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今存墨迹甚少，刻本传《与著作明府书》《与颖叔书》，于《停云馆》帖得传。《澄清堂》《刘园集》翻刻《与著作明府书》。宋宣和内府藏《集句诗笔》，惜佚失。其书善用淡墨，与东坡浓墨相衬。纸本传仅两幅，一是藏于上海博物馆上博的《行书楞严经旨要》（荆公信佛，曾多次将田宅改为寺院），另一为《过从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过从帖》[1]。按刘金柱[2]推论，约在南宋中期，便很少看到荆公真迹了。朱熹在“临写王安石墨迹本”一帖后跋文：“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3]朱熹曾多次批评荆公书法“如大忙中作”，既能轻而易举辨别仿作真伪，理应熟悉他的书风。按其所述先君子手书其诗，“先君子”乃指其父辈。通读文意便知此处并非说南宋时荆公书作便近失传，而是在谈因“先君子”手书诗文，并其多临荆公帖（先君子及某喜学荆公书，多储真迹），方能判明帖之真伪，可见其临写本极似原迹。再过十几年怕是没人再能知此为临本，而被当作真迹混淆于世。朱熹先父取法荆公，家藏甚多。朱熹每以得见新帖，悔先君子不得见，感泣于书后。自己年幼常习，感为跨越古今之作。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张栻所言“忙中作”极为恰当，与韩琦书迹中“静谧”之气截然相反。后人多以张栻为妄言，元人黄溍便说“未可以彼而废此”，“彼”即张言。实际上，张对荆公变法极为反对，但他于荆公书法却格外赞赏。乾道七年，其曾购得荆公字画，格外精到。其言荆公于天下事上多政出己见，但在书画上尚能“行其所无事如此”。如此一来，“忙中作”颇有政治意味，或为特定场合所言。

不过朱熹、张栻等既能言之凿凿点评荆公书法，且从朱熹与友人周必大信中谈到王安石《进邺侯家传奏草》一帖来看，其墨迹在南宋期间应该尚存。宋四家中，黄庭坚曾受恩于王安石，故对他评价甚高，且山谷“倾斜性字形与字势”的草书取法上，也经荆公而追摹于前。米芾亦被荆公称为“知己”者，后仍感念旧知，“故过其坟”。米芾指出荆公书法上承杨凝式，得到本人认可。杨凝式与鲁公同因“德行”为人赏识，故传“少师行书似鲁公”。在宋代广泛推颜真卿书的背景下，荆公也不能免俗。

所谓荆公师承王濛说始于黄庭坚，其言：“王荆公尝自言学濛书。”他人论学书王濛也多依黄鲁直言，如吴师道《跋王荆公手书》：“公书字学王濛，要为萧散高远。”蔡上翔言：“即自谓学王濛书亦只见之山谷纪载耳。”本是孤证，然山谷借荆公之口，实是托以“自言”。

王濛擅长草书和隶书。张怀瓘将王濛隶书列入能品。其生于永嘉三年，小王导33岁，大献之35岁，与右军同代。其宗法钟繇，只是筋骨达不到“丰筋多力”，较钟体势更弱。从“状貌似”看王濛隶书（楷书）跟钟繇十分相似。《楞严经旨要》与钟繇的小楷在风格和字法结构上很难找到雷同处。《楞严经旨要》在体势上更偏斜一点，突出主笔，字体险峻轻巧，同钟繇法温润端和、体态详正、方中寓圆难属一类。如《墨庄漫录》载：“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3]虽不能排除荆公未取法于王濛，但在成熟书法作品中，两者艺术风格已相隔甚远。《宣和书谱》记王濛行書不下萧子云辈，想见王濛学书受献之影响之深。若以《过从帖》看，确也有魏晋笔意。正如山谷云：“又题法帖王濛书，云王荆公尝言学濛书。”[3]黄庭坚多次在跋文中宣扬荆公书法奇古，在于三点：第一，“无法随意，自然天成”。荆公书放荡不羁、跌宕起伏，这符合晋人对书法审美的认知。第二，“用笔佳”，张栻言：“细观其间，乃有晋宋间人用笔佳处。”[3]张栻提出“用笔佳”与“萧散简远”。关于“用笔佳”，并非此公独言，亦可在其他史料中找到旁证。《姑溪集》就曾赞扬其运笔。第三，献媚荆公。《升庵外集》言：“而山谷阿私所好，谓荆公字法出于杨虚白。”[4]其已见山谷因政治因素献媚于荆公。言其书从杨，山谷亦曾言及“荆公此二帖近之（杨凝式）”。

宋四家中除蔡襄外，皆对王安石师杨凝式有所描述。王澍在《杨少师神仙起居法》跋文中记：“后来王荆公全学其书。”[5]黄庭坚说杨凝式“散僧入圣”（苏黄受禅宗影响，亦强调荆公“以禅喻书”）。又说“杨少师颇得仿佛（臻极）”但也有“口是心非”者，即“然涪翁又云今人见杨少师书口是而腹非也，在宋已然”。虽吴仲伦能够以“出世”法坦然待之，恐不见所有人都持此念。杨凝式书作主要五件，正如山谷述，杨凝式“不善楷书”，荆公楷书应只取其笔意。虽然《邵氏闻见录》记载过景度“皆楷法精绝”，邵伯温生活的年代与荆公相仿（其对熙丰变法无甚好感，甚至假借苏洵之名，炮制出《辨奸论》来攻击王安石），杨楷书稀见，恐其难以得见。荆公仅存行书《过从帖》，与《韭花帖》格格不入，反倒其“荒率随意，不拘成法”的风格与《新步虚词》帖最为相似。包世臣评价“景度如俵驘强缰，布武紧密”，也符合荆公书风。

宋人多强调“以人论书”，欧阳修心中对作品好坏评价始终以“人、文、书”顺序依次进行。他认为智永《千字文》“其文既无所取，而世复多有，所佳者字尔，故辄去其伪者，不以文不足为嫌也”，仿佛是“书胜文”。按《陈浮屠智永书千字文》条曰：“其文既无所取，而世复多有，所佳者字尔，故辄去其伪者，不以文不足为嫌也。”[6]《庚子销夏记》也作了相应的记载：“智永《千文》在宋原有善本，欧阳文忠所见本有后人妄补者，遂去二百六十五字。蔡君谟犹曰：未能尽去，岂欧阳公未见善本耶？则薛氏之功大矣。”[7]未得善本的结论，源自“宋原有善本”。虽在文章上因抄录“千字文”，且内容上有残失，多无可取，但内容上因字佳缘故，而“不以文不足为嫌也”。蔡君谟所言“未能尽去”，显是指“删二百六十五字”，“文不足”的“足”，应是“完备”意，但“其文既无所取”则指《千字文》的内容。欧阳修、蔡君谟对《千字文》残文的评价仍以“字佳”而不肯舍去，摒弃了“文不全”与“文不佳”（自尔书家每以是为程课）缺点，兼及仁宗时，灵感寺地宫损毁，仁宗欲“下以旧瘗佛舍利，诏取以入”。蔡襄则极力反对，认为“奈何专信佛法”，可知蔡襄并不专信此道。欧阳修在对待佛教态度上与韩愈类似，《集古录》便指出，隋之前碑文文辞多以粗鄙为之，且多言浮屠之事，但字画较为工整。作为“浮屠书”的《千字文》得到赞赏，可见宋人亦不完全“以人废书”。尽然如此，但人品已成为宋时重要的评估标准。按日本学者内山精也的看法，荆公于南宋受到“妖魔化”宣传，收藏者亦必考虑其政治价值和升值预期。南宋多将“败国”归因于荆公。如赵鼎曾言：“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变祖宗之法，而民始病。”赵鼎师从邵雍，是“旧党”坚定成员。范祖禹子范冲亦上言“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高宗时期，荆公逐渐受到非议，南宋笔记也多以诽谤为能事，不足可信。绍兴元年，秦桧升右相后，曾对理学有所抬升，并喻指荆公“新学”为“曲学”。其复相后签订“绍兴和议”，理学派讳言，并对秦桧及其党羽进行抨击。于是秦桧改从奉荆公“新学”，用以打击理学发展。秦党破灭后，其“卖国”行径人尽皆知，王安石亦随之受到“口诛笔伐”。然朱熹作为道学派领袖，对荆公书法尚有褒奖，或许正与欧阳修评《千字文》时“不因文（与人）废书”有关，亦照顾到其“先君”（朱松）情面。

在《宋稗类钞》中，曾记荆公书学沈辽。此说始于《挥塵录》：“沈睿达辽（沈辽）。文通弟也。长于歌诗。尤工翰墨。王荆公、曾文肃（曾布）学其笔法。荆公得其清劲，而文肃传其真楷。”[8]此说《抚州志》亦载，陈善则言荆公学沈之“清劲”（一说安石取鲁公之“精劲”）。《挥塵录》谈荆公与曾布共学，与“胡昭得其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9]相似。米芾在《海岳名言》中曾讲沈辽排字。排为“挤”“推”之意，与现存《楞严经旨要》多有相似，荆公书排列紧置，与景度“紧密”仿佛。但若“排”作“算子”讲，则与其书差之远矣。荆公早年与沈辽交好，后意见相左，然学书沈辽，或存疑是晚年讳言。自是如此，苏黄亦无可得知。

沈辽以书闻名确是不争事实。东坡曾言沈辽讳言师“沈传师”，而谈其师从子敬。南宋陆游在游览觉苑寺时，对其所题碑额及《大悲阁记》，大为赞扬，称为精古。另《皇宋书录》云：“近世沈辽最善行笔。”《墨庄漫录》则载沈辽以书得名，还说富池有甘宁庙，他曾泛舟过，路中遇到大风，险些船毁人亡，其遥望甘宁庙，进行祈祷，不久狂风竟停，便留楷书而去。后来此作品为人盗取，“神见梦于郡守使还之”，结果复得之于寺庙[10]。不过据此并不能完全下结论，沈辽小于荆公，从于师学而宋四家均无提及，仿佛难以解释。据《老学庵笔记》载，王安石多不屑于沈辽，学书真实性尚且存疑，其云：“荆公素轻沈文通，以为寡学。”[11]

性格急躁确实符合王安石本身的性格。后人史料中有虚妄诋毁之词，但性格急躁说法并不过分。如《避暑录话》载：“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12]这一表述并非污蔑，该文前后只记录事情，并无任何感情色彩。“固无二公经营四海之志”，难以静坐，“同病”的还有东坡，“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朱熹也常以急躁自警，若以“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来诋毁王安石，何须连累东坡，况且用“经营四海之志”修饰，岂不反在夸奖荆公？若都以受到政治的抹黑来解释，恐言过其实。

《邵氏闻见后录》曾记载荆公写字用纸情况，《东轩笔录》则载其于寺中题窗的情况（古有题壁书之称，或受杨凝式影响）。荆公喜用竹纸，此纸宋人常用，东坡作书，十之七八使用竹纸。米芾甚至赞赏越地竹纸，有横扫“杭油”“池繭”“巴郡乌丝栏”“泽国清华练”之势。经其推广，北宋文士翕然成风。到南宋时，竹纸已用于制药、制香及军事文书。除竹纸外，荆公亦常用池州白麻纸，其有诗云“霜纨奇色贾不售，虹玉丧气山元晖”。关于用笔，史料未载。汉代毛笔笔管较长，甚至一头会削尖，可以将笔管插入头发，用以束发，被称为“簪白笔”。唐代后，笔杆变短，出现“鸡距笔”。《文房四谱·笔谱》中讲：“（王锴）家藏书卷数千卷，一一皆亲札。”遂以鸡距笔为主，隋唐使用“缠纸法”，笔仍然以“披柱有心笔”为主。“散卓笔”在唐代便已经出现，甚至与“纸绢心”笔并列，说明唐代作品使用了初期散卓笔。宋代后专用散卓披柱无心笔，荆公亦然。或是鼠须笔，诸葛、许頔笔为之。由于王安石所写多为小楷，则用以抄经书法而专备的“鸡距笔”，则也可能是其首选的书写工具。

作者简介

丁少帅，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书法史论、书法史学史。

参考文献

[1]李奕彤.王安石书法师承探究[M].书画世界，2019（7）：74.

[2]刘金柱.王安石的书法传承与题壁[M].保定学院学报，2012（3）：3.

[3]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M]//初编集部（176—182册），《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刊本，初编集部（176—182册），上海：上海书店，1983.

[4]张邦基.墨庄漫录·过庭录·可书[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北京：中华书局，2002.

[5]董更.书录[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6]杨慎.《升庵外集》卷八十八[M]//历代笔记书论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144.

[7]王澍.竹云题跋[M]//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628.

[8]黄庭坚.山谷论书[M]//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61-62.

[9]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1141.

[10]孙承泽，高士奇.庚子销夏记、江村销夏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05.

[11]潘永因.宋稗类钞[M]//（清）纪昀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2]张彦远.法书要录[M]//（清）纪昀编.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13]陆游.老学庵笔记[M]//宋人轶事汇编.丁传靖，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464.

[14]叶梦得.石林燕语 避暑录话[M]//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杨立英，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