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城平

《百合花》是当代作家茹志鹃的成名作，一经发表就备受关注，得到了茅盾等当代文学大家的好评。细读这篇小说，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一些“空白”。接下来，笔者就详细地谈一谈。

一、小说中的两处“空白”

从叙事的角度讲，叙述者通过叙述一个故事来向接受者（读者）传达关键的信息。有的时候，叙述者会选择性地呈现一部分信息，同时掩盖另一部分信息。被直接呈现出来的信息能够被读者直接感知和理解，被遮蔽的部分则需读者根据已知信息和自身的经验去比较、揣摩、反思和体会。这一部分被遮蔽的内容就是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留下的“空白”。

在《百合花》中，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子并没有成功。小说里是这样叙述的：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不一会儿，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

很明显，作者有意识地省略了通讯员第一次向新媳妇借被子时发生的冲突。这一信息无法被读者直接感知，而需要读者去思考、推理：通讯员为什么没有借到被子？作者在此处“留白”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在这篇小说中，叙述者是故事的参与者，即“我”。“我”是故事的见证者，是次要的参与者。而通讯员和新媳妇是故事里的人物，是被叙述者。“我”、通讯员、新媳妇三个人处于同一叙述层。叙述者是以内视角的方式进行叙述的，这就决定了读者并不能从全知全能的“上帝”（全知视角）了解整个故事情节。因为“我”了解信息、传递信息的方式是有限的。在被叙述者通讯员第一次去借被子时，“我”正在其他百姓的家中借被子，受时空的限制，“我”必然无法直接目睹通讯员借被子的全过程。因此，这里的“留白”是合乎叙事逻辑的。

其次，叙述者和被叙述者处于同一叙述层，这就决定了叙述者可以通过近距离地观察被叙述者（通讯员、新媳妇）的外貌、神态、言行等来向读者透露重要的信息，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思考空间。也就是说，叙述者把理解和判断的权利交给了读者。在小说中，“不一会儿，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了两条棉絮，一条被子”。“不一会儿”表示时间短，可见老百姓对解放军支持的力度，所以“我觉得这里的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与此同时，通讯员却“两手空空”。这时，读者就会与叙述者“我”产生同样的疑惑：通讯员为什么没有借到被子？这些充满怨气而又含糊其辞的话语又意味着什么？这就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解读空间。

小说中的另一处“空白”是通讯员壮烈牺牲的情景。在小说中，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通讯员舍己救人的场景，而是借担架员的口来描述的。我们都知道，当被叙述者不在场时，叙述者可以巧妙地利用信息传送的多向性，以耳闻别人的议论的方式来补充叙述与过去、现在等有种种关联的信息，使传达的信息更加完整。叙述者“我”正在包扎所安排、护理伤员。前方的战斗非常激烈，“我”非常担心通讯员的安危。此时，通讯员被抬进包扎所。担架员补充叙述通讯员舍己救人、壮烈牺牲的信息。如此一来，故事自然而然走向了高潮。

二、“留白”的作用

优秀的小说家往往善于在小说中留下“空白”，刻意省略一些内容，引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具体来说，《百合花》中的“留白”具有以下作用：

第一，有利于刻画通讯员和新媳妇的形象。

在整个作品的叙述框架中，叙述者引出并串联起整个故事。在借被子之前，作为叙述者的“我”已经和通讯员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通过叙述者的观察和描述，读者也对通讯员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讯员是一个腼腆、青涩、憨厚、朴实、带有几分天真稚气的青年小战士，他极不习惯与陌生的年轻女性打交道。在借被子碰壁这处“空白”中，作者再次凸显了通讯员的这一性格。读者可以推想出通讯员在面对新媳妇时的局促不安，交流不畅应该是他借被子碰壁的主要原因。作者在此处留白，是想避免重复叙述同类情节，避免重复提及同一信息，留白是为了引导读者自己去了解和感受这一人物形象的特点，从而完成对人物形象的再塑造。在第一处“空白”中，新媳妇是新出现的一个人物。她在通讯员的口中是个“死封建”。她似乎因为封建保守而不肯将被子借给解放军，给人留下了“封建”“吝啬”的印象。但通过后文的叙述可知，新媳妇不借被子，并不是因为看重财物，而是因为那是一床婚被，是一床里外全新的花被子，是新媳妇唯一的嫁妆。由此，读者不难感受到，新媳妇对被子的珍视其实就是她对“爱情与纯洁”的珍视。对于一个刚结婚三天的年轻媳妇而言，新婚被子是非常珍贵的。她不愿意借也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是人之常情。在这处“空白”中，读者可以感受到新媳妇的真诚和可爱。

在第二处“空白”中，通讯员壮烈牺牲了。他英勇献身的情景是通过担架员的叙述呈现出来的。担架员急切诚恳的态度及其话语中的负罪感，从侧面突出了通讯员为保护群众而牺牲自我的伟大。这一形象原本就是光辉灿烂的，但因为有参与者的见证而显得更加真实、鲜活了。新媳妇亲眼目睹了通讯员身上的伤口。她为通讯员的受重伤而震惊，为通讯员的英勇献身而震撼。在确知通讯员已经牺牲的情况下，她“庄严而虔诚”地为他擦拭身子，毅然为他缝补衣服，并倔强地献出新婚被子。这一连串的动作表现了新媳妇的善良、真挚、高尚。前后两处不同的“空白”分别凸显了新媳妇的个性特点。“人物的形象由淡而浓，由单薄而丰满，好比一个个人物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们的外形，也看清了他们的内心”（出自茹志鹃的《我写<百合花>的经过》）。

第二，有利于表现小说的主题。

众所周知，《百合花》表现了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纯洁的情感，展现了淳朴的人性之美，与同时代同题材的其他作品很是不同。《百合花》属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主题往往也比较单一，只能刻画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虽然《百合花》也带有很深的时代印痕，如讴歌军民鱼水情、赞美革命战士的英勇献身等，但它还表现了普通人的人性、情感，从女性的角度去写战争的残酷，是一篇诗一样的小说。在第一处“空白”中，通讯员借被子碰壁，写的是英雄的“失败”。他被新媳妇嘲弄，以致于后来慌慌张张地离开，还将衣服挂破了。这在当时而言，是有损英雄形象的。通讯员没有借到被子，竟然气呼呼地说出“老百姓死封建”的话来，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啊。但是，我们用文学的眼光去看，这种牢骚和矛盾又是合情合理的。这恰恰是真实人性的体现。通讯员不是扁平化、程式化的人，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真实的人。这样的人才更能打动读者。要知道，军民鱼水情也不是天然就存在的，而是在接触、理解、包容之后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所以不难理解，新媳妇刚开始时不愿借被子，后来深明大义愿意借被，最后更是用新婚的被子去包裹通讯员的遗体。这种递进式的叙述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军民鱼水情的可贵。

在第二处“空白”中，作者意在讴歌革命战士英勇献身的精神。但她却从女性的角度去叙述这一情节，非常耐人寻味。在题材的选择上，作者舍弃了当时许多战争题材的作品所采用的选材方式，没有从正面写战争的残酷和惨烈，而是从侧面写通讯员为救民工而牺牲的故事。这样的安排可能会使通讯员“够不上英雄的高度”。但正如作者所言：“文学上的感染力，是不大受人物功绩大小约束的。”通讯员为救人民而英勇献身，最终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这恰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从叙述的效果上看，作者有意避开对通讯员牺牲过程的描写，而是借他人之口交代事情的经过，集中写新媳妇的种种行为和反应，让整个故事弥漫着忧伤和悲凉的气氛，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茹志鹃在写革命战争、军民关系这类庄严的主题时，突破了当时小说创作的条条框框，使作品呈现出“清新俊逸”的风格。她在《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中提到：“1958年初，那時虽在反右，不过文学上的许多条条框框，还正在制作和诞生中，可能有一些已经降临人间，不过还没有套到我的头上，还没有成为紧箍咒。”可以说，《百合花》是一篇结构严谨、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

（作者单位：浙江省桐乡市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