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英晖

萨特曾三次在演讲或访谈中以中国戏曲为例阐述自己的戏剧主张。他使用了“暗示”（suggérer）一词描述中国戏曲的表意方式及与现实的关联模式。这个词也出现在20世纪流派分殊、志趣各异的其他西方戏剧人和理论家的笔端，如马拉美、阿尔弗雷德·雅里（Alfred Jarry）、让·莫雷阿斯（Jean Moréas）、罗兰·巴特、阿道夫·阿皮亚（Adolphe Appia）和格洛托夫斯基等。尽管他们对该词的具体解释有别，但它总是作为新戏剧的特殊表达方式被提出，以反对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对经验之真的直白复现。如果说法国古典戏剧理论最热衷探讨的是规则（règles），启蒙时代的戏剧以社会学家的目光审视时代，浪漫主义正剧（le drame romantique）表现出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无限兴趣，那么，暗示或多或少能代表西方现代戏剧的一个共同趋向，即对风格与表意、能指与所指之间关系的权衡。而在此之前，“不论是拉辛、雨果和克洛岱尔这样的诗人，还是高乃依或哥尔多尼这样的情节大师，都更重戏剧行动而非风格”。

诚然，从中国戏曲美学的真正意涵出发来看，萨特所谓戏曲的“暗示”性表演，与诸多西方人对戏曲的解读一样似是而非，不过是把戏曲变成了西方文化投射自身的幻想空间。然而，萨特是法国乃至西方20世纪的一面思想旗帜，他的写作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写照，因此，他在西方现代戏剧理论中的“暗示”概念与中国戏曲美学之间建立的关联，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是怎样的思想语境使20世纪西方戏剧人对中国戏曲的关注和借鉴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