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新

比较阅读法是把两篇或多篇文章放在一起，通过对作品内容或形式等的对比阅读，准确把握事物的特点，使认识更加充分和深刻的阅读方法。本文以统编版语文九年级上册《我的叔叔于勒》和原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最后一课》为例，结合发生于1870年的普法战争给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带来重创的历史背景，从“冷与热——目之所及;曲与直——笔之所至;明与暗——意之所指”三个方面，对两个文本展开分析比较，以期给文本阅读和跨学科教学带来更多思考和启发。

一、冷与热——目之所及

《我的叔叔于勒》是用冷峻笔墨写就的一篇意味深刻的讽刺小说。年轻时的于勒曾一度“行为不正”、挥霍钱财，被看作“流氓”遣送美洲。出人意料的是，于勒在那里发了大财。于是，他寄回的家信成了“福音书”，他本人也从一个不折不扣的“坏蛋”变成了一位“有良心的人”。意外的是，在“我”和家人去哲尔塞岛的旅行中，父亲发现游船上落魄的卖牡蛎者竟是于勒，十年的富贵梦瞬间落空。因为怕于勒认出，一家人改乘船狼狈折回……小说结尾，人性的凉薄就像天边海里钻出的“紫色阴影”，在“我”的冷观中慢慢渗出，苦涩难耐。

与《我的叔叔于勒》不同，《最后一课》则是用热血之笔写就的一篇情感炽烈的爱国文颂：作为普法战争的战败国，阿尔萨斯即将被普鲁士接管，小弗郎士们所上的这节课成了最后一堂法语课。此刻，在小弗郎士眼里，平日里只想逃离的课堂变了样：课堂后面的老人和孩子齐读字母，以“表示他们依恋的心情”;韩麦尔先生身着节日盛装，书写着“世界上最美丽的”法兰西语言;就连贪玩的“我”，也因这最后一课而“心慌意乱”、心痛不已。他们悔恨自己过去对母语的忽视，从胸中发出炽热、嘶哑的低吼。

意象是文学作品艺术构成的元件，是作家思想和情感的载体。作为主观心意和客观物象凝聚出的具象表现，意象的选择暗示着作家的情感指向和价值追求。因此，考察作品提供的意象，是逆向考察作家意图、洞悉作品奥妙的一条可靠之路。意象可细分为人象、物象和事象三类。我们可以据此对两篇文章做出如下比较。

从“人象”上分析，《我的叔叔于勒》描写的是由父母、叔叔、姐姐、弟弟等血亲人物组成的家庭故事，而《最后一课》中所有的出场人物仅有地缘关系——均为阿尔萨斯的居民，人与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从“物象”上分析，《我的叔叔于勒》的故事进展与商贸密切相关，钱是维系人物动态关系、推动故事发展变化的纽带;《最后一课》则围绕国土丧失、母语覆亡而展开，爱国情怀是所有人的共同心声。

从“事象”上分析，具体情况如下。《我的叔叔于勒》一波三折。占钱则赶，有钱则盼，无钱则避，金钱成了凌驾于亲情关系之上的指挥棒。同时，金钱还是洞幽烛微的魔术镜。在它的观照下，骨肉之间长达十年的殷切想念在一朝相逢之时，映现的不是亲人之间的哭泣和拥抱，而是形同陌路的逃之夭夭。虚伪的面纱被无情撕下，目之所及，俱是冰冷。与之相比，《最后一课》波折不多，只有“过去-现在”“一折”的转变。过去逃课、散漫、忽视，当国破家亡、母语不再，“最后一课”成了引发阿尔萨斯人情感海啸的转折点，“法兰西万岁”是同为亡国奴的阿尔萨斯人饱含眼泪的热切呼唤。

二、曲与直——笔之所至

同为艺术精湛的小说作品，二者在表现手法上有不少相同之处，比如都使用了对比、描写等修辞手法，甚至在叙事视角上也都恰当、贴切地使用了儿童视角，但二者在文笔运作上截然不同，形成曲与直的对比。          1.对比

《我的叔叔于勒》主要有四处對比。一是勤恳工作与拮据生活的对比。父亲加班到很晚才回来，而且做的是一份相对体面的办公室工作。尽管如此，家庭经济仍然窘迫。二是父母对于勒亲疏好恶态度的对比。于勒曾经犯下穷人家“最大的罪恶”，被人们称作“无赖”并被遣送。此时，父母的态度是厌恶的。当他发了大财并寄回两封家信后，父母对其态度陡变，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化身。当于勒卖牡蛎的身份被揭穿时，其形象在父母眼中又变成了“贼”，比之前对“无赖”的厌恶更甚。三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待人态度的对比。父母对于勒权衡的标尺是钱，因此态度是易变的，甚至是无情的;而作为儿童的“我”，置身于金钱之外，始终以亲情为衡量标尺，是恒定的。四是于勒自身行为模式的折叠对比。年轻时的于勒忽视亲情，挥霍无度，占用了兄长的财产，当他在异国他乡发了财时，良心回转，要补偿兄长一家的损失，前后行为形成一层对比;后来他由富翁陡然跌入穷困，甚至沦为靠卖小吃谋生的可怜人，自身遭际又形成一层对比。

《最后一课》最突出的对比也有四处。①小弗郎士对于学习的态度的前后对比：一直以来，小弗郎士对上学心怀厌倦，然而当不得不与法语告别时，他追悔莫及，甘愿为了上学付出任何代价。②韩麦尔先生对职业的态度的前后对比：之前，他对上课并没有太用心，可是当最后一课到来时，他做出了深刻反省。③众人对国家的态度的前后对比：平时忽视法语学习的老人，此刻端坐在教室里读字母;四十年来对这所学校的一切习以为常的韩麦尔先生，此刻“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就连小弗郎士本人也对普鲁士军队燃起了强烈的怒火，并将永远记得这“最后一课”。④阿尔萨斯人人际关系的前后对比：与其说阿尔萨斯人挤在新的“布告牌”前，不如说在沉痛的命运面前，他们休戚与共，心也挤在了一起——铁匠放下身段，主动向逃课的小孩子打招呼;手拿戒尺令人害怕的先生，现在变得“很温和”;“后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满了老人，年幼、年长者聚在一起上最后一堂法语课。这在从前几乎是看不见的景象。然而，越是惨淡的前景，越能激发人们胸中的不甘之情。这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爱国情感纽带，几乎是在战败钟声敲响的“一瞬间”将阿尔萨斯人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

二者相比较，《我的叔叔于勒》笔风冷峻，《最后一课》笔风热切。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几乎没有发言权，能做的只是以疏离的姿态、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单纯的客观叙事，主观抒情极为少见。正是由于这种近似冷静的叙说，亲疏好恶围绕金钱关系变化这一不堪的事实，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文章也才能在兼顾故事性的同时，渗出无声无息而耸人听闻的悲恸。与之相比，《最后一课》前后的对比书写直来直去、酣畅淋漓。作者以小弗郎士的眼光将一切矛盾放在阿尔萨斯一所学校里，亲身感知家国覆灭的悲剧给小镇人带来的瞬间变化，亡国之痛呼之欲出、显豁直白。

2.描写

描写是小说最常见的表达方式，即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抓住事物和人物的特点进行描摹、刻画，并融入强烈的情感。与主要介绍人物活动经历和事件发展变化的叙述相比，描写更能体现小说的深层内蕴和艺术品格。

《我的叔叔于勒》中有多处描写让人过目不忘、印象深刻。比如，当父亲拐弯抹角地确认那个乞丐就是于勒时，“脸色早已煞白”，“两眼呆直”;当他神色慌张地回到母亲身边时，说话变得结结巴巴。又如，当母亲听到我支付小费时“吓了一跳”，“直望着我”，责怪我“简直是疯了”。再如，对于勒的外貌描写——“满是皱纹的水手的手”，“又老又穷苦的脸”。从心理瞬间失衡的动态描摹到老苦愁穷的静态刻画，作者的描写笔力入木三分。

《最后一课》同样精于描写。比如对韩麦尔先生穿着的刻画：“……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皱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不同寻常的穿着烘托出亡国前夕悲壮肃穆的氛围，也给读者和下文留下了悬念。又如下课钟声响起，韩麦尔先生“脸色惨白”，“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几个大字：‘法兰西万岁”。小说虽戛然而止，但其带来的心灵震撼是长久而深刻的。

《我的叔叔于勒》与《最后一课》都对描写施以重笔，但两者风格却一曲一直。在《我的叔叔于勒》中，“我”年龄小、辈分低，在父母和姐姐面前对事件没有任何话语权。通读全文，“我”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必须问的时候，一句是必须答的时候。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篇文章在时间轴上有两个“我”存在：一个是儿童时期的“我”，另一个是长大之后的“我”。作为回溯性文本，长大后的“我”用了成人冷峻的审视的思维，即让“我”重返儿童时期，隐于矛盾现象的背后，用疏离、旁观又异常清醒的视角对事件进行叙述，但仅限于叙述，而不做议论，因为儿童时期的“我”处在家庭的边缘位置，无权议论。

与此相比，《最后一课》则表现得直接。文中的叙述者小弗郎士天真可爱、能爱能恨、敢爱敢恨。作为小说事件的描述者和参与者，他亲临现场，直面亡国事实，并调动各种感官去描述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主观情绪的表达，议论抒情处俯拾皆是：“这个可怜的人啊！”“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在樓上走来走去收拾行李。”这些表达直抒胸臆、激昂澎湃。与《我的叔叔于勒》中两个“我”的嵌套式结构的复杂隐曲相比，此文只有一个“我”——小弗郎士，因此文意、文风简单明了。

三、明与暗——意之所指

普法战争是1870年至1871年发生的、带有强烈争霸性质的一场恶战。作为俾斯麦导演的三次王朝战争的终篇，普鲁士携胜一统德国，成就了霸业。然而，作为这场残酷争霸战争的失败者——法国，严苛的制裁使其国力遭受重创。根据《法兰克福条约》，法国不仅要割让包括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一部分土地给德国，还要支付50亿法郎作为战争赔款。巨额赔款使法国工业发展严重受阻，人民生活艰难，怨声载道。菲利普一家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或许不能完全怪罪菲利普夫妇的自私和无情，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普法战争在加剧了人们生活艰难的同时，也让人性愈发冰冷和丑陋。

战败赔款激发了法国人民的愤懑情绪及对德国的仇恨。法国政府利用民族感情，将复仇意识渗透到法国文化教育的方方面面。韩麦尔先生、小弗郎士以及戴眼镜的郝叟老头儿等在课堂上的异常表现，就是爱国和复仇两种情绪交互混杂的具体表现。两篇小说，一明一暗，但意之所指，俱是对普法战争的谴责。

儿童视角是两篇文章非常智慧的叙事选择。儿童的赤子之心可以揭露真相，弥补成人世界的偏颇和匮乏——他们指向未来和光明，并对成人世界构成隐喻，以带领成人走向反思。除了这两篇文章中的“我”和小弗郎士，语文教材《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故乡》中的水生、宏儿，《孔乙己》中的小伙计等，都或多或少承担了这种隐喻叙事的功能。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欧洲文明研究院）

责任编辑  姜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