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歌珊

城市作为多维关系集结的综合体，通过媒介表征由来已久。从实体媒介、大众媒介到网络媒介，以短视频为主的媒介平台成为表征城市的新途径，抖音短视频打造的“抖音之城”也成为当今城市传播的主渠道。实体媒介和虚拟媒介在探讨城市问题时均离不开空间视角。而以网络媒介为主的抖音短视频平台突破以往物质空间的限制，为审视城市空间提供了新的角度——媒介空间。作为定位媒介，抖音短视频平台在建构城市意象时具有地点联系想象的特别优势。本文选取在现实景观中具有多元性、在抖音媒介空间中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城市成都作为研究范本，探讨媒介空间如何通过地点建构城市意象。

一、媒介空间：真实与想象互嵌的空间

空间在早期被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等哲学家视为可感可知的物理概念。进入20世纪中叶，空间被多学科引入，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理论。20世纪60年代后，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社会学家的空间理论研究进入“空间转向”时期。他将研究视野放在城市样本中，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角，从多种维度解构空间，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物理、精神、社会三位一体的空间理论模型。以列斐伏尔为代表学者的空间转向思潮影响着跨学科研究的文化地理学。20世纪末，新文化地理学围绕空间生产理论与大众传播、地方社会文化生产等新的研究题域产生“媒体与传播的地理学”（谢沁露，2018）①。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媒介地理学在1985年作为一个正式概念被提出来。

国外早期的媒介地理学研究聚焦媒介与地理、空间、文化之间的生产关系。20世纪50年代，英尼斯从媒介的时空属性分析帝国和文明的偏向；麦克卢汉在强调媒介技术对社会具有强大影响的同时，也阐释了物体之间凭借联系会产生独特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段义孚的地方空间思想从人本主义来理解空间、地点等。这一时期的研究虽涉及媒介与空间元素，但并没有在意义上对两者进行深入探讨。在空间研究中，地理学的研究出现“文化转向”（邵培仁，杨丽萍，2010），表现为以媒介为中介，在城市范围内研究空间中的文化现象，夹杂着多样背景因素的研究让空间理论具有流动性，而边界和定义被一次次打破、重塑，不仅解放了观看空间的视角，还专注直视空间的多样性，为后续的空间理论研究带来活力。

进入21世纪后，媒介地理学逐渐被引入我国，且在近几年呈现出较高关注度。我国的媒介地理学主要聚焦在人、媒介、社会、地理四个方面，以推动社会发展为目的。通过媒介，学者们既研究特定地理范围内的传播现象，总结本质和规律，又研究媒介化后的地理景观及信息对公众的影响（邵培仁，杨丽萍，2010）。本文认为的媒介空间和美国学者爱德华·W·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更为相似，不仅包含真实与想象，更强调超越两者的真实与想象的互动状态与结果，是一种通过媒介途径构筑的真实与想象互嵌的景观环境。媒介空间中的“真实”依赖于客观世界的景观呈现，带有地域性和场所性。媒介空间中的“想象”建构在客观景观的基础之上，媒介空间与城市具有紧密的互动性。抖音媒介空间在城市传播中效果明显，其通过“短视频形式＋算法技术”呈现出一种黏性关系的城市景观现象，表现出多种关系的复杂性。

二、城市意象：高度代表性的公共意象

在文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时常能看见“意象”一词的踪影。作为中国文学和美学的重要概念，“意象”并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的概念。中国对于“意象”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哲学领域。第一个将“意象”作为词组从哲学延伸至文学领域的是南北朝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写道：“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他把“意象”描述成构思时头脑中形成的形象。在西方，康德为意象赋予了美学意义，认为意象具有超出本象的意义。美国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在著作《文学理论》中指出，意象一词表示有关过去的感受上、知觉上的经验在心中的重现或回忆。凯文·林奇基于此定义对城市意象进行阐释，认为城市意象是一个城市中许多人意象复合而成的公众意象，是一种“心理图像”。他将城市意象中物质形态研究的内容归纳为五种元素，即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通过五种元素作用统合为复合体，可以呈现出人们可感知的城市印象，但单纯依靠这五种元素还不足以构成完整的城市意象。凯文·林奇认为，城市意象的形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本身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二是较长一段时间内得到公众的认可②。

城市意象依赖于其独特的人文传统、历史背景与地理风貌。随着历史的变迁，城市意象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个体对于城市的“心理图像”会随着媒介的传播在不同阶段产生特定的意象，借助媒介空间，城市意象的流动性可被更好地研究。凯文·林奇提出城市意象的形成需要识别、结构、意义三个方面，其在媒介空间中能找到相应参照点。

三、地点：城市意象建构基点

地方（place）是媒介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也是最为复杂的地理概念③。邵培仁等将“place”译为“地方”。但在本文研究中，结合抖音平台在城市传播中的重要功能——定位，笔者认为“地点”更符合短视频文本下媒介空间的城市意象建构路径。本文中的“地点”更加强调它的地理和物质属性，既表达客观存在的静止景观，又是人与物体互动的动态图景。通过媒介赋权，地点集合体在媒介空间中具有物质属性。媒介、地点、社会与个体互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空间图景。观看者的记忆聚集形成集体记忆和价值认同，在媒介空间中构建出地点意义与媒介意义，两种意义交融构筑出城市意象。

（一）符号地点

以抖音为主的短视频平台的标签和定位功能，标注了城市中地点的所在位置，并为地点赋予主观意义，不仅方便现实空间中的观看者参与地点建设，形成主观意识，也为远程在场的用户提供了地点意义的想象路径。不管是主观意识还是地点意义，带有目的性和选择性的群体模仿影像将在媒介空间反复传播中加速共鸣形成。其中，影像文本的符号化元素重组会形成共识意象，具有超出地点的表征意义，是地点的符号化表达。虽然媒介拟态化不一定能反映出地点的真实全貌，且影像文本受创作者表达方式影响而带有主观倾向，但并不影响其作为符号化地点在媒介空间中存在，并通过同质化的符号地点构筑城市意象。

锦里是成都三国文化和四川民风民俗集中展示的商业街道。在抖音平台上，锦里作为地点，位列成都街头美食榜第三名、烟火夜市榜第四名。抖音平台的专业内容生产者是城市传播的主力军，他们为了保证账号流量和后续发展，通常在当地的现实景观中发掘地点特色并精心制作内容。为了便于广泛传播，他们在主题选取、内容风格、表达方式上力图具有代表性，通常对影像进行分类和地点定位后才将其发布。锦里地点的影像文本以美食元素居多，如火锅、钵钵鸡，表达方式多为直观呈现。这种直观的美食元素及表达与锦里地点结合，易于在观看者脑中形成锦里美食的符号意象。这种意象可以是内容发布者建构的，也可以是用户根据影像进行想象的。抖音平台以地点为基准，为成都划分了14个主题榜单，其中美食榜单就有3个。与重庆共划分3个榜单但只有1个美食榜相比，成都美食符号的遍及性显而易见。也正是由于同质化美食符号地点的集合，观看者形成了成都意象的个体意象，并聚合成公共意象，建构出媒介空间中的城市意象。

值得注意的是，观看者通常会因短视频平台影像文本时长短和碎片化的特性，随着同质化文本传播的广度和力度，将城市中单一地点的符号意象视作整个城市意象，抖音平台中的锦里就是范本。且抖音媒介空间的单一符号地点很难完整地传播城市文化，所以不利于形成完整的城市意象。抖音平台的算法技术也易于产生城市意象的信息茧房，且碎片化的城市意象易形成刻板印象，不利于城市传播。

（二）制造地点

斯丹迪奇认为，分享是人的天性。作为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抖音具有分享和互动的社交属性。相较于单向度的媒介工具，短视频社交媒体的点赞、评论、转发、模仿等实践方式引发了媒介的互动系统变革。以人为主体的互动行为与地点、文化、历史交融后形成城市空间中的独特景观，这种景观在互动性极强的短视频社交媒体的反馈中形成“地点—媒介复合体”，地点成为复杂的结构互嵌体。以人为主体的互动行为是该地点的主要景观，地点意义由人的实践行为和媒介行为来赋予。这种地点称为“制造地点”，但又超出地点的客观意义。地点意义的赋予是一种“再地域性”活动，不以地点轮廓或建筑风格为主要生成渠道。

抖音平台音乐短视频的影像文本表达方式具有在场性，对主体行为传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使观看者身临其境般地感受到媒介空间中地点的场所化信息，并超越时空获知城市中某一地点人们的实践行为，方便观看者形成他人建构的地点意义。短视频影像中的实践行为与媒介赋权下的打卡、自拍等媒介行为都融入地点的制造过程中，直到地点意义在远观者和现场者的在场见证中生成。由于个体的参与，地点意义容易在个体心中形成深刻印象，且易于传播生成共同体意识，使个体在辩证中形成城市意象。太古里是成都的一处开放式街区形态中心，在抖音媒介空间中是典型的制造地点。在抖音平台中，太古里的影像文本以街拍行为为主，点赞量前十的太古里影像中有7个文本与街拍行为相关。抖音平台中话题#太古里街拍#有17.1亿次播放量，是播放量最高的太古里话题。身处太古里的现场者总是身穿各种潮流服饰，如汉服、嘻哈装、二次元服饰等，大胆地展现自己的时尚追求，成为成都的城市民俗现象。自拍、拍摄等媒介行为进驻地点后，该地点在抖音媒介空间中的制造意义才算真正形成。由于抖音平台的流量池思维，具有地域代表性的优质内容因用户新奇、喜爱等心态的点赞、观看行为被推送到更大的群体面前。依托抖音平台的模仿机制，观看者进行“模仿行为”，基于模仿对象的实践行为生成新的影像，表现为打卡效应。以人为主体的互动行为的人文体验易在用户心中留下参照点，建构想象空间，形成公共意象。在媒介空间中，区域界限会被模糊，而城市中的地点意象会上升为城市意象。

媒介空间中制造地点的实践行为和媒介行为特征使其成为充斥着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产物。“地点制造者”各有自己的传播意图，通过操纵媒介行为输出有利于传播意图的内容，太古里的街拍便是商业化运作下的行为。在资本进驻下，媒介空间难免“再封建化”，依托媒介空间建构的城市意象也难以摆脱商业资本而呈现商业化。如果过度“制造”地点，背离地点文化与意义，则将建构出与真实空间大相径庭的城市意象。这是否有利于城市传播，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标志地点

标志是在众多元素中挑选出来的，具有单一性，在特定方面具有唯一性，在空间中具有象征性意义。在抖音空间中，标志地点可方便观察者从外部观察，且能为远程参与用户建构城市意象提供很大便利。抖音媒介空间中的标志地点主要由大众构建。在碎片化的短视频中，个体以“居民”的主体身份参与进来，展现全民视角下的标志地点。因其是民众文本，具有“烟火气息”，所以更容易在普通用户中形成共识。抖音媒介空间在呈现标志地点影像文本时，具有清楚的表现形式，方便与周围环境形成对比，便于广泛传播，所以易形成被识别的意象。上文提到了抖音中的美食之都、潮流之都的成都意象，下文将从抖音媒介空间中安逸之都的成都意象出发，通过媒介空间中的标志地点来解构此意象。

抖音短视频平台的社交性是标志地点意象建构的主要动力。抖音平台的社交性主要体现在模仿、点赞、评论、转发以及抖音独有的挑战模式行为上。这些社交行为代表着用户对民众文本中标志地点的态度。标志地点意象在用户中传播状态的情况，主要体现在用户在媒介空间中关于此文本社交行为的参与度上。用户参与度越高，意象形成越强，反之亦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是抖音媒介空间中常见的标志地点，熊猫作为该地的IP形象被广泛传播。在以熊猫为主体的影像中，该地的地点意象主要通过评论的社交行为来建构，如评论多出现“可爱”“奶萌”“安逸”“懒洋洋”等词汇。通过此社交行为，观看者在参与中逐渐建构起以熊猫为主的地点意象——安逸。观看者在多数同质评价中会形成自我暗示，趋向认可多数人的评价，有利于城市意象的生成。关于安逸之都的标志地点，还有玉林路上的小酒馆，成都山水的代表地——都江堰，这些标志地点在抖音挑战赛机制下，成为大众影像文本中经常出现的地点，且社交性参与度高，说明具有公众意象形成基础。

不管是熊猫基地、小酒馆，还是都江堰，这些标志地点在民众文本的碎片化呈现中逐渐建构起碎片化的城市意象。这些标志地点散落在成都市内的各个区域，从局部环境中建构出安逸之都的成都意象。

四、结语

与书写、图片、影像等传播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相比，短视频媒介平台在构筑城市意象上强调了人的主体性，给大众提供了表达个性的多元参与路径，更好地诉诸情感，让短视频媒介在理解层次、表达方式和区域上摆脱了以往影像文本的机械性，生成了新的城市意象表达逻辑和意义生产机制。本文从抖音短视频平台媒介空间出发，探寻城市传播中城市意象在短视频媒介空间中被建构的路径。虽以“地点”为主找到建构路径，但难免具有量化性。空间是个复杂概念，城市传播也不能用量化研究完全计算，所以建构路径在宏观层面不具有代表性。

注释：

①谢沁露.从空间转向到空间媒介化：媒介地理学在西方的兴起与发展[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02):75-81.

②[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07.

③邵培仁,杨丽萍.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