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名萱

约翰·彼得斯（以下简称“彼得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伟大学者。在《对空言说》中，彼得斯用其在文学、哲学、宗教等方面丰厚的学识，探究传播学建立前苏格拉底与耶稣、早期基督教和近代哲学家、19世纪招魂术以及现代传播理论中的交流观念，不仅提出了对话与撒播两种不同的交流观，而且关注到长久以来人们对传播中身体缺席的焦虑。

一、传播观念史中的身体问题

彼得斯从苏格拉底和耶稣谈起，用对话和撒播两种交流观考察从古代到现当代传播观念史的演变，探析传播中的身体问题，尝试用身体在场尽可能地解决“对空言说”的困境（如图1）。

图1 《对空言说》时间框架

人类作为会说话的动物，交流问题很早之前就成为了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哲们的探索和思考赋予了交流历史性和多义性，成为传播观念的思想渊源。作为轴心时代的思想巨擘，苏格拉底和耶稣对交流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柏拉图撰写的《斐德罗篇》展示了一个崇尚对话交流观的苏格拉底：通过对话，人们彼此之间进行着一对一的交流，传达着清晰明确的含义，而记录下来的文字则缺乏互动、任意撒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古希腊时代，人们经常将对话与爱欲联系在一起——苏格拉底提倡一对一的交流，向往对等互惠的爱欲。对他而言，“修辞和爱欲的真实形式都涉及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对等互惠匹配，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闭合的交流环路。”①而书写这种类似的大众传播形式，则是“不分对象地随意抛洒”②，是一种不加区分、不负责任的滥交。因此，苏格拉底强调传播中身体的在场，认为口头传授是一种比书写本身更加长寿的书写。耶稣则与苏格拉底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以布道者的形象出现，四处播种，不在意种子是枯萎埋没或是结出丰硕果实——“凡有耳者皆可听”③。耶稣不在意传播中身体是否在场，力图强调“悬置平等互惠性”④的意义——“播种者的公开撒播能让接收者产生最大程度上的个性化和独特的收获，每个人都能听到他或她最想听到的东西”⑤。这两位先贤的智慧以文字为媒介流传至今，“窥一斑而知全豹”，后世记录了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交流观，从中也能看到身体是否在场很早就成为交流探讨的问题。

拥有宗教背景且谙熟欧洲哲学的彼得斯，通过奥古斯丁和洛克，探究早期基督教和英国经验主义对于交流的不同看法，其中也包含着迥然相异的身体观念。奥古斯丁是语言学理论史上的关键人物，彼得斯将他看作交流观念和媒介概念的源头。奥古斯丁的符号理论将符号看作一个被动的容器，一个包裹和承载精神内容的外壳——“正如肉体是包裹人的外壳，语词也是包裹思想的外壳”⑥，交流是内在思想的交汇，不受物质表现形式的干扰，只有消弭了形骸的羁绊成为天使，才能进行完美的精神交流。在奥古斯丁笔下，身体非但不是传播的必要条件，反而成为了羁绊，需要人们去摆脱、去克服。洛克则认为语言才是交流的障碍，赋予了“交流”精神层面的意义。在他看来，身体是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思想的容器，交流是人类思想的共享，我们无法脱离身体去进行所谓的“天使交流”。洛克的身体观在传播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他确立当下主导性的自由个体主义的身体观。他认为肉体是私有财产的源泉，身体的劳动形成私人财产，同时身体也是存放个体内部性的容器。”⑦

在传播观念史上，精神在交流中的地位是古希腊时代到19世纪人们关注的重点，身体则一直被置于与精神二元对立的框架中，是臣服于精神的附属物。自黑格尔伊始，哲学的视域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变。他虽然将精神置于交流的核心位置，但极其强调身体的重要性——离开身体精神就绝不可能存在。被彼得斯称为黑格尔“叛逆的弟子”的马克思和克尔恺郭尔在交流观和身体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痛恨“单向撒播”的媒介，呼唤对话关系，认为交流失败的症结所在是符号和物质资源的不公正匹配。他认为精神交往必须放在人类社会交往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因此不但要考察人的精神活动，也要研究与之有关的物质活动，人的身体是交流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克尔恺郭尔则对交流持消极的态度，在他看来，凡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必死之人”⑧都面临一定程度的异化，虚空是人类命运的组成；交流不是信息交换的方式，反而有可能掩盖真实。他也留意到了交流中的身体问题，告诫人们要牢记肉体的局限和可爱，接受交流的失败，因为它也能成为充满启示的丰富源泉。

彼得斯认为，虽然这些思想家没有指出一条走出交流困境的明确路径，但他们的思想却表明，“对话是完美无缺”⑨的观点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这样的无奈与困境包含着交流观的演变，也蕴藏着对传播中身体问题的思考（如图2）。

图2 基于身体是否在场的传播观念史分类

二、追寻完美交流——确保身体在场

历史长河中人类始终都在追寻心领神会的完美交流，无论是古希腊先哲们将交流与爱欲平齐，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幻想超脱形骸直接进行精神交流，抑或是近代哲学家们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贡献各自的智慧……人们渴望完美交流，却始终深陷困境。

彼得斯纵观传播观念史，从传播哲学的角度探索身体为何长久以来在交流中缺席。首先，身心二元论是西方哲学的历史传统，由亚里士多德而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关注事物的内容与形式，而非它们在时间空间中的关系，媒介被贬低为人类感官上的存在，身体也被看作是与精神二元对立的从属物受到忽视。奥古斯丁、笛卡尔的思想更强调了身心的分离，身体问题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直至莫里斯·梅洛-庞蒂摒弃了长期以来占据人们思想的身心二元论，将身体看作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为研究传播中身体问题建构起了哲学基础。其次，以大众媒介为主要经验场域的美国主流传播学从传递观的角度将传播看作信息的远距离传递，“是一种离身性的纯粹意识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和关系建构过程”⑩，身体和物理空间则是信息传递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障碍。长久以来，传播研究中身体问题只是被零散地、碎片化地提及，始终未能纳入主流学派的研究视域，没能建构起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在《对空言说》中，彼得斯梳理了技术进步带来的交流形式和对象的变迁，思考着这样一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传播问题：“人类交流中人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缺席？”⑪19世纪照相术和留声机的发明让影像和声音得以记录和保存，电报的发明让远距离的瞬时沟通成为可能。彼得斯发现技术发展勾起了人们长久以来与幽灵对话的渴望——美国的招魂术模仿电报的编码与解码，以被称作“灵媒”的女性身体为媒介，与亡灵进行交流。然而，身体缺席的交流只能带给人类一次次失望，譬如当时邮政总局“死信处”无人认领的信件，昭示着交流的困境——无法发出的讯息承载着原本的意义，最终只能被付之一炬。媒介的发展呈现出马克思所说的“时间征服空间”的趋势，人们不断尝试扩展自己的交流对象——机器、动物甚至外星生物都在技术的支持下成为可交流的对象。借助移动网络、人工智能、VR等新传播技术，人类不断克服时空以及物种的阻隔，即使身体不在场也能进行交流。然而，漫长传播观念史中无数交流失败的案例表明，身体缺席的交流永远不能达到完美，人们也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现实与虚拟的边界正在不断消解，媒介伦理问题成为当前人们面对的困扰，当身体不在场时，完美的交流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

从古至今，人们所有的交流都在积极寻求在场感来建立相互信任，无论技术介入以及身体界限的突破发展到何种程度，身体在场依旧是最直接的传播方式。首先，身体在场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信息——交流者时间的付出、空间的跨越，能展示出更多诚意和隐含的情感。其次，身体模仿、非语言符号传递以及情感沟通只能通过身体在场的传播发挥作用，“如果我们认为交流是真实思想的结合，那就低估了身体的神圣。虽然这个时代技术已经可以充分地模拟人体，但身体是否真正在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⑫

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而延伸意味着截除⑬。作为北美环境学派的代表学者，麦克卢汉的思想有着超乎想象的前瞻性，他建构了前所未有的传播领域，帮助传播学者走出实证主义的阈限，从宏观综合的层面探究媒介如何作为人的延伸深入到人类社会，成为人类工具的同时也限制着人类。技术进步使人类实现了身体不在场的传播，却在意义互通的过程中形成屏障，切断了身体与传播的直接联系，降低了人们在交流过程中获得的信息量；参与交流的双方不仅无法完成传播仪式，更不能从中获得情感满足。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技术对人体造成的“截除”。而要避免这样的截除，就必须重视传播中的身体问题，将身体看作移动的媒介，以身体为核心进行交流传播。彼得斯强调，技术不是对人性的限制，而是人性存在的条件，想要解决困惑人类数千年的交流问题，只有确立人的主体性，确保传播中的身体在场，才有可能实现意义的完整传递、传播仪式的达成，以及交流过程中人类思想的共鸣和情感的升华。

《对空言说》是彼得斯对传播观念史的思考，他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溯源，对各种有关交流与传播的问题展开思考，除了对话和撒播的交流观，还有传播中的身体问题这样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无论我们是与人、动物、机器还是外星生物交流，无论交流依赖的媒介是文字、声音还是肢体语言，人们都渴望身体的在场，只有身体在场，才能建立信任感、分享和传递各种情绪，进行一场尽可能追寻完美的交流。历史中无数交流失败的案例无一不在告诉人们想要达到精神世界完美契合、思想感情心领神会的“完美交流”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科学技术如此发达的当今时代，也仍然存在着“对空言说”的无奈。若想摆脱这样的困境、尽力追寻完美交流，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确保身体在场。正如彼得斯所说，“面对面身体在那里存在（being there）本身就显示了某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真性和善意。”⑭

三、多元化视角考量，拓宽传播学知识地图

1979年，施拉姆在拉斯韦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四大奠基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传播学这门年轻的学科，并通过著书立说推动传播学向实证主义的方向不断发展。不少学生不假思索地接受着这位“传播学之父”的思维模式，固化在他的话语霸权中。随着四大奠基人的相继逝世和传播学发展遭遇危机，不少学者认为传播学即将失去活力而在学术领域销声匿迹。彼得斯从传播哲学的角度回溯传播观念的演变历程，将传播学看作领域（field） 而非学科（discipline），跳出了施拉姆所设的理论框架。他的著作《对空言说》溯源了漫漫历史长河中人类一直从事却长期困惑的交流问题，分析了各个时代思想家们的社会背景和哲学基础，从传播观念史和媒介哲学的角度为帮助人们走出交流的困境贡献智慧，丰富了传播学的知识，促进了传播学的发展，更突破了长久以来施拉姆创建的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占据主流而传播学发展面临危机的局面，给人深刻隽永的思想启迪。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为这门新兴学科赢得了来自其他学科的尊重，然而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危机、贝雷尔森的“传播凋零论”以及美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争议无一不在呼唤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传播学本质内涵的重新探讨。彼得斯用他丰富的学识，从哲学的角度回溯传播观念史的演变，探析传播中的身体问题，并强调身体在场在走出交流困境中的重要意义。他的思考为探析人与技术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赋予了传播学深刻的人文主义的内涵。杜骏飞认为传播学者在哲学观念上的自我超越是回归人文主义的重要路径，彼得斯站在哲学和科学的基础上，综合各种知识，探讨人类交流的重要问题，并为解决现实问题贡献出自己的智慧。这与他宽阔的视野和丰厚的知识储备有着紧密的关联：彼得斯本科时修读英语专业，硕士时学习语言传播，博士期间在斯坦福大学接受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教育，即他自己所说的深入腹地以寻求批判的力量。而且他熟读欧洲历史，谙熟西方哲学，掌握多门语言，这些海量的知识让彼得斯能用这样极其开阔的视野审视传播学，给传播领域注入了新生般的活力。学者胡翼青也指出传播学者要跳出施拉姆窄化了的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用多元化的视角考量传播学。可见，学术研究不能局限在既有的理论框架之中，而要跳出这样被窄化的地图，从全新的视野进行研究，就要有广博的知识作为支撑。只有将各个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在传播学研究中推陈出新。

在《对空言说》中，彼得斯回溯了传播观念史的演变，他精炼而典雅的语言蕴含着同无数先哲们对话的成果：身体缺席的交流会带来“对空言说”的无奈，人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亲临现场，在追寻完美交流的过程中要从善如流，确保身体的在场，才能尽量跨越人与人之间的鸿沟。

注释：

①[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67.

②[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67.

③[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75.

④[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77.

⑤[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88.

⑥[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04.

⑦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J].国际新闻界,2018(02):39.

⑧[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88.

⑨[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M].邓建国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99.

⑩黄典林,马靓辉.身体问题的传播研究路径刍议[J].新闻与写作,2020(11):16.

⑪刘海龙.传播中的身体问题与传播研究的未来[J].国际新闻界,2018(02):38.

⑫孙玮.交流者的身体：传播与在场——意识主体、身体-主体、智能主体的演变[J].国际新闻界,2018(12):83-103.

⑬[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7.

⑭[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M].邓建国 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