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西魏晋十六国彩绘壁画砖艺术，上承汉晋，下启隋唐，承继传统，开风气之先，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和民间美术史的空白，在人员和技法上为后来敦煌壁画的创作作了储备，是中国古代美术广泛吸收外来元素的开始。

关键词：绘画艺术；河西地区；壁画砖

丝绸之路是亚欧大陆人类文明的共同体之路，是一条丰富的文化遗产线路。地处丝路关键地段的河西走廊，自然景观多彩壮丽，文化遗产博大精深。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张骞“凿空”，武帝置郡，汉晋遗卷，敦煌宝藏，可谓道不完说不尽。如果将河西走廊比喻为丝绸之路上一柄吉祥的如意，那么考古发现的魏晋十六国彩绘壁画砖墓，就是镶嵌在这柄如意上光彩夺目的瑰宝。河西魏晋十六国彩绘壁画砖墓及其图像，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独具特色，为敦煌艺术的创立进行了准备和铺垫，被誉为“地下敦煌”。本研究从以下两方面对河西魏晋十六国彩绘壁画砖进行介绍和分析。

一、重见天日：考古发掘和墓葬概况

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及彩绘壁画砖的发现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收获之一。1986年，宿白在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撰写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词条中将“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作为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区域单独列出，并指出：“甘肃西端酒泉、嘉峪关和敦煌一带，发现的魏晋十六国墓葬多分布在戈壁滩上，墓冢多由砾石堆成，排列有序的墓冢周围还保留有砾石堆砌的方形茔域围墙的痕迹。茔域内的墓葬，多于砾岩中挖凿洞室，大中型墓还在洞室内砌砖室。酒泉、嘉峪关多大中型墓，敦煌多中小型墓，两地魏西晋墓和西晋末十六国墓区别较大。”[1]目前，考古发掘的河西走廊魏晋十六国彩绘壁画砖墓，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

嘉峪关酒泉之间的果园—新城魏晋十六国墓葬。墓群“东从酒泉到新城公路开始，西至第一支渠，南从第三支渠，北至野麻湾大约13万平方米的地区”[2]。1972年，甘肃省考古工作者在此发掘了8座墓葬，清理工作结束后，除没有壁画的2号、8号墓外，在其余墓葬上全部安上门锁，并在1973年将5号墓搬迁到甘肃省博物馆内复原陈列[2]。关于这些墓葬的时代，M1有明确的纪年，为曹魏甘露二年（257年），最晚的7号墓纪年为4世纪初[2]。8座墓葬有封土和墓道，均为用方条砖砌成的砖室墓，有2～3室。墓道与墓室之间有门楼，彩绘壁画砖均匀、规则地分布在墓室中[3]。图1所示为嘉峪关果园—新城5号砖室墓的前室局部构成，墓室内画砖规格和尺幅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根据题材和内容“量体裁衣”。

1977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果园—新城墓葬区发掘了丁家闸5号壁画墓，时代大致为后凉至北凉之间，即4世纪末到5世纪初，也就是386至441年北魏破酒泉时期[4]。该墓内容丰富，“出土的壁画描绘了坞壁林立、农桑兴旺的景象”[4]。2001年发掘的酒泉小土山五凉时期墓也位于这一区域，有人认为，该墓为“王”级别大墓，很可能为西凉王李暠之墓[5]。

佛爷庙湾—新店台魏晋十六国墓葬。墓群位于敦煌市杨家桥乡鸣山村东，佛爷庙湾墓群分别在1987、1995、1997年三次发掘，新店台墓群于1979、1981、1995年三次发掘。晋墓以斜坡道土洞墓居多，少数为穹窿顶砖室墓，画像砖墓的内容主要为符瑞和神话传说故事，如M37中描绘大角神鹿的彩绘壁画砖。出土器物陶器為主，也有少量铜器、玉石物件[6]。2000年敦煌市在佛爷庙墓群建西晋壁画墓博物馆，复原与陈列了部分墓葬及出土彩绘壁画砖。

高台魏晋十六国墓葬。地埂坡墓群位于高台县罗城乡河西村。200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5座，出土了内容丰富的画砖、壁画和其他文物。5座墓的结构大致相同，有封土，墓葬由墓道、照壁、墓门、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等构成[7]。M4出土前室北壁壁画中有两位对坐的高鼻深目、络腮胡、头戴尖顶帽的粟特胡人。

骆驼城墓群位于骆驼城乡骆驼城遗址北边和南边。骆驼城位于高台县城西20公里处，始建于东晋隆安元年（397年），是后凉建康郡太守段业另立年号建立的北凉国国都。据《重修肃州新志》记载，骆驼城不但是北凉初建时的国都，而且是汉代乐涫县、唐代建康郡的故址。骆驼城面积近30万平方米，分前、中、后三城。城墙基厚6米，残高7米。除东北角外，其他三角都筑有长方形角墩，前部城垣东、西、南三面各开一门并筑有瓮城，内城南垣正中辟门并筑瓮城与外城相通。全城布局合理，是遗存较完整的汉唐故城。20世纪90年代发掘出土的有木版画、木牍、彩绘壁画砖等文物[前凉升平十三年（369年）纪年随葬衣物疏]。

许三湾城魏晋十六国墓葬，20世纪90年代发掘，出土有彩绘壁画砖，有前秦建元14年（378年）纪年砖。

除以上三个主要区域外，在武威、金昌、玉门等地也零星发现有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彩绘壁画砖墓。如果将墓葬和彩色图像相连接，就是一条铺设在河西大地上惹人注目、色彩斑斓、故事不断的长卷连环画。

二、匠心独具：立足地域和兼收并蓄

河西魏晋十六国彩绘壁画砖艺术是在特定时间（约3—5世纪）和特定区域（黄河以西到敦煌的河西走廊地区）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绘画艺术。两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与发展，河西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迅速，这种绘画艺术是当地文化交融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史前时期的河西地区，已经出现了有深刻地域烙印、独具特色的艺术品。玉门火烧沟出土的四坝文化（距今3900～3400年）彩陶、金器、青铜器，已经显示出非凡的形象力。三狗纽盖彩陶方鼎，通高27厘米，口长23厘米，口宽12厘米。鼎盖上塑三只竖耳站立的犬。这种将多只动物雕塑排列组合的艺术风格，显然受到亚欧大陆游牧艺术的直接熏染和影响。

张骞通西域，河西四郡设立，伴随着绿洲新农业区的开辟，中原地区传统的美术形式也随之到达河西。武威旱滩坡西汉时期壁画墓中有赤足而立，着青色羽衣的羽人[8]。武威磨嘴子东汉壁画墓墓室顶端绘天象，后壁两侧绘人物、动物。民乐八卦营东汉墓部分墓室内绘有壁画，壁画以天界、星云、日月、四神、女娲、鸟雀为主要表现内容。武威磨嘴子东汉墓出土的彩绘人物木版画，长37厘米，白粉敷底，红、黑双彩绘相对而立的主、婢二人，黑色发髻、红色交领宽袖深衣，均用墨线勾勒轮廓。右侧绘树一棵。主、婢二人大小有别，比例适中，线条流畅，已具备成熟的人物画技法。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饲猪图木版画，长36.3厘米，左侧墨绘穿宽袖深衣之人，高髻，右手前伸，似欲喂食。右侧墨绘猪一头，拱嘴翘尾，并用墨线绘出猪鬃，线条流畅生动。可以看出，魏晋十六国彩绘壁画砖图像简明的构图风格应该是承继自两汉以来的河西画作。

周卫华认为嘉峪关魏晋墓壁画是通过以线条为主的勾勒手法表现的，首先其与墓室建筑结构的内部空间匹配，如砖砌浮雕和线刻的艺术表现形式；其表现手法以线条造型为主，色彩为辅；壁画的绘制普遍采用弧线和粗线，线条厚重、多样，对动感的塑造、质感的表现十分到位，可见画家对笔性的掌握和技巧的熟练。壁画中能够见到各种透视方法的应用，使平面的布置具有了三维的空间效果。在壁画中，关于色彩的运用方式多样，或是平涂边框，或是淡色起稿，或是点提关键部位[9]。

画师创作时，首先在砖坯表面涂一层白色分层，然后再勾勒画面。白粉层多用白垩，偶尔也会用石膏等矿物；彩绘颜料以矿物质为主，如石绿、朱砂、赭石等；原料胶结物为植物胶、动物胶及白矾[10]。有专家指出：嘉峪关果园—新城魏晋画砖上的黄色颜料，来自嘉峪关附近[11]。矿物质颜料的特性使得画砖色彩艳丽，不易脱落，因此，彩绘壁画砖即使经历千年岁月磨砺，色彩仍鲜艳如新、奔放热烈，展现了河西魏晋居民粗犷豪迈、不拘一格的精神风貌。

魏晋十六国画砖在墓中的布局、组合，体现出“满”和“层”的特点。整个墓室，各方位、各边角以及过道均镶砌画砖。以嘉峪关果园—新城5号墓画砖的布局为例，各层间隔、同层紧邻的画砖，让观者感觉是整幅壁画，但是每一块画砖又是一个独立的画面。这种样式，是魏晋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匠工、画工，在继承汉晋砖室墓的同时，沿袭了画像砖在墓室中的布局方式。艳丽的色彩、忠实于生活的写实手法，是河西画匠们的创新和发挥。

画匠们在绘制画砖时，技法娴熟、大胆施绘，体现出大胆自信、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线条勾勒、平涂填充的绘画方式，继承了秦汉以来的绘画传统，先用墨色勾勒出物象的轮廓，再用大面积的色块填充平涂，给人以明亮绚丽、浓厚沉稳的视觉感受。高台出土的“树下射鸟”彩绘壁画砖上的坞壁图像如图2所示。

画匠们既使用线条勾勒、不施色彩的白描方法，也有尝试以线描为主的绘画形式，如敦煌佛爷庙湾晋墓出土的“李广骑射”彩绘壁画砖（图3）。

毛笔沾颜料后，快速用力按下，这种绘画方式叫作“点垛法”，在绘制树叶、苔藓时常用。高台出土的“人物对拜”彩绘壁画砖（图4）中，对左侧树木和右侧持剑武者的绘画就采用了这种画法。

魏晋墓室壁画题材反映的是当时人们的生活，从壁画砖的画面来看，画匠的手法很写实，將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简单的线条进行描述，与主题无关的部分尽量简略，只突出需要表现的部分。如狩猎图，只用几笔斜线代表了周围的植物和树木，主体狩猎的情景则用粗细不同的黑色圆弧线条勾勒猎犬和猎物，突出它们之间紧张的关系，运动感和现场感很强烈。从众多的壁画砖画面来看，画匠们技艺相当娴熟，从下笔到收笔，运笔如飞，一气呵成，对主题和内容信手拈来，无需过多构思。这反映了当时的画匠们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他们对细节的把握出神入化，虽然绘画采用的是写实手法，但创意却是天马行空。

三、结语

河西魏晋十六国彩绘壁画砖艺术，承继传统，填补了中国美术史和民间美术史的空白，在人员和技法上为后来敦煌壁画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是中国古代美术广泛吸收和运用外来元素的开端。

作者简介

李捷，女，甘肃省博物馆馆员，本科，研究方向为文物保护与修复。

参考文献

[1]宿白.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M]//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17.

[2]甘肃省文物队甘肃省博物馆嘉峪关文物管理所.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15.

[3]郭永利.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8.

[4]郑岩.酒泉丁家闸五号墓社树壁画考[M]//郑岩自选集：从考古学到美术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79，81.

[5]甘肃酒泉发现西凉王李暠墓[M].光明日报，2004-07-23.

[6]甘肃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文物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文物志[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234.

[7]赵雪野，岳晓东，谢焱，等.甘肃酒泉崔家南湾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6（6）：46-50.

[8]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甘肃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

[9]周卫华.论嘉峪关魏晋墓壁画的叙事方式与艺术风格[D].西安：西安美术学院，2019.

[10]卢燕玲，韩鉴卿，田小龙，等.甘肃河西魏晋画像砖画面固色及砖体脱盐[J].敦煌研究，2003（5）：104-107，112.

[11]水碧纹，苏伯民，于宗仁，等.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壁画砷铅矿族矿物颜料分析研究[J].敦煌研究，2020（1）：133-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