用的超发纸钞，随意动用准备金的手段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纸钞贬值，物价飞涨。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是由商品价值总额和货币流通速度共同决定的，一旦不顾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人为的大量超发纸钞也许短期内可以解决财政危机，但这无异于饮鸩止渴。祃祃与赛典赤两人建立的良性货币体系必然受到破坏，最终为此买单的还是普通的百姓其手中的纸钞变为一堆废纸，出现了“如今用一贯，才當往日一百”的情况，此举为赤裸裸的夺民之财。而动用准备金则使得官府丧失清偿能力，从而大大降低了流通中纸钞的信誉。

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这些手段的恶果也于不久之后呈现了出来——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财政赤字已达到660 238锭，占到了全年财政收入的22%。

（一）时局形势下的产物

阿合马其人的理财之能毋庸置疑，但这并不是他能够跻身中枢并掌控天下财政大权的根本原因。从世祖平定阿里不哥之乱后，便着手准备征讨南宋完成统一大业，并为此专门设立了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作为北方进攻的据点，后采纳刘整的建议训练水军与宋军在襄樊一带对峙。南北合一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统一全国已然势在必行。而这个时候，祃祃与赛典赤的怀柔经济政策已经无法满足形势变化的需要，元世祖急需改变当时的政策，所以阿合马的理财之能刚刚崭露头角便被委以重任。且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对他是有求必应。“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又见其与丞相線真、史天泽等争辨，屡有以诎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而不知其专愎益甚矣。”〔3〕4559不仅如此，即使是弹劾的言论也一概置之不理，这也表现出只要阿合马能够解决目下国家最为吃紧的财政问题，其余皆可日后再谈。更加值得注意的事阿合马生前所献之策世祖无所不从，对于他的贪赃枉法之举也从未惩戒仿佛不知道一般。“时阿合马在位日久，益肆贪横，援引奸党郝祯、耿仁，骤升同列，阴谋交通，专事蒙蔽，逋赋不蠲，众庶流移，京兆等路岁办课至五万四千锭，犹以为未实。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刑，廷中相视，无敢论列。有宿卫士秦长卿者，慨然上书发其奸，竟为阿合马所害，毙于狱。事见长卿传。”〔3〕4563而阿合马一朝身死，刺客未经审问，案件未及细查便被世祖以雷霆手段火速处理。“及询孛罗，乃尽得其罪恶，始大怒曰：‘王著杀之，诚是也。’乃命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子侄皆伏诛，没入其家属财产。”〔3〕4564世祖只是询问了孛罗便将自己从前的宠臣阿合马抄家没族，喂尸于狗。前后态度变化如此之巨大不由耐人寻味，阿合马执政二十年间所为违法之事难道世祖真的不知吗？

总而言之，阿合马理财之政的出现是时局变化的推动也是时代的选择，世祖深谙其道理故而重用。

（二）财政危机的短期解决之法

阿合马理财之政主要使用了官方垄断经营，发行纸钞，增加税课等手段。在十年左右的时间便使得元朝国府收入大增，为其攻灭南宋，实现大一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元朝大一统的功臣之一，但就像文章前面所论述的一样，阿合马的政策皆是短时间快速见效的办法。其中的超发货币，挪用准备金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而增课原本是常见的政府增收手段，阿合马却以增课多寡决定官员升黜，实行变相的“包税制”，并不符合国家长治久安的经济策略。有其积极作用，但也是在为后代统治者掘坟，我们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认识评价其经济政策。

（三）继承前人的理财方式

阿合马的主要理财手段几乎都可以在元以前的各朝各代找到对应的方式，这只是他继承了之前人们的经验，以合适的方式运用到当时的环境下。

1.盐铁专营。由国家控制山川湖泊中自然资源的思想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管子所论“唯官山海为可耳。”〔5〕714西汉汉武帝时期在桑弘羊的主持下“笼盐铁”，将盐铁的经营收归官府，实行专卖，此方法由来已久。

2.发行纸钞。纸钞起源于世界上最早的纸质货币——交子，其出现于北宋年间最早在四川发行。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携带金属货币越来越不方便，于是便出现了这种类似于存款凭证的物品并最终发展成为货币，而南宋末年经济生态败坏也恰恰表现在超发纸币至其大幅度贬值上。

3.设转运使。转运使最早出现于唐朝玄宗之时，为解决关中地区粮草缺乏，需从他处转运而专门设立。宋代更是将其发扬光大，为削弱节度使职权而负责一路或数路财赋之职。

阿合马的理财之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帮助世祖平定叛乱，灭亡南宋统一天下。但总的来说皆是借鉴前人，不能将其捧为所谓的经济革新。其政策较之前代唐朝宰相杨炎之“两税法”，后代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等真正的经济政策革新，不可相提并论。

想要对阿合马的理财之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则必须从他理财具体的方式进行研究。看他实行的具体政策，这些具体政策都产生了什么样的具体影响。看这个影响对于当时社会发展以及历史进程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并从正反两个方面，短期长期两个角度进行分析，并将理财之政和前后代的经济政策放置在一起考量。至于从阿合马本人性格，个人善恶、品德、素質等方面考虑固然有些许影响，但试问平日时时相处之人尚无法全面了解他的内心，认清一个人的全貌，又如何凭借史籍上的记载去还原一个距今数百年人物的精神世界对于他的政策的影响。即使可以也只能作为参考，并没有纯粹地从理财之政具体政策本身出发理解得更加客观。

以把握唯物史观的方法，对阿合马理财之政背景进行详细介绍，归纳出国家形势的变化使得元世祖在当时必须改变之前的财政政策，阿合马理财应运而生。“所以蒙古可说是至世祖时而臻于极盛，亦可说自世祖时而开始衰颓。”〔5〕163但阿合马的这份理财之能也从一开始奠定了元代竭泽而渔的财政政策基调。

〔参 考 文 献〕

〔1〕邱树森.中国回族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2〕（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29.

〔3〕（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

〔5〕李山，轩新丽.译注.管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9.

〔6〕吕思勉.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