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明末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开始，传教士在华人文士的协助下翻译了大量西学书籍。迨至清末，这一合作译书模式仍然风行一时。华人文士任廷旭不仅襄助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还协助他们翻译了《文学兴国策》《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等颇有影响力的西学书籍，有力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和晚清社会变革。此外，作为少有的精通西语的华人文士，任廷旭还开设教授外语及西学的新式学校、编译英语教科书、创办包含英语学习内容的函授教育刊物，推动了中国近代的英语学习热潮。本文旨在考证梳理任廷旭的生平事迹，评估任氏在翻译西书和推动近代英语学习方面的贡献。

【关键词】任廷旭 华人文士 译著 英语学习 贡献

自明末利玛窦（Matteo Ricci）等耶稣会士来华至晚清，“书籍传教”长时间成为传教士播道事业的重要内容，而“西译中述”或“口译笔述”这一合作译书模式[明清时期中外合作译述的流程如下：“必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士斟酌何法可明;若华士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有数要书，临刊时华士与西人核对;而平常书多不必对，皆赖华士改正。因华士详慎郢斫，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见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19—220页。]则居于西学翻译的主导。作为清末最为多产的华人笔述者之一，任廷旭协助传教士或独立译书达三十余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在近代引介西学贡献颇大的译者，竟然逐渐隐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其生卒年份及主要事迹至今无法确切查考，已有研究也因此以讹传讹，如认为其是光绪朝进士[此说最早见于香港学者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6页。学界引用颇多，如王洁：《浅谈影响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译作〈文学兴国策〉》，《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或将《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译者定为吴江、任廷旭两人[程志华：《由“儒学在美国”到“美国的儒学”：百年美国儒学发展脉络》，《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此外，對任氏译著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兴国策》和《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等少数作品，远未展现其全貌，且针对任氏推动清末英语学习热潮的事迹亦未见有专门著述。可见，这位在近代西学输入中做出较大贡献的华人文士至今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任廷旭生平事迹

任廷旭，字申甫，江苏吴江人。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所记，任廷旭于1883年从学于彼，时年三十二岁[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年第176期。]。据此推算，任氏当生于1851年。任廷旭于1902年受洗入教[任保罗：《上海青年会演说》，《万国公报》1902年第161期。]，时年五十一岁，后改名为任保罗，当年他在《万国公报》上刊载的文章开始署名任保罗，并作《信道更名说》阐述改名缘由[任保罗：《信道更名说》，《万国公报》1902年第160期。]。任廷旭早年曾“专攻举业”，于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任廷旭、廷杲、廷曦：《杂事汇编：吴江任徕峰先生行述》，《万国公报》1897年第101期。]。1881年，应洋务派核心人物唐廷枢之召，任廷旭赴上海襄理轮船招商局，因仰慕西学而由唐氏牵线，问学于林乐知，后任上海电报学堂管教。1889年在法租界创办养正学堂，兼授中西学。1891年由出使美国的崔国因奏调出洋，担任驻美使署随员兼翻译，次年出国，游历日本、美国后归国[李峰、汤钰林：《苏州历代人物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页。]。任廷旭曾追随林乐知学习英文，具备良好的读写能力。他入广学会前之所以能被奏调出洋担任随员，是因为受教于林乐知后已具备较好的英语能力，“华英文理俱优”[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年第176期。]。后因川装问题触怒当道，科举仕途之路无望，乃绝意仕途，进而被广学会内的林乐知和督办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延勷译书”[任廷旭：《读中东战纪本末三编谨跋其后》，《万国公报》1900年第136期。]，协助编印会刊《万国公报》并参与译书。在担任《万国公报》编辑期间，他除协助传教士编译文稿外，还独立发表了较多社论，如《论中国靖乱必自节用减赋始》《筹捐必刻征信录说》等，热心时务。在协助传教士译书方面，他是近代最为多产的华人文士之一，译著颇多，其中不乏《文学兴国策》《广学类编》《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等在中国近代产生较大影响的著述。任廷旭之所以译书较多，与其精通西文不无关系，同在广学会的沈毓桂、蔡尔康、范祎等华人文士则由于不识西文，译书数量远不及任氏。1906年，任廷旭与范祎等广学会同人创办《通学报》并兼任记者及主笔。该报是近代较早的函授教育刊物，任氏撰写了众多辅助英语学习的篇章。1900年，任氏还曾兼任林乐知之子、大律师林文德（Edgar Pierce Allen）的翻译、文案、账房[李峰、汤钰林编著：《苏州历代人物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页。]。

任廷旭之所以加入广学会并担任笔述者，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本人“长耽西学”，尤其是受命出洋留美驻华盛顿期间，目睹美国实行欧洲各国“善政善教”而“心向往之”[任廷旭：《读中东战纪本末三编谨跋其后》，《万国公报》1900年第136期。]，对西学有切身的体会并对宣传西学较为热心。因此，他不仅协助传教士译介西方史地政经类著作，还在其主笔的《通学报》内连载了诸多西方历史、地理等学科的基础知识。二是他在入广学会前已与该组织的重要成员，也是其老师林乐知相知相交，林乐知的引荐之功自然必不可少。任氏曾回忆，其退出官场后在上海广学会参与译事乃是承其“师命”，且之后仍与其师“时相过从”[任保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年第176期。]。三是协助传教士译书可以为其带来经济上的收益。事实上，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肯为传教士代笔的重要动因便是以此维持生计，其中的典型人物是王韬。他曾直言，之所以代笔译书乃“迫于衣食”[王韬：《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3页。]。广学会是各国在华传教士联合组建的出版机构，传教士员工的工资由其所属的差会发放，而华人笔述者的薪金则由广学会提供，如1898年广学会“付蔡先生十一个月束脩三百十五元”，“付会报馆两位先生十一个月束脩一百七十六元四角”[《广学会第十年管收除在四项清帐》，《万国公报》1898年第108期。]。蔡先生为蔡尔康，两位先生应为任廷旭和范祎。其时蔡尔康正担任《万国公报》主笔，又辅助传教士译书，因而其薪金远高于任、范二人，亦可见广学会对能力突出的华人文士待遇之优厚。

二、翻译西书

任廷旭的译作颇多，除辅助林乐知等人发表于《万国公报》的篇章外，主要是单行本。鉴于《保华全书》《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中国政俗通考》等译著以单行本面世前往往先刊登于《万国公报》，且广学会多将影响较大的刊文汇编发行，为避免重复计算，因而本文只统计任廷旭的单行本译著，总计三十三本[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参考熊月之主编的《晚清新学书目提要》发现，任廷旭所译书存在书名误写的情况，如《保华全书》误作《保华新书》、《俄国政俗通考》误作《俄国政治通考》。此外，由于收入《东西学书录》中的《论俄国增兵过度》一文并未出版单行本，因此本文不予计算。]。由于受雇于广学会，且广学会本身即为出版机构，故任廷旭的译著除与范祎合译的《中等地理教本》外，基本由广学会出版发行。此外，考虑到华人笔述者辅助传教士译书有时并不署名，而由传教士独署[于醒民：《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译著中的代笔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具体署名方面，“洋教士署名于前，华士署名于后。前者往往加署口译、述意、述略、树义、译意、授意、命意、腹稿、比事之类释语;后者往往加署遣词、撰文、汇编、慎译、撰录、手志、纪言、手著、作文之类释语;有时加上合署之同译、同著之释语，或者干脆抹去后者姓名”。]，因此任氏的实际译书数量可能不止于此。

资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广学会书刊目录》，U131-0-90;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张晓编著《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由上表可知，任廷旭的翻译活动可以很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即1907年以前以社会科学译著为主，之后则以宣教书籍为主。具体来看，1907年前，译著在题材上较为多样，涵盖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但也包括《格致源流说》等少量自然科学译著;之后则主要是宣教类著作，包括政治人物的传记和劝人信教的读物。任氏的翻译活动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转变，是与中国的政治局势和广学会的翻译出版策略密切相关的。

广学会是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华设立的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1887年成立，其前身是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创办的同文书会，1891年由李提摩太接任督办。该会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期间十分活跃，译印了一系列宣传社会变革的政法类书籍。之所以以社会科学著作为主，一是以李提摩太、林乐知为首的广学会中坚奉行上层路线，企图通过引介西方政治、经济领域的西学知识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二是清末的官方译书机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自然科学和技术类书籍为主，尽管京师同文馆也译印了《万国公法》等政法类书籍，但数量有限，因此广学会可以通过出版社科类译书弥补清末的知识空缺，从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过程中的价值取向》，《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朝堂上下呼吁改革的声音日隆，广学会于是译介了大量适应变法需要的译著。维新变法失败后广学会的翻译活动陷入低谷，庚子事变后清政府立意实施新政，广学会再度活跃。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广学会的上层路线破产。之后，该会调整其翻译出版策略，逐渐回归基督教出版机构的本色，转而服务中下层信教人士，因而翻译出版了众多宣教书籍。在革命业已成为定局之后，李提摩太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有必要向中央及各省政府官员大量介绍英美‘政治家的生平事迹，以便（他们）从中吸取‘谋求进步的道路”[江文汉：《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22页。]。有鉴于此，广学会出版了一系列欧美政治人物的传记，其中便包括任廷旭翻译的《毕查但传》和《毕维廉传》。由任廷旭译书内容和主题的转变可知，华人笔述者在辅助传教士译书方面并没有多少决定权，所译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选定，随广学会整体翻译出版策略的变动而变动。

在翻译模式上，前期主要采用“西译中述”的方式，合作者有林乐知、李提摩太和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三人，其中与林乐知合译的著作数量最多，总数达八本;后期则脱离传教士的口译而转为独立译述。这样的转变亦事出有因。一方面，甲午战争之后，特别是20世纪初，随着商务印书馆等民营书局的崛起和留日学生从日本大量转译西书，明末以来传统的“西译中述”译书模式开始转变，中国人逐渐独立承担起西书中译的使命[周伟驰：《晚清西学东渐中的传教士译撰》，《基督宗教研究》2017年第2期。]。虽然主要是襄助传教士译书，但借助通晓外语的优势，任廷旭后期也融入了这一历史潮流。由上表可知，从1907年开始，他基本上都是独立译书。另一方面，教会工作的特殊属性使得传教士口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译书中的主导地位，且华人笔述者自明末以来多不谙外语，因此自主性并不突出;但随着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再加上华人教徒的外语水平不断提升，教会内部开始更多地思考本土化的议题，华人编辑和译者的自主性逐渐增强，独立著译成为显著的特色[李志刚：《广学会出版事业对时代转变的适应》，《百年烟云 沧海一粟：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172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华人编辑成为广学会的中坚力量，代表人物谢颂羔编译的著作更是多达一百六十多部，且大部分为其独立完成[陈建明：《广学会的华人文字精英：编辑家兼作家谢颂羔牧师》，《宗教学研究》2018年第2期。]。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广学会内部开创这一潮流的先驱者便是任廷旭，他的译述活动推动了广学会文字工作本土化的进程。总之，任廷旭的翻译活动横跨了华士辅助传教士译书和国人独立译书前后两个阶段，见证了西书中译模式自明末以来的变迁。

在译文的语言风格方面[有学者在探讨Education in Japan的汉译时将颜永京的翻译观误认为任廷旭的，这是因为该书并不只有任廷旭的译本，颜永京也翻译过部分内容，并将该书译为《日使文学汇集》。详见卢明玉：《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148页。]，任廷旭要求译文“撰述词句，必求清浅，务使尽人可读”[任保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年第176期。]，而林乐知亦评价其译笔“期于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序》，《万国公报》1896年第88期。]，“词句雅而不俗，浅而不深，明而不奥，凡略通文理之人皆能明之，即妇女小孩但能识字者亦能读之”[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年第176期。]。不同于清末严复和林纾等人过分要求文句雅驯，任廷旭更多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传教士译书的题材较广，受众亦多，为使西学和基督教义更深入传播，需要使用雅俗适中的文体，而这也是韦廉臣和李提摩太等广学会负责人的一贯主张，前者認为要融合文言文和口语，而后者则认为教育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官话，而不是艰涩难懂的文言文[尹延安：《传教士中文报刊译述中的汉语变迁及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在翻译策略和文体方面，传教士在译书中往往为了传播其资本主义基督教意识形态而刻意迎合中国主流的诗学规范，即选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和表达习惯，并多用中国已有的概念来阐释西方的新概念[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文学兴国策》一书的原名是Education in Japan，education一词的汉译应为“教育”，而书名也应译为“日本的教育”，但最终education却译为“文学”一词，书名也变为更加反映中国人现实需求的“文学兴国策”;《格致源流考》虽为自然科学知识的汇编，最后的题目也含有汉语中为人熟知的“格致”一词;在译介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诗歌An Essay on Man（《天伦诗》，现译为《人论》）中，为了迎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并传播基督教思想，李提摩太和任廷旭改造了原诗的英雄双行体，“仿照中国诗体，撰成四言韵文”[〔英〕李提摩太、任廷旭译：《天伦诗》，上海美华书馆1898年版，第1页。]。

在译著的影响方面，任廷旭的译著涵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内容，其自然科学译著为中国输入了西方天文、地理等学科的新知识，有利于促进中国的西学启蒙和知识转型，而其人文社会科学译著则在引介英俄等国文学、传播西方先进社会思潮及推动社会变革等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其中，《英兴记》《文学兴国策》《中国度支考》《格致源流说》《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庚子教会受难记》等多种译著被收入徐维则的《（增版）东西学书录》和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等晚清颇有影响力的书目，成为国人摄取西学知识的必读书。总体而言，任廷旭人文社会科学译著的贡献远大于其自然科学译著，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推动了新的学科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并在国内首次引介了英、俄两国的某些文学作品及文学家。中国的学科知识体系历来按经、史、子、集四部划分，其不足之处在清末已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注意，1880年傅兰雅（John Fryer）在其所编的《格致汇编》上发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该文同时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英文单行本），率先使用新式分类法，将制造局所译西书分为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地学、天文行船、博物学等门类。1894年傅氏在英文《益智书会书目》（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Price List of the Books， Wall Charts， Maps， etc.）中继续采取新式分类法，将西学书籍分为算学、格物、历史、地志地图、宗教哲学、读本和杂存等七类。然而，这一新式分类法直至1896年才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当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西学书目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将西学知识分为学、政、教（宗教）和杂类，每一大类下又细分为诸多小类。大体而言，学类相当于现代的自然科学，政类相当于现代的社会科学，而杂类则相当于现代的综合性图书[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21页。]。其后，广学会于1901年出版了由任廷旭翻译的《广学类编》。该书继续采用新式分类法，但又有新的发展，除将西学知识分为史事类、地理类、文学类、格致类、算学类、商务类、医药类、权度类、婚礼类、家务类、营造类、游猎类等十二类，还将梁启超单独分类且未收录相关著作的宗教类书籍归为文学类，打破了从前“中体西用”论的简单归类，是对传统知识分类的变革，也标志着新式学科体系日益深入人心[章清：《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68页。]。在英国文学的译介方面，任廷旭和李提摩太合译了前述英国诗人蒲柏的《天伦诗》。虽然该诗此前已由严复在《天演论》中节译，但任廷旭和李提摩太的译本乃是该诗在国内的第一个完整译本。此外，在《文学兴国策》一书中，任氏还在国内首次译介了英国著名诗人、语言学家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的诗作An Ode in Imitation of Alcus[卢明玉：《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9—142页。]。在俄国文学的译介方面，任廷旭1900年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收录了三篇克雷洛夫的寓言译作，分别是《狗友篇》、《蚠鱼篇》和《狐鼠篇》。尽管以上三篇寓言不是阿英考证的那样乃“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俄罗斯文学名著”[阿英：《晚清文学丛钞·俄罗斯文学译文卷》（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6页。事实上，早在1872年《中西闻见录》创刊号上即载有俄国文学作品《俄人寓言》，详见陈建华：《从〈俄人寓言〉到克雷洛夫寓言——谈谈中国早期的俄国文学译介》，《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1期。]，但仍是克雷洛夫及其寓言首次被引介入华。此外，《俄国政俗通考》还在国内首次介绍了列夫·托尔斯泰及其名著《战争与和平》（译为《战和纪略》）[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二是为中国教育领域的改革提供了舆论支持。任廷旭的译著是維新变法和癸卯学制改革教育的先声，使得传统教育体制亟待变革的观念深入人心。传统的应试教育使得读书人汲汲于科举中第，因而埋首于四书五经等义理之学。传教士有感于中国科举制度和教育不求实学之弊，发表了众多批评意见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孙邦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科举制度的批判——以〈万国公报〉为舆论中心》，《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然而，对中国教育制度改革影响最大的著作莫过于林乐知口译、任廷旭笔述的《文学兴国策》。该书针对中国教育的弊端提出了系统的解决方案，传入了新的教育观念，主张中国推行新式教育，推广女学和职业教育，以为国家兴盛之道。翰林院庶吉士龚心铭曾为《文学兴国策》作序，强调日本实行西方学制二十余年即跻身于强国之列，主张中国学习美国学校制度完备的规制，“采刍荛以匡不逮”[龚心铭：《文学兴国策序》，《万国公报》1896年第90期。]。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中称赞此书“凡设塾之良规，教学之成法，具著于此”[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6页。]。《文学兴国策》出版后广受官绅士民阶层欢迎，曾附录于《中年战纪本末》之后发售，各处盗版者甚众，以至于广学会不得不呈请官府查禁盗版[邹振环：《江苏翻译出版史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8页。]。为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任廷旭和林乐知还在《万国公报》上译介了《新学规制考》和《论中国亟需设立幼稚园》等篇章，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学制。

三是推广了西方进步观念，为男女平等这一社会思潮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动力。任廷旭的译著在中国传播了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为提升女性地位、保障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泰西诸国将社会对女性的态度视为衡量文明等级的标准，而男女地位不平等历来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大顽疾。针对这一议题，来华传教士同样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探讨，而集大成者又莫过于《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此前，任廷旭已经协助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论男女之分别及其关系》等文章，为解放女性摇旗呐喊。林乐知直陈《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有两大宗旨，“一曰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一曰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决不能有振兴之盼望”[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年第176期。]。此书出版前先在《万国公报》连载，1903年由上海华美书局印制后发行数过万，1927年广学会成立四十周年之时，《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被列为该会历年来最畅销的九种书籍之一[王树槐：《清季的广学会》，《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年第4期。]。该书不仅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提倡男女平等、废除压迫妇女的各种陋习产生了影响，上呈清廷后还推动了女学的兴起[卢明玉：《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83页。]。1905年该书出齐后成为广学会当年出版物中规模最大的两部著作之一，曾被呈送给中日两国皇后[邹振环：《江苏翻译出版史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9页。]。

四是为维新变法等社会改革提供了相应的借鉴。任廷旭的译著通过引介西方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知识，推动了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等救国运动的开展。自李提摩太接任督办后，广学会奉行上层路线，企图通过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一劳永逸地将中国纳入基督教文明。基于此，广学会历年译印了大量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任廷旭前期参与翻译的著作中，除《文学兴国策》和《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两书外，还有《英兴记》、《俄国政俗通考》、《振兴金鉴》和《大英治理印度新政考》等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期间出版的政治类译著。即如《英兴记》，《东西学书录》就评价为“记近今英事无过是书”[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是了解英国如何在工业革命后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参考书。凭借广学会的影响力，这些著作成为清末革新人士了解西学西政的重要媒介。光绪皇帝曾订阅多种广学会的译著，任廷旭参与译事的便有《中国度支考》一书[《广学会年报（第十一次）》，《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该书亦收录于《东西学书录》。在梁啟超编写的以介绍西学并提倡变法维新的《西学书目表》中，《文学兴国策》也被列为必读书。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定任廷旭在广学会期间翻译西书的贡献呢？有论者认为，近代传教士所译西书中除极少数外基本上由华人笔述者撰写[于醒民：《近代来华基督教传教士译著中的代笔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4期。]。考虑到中西文化和语言间的差异，传教士势必也在译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功劳不应被抹杀，但毫无疑问，笔述者在近代西书中译事业中的作用极其关键。诚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言，尽管近代早期西学输入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多由来华新教传教士掌握，但“中国助手的帮助对他们接触中国听众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美〕费正清著，吴莉苇译：《新教传教士著作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国际汉学》第9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原文见John King Fairbank： Introduction： The Place of Protestant Writings in Chinas Cultural History， in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1-18。]。譬如在清末印量颇大且受众极广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笔述者任廷旭居功至伟，连合译者林乐知都不得不坦言，“此书自始至终，皆出任君一人之手”[林乐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序》，《万国公报》1903年第176期。]。因此，任氏的助译之功不应被遗忘。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广学会翻译出版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并最终将中国纳入基督教文明[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页。]，因此任廷旭的译著多包含基督教思想。直接宣传教义的布道书籍自不必说，即如《文学兴国策》一书，固然是以引介西方教育思想和制度为主，但包含基督教思想的篇章亦不少，刊布过程中甚至引起了中国士人的警觉，时任官书局督办的孙家鼐即指出该书“论教化处，专以基督为主”，“今之中国若欲富强，……万不敢改弦更张，行耶稣基督之教”[孙燮臣：《覆龚景张太史（心铭）书》，《万国公报》1896年第91期。]。之后，任廷旭助林乐知笔述《论美国立国以教道为本》，直接宣传基督教对国家经济文化的决定性作用[林乐知、任廷旭：《论美国立国以教道为本》，《万国公报》1902年第167期。]。《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虽然倡导妇女解放和女学，但其对不同国家文明等级的划分也主要基于是否属于基督教文明。《家范溯源》一书是任廷旭后期翻译的一部论述家庭中父母、子女以及社会关系的著作，多次再版，后由冯承钧收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其主旨也仍是“通篇皆归功于上帝”[冯承钧：《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西学与中外交通部分）》，《冯承钧学术著作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40页。]。

三、推动近代中国英语教学

关于任廷旭作为华人笔述者在辅助传教士办报译书方面的事迹和贡献，学界已有论述，而他促进近代国人学习英语的事迹却鲜有学者提及。与同时代的华人笔述者如蔡尔康、范祎等人相比，任廷旭通西文，使得他具备了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天然优势。事实上，任廷旭不仅创立了教授外语和西学的新式学堂，还编译英语教科书，更是创办了辅助英语学习的函授教育刊物。因此，有必要专门讨论任廷旭在近代中国英语教学史，尤其是英语教科书出版史方面的贡献。

19世纪下半期，中西交往日益频繁，语言问题开始得到各方关注，上海作为中外交往的中心更是得风气之先，各式外语培训学校纷纷兴起，国人自编的英语教科书也相继出现，主要有宁波商人冯泽夫等人编译的《英话注解》（1860）、上海广方言馆学生曹骧编译的《英字入门》（1874）和同为广方言馆学生的杨勋编写的《英字指南》（1879），使得上海继南洋、香港和广州之后出现了“英语热”[邹振环：《十九世纪下半期上海的“英语热”与早期英语读本及其影响》，《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1期。]。在这股热潮中，任廷旭不仅创设了教授西语西学的新式学校，还编译了众多英语教科书，助推了上海“英语热”的形成。在新式学校方面，虽然近代上海有清政府开设的广方言馆和林乐知等人创办的中西书院，但毕竟招生人数有限，培养人才亦不多，因此有待民间力量的补充。此前，任廷旭问学于林乐知后即在苏州设塾教授中西两学。在教学成绩方面，“得其指示者均有成就”[沈毓桂：《英文初学三参序》，《万国公报》1890年第22期。]。1889年，任廷旭与其父任徕峰在上海创办养正学堂，缘由是“洋场学塾虽多，创自华人者盖寡”，父子分授中西课艺。该校同样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与林乐知所设之中西书院后先相望，数年以来，造就甚多”[任廷旭、廷杲、廷曦：《杂事汇编：吴江任徕峰先生行述》，《万国公报》1897年第101期。]。养正学堂的西学课艺除了由任廷旭教授，还延聘了林乐知的儿子林文德担任教师。在编译英语教科书方面，任廷旭还在苏州设馆教学时，就编译了《西学入门捷径》一书，“一时借抄者众，纸几为贵”，后于执教养正学堂的课余时间删编为《英文初学三参》。该书“借抄者纷至沓来，日不暇给”[沈毓桂：《英文初学三参序》，《万国公报》1890年第22期。]，终于付梓印刷。据朱联保考证，该书又名《华英拨喇唛》，由上海广学书局出售[朱联保编撰：《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此外，在主持《通学报》并撰稿的过程中，任廷旭还曾辑译了《英文规则四百条》、《任辑英文全规》、《拼法新编》和《英文秘诀》等辅导自学的教材。

近代上海报刊业发达，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门类繁杂，但专门的函授教育刊物却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为此，任廷旭、范祎和吕成章等人创办了《通学报》。该报由任廷旭任主笔，范祎、吕成章襄助，1906年2月创刊于上海，初时为旬刊，逢一、十一、二十一日发刊，三年后改为月刊，至1911年仍在出版[关于《通学报》的印行时间，已有研究大多认为该刊创办于1897年，停刊于1903年，分别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1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79页。事实上，该刊创办于1906年2月，原定出版六年，目前所见最后一期发行于1911年2月。]。需要指出的是，清末仍总体上处于报刊不分的时期，還没有专门用来指称期刊或杂志的专名，而是笼统地用报纸或报刊泛指[李玲：《从刊报未分到刊报两分——以晚清报刊名词考辩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通学报》同报纸一样登载新闻，但这部分内容并不占主流，主要登载的是英语、史地、理化等学科的函授教育知识，按旬或按月发行。其英文译名为magazine而非newspaper，因此《通学报》名为报，但实为刊。其寄售处为位于上海河南路的广学会，创刊号上有该会重要成员林乐知、季理斐、高葆真（William Arthur Cornaby），《华美教保》主笔武林吉（Franklin Ohlinger）和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等人的贺词。该报主要栏目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刊布英文、汉文、算学、历史、地理、理化等学科的基础知识，第二部分则主要刊登时事、新闻和社论，曾登载严复的《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和《有强权无公理此语信欤》等评论性文章。该报的创刊缘起乃“方今科举废矣，莘莘学子，皆将入学校，以受义务之教育，无论各处学堂建立者尚少，或者有名无实。要之彼青年已有可以得举之地矣。所可惜者，年岁长成，而自幼失学之辈，牵于所业，万不能负笈从师，以达其愿学之目的”[范祎：《通学报序》，《通学报》1906年第1卷1期。]。由此可见，该报是一份旨在辅助自学的教育类刊物。

任廷旭的撰稿范围包括英文、汉文、历史、地理、德育等多个科目，有力促进了基础科学知识的推广。在英语学习方面，任廷旭开设了《无师自通英文科》《通学报讲授英文秘诀师范》《英文规则四百条》《译语妙法》等栏目，连载多期，由浅入深，从最基本的英语发音讲起，涉及英语词汇、语法，还包括英汉对译，内容丰富。他呼吁有志于学习翻译的读者将其译稿邮寄至编辑部修改，待修改完成后再返还，这一“通信教授法”实乃中国近代早期函授教育的萌芽[此前学界多将1902年蔡元培主持发行的中国教育会丛刊当作中国最早的函授通讯刊物，因为该刊“实行通信教授法，成为我国函授教育的起始”（见丁兴富编著：《远程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然而，笔者研究发现，这种说法多来源于冯自由《革命逸史》内关于中国教育会1902年向海外募捐的倡议书，仅有的根据是“继因八股方废，承学之士，于一切新名词，意义既未习闻，恐难沟贯，乃议仿通信教授法，刊行丛报”。殊不知，其后作者进一步指出，“方欲出版，而驻日蔡使阻遏留学之风潮以起，于是乃谋自立学校规制……”（见冯自由：《革命逸史（上册）》，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可见，冯文中不仅未明言该丛报已出版，反而指出该报因意外而未刊行。因此，此一孤证很难断定中国教育会丛刊为中国最早的函授通讯刊物。相反，初版于1906年的《通学报》似为有实物证明的近代最早的函授教育刊物。]。此外，他还发起成立了“英文研究会”，在报上研讨课艺。英语教学是《通学报》的特色之一，除了在报刊上登载英语基础知识，为筹集经费，任廷旭还辑录部分教学内容单独出版，单张有《英文二十六字母发音七言歌诀》《英文二十六字母切韵表》《英文六十种文法子类表》，著作则有前述的《英文规则四百条》和《任辑英文全规》。《通学报》在河北、陕西、山西、湖北、福建、广东等地均设有分销处，销售地域颇广。1906年，时在日本的宋教仁还订购了该报及其英文表[《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195页。]。此外，近代报刊数量虽多，但持续时间一般不长，而《通学报》却延续了整整五年时间，由此可见该报的销路和影响。在刊发的内容中，任廷旭不止于教授基础科学知识，还在学习材料中灌输道德教化，有读者来信赞扬该报“可以进益学问，并可以提振精神，可以增长才华，更可以扩充器识行见，化顽固而开通，转贫弱为强富”[乔廷式：《余录：赠词照录》，《通学报》1906年第2卷第14期。]。然而，对于这样一份近代较早由华人自办的教授英语等基础知识的函授教育刊物，目前仍无专门论述，连出版日期也是以讹传讹，有待后续研究。但不管怎样，任廷旭等人自办报刊，采用函授方式推动英语等学科基础教育的贡献应该得到肯定。

四、結 语

尽管任廷旭长期笔耕于广学会，又受洗成为基督徒，但他对自身及教会的看法却颇耐人寻味。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任廷旭在其主笔的《通学报》上呼吁：可以剪辫，但不戴西帽着西装，“以免洋奴之诮”[见《通学报》1911年第8卷第5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同王韬、管嗣复、蒋敦复等人一样，任廷旭也是典型的“口岸知识分子”，即受过中国旧式教育，却又认同西学在革新社会方面的功能，且在生活和个人事业上依附于传教士或教会机构。但不同于王韬等第一代“口岸知识分子”采取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何晓明：《略论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任廷旭和沈毓桂、范祎等人对教会机构的依附更强，对基督教的抵抗更为平和。尽管如此，他们在身份认同上仍呈现明显的矛盾性：既想借助传教士的力量革新中国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又想保持人格和国家的独立性，而不致沦为西方的附庸。不管怎样，作为近代华人笔述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任廷旭襄助传教士译述了数量可观的西学书籍，其中的某些译著在传播新知识、促进思想解放和推动社会变革方面都曾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此外，任廷旭还通过开设新式学校、编译英语教科书、创办《通学报》等方式，有力推动了我国近代英语教学和函授教育的发展。有鉴于此，任廷旭在近代翻译史、教育史和出版史上都应有一席之地。

〔作者杨华波，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Spreading， Translating and Teaching Western Languages： Ren Tingxu， a Modern Chinese Scholar

Yang Huabo

Abstract：Starting from the arrival of Matteo Ricci and other Jesuit priests in China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missionaries translated 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book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hinese scholars. Such a cooperative model of translating books was still popular when it came to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Ren Tingxu， a Chinese scholar， not only helped the missionaries make many political comments in the newspaper Wan Kwoh Kung Pao （or Review of the Times）， but also assisted them in translating influential books on Western studies， such as the Education in Japan and the Woman in All Lands or Chinas Place Among the Nations， which strongly contributed to the spread of new ideas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addition， as one of the few Chinese scholars who was proficient in Western languages， Ren Tingxu opened a new school for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and Western learning， compiled English textbooks， and launched a correspondence education journal on English learning， among other topics， thus giving a powerful boost to the popularity of English learning in modern China. The paper is aimed at examining the life of Ren Tingxu and assessing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books and the promotion of modern English learning.

Keywords：Ren Tingxu， Chinese scholar， translated works， English learning， contrib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