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世林 云登

〔内容提要〕乡村振兴的基础在于治理有效，对于东北边疆乡村商务治理，乡镇党委及村级党组织具有商务领导功能，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负责乡村商务治理的行政推进，社会组织形成积极的商务协同效应，广大农民群众配合各方力量全面参与乡村自治。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东北边疆乡村要开创民族团结进步新局面，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加强乡村商务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和适当做法，深化国际商务合作，推进乡村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村规民约，推动共同富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关键词〕共同体意识 东北边疆 国际商务 乡村治理

注：本文受辽宁省教育厅基本科研青年项目“辽宁乡村数字治理的嵌入性发展路径研究”（LJKQR2021006）、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下辽宁乡村治理机制研究”（L21BJL0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工作-家庭增益与个体繁荣互动螺旋上升机制研究：边界弹性和正念的积极影响”（71672024）资助。

一、问题提出

乡村治理作为学术概念已被学者们所认可，但成为政府话语的时间相对不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明确乡村振兴的奋斗目标之一是“治理有效”，接着中央又连续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使得鄉村治理在几年之内就实现了由学术概念到政治话语再到政策议程的转变。不难看出，乡村振兴涉及面较广，是一个资源适配、利益再分配和权力重组的问题，明显属于治理的范畴，而且是一种全局性治理，并非单一的政府治理、社会治理或市场治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中国乡村仍持有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刻画的“长老统治”与“无为政治”等印象，但实际上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早已有之。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结构及其关系的表述，最著名的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如同将一个石头扔在水面上所出现的一圈圈外放纹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存在着数量众多的少数民族乡村，这些地区很多属于重点生态功能区，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明显，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以推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东北边疆处于东北亚地区的核心位置，西侧和蒙古国接壤，北面和俄罗斯为邻，东向和朝鲜交界，并与韩国和日本隔海相望，区域内生活着大量的满族、蒙古族、朝鲜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居民，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东北边疆治理问题是国家治边和民族工作的重点。同时，在目前与将来较长时间内，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乡村衰落，主要表现为空心化严重、经济萎靡、返贫风险较大、传统文化消亡等。乡村振兴不仅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对边疆民族地区来说，还关系到国家边疆稳定与国防安全。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分析东北边疆乡村治理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商务工作覆盖城乡、牵涉内外、衔接产销，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具有显著且独特的优势。在国内现代化转型以及国际商务发展的影响之下，东北边疆乡村社会结构及基础发生着不小的变革。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乡村治理，而乡村治理碎片化造成的基层民主形式化、村民原子化与公共性式微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的全局水平和现代化进程。

近年来，东北边疆乡村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加剧，虽然众多乡村还具有熟人或半熟人社会的显著特征，但在城镇化浪潮下，一些乡村已从熟人或半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变迁。而治理的重点在于哪些人拥有权力，治理主张权力中心多元化，需要更多的协商。那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东北边疆乡村商务治理的主体有哪些？怎样进行商务治理？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这些都是学界与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此，本研究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分析乡村多元共治的权力运行机制与国际经验借鉴，以期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乡村建设、科学研究与政策制定提供学术参考与现实指导。

二、商务治理方略

乡村各个治理主体的产生方式、代表立场与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区别的行动逻辑，各种权力共同发挥作用，呈现出多维度的乡村治理权力关系。乡镇党委与政府、村“两委”、社会组织与农民群众是东北边疆乡村商务治理的主体。其中，乡镇党委与政府作为县和村之间的纽带，定位于党执政的基础层级和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既是乡村商务治理的关键主体之一，亦是乡村商务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还是商务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在乡村发展中居于“龙头”地位。村“两委”是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合称，分别简称为“村支部”和“村委会”。

按照《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的要求，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村内的各项工作与各类组织由村支部统一领导。村支部带领农民群众实施村级治理、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组织农民群众进行“三个自我”与“四个民主”的自治活动，即实行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以及开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很显然，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到村民自治的效果，而“一肩挑”可以促进村“两委”的配合并提高工作效率。社会组织主要是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的乡村基金会、乡村社会团体和乡村社会服务机构等，同时还存在一些未登记的相关组织，这些没有登记的组织由于合法性不足且资源有限，组织化程度和工作效率通常不高。诸如乡贤理事会、村民监事会与红白事协会等机构，都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而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正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民作为居住在农村的核心群体，既是东北边疆乡村商务治理的直接获益者，亦是乡村商务治理的重要参加者，更是整个乡村建设的基础力量，只有广大农民群众积极配合参与到乡村商务治理中，才能推动乡村振兴。

乡村商务治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是国家和乡村对社会需要和治理现实作出的正面反应。多元共治的基础是存在不同的主体，前提是各个主体的有效参与，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每个主体的优势来实现彼此互补和协作共赢。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下，一系列治理资源下乡加速了权力主体的分化，使得乡村治理既表现出综合性，也具有情境性，并内生出应对多元主体之间冲突的治理诉求。东北边疆乡村商务治理实际上是形成乡镇党委与政府、村“两委”、社会组织与农民群众之间相互支持与协同的治理共同体，这些乡村商务治理主体缺一不可。具体而言，乡镇党委及村级党组织具有商务领导功能，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负责乡村商务治理的行政推进，社会组织产生商务领域的积极协同效应，广大农民群众配合各方力量全面参与乡村自治。

在东北边疆乡村的商务开放合作方面，促进边民互市贸易达成新突破，引导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推动东北边疆招商引资，构建乡村商务平台，优化乡村消费结构，弥补乡村消费短板，提高边民收入水平。在东北边疆乡村的流通提升方面，建立边疆特色农产品流通主干网络，打造健全的物流体系，提高产销对接精准度，通过市场途径加速乡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引进和培育各类电商人才，加强乡村数字商务建设，发挥乡村商务治理对整体治理的带动作用。

三、国际经验借鉴

东北边疆乡村商务治理并非只是政府发挥作用，而是一个多元主体协同配合的过程。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治理是形成一种平衡的网络结构，实现利益共享与秩序稳定。根据自组织理论，治理是自组织与组织间的行动网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重要组成部分的村民自治，是乡村商务治理的基础性机制。在厘清中国乡村多元共治权力运行机制的基础上，需要有选择地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增加情境的适配性和操作的可行性。根据国际经验，乡村治理既要巩固政府在法律法规和公共服务上的主导功能，又要提升农民的治理主体地位，赋予农民在生产经营和自主治理方面更多的权力。

本研究以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韩国与日本七个国家作为讨论对象，探析其在乡村建设方面的经验以及对东北边疆乡村商务治理的启示。

俄罗斯乡村存在着集权与自治共存的治理结构，个人服务与集体主义互嵌的权力形态，专制和民主交融的管理体制，坚持可持续发展，同时改善社会环境和农业发展，既支持农户与合作社发展，亦促进大型民营乡村企业发展。

英国乡村治理的最大特点是共生，即各权力主体之间呈现一种协同发展与合作共治的关系，其中农民积极参与乡村规划设计，发挥自我管理功能。

法国政府在进行国土整治与农业一体化改革过程中，重点关注通过财政支持、教育培训和技术保障等多种途径来推动乡村治理，目的是促进乡村建设，平衡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德国乡村治理的典型表现是循序渐进，为了提高乡村的整体效益，各级政府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乡村治理的目标、模式与路径。在长期主义的导向之下，德国政府通过法律框架与制度规范推动乡村治理的发展，并加强农民自治能力建设。职业农民有着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准入条件，农场以中小型的家族为主要形式，农场主其实就是企业的负责人，自治能力相对较强。

美国按照城乡互惠的原则，以乡村小城镇建设为代表，凭借城市带动农村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来提高乡村治理的效能，达到乡村和城市共同繁荣的目标。农民是合作社的成员，通过民主投票的形式产生董事会，董事会聘任经理，同时受农民监督。美国的职业教育比较发达，产生的新型职业农民有助于实现乡村日常活动中的自治。

韩国通过“新村运动”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自主性和协同性，同时积极开展国民精神教育活动，发展村民会馆，提高村民文化水平。

日本在乡村治理方面的主要做法是“一村一品”，即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模式。通过整合与开发乡村传统资源，形成地方性的经济社会优势，生产具有乡土特色的品牌产品。基于乡村治理人才的培育政策，农民可以成为农业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积极参与乡村商务治理活动，增加日本乡村社会的整体效益。

综上所述，对于东北边疆乡村商务治理而言，应该有选择地借鉴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深国际商务合作，推动共同富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四、结语

东北边疆乡村商务治理，是与商务有关的各方力量的有效参与和协作平衡，最终实现东北边疆乡村商务活动的秩序稳定和健康发展。以往关于乡村商务治理的研究，大多从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与流通管理等角度进行，忽略了对商务治理方略的研究，特别是在全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下，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分析东北边疆乡村的商务治理问题。

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治理中的各个主体并非上下级的关系，而是一种平行合作关系，表现出多元性、多中心与分权化的特点。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镇党委和政府、村“两委”、社会组织与农民群众这些商务治理主体，以不同的形式发挥着相应作用。乡镇党委及村级党组织具有商务领导功能，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负责乡村商务治理的行政推进，社会组织形成积极的商务协同效应，广大农民群众配合各方力量全面参与乡村自治。

因此，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东北边疆乡村要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提高开放合作程度，增强流通网络建设力度，积极开展与俄罗斯、朝鲜和蒙古国等国家的贸易往来，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经验和优秀做法，深化国际商务合作，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界定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作用的边界，加强乡村商務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协同，推进乡村民主法制建设，完善村规民约，推动共同富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的新格局。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