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给图书馆运营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为图书馆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数字出版环境下图书馆发展面临着诸如资源建设、版权保护、信息供给地位边缘化等问题。对此，论文在分析图书馆数字出版环境下面临的困境及机遇的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图书馆在数字出版环境下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 数字出版;公共借阅权;数字素养教育

分类号 G25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2.05.001

Research on 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ibrary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Environment

Huang Minli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has brought a huge impact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operat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library trans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environment is faced with problems such as the dilemma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copyright protecti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supply statu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lemmas and opportunities faced by the library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library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environment from a macro and medium perspective， and the micro three levels.

Key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Public lending right.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0 引言

数字出版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信息技术与传统出版产业深度融合而催生的新型出版业态，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其主要特征为内容生产数字化、管理过程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1]。数字出版从源头上改变了信息资源的生产方式，涉及到版权、发行、支付平台和终端具体的服务模式，形成了完整的数字出版产业链条;改变了出版模式，丰富了出版资源类型。随着数字出版与图书馆的深度融合，传统图书馆的服务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伸，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和阅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近年来，以阅读器模式、“起点”模式、电商模式为代表的数字出版模式，有效整合了知识服务产业链，并形成了集阅读服务、信息咨询于一体的用户服务生态圈[2]。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数字出版产业迅猛发展也给图书馆发展带来显著的负向冲击[3]，数字出版机构数量的急剧增加，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传播产生极大影响，使得图书馆与数字出版机构不断从资源、服务、技术、用户等方面展开竞争。由此，数字出版环境下图书馆的发展问题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如王瑞存[4]對图书馆数字出版转型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规范数字出版市场、构建行业销售联盟、提升数字资源内容质量、纸电同步等建议。包宏平[5]分析了新型数字出版对图书馆电子书服务的影响，探讨了图书馆在出版环境下的重新定位并提出了图书馆电子书服务模式的创新策略。吴红波[6]对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平台利益博弈与合作进行了研究，提出构建共建共享的内容生产机制、调整版权收益模式、引导图书馆融入到数字出版平台之中。欧阳静、刘晓峰[7]以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为例，探讨了科研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融合共生发展路径。本文通过分析数字出版环境下图书馆面临的困境与机遇，试图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提出图书馆在数字出版环境下的发展策略。

1 数字出版环境下图书馆面临的困境

1.1 资源建设困境

一是数字资源定价被数字出版机构所把控，图书馆在数字产品价格的制定上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近年来，随着数字阅读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的需求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数字出版商、集成商牢牢把握了数字资源的定价权，数字资源价格持续攀升，如兰登书屋2012年至2017年六年间使图书馆的电子书定价增幅超过百分之五十[8]，图书馆数字资源建设成本越来越高。二是图书馆只拥有数字资源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图书馆保存人类文明的功能被弱化。与购买纸质资源不同，图书馆从出版商、数据商购买的数据资源使用权只能算是“临时资产”，假如图书馆在未来某个时间段不再购买该数据库，则无法再使用该数据库的数字资源，这对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功能和使命造成了巨大冲击。三是数字资源与纸质资源采购比例及数字资源终端设备的采购与维护问题。图书馆在一定时间内的采购经费是确定的，而数字资源的价格却逐年上涨，在总经费不变的情况下若想维持上一年度的数据库采购，只能降低纸质资源的采购来维持平衡，久而久之，纸质资源的采购比例会越来越低。总而言之，数字出版给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工作带来了较大冲击。6973D88E-F154-4958-A2A9-D419F8A76385

1.2 版权保护困境

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作品的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但同时也造成了图书馆与数字出版商之间的版权利益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并逐渐成为数字出版商与图书馆协同发展的桎梏[9]。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共享性和数字出版商信息资源的独占性之间的矛盾，增加了产权主体著作权权益受损的风险概率。图书馆是免费为用户提供信息资源服务的场所，但当作品持续进行数字化、网络化传播时，著作权人、邻近权人等产权主体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有效保护[10]。良好的信息资源共享秩序应依靠知识产权来保护，但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可能成为共享的障碍，合理使用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亟需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因此，在数字出版环境下，图书馆、出版商、内容生产者、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需要重新思考与衡量。

1.3 图书馆在信息供给中地位边缘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承担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图书馆凭借着丰富的信息资源长期占据信息供给地位的中心，这也是过去图书馆的核心资源和优势，读者为了获取信息资源不得不去图书馆。但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得数据商、出版商拥有的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在数字资源可在线获取的情况下，读者不用去图书馆也可以获得所需的信息资源，图书馆的信息供给中心地位发生动摇，丰富的信息资源不再是图书馆独有的优势，未来如何吸引读者去图书馆将会成为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难题。

2 数字出版环境下图书馆的机遇

数字出版给图书馆带来了冲击，同时也为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图书馆可以参与到数字出版服务中来;二是数字出版解放了一部分原来图书馆员从事的如编目等工作，加上与数字出版相关的数字素养教育、数据治理等正成为图书馆新的服务内容，这为图书馆寻求服务升级带来了机遇。

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图书馆出版服务是一种有效提升服务质量、拓展服务内容的学术交流模式。随着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图书馆也改变了以往“出版商出版，图书馆购买”的资源建设模式，努力参与到出版服务中来。根据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SPARC）2018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出版服务已成为学术图书馆的标准配置[11]。美国图书馆出版联盟第5版《图书馆出版名录》调查显示，截至2017年，北美已有102家学术图书馆开展出版服务[12]。在国内，图书馆出版服务刚刚起步，学者主要集中在介绍国外图书馆出版实践经验、出版服务机制和模式、图书馆发展策略等方面[13]，这为我国各级图书馆参与出版服务夯实了理论基础。

数字出版解放了一部分图书馆员从事的编目等传统工作，而且随着人脸识别技术、RFID、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仅读者可以自主“刷脸”入馆、“刷脸”借阅，而且通过智能盘点机、智能书架、智能机器人等设备，实现了图书盘点、上架、下架的无人化管理，图书馆变得越来越智能化、智慧化，原有的图书馆员也将从传统的编目、盘点、上架、下架等体力工作中解放出来，从而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学科服务、知识服务、数字素养教育、数据治理等脑力工作。

3 对策与建议

为更好应对数字出版给图书馆带来的冲击，结合数字出版给图书馆带来的发展机遇，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宏观上构建以国家为主导的新时代信息资源保障平台，为所有的图书馆及用户提供免费的数字化信息服务，其次引入公共借阅权制度平衡各方利益，保护著作权人及出版商等邻近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国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中观上倡导图书馆联盟参与数字出版和开放获取，促进图书馆与出版机构的融合发展。微观上促进图书馆服务升级，包括提供数字服务空间、数字素养教育、数字阅读推广、数据治理等服务。由此，通过构建新时代信息资源保障平台和倡导图书馆联盟参与数字出版解决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困境，通过引入公共借阅权制度解决版权保护困境，通过服务升级解决图书馆地位边缘化困境。

3.1 构建以国家为主导的新时代信息资源保障平台

在数字出版环境下，单个图书馆的力量很难与出版机构相抗衡，如果仅通过市场发挥信息资源的配置作用，那么图书馆在出版行业将会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信息资源的定价话语权将会牢牢地掌握在出版商、集成商的手中，图书馆的信息资源采购成本将会越来越高。而我国图书馆主要是以非营利的公共事业单位为主，民间私人图书馆的数量相对较少，这就意味着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在信息资源采购方面的经费支出会越来越多，而且受地区、经济等差异影响，各个图书馆所得到的财政支持力度也不一样，能够购买的数字资源也会存在很大差异，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导致信息供给的不均衡，不利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建设。因此，当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不能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配置作用时，应通过政府那双“有形的手”进行宏观调控。

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应构建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新时代信息资源保障平台，该平台理论上能够检索到所有在我国公开出版的除保密性外的信息资源，并免费对公民开放，如此将从根本上消除图书馆在数字出版环境下的资源建设困境，也解决了在数字出版环境下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困境。故构建以国家为主导的新时代信息资源保障平台，不仅能够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本质，而且也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理论上来说，在数字出版深度发展的情况下，假设每一份在我国公开出版的信息资源都有其数字版本，而且能够按照我国出版物呈缴制度要求呈缴数字版本，那么以国家为主导构建一个信息资源保障平台是可行的。此时，国家、图书馆、读者等都是受益方，而出版商、著作权人等是利益受损方，因此还要寻找一个可以平衡包括著作权人、出版商等在内的利益平衡机制，而公共借阅权制度恰好可以解决这一难题。

3.2 引入公共借阅权制度平衡各方利益

公共借阅权（Public Lending Right，PLR），是指版权人和邻接权人因其版权作品和版权制品在图书馆被免费出借或以其他方式利用而获得报酬的权利。这个制度是欧洲的一些国家为了保护著作人的权益，提高著作人创作积极性和促进文化事业发展所建立的一种版权保护制度。1918 年，丹麦女作家 Thit Jensen 第一次提出了公共借阅权，要求图书馆在对外借阅图书之前应该先向作者支出报酬，并提到了公共借阅权具体的实施模式。第一个建立公共借阅权制度的國家是丹麦（1947年），挪威在1948年也建立了此制度，随后瑞典、芬兰、冰岛也分别在1954年、1963年和1968年建立和实施了公共借阅权制度。截至2017年，全球在立法中承认出借权的国家至少有52个，但其中建立公共借阅权制度的国家只有33个。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还未建立公共借阅权制度。6973D88E-F154-4958-A2A9-D419F8A76385

PLR作为法律赋予版权人和邻接权人的一项法律权利，具有版权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着与其他版权财产权不一样的特点[14]，主要体现在：PLR本质上是一项版权权利、PLR属于法定许可制度、各国PLR立法差异大、PLR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原则、PLR的实施有一套复杂的程序。公共借阅权的制度优势是可以通过补偿金的形式来平衡各方利益的，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和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假如以国家为主导的新时代信息资源保障平台能够顺利建成，那么将为公共借阅权制度在我国的建立扫清许多障碍。首先是补偿金由谁来出的问题，在以国家为主导的信息资源保障平台上，读者使用信息资源应当是免费的，故最合理的方式是由政府来买单——在政府原来划拨给图书馆的经费里拿来一部分用作补偿金，因为在国家信息资源保障平台建成且免费提供给用户的情况下，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采购规模可以大大缩减，相当于是国家替图书馆购买了大部分的数字信息资源，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总支出不一定比原来的多，但效果要比原来的好。其次，补偿金的统计问题，假如还是纸本图书借阅统计的话，那就需要各个图书馆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且统计结果不一定真实可靠，但是在国家信息资源保障平台上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很好解决，一是不经过各个图书馆，国家可以直接在信息资源保障平台上进行统计，二是在区块链等技术的作用下可以避免统计中的虚报问题。再次，在拥有国家信息资源保障平台的基础上，补偿金的分配也会更加合理，因为政府和国家可以通过平台的统计更加宏观地了解我国出版物的整体借阅情况，更有利于从全局上把握补偿金的分配，从而更好地调动著作权人、出版商等群体的积极性，促进我国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3.3 倡导图书馆联盟参与数字出版和开放获取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为图书馆参与出版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但是单个图书馆的力量毕竟有限，因此从中观上来说，应倡导图书馆联盟参与数字出版和开放获取。图书馆联盟是以资源共享、利益互惠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图书馆联合体，在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宁宁和刘兹恒[15]认为，图书馆联盟参与数字出版具有许多优势：丰富的图书馆资源集合与优化配置、多方位的资金保障，促进了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多方合作的桥梁与强大的“人脉”优势、降低了技术门槛并发挥技术协同优势，激励了图书馆员积极向上，并提供了创造发展的机遇。曾丽莹、刘兹恒通过对全球188个图书馆联盟参与数字出版的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图书馆联盟参与数字出版的方式有四种： 生产数字出版物 （占25%），包括内部出版物和正式出版物;提供与数字出版相关的服务 （占9%） ，如提供出版平台与工具、出版咨询、出版培训和馆藏资源数字化等;支持开放存取 （占5%），包括发起或参与开放存取项目、组织开放存取活动、支持开放存取原则和发布开放存取政策工具等;建立数字知识库 （占8%） ，如开放存取知识库或数字档案，保存传播联盟内成员机构的历史特藏资源和学术成果等[16]。我国图书馆可借鉴国外图书馆联盟的相关经验，积极参与到出版服务中来。

3.4 促进图书馆服务升级

随着数字出版的深入发展，读者获取信息的方式更加直接，图书馆在传统信息供给中的地位发生动摇。因此，图书馆应积极挖掘数字环境下读者的新需求和新特点，主动通过服务升级来解决图书馆地位边缘化困境，主要包括提供数字服务空间、数字素养教育、数字阅读推广、数据治理等服务。

3.4.1 构建数字服务空间

在信息资源可通过国家信息资源保障平台免费获取的情况下，虽然读者对图书馆的纸质资源仍有需求，但信息资源已不再是图书馆最核心的优势，而空间优势有可能与服务一起成为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每个人都可以在家获取信息资源，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良好的阅读空间。图书馆作为一个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在数字化浪潮背景下，要顺应时代发展，积极构建数字服务空间，通过丰富服务类型和提高服务水平来提升吸引力和用户粘性。数字服务空间可由数字创作空间、数字体验空间、数字阅读空间组成。

数字创作空间由数字设备、研讨空间和实验空间、数字馆员组成，旨在为读者提供集设备、空间、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创作基地，从而促进数字学术交流与用户创作。在国外，已经有不少图书馆提供数字学术服务空间，如布朗大学图书馆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建设了数字学术实验室和数字工作室[17]，布朗数字学术实验室配备大型高清LED显示屏，大到宇宙、小到生物细胞等都可以在显示屏上面清晰、直观的展现出来，而且配备了录像接口和移动桌椅，为用户应用复杂数字资料进行互动教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数字工作室空间更大、设备更加齐全，配备了支持大型數据运算的计算机、3D打印机、3D扫描仪、大幅面绘图扫描机、移动数码、数字化软件等，可开展数字产品制作、课堂教学、学术研讨、咨询等服务。纽约大学图书馆数字服务工作室提供GIS等各种软硬件工具的使用指导，并为用户提供数据访问、调查、统计等服务[18]。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馆设有数字媒体空间，可为用户提供3D建模咨询、GIS数据可视化分析等服务[19]。此外，圣母大学图书馆、杜克大学图书馆等也建立了数字学术共享空间[20]。相比国外图书馆，我国图书馆数字创作空间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创客空间理念传入我国后受到广泛关注，有些图书馆进行了空间再造的积极探索，如上海图书馆的“创·新空间”和上海交通大学的“交大—京东创客空间”等，为我国图书馆空间再造提供了宝贵经验。

数字体验空间主要是由数字设备、数字作品和体验空间组成，有别于数字创作空间侧重于创作与交流，数字体验空间主要目的是使用户能够体验到最新的数字技术、数字设备和数字作品，激发用户入馆兴趣，通过为用户提供多姿多彩的沉浸式科普体验来提高用户的科学素养。沉浸式体验和数字互动是数字体验空间的两大特征，数字体验空间主要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装备等最新数字技术，融合光、水、激光投影、数字画布等元素，让用户通过沉浸式视听、交互式体验等欣赏最新的数字作品。数字体验空间可实现让收藏在仓库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实现空间与时间的穿越，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和感观体验。6973D88E-F154-4958-A2A9-D419F8A76385

数字阅读空间主要提供电脑、电子显示屏、电子阅读器、多媒体影音等设备，以及电子书、有声读物、精选视频等资源，旨在为用户提供良好的阅读环境，并照顾特殊人群的阅读需求。

数字服务空间包含了创作、体验、阅读三个部分，这种“空间再造”突破了传统服务界限，延伸了服务范围，不仅使图书馆从信息的集散中心向知识产出方向转移， 而且也使图书馆提供的知识创造变得鲜活起来， 用户可以在图书馆内不同空间实现从学习到应用的转型。

3.4.2 开展数字素养教育

图书馆历来承担着社会教育的职能，随着数字出版的不断发展，出版物信息资源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及数字设备的广泛使用，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途径及信息的类型更加多样，公民的数字技术、数字能力和数字素养亟需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提高。目前，数字素养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美国图书馆协会认为数字素养是指人们利用ICT对数字信息进行检索、理解、评价、创造与交流的能力[21]，美国教育部指出数字素养包括信息素养、媒体素养和信息与通信技术素养[22]。2006年，欧盟在其核心素养框架中就明确包括了数字素养，2013年，欧盟制订了适用于全体欧洲公民的数字素养框架，为其成员国的数字素养教育和评估提供参考依据。该框架实施两年多后，欧盟根据成员国的实践反馈对数字素养框架做了进一步修订，并于2016年发布了数字素养框架2.0版本[23]。2020年，欧盟发布的《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再次把数字素养纳入到数字教育中。相较而言，国内目前仍侧重于信息素养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在数字出版环境下，由于监管政策的滞后，新型出版平台、自媒体等为了获取流量和关注度有时会发布未经证实、验证或未经过同行评审的信息，此时公民需要通过对媒体和数字环境进行批判性思考来增强对虚假信息的抵抗力。因此数字素养已成为新时代我国公民重要的“生存技能”之一，而我国的数字素养教育任重而道远，图书馆应勇于承担这份重任。

3.4.3 重视数字阅读推广

数字出版反馈到读者就是数字借阅，《2019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中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总量达到4.7亿，同比增长8.8%。2020年4月20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国民数字化阅讀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9.3%，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阅读推广作为图书馆的另一重要职能，亟需顺应读者的阅读习惯改变传统方式，从推广媒介、推广内容等方面进行数字化更新。推广媒介除了使用图书馆官网、微信公众号、移动图书馆App等常见数字平台，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也应得到更多重视，短视频比传统的图文具有更强的传染力，如人民日报官方抖音号关注人数破亿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了短视频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目前，已经有许多图书馆入驻抖音短视频平台、开通官方账号并进行了关于短视频阅读推广的积极探索，个别图书馆关注人数已超百万，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官方抖音号。除此之外，关于读书分享的私人账号同样受到读者的青睐，樊登读书抖音号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无不表明读者对通过短视频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喜爱，短视频是对原著的理解和再创作，最后以数字化的形式传递给读者，不仅是推广内容的数字化，也是推广媒介的数字化。总而言之，针对数字出版环境下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图书馆应以积极进取的精神推动阅读推广的数字化。

3.4.4 积极参与数据治理

数据治理并非图书馆的传统职能，而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价值的不断提升才逐渐被图书馆界所关注，目前数据治理对于国内图书馆而言还是一个崭新的领地。国际数据管理协会认为数据治理是一种对数据资产管理实施权威、保证质量的综合活动[24]，在国外已有图书馆对数据治理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如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开展嵌入式科研数据治理[25]、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构建了DAF数据资产框架[26];在国内，数据治理近几年也开始得到图书情报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顾立平[27]提出数据治理包括数据获取治理、数据共享治理、数据重用治理、数据加值治理等形式，并认为数据治理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机遇。还有学者对图书馆参与数据治理的可行性、模型、框架、路径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为图书馆参与数据治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数字出版环境下无论是图书馆的资源数据、业务数据还是用户数据都会呈指数增长，图书馆通过参与数据治理提高数据使用效率及价值增值，不仅是应对数据爆发式增长的客观需求，也是图书馆不断提高自身价值、解决信息供给地位边缘化困境的重要手段。

4 结语

数字出版的迅猛发展给图书馆带来了巨大冲击，使图书馆面临资源建设困境、版权保护困境、信息供给地位边缘化等问题。与此同时，数字出版的不断发展也为图书馆参与出版服务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为解决上述图书馆的发展困境，宏观上要构建一个以国家为主导的信息资源保障平台来保障图书馆的数字信息资源供给，这是解决图书馆资源建设困境的根本途径。同时，通过引入公共借阅权制度解决数字借阅环境下的版权保护困境。中观上，个体图书馆要形成图书馆联盟，一起参与数字出版服务。微观上，图书馆要通过数字服务空间、数字素养教育、数字阅读推广、数据治理等服务升级来解决图书馆信息供给地位边缘化困境。如此，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将会打开新的局面，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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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民理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桂林理工大学图书馆馆员。 河北保定，071002。

（收稿日期：2021-04-28 编校：曹晓文，谢艳秋）6973D88E-F154-4958-A2A9-D419F8A76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