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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医”指导模式对婴幼儿家庭教养知识提升的影响

2022-06-04刘婷左志宏杨长江钱文张明红汪洁云樊珏陈龙霞

学前教育研究 2022年5期
关键词:模式

刘婷 左志宏 杨长江 钱文 张明红 汪洁云 樊珏 陈龙霞

[摘 要] 我国婴幼儿早期照护与教育的发展重点是为家庭提供科学教养指导。上海市在探索适宜本土的家庭教养指导模式过程中建构了“教养医”结合育儿指导模式。为评估该模式对婴幼儿父母教养知识水平的影响,本研究以上海市823名0~3岁婴幼儿父母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干预研究实验。结果显示该模式能够提升家长的教养知识水平,尤其在“日常生理照料”“疾病预防与保健”“语言发展”和“情绪与社会性发展”四个维度上提升效果显著。同时,相对于学历、年龄、收入高的父母来说,该模式对专科学历的父母、25岁以下的年轻母亲、收入水平低的母亲的教养知识水平具有更为显著的提升作用。今后应进一步完善“教养医”指导模式,让婴幼儿家长全面认识和掌握“教”“养”“医”三方面的系统知识,加强对年轻母亲、收入低的母亲、专科学历家长的指导,方便婴幼儿父母便捷地获得教养资源支持。

[关键词] “教养医”模式;家庭教养指导;父母教养知识

一、问题提出

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多种理论都显示在0~3岁婴幼儿早期照护与教育方面,为家庭提供科学教养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庭作为婴幼儿第一个亲密接触的环境,父母的教养质量为婴幼儿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1]国际大量的研究证据都显示,科学的家庭教养对0~3岁婴幼儿大脑发育、动作、认知、语言、情绪、社会性发展等具有长期且正向的促进作用。[2][3]通过对处境不利的家庭实施科学的教养指导,不仅能帮助家长更新教养理念、改善教养行为、提升养育效能感,还能有效地减少儿童早期的问题行为,预防由于家庭的忽视或虐待而导致的儿童早期心智、情绪和行为等问题。[4][5]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为家庭提供科学教养指导在生命最初的3年里回报是非常高的。[6]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等国际组织和很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都提倡为婴幼儿家庭提供科学的教养指导,推广高质量的家庭教养指导项目。[7][8]

我国政府在2019年颁布的《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我国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以“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婴幼儿早期照护与教育在未来的发展重点是为家庭提供科学教养指导。但是,已有的调查研究发现,我国目前在开展婴幼儿家庭科学教养指导方面存在很多不足,导致当前婴幼儿早期照护与教育整体水平不高。[9][10][11]因此,本研究通过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婴幼儿家庭科学教养指导模式,并验证该模式对提升婴幼儿家庭教养知识的有效性,以期为未来的指导项目提供科学参考,也为政策决策者科学地评估和监测婴幼儿父母教养水平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一)国际婴幼儿家庭教养知识指导与评估

现有的国际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项目主要是通过对父母的教养指导和干预来提升父母的教养能力,包括父母的教养心理状态、教养行为、以及教养知识水平等方面。[12][13]大量的研究聚焦在父母的教养心理状态和教养行为方面,对教养知识水平的关注相对较少。有关婴幼儿父母教养知识的科学指导项目通常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什么的知识(what)”,即提升父母掌握婴幼儿发展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的里程碑知识;第二类,“怎么做的知识(how)”,即提升父母根据婴幼儿个体的發展差异如何进行教养的知识。本研究关注婴幼儿父母教养知识的第一个类别,考察婴幼儿父母对符合0~3岁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的生理发育、心理发展、日常照料、教育、疾病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家长具备婴幼儿发展规律的教养知识是家庭早期照护与教育的基础。以婴幼儿语言发展为例,美国儿科学会(AAP)制定了语言发展里程碑的知识:幼儿至少应该在15个月之前能说出第一个单词,在24个月之前说出第一个单词组合。[14]父母可以在家庭进行检测,如果孩子不能达到相应年龄段里程碑的发展要求,可以及时到专业机构对婴幼儿进行鉴别与诊断。国际大量的研究表明,父母掌握有关婴幼儿发展阶段规律的基本知识水平越高,越能敏锐地捕捉到孩子发展的信息,越能创设适宜幼儿发展的环境,提供更有效的亲子互动。[15][16][17]反之,没有具备基本教养知识的父母因为无法鉴别婴幼儿早期出现的发育问题,更容易导致婴幼儿出现发育迟缓(如语言障碍、自闭症、行为失调)等问题。[18][19]澳大利亚一项长期跟踪研究显示,父母掌握有关婴幼儿营养饮食的知识水平显著影响5~6岁幼儿的健康饮食和身体发育。[20]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新手母亲对婴幼儿的一日生活照料知识严重缺乏,导致过高估计婴儿在6个月时各个领域发展的能力。[21]缺乏婴幼儿发展的教养知识还会导致父母对幼儿发展水平设置不合理的期待,父母因不理解孩子的行为而出现不耐烦和不宽容,甚至出现虐待行为等。[22]

已有的国际项目在指导父母教养知识水平方面,主要关注父母在婴幼儿的营养健康、日常护理、行为问题等养育方面的知识水平,例如,“自信的身体,自信的孩子(CBCC模式)”[23]“健康生活方式课程”[24]和“资源家长课程+家长管理培训(RPC+模式)”。[25]这些项目结果都显示父母在接受科学指导后,掌握有关儿童早期发展的知识水平显著提升。[26]研究还发现,父母教养知识水平受到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包括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教育背景,[27][28][29]母亲年龄越大、学历越高、收入越高,所掌握的幼儿发展知识水平越高。[30]

国际上聚焦在0~3岁婴幼儿发展教养知识测评工具有两个。一个是拉森和尤哈斯(Larsen & Juhasz)开发的婴幼儿发展知识测评量表(KCDI),包含四个维度——情绪发展、认知发展、行为发展、社会性发展,主要用于考察婴幼儿照料者对0~3岁婴幼儿的基本发展知识的掌握程度。[31]第二个是麦克菲(MacPhee)开发的婴儿发展知识测评量表(KIDI),用于考察婴儿照料者对0~1岁婴儿发展知识水平的掌握程度,分为婴儿发展里程碑、发展原则、教养、健康和安全四个维度。[32][33]以上两个量表目前在国际上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也存在不足。第一,婴幼儿发展知识测评量表仅仅涵盖婴幼儿四个领域的发展,缺乏有关0~3岁婴幼儿时期至关重要的身体发育和疾病预防方面的知识测评。第二,婴儿发展知识测评量表涵盖的测评维度较广,但仅仅聚焦在0~1岁年龄段,无法满足1~3岁年龄段的需求。因此,目前对于婴幼儿发展知识的测评工具还有待进一步的开发。

(二)我国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现状

与发达国家较为丰富的家庭教养指导经验相比,我国目前在婴幼儿家庭的教养指导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现有家庭教养指导服务存在供需不符的现象,家长对指导服务的需求程度较高,却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专业指导。具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家庭指导缺乏系统性,多聚焦在婴幼儿发展的某个或某些领域的知识指导,家长获得的是碎片化的教养知识,[34]在遇到教养问题时仍需要通过网络、电视、书籍等方式自我摸索解决。[35]婴幼儿父母的教养困难突出,表现在缺乏足够的育儿经验和有效的育儿方法,教育知识储备不够导致对孩子的行为表现不够理解,过分担心孩子的个别领域能力发展迟缓。[36][37]此外,在教养指导的评估方面也缺乏实证数据支撑。国内有关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的研究多以文献梳理、问卷调查、经验总结为主,缺乏能提供大样本的实证量化研究,因此无法通过科学的实验对比研究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因此,基于以上的问题,有必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婴幼儿家庭科学教养指导模式,并验证该模式对提升婴幼儿家庭教养知识的有效性。

作为全国首个提出“教养医”结合育儿指导模式的城市,上海市尝试探索适宜本土化的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模式。“教养医”结合指导模式是2020年发布的《上海市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中首次被提出的。该计划作为全国首个托育服务领域的行动计划,倡导为0~3岁婴幼儿家庭构建教、养、医结合的专业化服务模式。“教”是根据婴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进行教育,如婴幼儿动作发展、语言表达、认知理解、情绪和情感等;“养”是指对婴幼儿一日生活中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照料;“医”是指婴幼儿的生理健康医学知识,包括身体的发育、疾病的预防与保健等。“教养医”模式为家长综合地提供了医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知识,致力于集“教育、抚养、保健”于一体的家庭教养指导服务。本研究团队基于此行动计划的目标,结合教育、医学、卫生等不同部门的专业人员,探索“教养医”结合的育儿指导模式,为婴幼儿家庭提供公益性的家庭分层指导体系。

本论文是在上海实施的三年指导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主要考察参与“教养医”指导模式的婴幼儿家庭教养知识水平提升效果。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这种模式对婴幼儿家庭教养知识水平是否有显著的提升,以及哪些方面有提升。研究结果拟评估出家庭教养有顯著提升的领域,为下一步制定0~3岁婴幼儿家庭指导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对没有显著提升的领域,将进一步调整项目的实施内容和形式,更好地促进项目在未来指导的科学性和适宜性。本研究包括两个问题:参与和未参与“教养医”指导模式的家长教养知识水平如何,是否有显著差异?参与“教养医”结合指导模式的家长在指导前、后,是否在教养知识水平上有显著提升,影响提升效果的因素有哪些?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被试

本研究的对象为0~3岁婴幼儿家长。研究项目从上海的中心城区和郊区共招募家长823名,其中:参与预实验研究的家长588名,主要用于检验本项目开发的研究工具的科学性;参与正式研究的家长共计235人,其中实验组家长占比80.4%(189人),控制组家长占比19.6%(46人)。研究按照婴幼儿的年龄段进行分层抽样:0~1岁婴儿家长占比20.4%(48人),1~2岁幼儿家长占比36.2%(85人),2~3岁幼儿家长占比43.4%(102人)。研究样本在家庭居住结构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中核心家庭(婴幼儿与父母同住)占比46.8%,三代同堂居住家庭(婴幼儿与父母、祖父母同住)占比46.8%。独生子女家庭占比77%,二孩及以上家庭占比23%。父母教育程度按照1~4计分(1=高中及以下,2=专科,3=本科,4=硕士及以上);父母年龄按照1~4计分(1=25岁及以下,2=26~30岁,3=31~40岁,4=41岁及以上);父母月平均收入按照1~6计分(1=无收入,2=3 000元以下,3=3 000~8 000元,4=8 000~15 000元,5=15 000~50 000元,6=50 000元以上)。父母教育背景、年龄、收入等基本信息见表1。父亲与母亲的教育程度、月平均收入以及年龄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rs=0.163-0.680,ps<0.01)。

表1 参与研究的家长基本信息

续表

■注:*P<0.05,**P<0.01,下同。

(二)研究工具

1. 试题的编制

本研究的工具编制基于“教养医”模式的指导内容进行划分,包括婴幼儿的生理照料、疾病预防、动作、认知、语言、情绪与社会性六个领域。项目组编制《家长教养知识量表—婴幼儿版》(Parenting Knowledge Scales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PKS?鄄IT),主要考察父母对婴幼儿发展里程碑和对应的教养知识水平掌握程度。题项的编制参考拉森和尤哈斯(1986)[38]以及麦克菲(1981,2002)教养知识水平测试工具。[39][40]此外,题项的编制还参考了《上海市0~3岁婴幼儿教养方案》(2008)中的观察要点。研究团队对初始题项编制完成后,进行了内容效度的检验。每个题项均由研究团队中的专家进行审核和修改,包括题项的年龄特点准确度、文字的措辞、选项的设置等。专家审核后,再邀请学前教育领域其他专家3名、研究生6名、婴幼儿家长12名进行意见反馈。最终确立的初稿量表包括6个维度,共64题,其中生理日常照料10题、疾病预防与保健12题、动作10题、认知11题、语言11题、情绪与社会性10题。

2. 题项拟合度检验

本研究邀请588位家长完成对初稿量表的测试后,将64道试题的作答数据导入Winsteps软件,进行题项的拟合度检验。每个题项的拟合分析包括加权拟合和未加权拟合两种,当两者的均方误差值均介于0.7到1.3之间时,说明数据结果符合Rasch模型的要求。[41]分析结果显示,其中14道题目的拟合度指标不符合模型要求。删除的14个题项分别为:生理日常照料维度(第一版第4、7、8题,原因:区分度过低),疾病预防与保健维度(第一版第1、11题,原因:拟合度差、区分度过低),动作维度(第一版第5、9题,原因:区分度过低),认知维度(第一版第5、11题,原因:难度系数过高、拟合度差),语言维度(第一版第3、7、11题,原因:拟合度差),情绪与社会性维度(第一版第2、10题,原因:区分度过低)。在量表的结构上,每个维度的得分与总分的相关性系数都大于0.30(ps<0.01),说明所有的维度都指向较好。所有题项的信度系数为0.851。

3. 正式测评量表的确立

修订后的正式量表包括6个维度,共50题,具体包括生理日常照料(7题)、疾病预防与保健(10题)、动作(8题)、认知(9题)、语言(8题)、情绪与社会性(8题)。所有题项都是基于0~3岁婴幼儿发展的显著特点而设计.例如,日常照料维度(题项1:什么时候开始给宝宝添加辅食比较适合?);疾病预防与保健维度(题项13:贫血宝宝的特征有哪些?);动作维度(题项20:9个月左右的婴儿发展较好的爬行方式是?);认知维度(题项28:1岁的幼儿通过感知周围的物体来获得经验,一般通过哪种方式?);语言维度(题项38:1.5~2岁宝宝语言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情绪与社会性维度(题项44:2岁左右的宝宝在被要求收拾玩具时开始说“不”,并且发脾气,这种反应说明什么?)。量表中所有题项均为单项选择题,每个题项包含三个选项(A/B/C)。量表按照“0=错误,1=正确”计分。每个维度按照平均分进行计分,分数越高表明家长的教养知识水平越高。

(三)研究过程

本研究自2020年启动实施计划,至2021年数据采集结束,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研究第一阶段,项目组组建包括妇幼医院医生、大学教师、早教指导中心教师、研究生助理等人员团队;初步确立“教养医”结合指导模式的内容和指导形式;编制《0~3岁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手册》;开发项目公众号;制定研究测查工具;申请大学的科研项目实验伦理审核;编制知情同意书;招募婴幼儿家庭;等等。本研究项目在指导形式上,不仅有线下面对面的专家教学指导,还结合线上资源开发、线下资源发放、现场亲子互动指导等形式。

研究第二阶段进行预实验。研究团队将编制好的工具以线上问卷的形式,发放至各早教中心和社区指导中心,邀请0~3岁婴幼儿家长参与匿名测试。经过对研究工具的进一步修订,确立正式的工具版本。

研究第三阶段,进行正式的家庭指导。研究按照家长自愿的原则在上海的6个区进行招募,研究团队制作授课课件和案例视频,每位授课的指导专家按照负责的内容维度,與家长进行面对面讲座、现场咨询、远程指导等。为了控制前测可能产生的练习效应对后测的影响,研究设置了控制组,以供与实验组进行比较。同时,两次测试的时间间隔尽量拉大,保证至少4个月以上的间隔。实验组的家庭完成六期完整的项目指导内容,在此期间,控制组的家长则不参与项目的任何指导。两类家庭都需要完成父母教养知识量表的前测和后测。在家长接受指导前,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家长实施第一次测试,由研究生助理主持现场,家长在安静的会议室用手机扫二维码独立完成测试题目,家长测评时间大约10~20分钟。经过为期约6个月的系统培训指导后,项目组再次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家长实施测试,同样由研究生助理主持并现场完成,再次考察两类家长的教养知识水平。

(四)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数据分析软件SPSS 23.0进行统计与分析,具体包括描述性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配对样本T检验、重复测量方差检验等。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0~3岁婴幼儿家长教养知识水平不同维度的得分

图1显示所有参与正式研究的父母(N=235)在两次测试中教养知识的六个维度得分。从六个维度的横向比较上看,维度2(疾病预防与保健)家长的平均得分最高(两次测试平均分>0.80),维度1(生理日常照料)在第一次测试平均得分最低(测试平均分<0.60),其余4个维度(动作、认知、语言、情绪与社会性发展)处于中间范围(平均分在0.60~0.80之间)。母亲教养知识水平的六个维度在两次测试中的得分都显著高于父亲(ps<0.01)。教养知识得分在父母的教育背景上存在显著的差异(ps<0.01),在父母的收入上存在显著的差异(ps<0.01),在父母的年龄上存在显著的差异(ps<0.01)。二孩及以上家庭的父母教养知识水平在六个维度上都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家庭(ps<0.01),但是在婴幼儿年龄、家庭结构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ps>0.05)。

图1 父母教养知识六个维度得分水平雷达图(N=235)

(二)父母教养知识水平得分的前、后测差异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0~3岁婴幼儿家长教养知识水平前后测的差异(见表2),结果显示家长的教养知识总体得分显著提升(前测=0.66,后测=0.73,P<0.01),总分分布的标准差缩小,说明指导前后对家长的教养知识水平有一定的提升效果。在具体维度的变化上,结果显示家长在“生理日常照料”(前测=0.44,后测=0.70,P<0.01)、“疾病预防与保健”(前测=0.87,后测=0.89,P<0.05)和“语言”(前测=0.64,后测=0.75,P<0.01)三个维度上的提升明显,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效果。

表2 0~3岁婴幼儿家长教养知识水平前后测结果对比(N=235)

本研究进一步对实验组和控制组分别在指导前、后的得分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实验组提升1/2个方差,控制组仅仅提高约1/30个方差,两组差异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的意义。结果显示出第二次测试总体水平的显著提升由实验组贡献,表明“教养医”指导模式对实验组家长的教养知识水平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

表3 控制组和实验组在指导前后的评价结果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接受指导的实验组家长教养知识显著提升的维度。如表4所示,家长在接受“教养医”结合指导模式后,教养知识水平在“日常生理照料”“疾病预防与保健”“语言”“情绪与社会性”四个维度上显著提升(ps<0.01),但是在“动作”和“认知”维度上提升不显著(ps>0.05)。

表4 实验组家长教养知识水平前后测结果对比(N=189)

(三)影响实验组父母教养知识水平提升的因素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影响实验组家长教养知识水平提升的人口学变量,包括父母教育背景、父母年龄、父母收入、父母性别。结果显示参与人的性别(父亲/母亲)对指导效果的提升主效应不显著。实验组指导的效果在父亲的教育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F(3,231)=4.85,P<0.01。事后多重比较结果显示,父亲专科学历组(M=0.11,SD=0.07)的提升水平显著高于本科组和研究生组。实验组指导的效果在母亲的教育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F(1,231)=6.340,P<0.01。母亲专科学历组(M=0.12,SD=0.08)的提升水平显著高于本科组和研究生组。实验组指导的效果在母亲的年龄上存在显著差异:F(3,231)=18.684,P<0.01。小于25岁组父母(M=0.18,SD=0.06)的提升水平显著高于26~30岁组、31~40岁组,以及41岁以上组。项目指导提升的效果在母亲的收入上也存在显著差异:F(5,229)=7.96,P<0.01,收入在1~3 000元组(M=0.13,SD=0.07)的提升水平显著高于3 001~8 000元组和8 001~15 000元组。

四、讨论

(一)父母的教养知识水平总体较好,但在不同领域上存在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参与研究的家长教养知识的总体水平中等偏上,但在不同的维度上得分存在差异。具体来看,在父母教养知识六个维度第一次测试得分上,家长在“医”领域(疾病预防与保健)得分最高,“养”领域(生理日常照料)平均得分最低。这种现象可能与本研究选取的对象有一定的关系。本研究之所以选取上海这一特大城市的家长,是因为已有研究表明大城市中由于双职工父母的比例较高,0~3岁婴幼儿日常照料多由祖辈负责。[42]家长由于对于婴幼儿的日常照料容易依赖老人或保姆的帮助,对相关的婴幼儿一日生活照料方面的知识掌握相对较少。国际上一项研究也发现新手母亲对婴幼儿的一日生活照料知识极其缺乏,例如“婴儿平均一日需要睡觉的时长”等问题都回答错误。[43][44]相比之下,家长在“疾病预防与保健”第一次的测试中得分最高,表明家长对0~3岁婴幼儿时期的医学保健是非常重视的。上海城市中的婴儿出生后都会到相应社区医院或妇幼医院进行定期的医学监测,如定期打疫苗、身高和体重的检查等,医生也会基于检查给予家长营养与疾病方面的医学教养建议。因此,这类医学的跟踪检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婴幼儿家长掌握疾病预防与保健方面的知识。

另外,婴幼儿家长教养知识水平受父母性别和学历的影响。母亲的教养知识水平显著高于父亲,这一结果与国际上的大多数研究结论相一致。例如加拿大、荷兰、意大利等国家的研究都发现,母亲在婴幼儿教养方面比父亲都投入得更多,相对应的教养知识水平都高于父亲。[45][46]家长教养知识水平和教育背景呈现正相关表明学历越高的家长,教养知识得分也越高,这与国际上的研究结果是基本一致的。[47][48][49][50]这一结果也揭示了在未来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中关注父母教育背景的重要性。此外,二孩及以上家庭的父母教养知识水平在六个维度上都显著高于独生子女家庭,表明了父母随着育儿经验的增加教养知识水平也会提升,这一结果与已有的国际研究是一致的。[51]

(二)“教养医”结合模式显著提升婴幼儿家庭教养知识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教养医”结合指导模式对父母教养知识水平整体上具有显著的提升效果。具体来看,家长接受科学指导后,在“生理日常照料”“疾病预防与保健”“语言”和“情绪与社会性”四个教养知识维度上提升效果显著。研究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家长在“生理日常照料”维度第一次的测试中得分最低,相关的知识掌握比较欠缺。经过本项目的科学指导后,家长获得了该领域系统的知识培训,在第二次的测试中教养知识水平的提升也显而易见。其次,家长对0~3岁婴幼儿时期的医学保健是非常重视的。因此,家长在接受教养指导的过程中,也会格外重视和关注有关婴幼儿疾病预防、保健等相关知识,研究认为这可能是家长在此领域得分显著提升的原因。最后,在语言方面和情绪社会性方面,家长的教养知识水平显著提升,可能是因为这两个领域是家长在亲子互动中最能直观地观察到的外在行为表现領域。例如,在日常互动中,婴幼儿的发展最明显的外在表现是从开始的牙牙学语到与父母进行语言回应,家长很容易观察并注重婴幼儿语言的发展水平。[52]同时,婴幼儿会用情绪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例如生气时摔东西、哭闹,高兴时手舞足蹈等,家长也很容易从这些外在表现去理解并重视婴幼儿情绪与社会性的发展水平。因此,家长经过科学和系统的指导后,能较为直观地将指导内容与孩子的外在行为表现联系到一起,从而出现显著的教养知识水平提升效果。

本研究还发现,家长在“动作”和“认知”方面的教养知识水平也有提升,但是提升效果并不具有统计学的显著性。这个结果表明相比以上四个维度,参与指导的家长在“动作”“认知”方面的知识水平提升效果更少一些。研究认为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对于婴幼儿时期来说,认知领域发展的外显性行为表现更弱一些,家长很难将指导项目中认知领域的知识和孩子的实际行为表现联系到一起,因此家长在掌握认知领域的发展知识更具有挑战性。已有研究也表明父母对婴幼儿认知发展方面的知识掌握水平较为困难,[53]而且婴幼儿家长对较为抽象的认知发展领域表现出不自信。[54]一项国际研究也发现,尽管父母购买了益智类的玩具,但却很难理解和认识这些玩具背后隐含的婴幼儿认知发展的对应知识是什么,适宜的操作水平是怎样的。[55]第二,培训后家长在“动作”领域的教养知识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提升效果,这一结果与研究的预期不符合。研究者认为可能是由于婴幼儿的动作发展在早期差异性比较大,家长在生活中实际观察到的婴幼儿动作发展水平对本研究测评中的标准答案造成了干扰,从而影响了家长的正确作答。这一结果可能还存在其他原因,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进行变量控制,例如两次测试的间隔时间再长一些、增加研究的样本量等。

(三)“教养医”结合模式对年龄低、收入低、学历低的家庭更有益

本研究结果发现,影响实验组家长教养知识水平提升的人口学显著变量包括父亲和母亲的教育背景、母亲的年龄和母亲的收入。母亲的年龄、学历和月收入三个变量之间呈现正相关,即生育年龄低的父母,学历相对较低,收入也较低。具体来看,相对于本科和硕士以上学历,指导项目对专科学历组父母提升效果更好,揭示出本指导项目对低学历父母具有更显著的提升效果。这一结果与国际上的已有研究发现基本一致,专科组的婴幼儿照料者在教养知识掌握水平上比较低,随着学历的提升,掌握婴幼儿发展的知识水平越高,越能为婴幼儿发展设定合理的期望,并且对婴幼儿的发展特点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关心。[56][57]已有的研究也发现,学历低的家长在婴幼儿发展知识的测试中得分最低,会错误地估计婴幼儿的发展水平。[58]不仅如此,高学历的父母比低学历的父母更会寻求专业资源信息(如阅读书籍、期刊)和专业人员(如咨询医生、护士)的支持。[59][60]相比之下,低学历的父母在教养知识补充来源上也较为匮乏。因此,低学历的父母在接受专业的项目指导后,能较为系统地获取专业教养知识,纠正自己的错误认知判断。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该项目对25岁以下的母亲提升效果最好。研究认为可能是因为母亲的年龄小意味着学历低,因此在教养知识方面的水平也相对较低,能得到系统的教养指导后提升水平也会更加显著。国际研究也发现超过35岁的高年龄段的父母具备的教养知识水平最高,并显著高于低年龄段生育的父母。[61]此外,根据2010年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为29.13岁,本研究中25岁以下的母亲属于95后一代,作为母亲在心智成熟度上与年龄大的母亲相比还不够成熟,相对应的育儿知识储备可能也比较缺乏,因此,研究认为这是在本项目中教养知识提升效果显著的另一个原因。同样,本研究还发现项目指导对于低收入段的母亲提升效果最好,这一现象与国际上有大量的研究发现一致。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影响父母能够投入到婴幼儿教养方面的资源,例如,低收入家庭的父母大多数情况下会向周围朋友或者家人寻求教养的资源和信息,而不是通过专业的书籍或者寻求儿科医生的帮助和咨询,导致这类低收入家庭在育儿知识方面比较匮乏、教养知识专业度欠缺。[62][63]总体上说,本项目中揭示出的对教养知识提升效果最显著的群体特点为生育年龄低、学历较低和收入较低,这一结果与国际的大部分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家庭指导项目对处境不利或资源相对匮乏的家庭有更好的提升效果。[64]相比之下,本研究认为高学历或高收入的家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婴幼儿发展知识储备,且更容易获得优质的教养资源,因而本项目在对这类家庭的父母的知识水平提升效果相对较小。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研究对象的选择并不是随机抽样。本研究参与人员均来自上海,所以研究的提升结果不能一概而论地推广到全国所有的区域。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东、中、西部不同的城市进行分层随机抽样抽取样本。其次,本研究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样本量均偏小,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每个区参与线下指导的家长人数受到严格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预期的参与人数。同时,由于婴幼儿年龄小,参与的父亲或母亲很容易受到孩子生病、临时无人照看等问题,不能全部参与所有的指导,导致后测的样本量缺失较多。再次,目前的研究仅考察家长在接受指导后6个月的变化情况,“教养医”指导模式对家长教养知识水平的长期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和评估。最后,本研究中“教养医”指导模式仍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进一步地改进与完善。从研究结果来看,该模式并没有全面提升0~3岁婴幼儿父母教养知识的所有维度,也没有对高学历、高收入、年龄大的父母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研究需要进一步修订婴幼儿父母教养知识量表,使该量表的内容更贴近我国婴幼儿家庭的日常生活,更关注家庭教养的适用性。研究还将进一步优化项目的评估方式,例如分成不同的组别进行指导干预,包括专家讲座、指导用书阅读与使用、面对面咨询答疑、亲子互动现场指导等,评估哪一种或哪几种指导方式效果最好,在未来可以进行最大化的方式组合,提升对婴幼儿家庭的指导效果。

五、研究建议

“教养医”指导模式作为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0~3岁婴幼儿家庭指导项目,还需要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指导项目,進一步优化该模式的适应性。国际项目在指导形式上发现,入户一对一的指导服务效果会比对家庭进行的集中培训更有益。[65][66]本研究认为在未来的指导项目修订时,应考虑家庭的个别化需求,增加为家庭提供个别化的支持和指导。[67]在实施形式和内容上,还可以参考国际上较为有效的家庭指导项目,使用婴幼儿相关资料更好地提升父母的教养知识,例如使用与婴幼儿年龄段相符的绘本进行结合与指导,[68]使用婴幼儿行为管理卡片,包括如厕训练、尿床问题、发脾气控制等。以上的国际经验能够按照婴幼儿年龄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一项一项地进行指导,使指导内容更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69]

“教养医”指导模式在未来应进一步支持我国0~3岁婴幼儿父母的教养知识的提升。首先,研究建议婴幼儿家长应科学地认识和掌握“教”“养”“医”全面发展的知识,避免“重医/养VS轻教”或“重教VS轻医/养”等问题。其次,建议地方政府进一步增加婴幼儿家庭的指导服务的机会,组织教育、医疗、照护等专业人员,通过举办线上和线下各种形式的教养指导活动。“教养医”模式在未来可以进一步推广和应用,例如在网络平台上推出婴幼儿“教养医”指导的视频和相关资源,使更多地区的婴幼儿父母能够便捷地获得教养资源支持。最后,本研究发现“教养医”指导模式对年轻母亲、月收入低的母亲、学历专科的家长指导效果更好。因此,未来的指导项目可以有目的地加强对这类群体家庭的婴幼儿发展知识的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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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Care and Medicine” Training Program on Parents’ Parenting Knowledge of Infants

Ting Liu,1 Zhihong Zuo,1 Changjiang Yang,1 Wen Qian,1 Minghong Zhang,1

Jieyun Wang,2 Jue Fan,2 Longxia Chen2

(1Facult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Changning Maternal & Infant Health Hospital, Shanghai 200051 China)

Abstract: In terms of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of infant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vide families with scientific guidance. “Education, care and medicine” training program is one of such guidance models created and practiced by Shanghai government. This study designed an intervention approach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this program on parents’ parenting knowledge of infa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aining program had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parents’ parenting knowledge, significantly in four aspects of “daily care”, “disease prevention”,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Stronger effects were found among fathers and mothers with technical secondary degree, mothers aged below 25, and with very low income. Based on above results, the study puts forward the professional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care and medicine” training program,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 support of parenting knowledge of parents of infants.

Key words: “education, care and medicine” training program, family education and care guidance, parenting knowledge of parents

稿件編号:202109270002;作者第一次修改返回日期:2021-12-23;作者第二次修改返回日期:2022-01-06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妇幼保健院/上海市长宁区妇幼保健院PI团队建设项目“0~3岁婴幼儿家庭分层指导体系对提升教养质量的评估研究”(编号:2019CNECNUPI05-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青年预研究项目“婴幼儿家庭教养医指导体系对教养质量提升研究”(编号:2021ECNU-YYJ029)

通讯作者:张明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E-mail:42539931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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