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蓓容

南北宗论是中国绘画史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自20世纪30年代起，童书业、启功、邓以蛰诸家，先后考察了它的作者、成因、内涵、外延及影响，并以知识考古的方式，予以严肃讨论。198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暨中国绘画研究季刊《朵云》编辑部举办董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学者在南北宗论的思想来源、适用范围、意涵转变等问题的研究上均有所推进。近年，王安莉复原了概念的生成史。尽管讨论已经持续了一百余年，但南北宗论仍是充满罅隙的宏大问题，也是值得再度检视的复杂问题。既往研究难免站在理论形成之后回观历史，故多围绕范式本身及其周围来讨论其形塑艺术史的作用，而难以看到其诞生之前的艺术世界图景。南北宗论仍为潜流之时，与不同要素在知识世界中竞争交融，故应讨论当时流行的其他思想资源；理论生成之初，边界未必如后人追认的那样清晰，也应描述其他流行知识如何指引实践，并尝试与理论结合；理论风靡之后，则须跳出最积极的接受群体，关注它究竟是否落实以及落实的程度。

一、《图绘宝鉴》及其作用

在讨论南北宗时，学者将其先声上溯至明代中期的苏州人杜琼（1396—1474）。他在《赠刘草窗画》诗中首言“山水金碧到二李，水墨高古归王维”，将青绿、水墨两种风格传统稍作区分，并列举了元代及以前的重要画家，指认其中多数人都属王维一派，但无意建立详细的代际传承谱系。此外，杜琼对明代绘画相当重视，诗中提到了王绂、沈遇、谢缙、金铉、苏复等同时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