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朱玉杰

摘 要：罗斯皈依东正教以后，基督教的神权政治理念对于俄罗斯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变迁带来了巨大影响，然而在此后的近8个世纪的时期内并没有在俄国引发哲学思考，即津科夫斯基在其《俄国哲学史》中所谓的俄国哲学的沉默状态，但是要考察俄国哲学兴趣是如何苏醒过来的，恰恰是要从这段沉默时期说起。

关键词：基督教;俄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B51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2）02 — 0063 — 06

要了解一个国家，要从学习它的历史开始，而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精神文化，就不能不了解它的哲学思想史。瓦·瓦·津科夫斯基的两卷本《俄国哲学史》就是这样一部帮助人们认识俄国精神文化不可多得的文献。书中作者提出了俄国哲学兴趣苏醒的问题，即俄国哲学思考起源的问题。津科夫斯基提出，“直到18世纪以前在俄国找不到任何带有哲学性质的独立著作或草稿，从这个意义上说俄国哲学史只应当从18世纪起开始研究。”①俄国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在罗斯皈依基督教以后，俄国的哲学思考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沉默状态。②但是，俄国哲学思考如何从沉默走向苏醒，仍然不能不从皈依基督教说起。

一、教化与冲突：罗斯皈依基督教

一种外来文化的进入，其与原有的文化传统之间必然要发生融合与冲突的现象，尽管基督教是罗斯的统治阶层认定并引进的。既然是官方认定并引进的，统治者期望其对俄罗斯民族发挥应有的教化作用是理所当然的，诚如津科夫斯基所说，“早在古罗斯，我们便发现基督教意识具有道德和社会因素优先的特征……”③然而在教化的过程中，与原生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尽管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俄国在对西方关系中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上的高度警觉一直是存在的，津科夫斯基认为，这种情况的长期存在妨碍了俄罗斯人对神学的探索。津科夫斯基提出，“一位历史学家公正地指出皈依基督教在俄罗斯人心里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神学热潮和名副其实的奔放激情。当然，基督教在城市范围以外的渗透是十分缓慢的……”④言语间透露出基督教在俄罗斯民间的推广一定是受到一定的阻碍的。然而基督教的传入，虽然没有在俄罗斯产生神学哲学，但是却在唤醒俄国人哲学兴趣的问题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构建政治意识形态与摆脱神秘主义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来自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基督教为国教，从此，罗斯人放弃多神教信仰。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开创了罗斯基督教文化与原生文化对立与统一的时代进程。所以选择基督教为国教，不仅仅是源于其华美的仪式，更重要的是通过基督教构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从而树立国家权威和教化民众的作用，达到巩固沙皇专制目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说明，基督教可以利用其自身的本质特点——神秘主义构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神的世界，即世界应该有两个世界的存在——神秘现实存在与经验现实存在。毕竟在那个时代，人类社会要寻找对这个世界中诸多谜题的答案，最终都会不得不求助于上帝，这也是神秘现实存在的缘由。由此，在两个世界之间实现沟通成为一种需要，从而提出上帝的使者、选民等概念就顺理成章了，能够胜任上帝使者等要職的，也没有谁能够与现实世界中的统治者竞争这些位置。自然统治者的权力具有了神性——合法性。为此，还要设计出一系列的理论、观点以及宗教生活符号，从而构建起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例如现世说、原罪说、末日论、礼拜、圣像崇拜、洗礼等等。这一切不仅反映了当时人类社会对于人、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的认知水平，通过基督教等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特征，同时也是基督教最擅长的。在基督教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完善的政治意识形态，实现从多神信仰到基督教一统天下，俄国民众实现思想上统一会更加容易，这样专制统治大大地加强了。从这一点上来看，俄国的沙皇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是有其深远的政治意义的。“这不是一个走向政教合一的运动，而是教会自己在迎合国家，以便向其注入一种吉祥的祝圣理论。国家政权在历史中是天意所系的着力点——政权的全部 ‘秘密，政权与神秘领域的关联，端在于此。”①国家政权的核心“沙皇就其人性和任何人是一样的，而据其职位和权力而言则与至高无上的上帝相仿。”②神圣罗斯、神圣沙皇的理念给予俄罗斯人以鼓舞，这种意识形态意味着一种秩序，至少在教会内部这种秩序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教会有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为沙皇提供帮助。

在引进基督教之前罗斯的国家政权是在世俗权力支配下的，而引进基督教并非要引进另一种国家权力——教权统治，即教会权力上升为国家最高权力的一部分，从而造成两权竞争的局面。俄国历史证明，在俄国国家权力的问题上，并没有给教权以僭越的机会，一直都是世俗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绝对的居于主导地位。其次是由于俄罗斯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欧洲文化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不论是西罗马帝国还是拜占庭，都经历了教权与世俗权力为争取国家最高权力而进行斗争的历史，然而在这方面，并没有传染给俄罗斯。可见，在拜占庭所常见的神权对世俗权力的冲击与挑战是俄国的沙皇所不愿意看到的。当有人在莫斯科宣扬有关由基督做主一千年的世界的学说时，宣讲人立刻被当局逮捕并死在狱中，③津科夫斯基所举的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而到了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由于对神学界产生了不信任，沙皇政权则完全摆脱了教会的影响，成为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

然而，基督教所带来的神秘主义的思想路线在俄国的修道院里得到了延续，并以修道院为中心形成了教会文化，“正是在修道院里，形成了民族意识形态。”④而且有关意识形态的论战在教会内部并没有停止，论战的主体正是那些受过神学和神学思维方式教育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可见基督教在俄罗斯人的思想领域所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可以说这种影响在俄国哲学界一直在延续。

（二）第三罗马理论与优选民族的自我认知

俄罗斯没有接受教权作为人的最高精神统治方式，但却从拜占庭那里将弥赛亚文化继承过来，从而赋予沙皇政权以另外一种神圣理念。拜占庭在当时作家的笔下被誉为“永恒王国”，在马里宁的《菲洛费长老和他的书简》一书中提出，将拜占庭比为第二个罗马王国，寓意为永久挺立之国。⑤ 而当拜占庭被毁灭以后，在俄罗斯教会意识中一种思想开始牢牢占据了俄罗斯人的心里，认为在拜占庭以后只有俄罗斯王国才是维持基督教纯洁的唯一圣洁宝地——“神祗优选”，只有在这里，基督真理才能够得到保存。由此也诞生了“第三罗马”的著名理论，这一理论同样来自马里宁的《菲洛费长老和他的书简》一书。该理论中还包含了所谓世界末日论，末日来临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天国随之降临。这一世界的终极命运将历史地落在基督教民族中的优选民族身上，可见，并非所有基督教民族都是优选民族。恰恰前两个罗马王国都陷落了，第三罗马帝国就在莫斯科，因为只有这里保留了纯洁的基督教真理，而且“第四罗马是不可能的”。①可以说这种思想必然成为俄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不仅使沙皇成为东正教信仰的守护者，而且也使沙皇政权拥有了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维护基督教的纯洁，而作为“优选民族”的俄罗斯民族也成为拥有最高神圣使命的世界公民。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弥赛亚情结已经深深地内化为俄罗斯民族的意识形态之中，也必然渗透于俄国的哲学思想。例如，“第三罗马”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观点，同时也包含了俄罗斯民族自我认知的探索与变迁。CFE2D3C2-F7BD-4A5B-8463-FD888C5565E6

（三）分裂教派运动与乌托邦困境

18世纪起教会开始受到政府的挤压，分裂教派运动把一大批虽思想保守，但个性鲜明、精神坚毅的人从教会中分裂了出去，被认为是实现了以此真正的教会精神的复兴。②而谈到分裂教派运动的实质，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所以产生分裂是由于在礼仪方面和更改教会书籍方面产生了分歧。旧礼仪派认为，礼仪与教会书籍的改变是对东正教真理纯洁性的亵渎，更为重要的是其背后包含着反基督的秘密。可见，旧礼仪派的观点绝不仅限于礼仪改变等表面现象，而是对这一现象展开了更为深刻的思考。这种思考的背景还是来源于“第三罗马”理论，即第三罗马就在莫斯科，“第四罗马绝无可能”，来源于对这一意识形态的绝对信仰。东正教会负有维护基督教真理纯洁性的使命，尤其是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之际，俄罗斯的命运与历史的终结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主张保留旧礼仪，意在捍卫教会的纯洁性，而改变旧礼仪，则是担心教会可能被非正义地世俗化，担心教会被世俗的精神所污染。对此，卡尔塔舍夫做过科学的评价：“旧礼仪派把纯洁和污浊划分得一清二楚，只在古以色列才有此先例。俄罗斯人民把基督教当成救世主降临大地的启示，当成关于凭借教会虔诚的力量创造一个彻底神圣的世界，以取代这个罪恶的、不洁的世界的启示”，③这一评价充分揭示了旧礼仪派神圣理念的根基所在。那个所谓纯净而神圣的世界与罪恶、不洁的世界就要在俄罗斯完成一个交接，作为上帝之城的俄罗斯就是天堂式的存在。津科夫斯基将这一切总结为乌托邦困境——“神圣王国”的困境。且不说乌托邦本身就是源于基督教神权政治思想的，此时旧礼仪派尽管怀揣着乌托邦式的神圣王国的理想，但是他们要面对的现实却是无比残酷的，一边要面对反基督——世俗化的倾向所带来的痛苦，一边要面对俄罗斯教会势力的致命而又悲剧性的分裂。

到了彼得大帝统治时期，政权的世俗化已经逼近，“第三罗马的理念只能获得一种亵渎的帝国主义性质。东正教并未规避第三罗马理念，但也不曾从世俗化的国家政权中发现反基督，从而为天命论与历史现实主义在清醒精神中新的结合提供了可能。”可见，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会停止，政权世俗化成为一种历史必然，“神圣罗斯”的理想便会被搁置一边，脱离历史发展的轨道，旧礼仪派必然得到与其相同的命运。

乌托邦困境直接导致教会意识转向自己内心深处思想与生活的思考，即面向纯教会问题的思考，由此带来教会意识的增长，教会未来发展路径该如何选择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在分裂教派运动的推动下，使得一部分人在过去的教会思想中去探索，另一部分人则尝试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路径。17-18世纪的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的诞生，为后者提供了条件，也为源于基督教原则的哲学思维（内在核心部分）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这种哲学思维主要在理论创造以及真理的探索方面表现为更多的自由特征，主要表现在自由基督教哲学首次在俄罗斯学者的哲学著作中得到充分显现。由此开启了俄罗斯教会内部意识的世俗化进程。

（四）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冲突

在基督教被确定为俄国的国教以后，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俄国会对基督教文化理念全盘接受，这个过程包括在基督教发挥教化作用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与俄罗斯斯拉夫文化理念的碰撞而导致的对基督教的抗拒，以及对拜占庭文化的否定，尤其是俄国在对西方关系中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上的高度警觉也一直存在。

津科夫斯基在书中一直在阐述一个事实，俄国的政治生态与拜占庭截然不同，因此，俄国对来自拜占庭的政治理念存在天然的抗拒与排斥。尤其体现在教权高于皇权的理念上，俄罗斯并没有照搬拜占庭的神权政治模式。但在教会方面一直受到拜占庭的制约，俄国教会并没有选择顺从，而是很早就开始谋求要摆脱希腊教会控制实现独立。“当伊凡四世对罗马教皇使节说：‘……我们的信仰是基督教的，而非希腊的时，他准确地表达了那个时代俄国的教会意识。”①这种高度的警惕性更体现在当年“弗洛连季教堂以及在那签署的教会合并协议被俄罗斯人民否决”等事件上，尤其当康斯坦丁波尔陷落以后，这种疏离感则被进一步强化了。

然而不要忘记，在罗斯皈依基督教的时期，拜占庭文化发展正处于巅峰状态，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影响一些俄罗斯人对希腊文化传统充满向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对俄国的教化与影响作用仍然是主要方面。

二、来自基督教神权政治理念的影响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基督教来到罗斯，给这个多神教的、政治发展比较落后国家带来的最主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基督教神权政治理念。它使俄罗斯人开始思考如何构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如何认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教权与世俗权力的关系，以及与此引发的一系列哲学思考等等。“基督教神权政治的理念恰恰在于它肯定了通过将其与神秘领域相关联而对所有有形物、所有经验进行启蒙的必要性——所有历史存在，生活中的一切个性都应当通过上帝力量的改造作用被照耀进经验领域里……”②，可见，基督教神权政治理念的本质就是围绕着人与神、教权与世俗权力等核心问题，通过神秘主义的手段，构建其理论大厦，而其理論逻辑的出发点与最终的归宿都源于上帝。例如俄罗斯教会意识就是建立在基督教神权政治观基础之上的，它在一定程度上给俄罗斯哲学思考所带来的是具有启蒙意义的影响作用。

（一）人与神关系的思考

在津科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中，在阐述18世纪以前的俄国哲学思考起源的过程中，并没有专门就人与神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阐述。但是这并不等于在这一时期，俄罗斯人对人与神的关系问题没有思考。我们还是可以从其它观点的论述中找到这一时期俄罗斯人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观点。

例如在对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二者关系的问题上，津科夫斯基有这样的论述，“对于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融合性的清醒感觉，对于俄罗斯皈依基督教而言的确非常之重要。”进而作者开始论述俄罗斯人独特的圣像礼拜以及圣像画术等现象。由此，作者提出这是现实的人进行神思的一种形式，是经验存在的人与神实现沟通的一种方式。可见，根据津科夫斯基的阐述，在俄罗斯人的宗教意识当中存在一种神秘现实主义理念。即人的世界是一种经验现实，而在这种经验现实背后是神的世界是一种神秘现实，是另外一种现实，两种现实领域都是真实的，区别在于两种存在的品味等级不同。经验现实能够存在的支撑点就是由于其“参与了”神秘现实。③CFE2D3C2-F7BD-4A5B-8463-FD888C5565E6

两个世界的存在分别对应着人与神，二者的关系同样是不可融合与不可分割的关系。即人不能脱离神而存在，同时人和神又是泾渭分明的，即人有人的本质，神有神的本质。人需要通过圣像礼拜等仪式实现神思，从而领会神意，实现与神的沟通。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人是特殊的——沙皇。因为“在沙皇身上，‘神秘的，亦即理性所无法认识的神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结合得到了证实，历史存在被照亮了。”④而沙皇是连接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特殊结点，而普通人则做不到这一点。这种对人与神之间关系的认知为后来俄罗斯人构建自己的人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教权与世俗权力之争

教会与世俗权力地位之争在基督教神权政治理念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必然对俄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俄国的国家政权并没有走向政教分离也没有走向实质的政教合一，国家政权与教会的关系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教会则一直处于为国家政权提供服务的辅助地位。正如津科夫斯基所阐述的那样，“教会意识中发挥基督教会中神权政治理念的同时，力求寻找到一条向政权实施祝圣仪式的道路。”⑤但是这并不妨碍教会人士对教权与世俗权力争论的思考，实际上也是受到来自拜占庭政治文化中教权与世俗权力争权事实的影响，从14世纪的圣谢尔吉·拉多涅日斯基①到15世纪的约瑟夫·沃洛茨基②以及尼尔·索尔斯基③等教会人士对于教会与世俗权力的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例如“就教会与世俗权力关系而言，教会的任务是以祈祷的方式关心国家，但根据教会意识……也不应忘记教会的神秘本质。”④认为在神秘方面而不是在历史层面，教会应该高于国家;也有观点提出，“在历史尽头教会应对国家实施统治。”⑤并由此引出了教会与世界、僧侣生活与非僧侣生活进行区分以及教会财产问题的思考等等。由此为所谓“禁欲派”的形成以及出现教会世俗化倾向提供了理论与现实前提。尽管有了这些观点，但是俄罗斯国家政权一直在与教权的竞争过程中具有绝对优势地位，尤其是到了18世纪，在世俗化潮流的冲击下，两权之争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不管俄国的国家政权与教权关系的历史现实怎样，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一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观点与思考成为后来俄国宗教哲学思维的基础。

（三）沙皇学说

沙皇（царь）一词中的“沙”来自拉丁语中凯撒（Caesar）的转译（Цезарь），царь就是“大皇帝”的意思。俄罗斯的沙皇最早出现在16世纪的中叶伊凡四世时代，当时的莫斯科公国改称为沙皇俄国。基督教作为国教，它必然要赋予沙皇更多丰富的内涵。受到“第三罗马”理念的影响，俄罗斯教会从拜占庭那里继承了弥赛亚文化并将其赋予沙皇政权，从而使其富有神圣罗斯的称号。与此相对应，东正教会早在17世纪就开始在论证俄罗斯沙皇是从拜占庭那里继承政权的。一些教会人士则很早就在论证沙皇与上帝以及与普通人的关系定位，例如约瑟夫·沃洛科拉姆斯基⑥就提出沙皇具有与普通人一样的人性，但是他在尘世间的地位应该类似上帝，具有至高无上性。他认为，在上帝面前沙皇不仅要为自己负责，而且要为国家内的每一个人负责。还有人将沙皇尊称为“东正教信仰的守护人”⑦，从而赋予沙皇以教会的权利。而与伊凡四世同时代的都主教马卡里认为，沙皇是上帝从民间选举出来的，不仅对普通人的生命负责，而且肩负着将东正教恩惠普照大地的使命。虽然以上观点与西方神权政治理念相左，但是这一系列关于沙皇的定位确是受到基督教神学政治理念的启发后才得出来的。总之，俄国教会为沙皇涂油登基等设计了一整套的仪式，其中包括为此专门撰写的祈祷词等等，逐步树立了沙皇的理念。在教会意识中，沙皇已然实现了人的本质与神的本质的结合，在沙皇身上凯撒的本质不存在了，而只剩下神秘的、神的本质了。

此外，俄罗斯人对于沙皇的定位也不全是颂扬的观点，认为沙皇政权存在着巨大缺陷，一些人对此也洞若观火。由于赋予了沙皇以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遇到一个非正义的沙皇，对于东正教和国家都将是灾难性的。诚如约瑟夫·沃洛茨基所言：这样的沙皇将“不是神的仆人，而是魔鬼”。⑧从而揭示了沙皇的本质，即现实中的沙皇是一个历史学问题。

综上所述，基督教神权政治的理念对俄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使历史神圣化和政权的神圣使命等理念方面，更进一步则体现在向宣扬改造世界过渡方面，从而为教会意识的实质性转变提供了依据。这种俄国教会史的变迁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圣季洪·扎东斯基和派西·韦利奇科夫斯基长老。他们思想的共同的特点都是在摆脱了“神圣王国”理想束缚以后，实现了向现实的人的回归与精神上的创造力的释放，为基督教哲学在俄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这一发展集中表现为格·萨·斯科沃罗达宗教哲学思想的形成，意味着俄国哲学兴趣的苏醒。

三、俄国哲学兴趣的苏醒

“基督教来到俄国时不光作為一种宗教，而且是作为适应各类主体的、内涵无比丰富的一种世界观。”⑨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俄罗斯人对人与神、世界、教权与世俗权力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与现实选择，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世界观等，出版了一些相关思考的理论著作，俄国人的哲学兴趣开始苏醒。

首先，其哲学兴趣的苏醒体现在俄国教会意识形态的构建方面。“俄罗斯教会意识根本不曾背离基督教神权政治观的基础，但对这一观念的阐释却与西方截然不同。”①从津科夫斯基的这句话中可以得出，俄国宗教意识形态尽管不完全与基督教神权政治观相同，但是它的构建的确是以基督教神权政治理念为基础的。津科夫斯基通过对俄国哲学史进行梳理，得出的结论是，在俄国较早地进入哲学思考的人群，就在这些构建俄国宗教意识形态的教会人士当中。而且历史证明，俄罗斯修道院曾经是古代俄国精神生活的中心。在修道院里，僧侣们可以尽情地思考有关这个世界、大地、人民的苦难等问题，这里是被基督照亮的地方，只有修道院里过的才是真正的生活。由此形成了以修道院为中心的教会文化。也是在这里形成了俄罗斯的民族意识形态。包括本文前面所涉及到的所有具体问题，从哲学层面进行分析，即体现为一种世界观，代表着俄国哲学兴趣的苏醒。CFE2D3C2-F7BD-4A5B-8463-FD888C5565E6

对18世纪前的俄罗斯人的世界观做一个总体评价，这是一种神学世界观，也是一种积极的世界观。所谓神学世界观表现为，以道德与社会因素优先为特征，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在基督教原罪说的基础上的。即现实的世界是充满罪恶的，这符合基督教的原罪说。这种结合了人性与神性的世界观内涵了两个世界的存在，即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共存，前面已经提到，两个世界是不可分割但又不可融合的存在着。于是上帝之国——第三罗马理论、世界末日论、现世与来世等，以及俄羅斯宗教生活中倡导的禁欲主义、圣像画术与圣像崇拜等，构成了神学世界观的内涵。

其次，俄国人哲学兴趣的苏醒体现在对由基督教神学政治学引发的历史主题的思考方面。与俄罗斯人的神学世界观一样，关于历史主题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而非抽象地思考历史本身。例如对俄罗斯历史发展道路的思考以及对沙皇与沙皇政权定位的思考等等。关于俄罗斯历史发展道路的思考，主要观点为，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即基督教文化与斯拉夫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例如在俄罗斯形成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既有对基督教文化（通过拜占庭文化）的学习与渗透过程，也有通过斯拉夫文化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有别于拜占庭宗教文化的内容，第三罗马理论、禁欲主义、圣像画术以及圣愚现象等等。在思考沙皇与沙皇政权时，沙皇被定位为“东正教信仰的守护人”，在沙皇身上要实现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从而使沙皇变成了神圣沙皇;同样，沙皇政权因为沙皇具有了神圣性，而不仅仅只是与人们的尘世相关，成为教会礼拜的一种形式。可见，在教会的意识形态里，沙皇政权是历史存在与神的意志的相会点，②事实上已经充当了教会内部秩序的代名词。以上种种都是神秘主义历史观的表现，为宗教思维向哲学思维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最后，俄国人哲学兴趣的苏醒体现在代表性著作、出版物等成果的出现和18世纪哲学流派的出现以及哲学思考的主题等等。如果说18世纪以前，在基督教神权政治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碎片化的哲学思考，俄罗斯哲学思考进入一种沉默时期，那么18世纪的哲学思想、哲学著作及其出版活动的出现，则意味着俄国哲学思考的苏醒。从格·谢·斯科沃罗达的神秘主义哲学到拉吉舍夫的自然法理念等哲学思想，哲学著作如斯科沃罗达的《神曲之国》和拉吉舍夫的《论不朽》等等。与此同时，大量的出版活动也相应出现，例如，诺维科夫的出版活动等。③凡此种种，都证明了俄国哲学兴趣的苏醒。

此外，18世纪在俄国号称世俗文化起源的时代，尽管如此，基督教理念仍然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教会意识内部的世俗化过程暂且不提，即使来自外部的世俗化潮流也是如此。“鼓舞世俗文化的那一理想当然不是什么别的，而恰好就是关于神性王国的基督教学说……”，④与世俗文化兴起相关联的俄国哲学流派的生成也因此渗透着宗教哲学的影响。在这一时期的俄国哲学运动中，从哲学内容划分大概有三大流派，即俄国的伏尔泰主义、18世纪俄国人文主义和宗教-哲学思想流派，例如俄国共济会等。这三个哲学流派的部分观点、内容都是受到了来自基督教理念重要影响。例如俄国伏尔泰主义中的乌托邦思想，18世纪俄国人文主义中的自然神论等观点，等等。可见，基督教学说在俄国哲学兴趣苏醒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侯庆海〕CFE2D3C2-F7BD-4A5B-8463-FD888C5565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