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 程

《呐喊》作为新文学最早的创作实绩之一，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被奉为白话短篇小说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在漫长的阅读与阐释过程中，鲁迅上述兼及小说内容与文章形式两方面的自我表彰，逐渐演变为一种“偏义复指”：其“格式的特别”往往被“表现的深切”所遮蔽——后者体现为作品的情节、内容，被理解为第一批新文学家对封建中国景况的深刻再现与解剖，其中对庸众与独异个人之矛盾的隐喻等主题，成为解读小说甚至当时社会历史的重要框架和指南。完成于1922年底的《呐喊·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作为《呐喊》结集出版时的交代，则在这一“偏义复指”的挪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文艺启蒙民智成为新文学开端的重要命题。鲁迅在其中讲述的自家“前史”则成为与国族寓言同构的个体化表征：《自序》中连番遭遇挫败的青年鲁迅与由《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名篇所揭露的晦暗的中国，构成两套互涉的叙事，它们“互相融合，互相补充，彼此强化”。

一直以来，研究界对《自序》的解读，更多是通过分析内容抵达作者，即鲁迅本人。无论是在史料维度，还是在思想维度，《自序》往往被视为“鲁迅”这个对象的形象化注脚，透明地传递着关于作者的各种信息。在这样的关切下，《自序》仅仅是一个中介，其价值在于与鲁迅相关的知识。鲁迅的革命性、深刻性及其对启蒙的看法是解读这一文本的主要任务；具体到文本中提供的叙事材料，论者也往往热衷讨论“铁屋”隐喻的伦理困境或“希望”的悖论性等形而上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