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璟

《西游记》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超级IP。1906年，丰泰照相馆记录的京剧名伶俞菊笙表演的《金钱豹》片段被视为“西游”影像生产之开端。《孙行者大战金钱豹》（1926）和《猪八戒招亲》（1953）都曾掀起一阵热潮，而电视剧《西游记》（1986）作为公认的无法超越的经典，重播次数超3000次，凝聚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可以说，“西游”文化在中国影视史上各个时期从未缺席，并且逐渐走向世界，成为海外影视生产的重要题材之一。作为热衷于摄制“西游”电影的星浩影业有限公司主导出品的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再世妖王》（2021）传承了中国动画学派民族化造型风格，彰显了中国国产动画电影的工业化水平，然而也无法掩盖其口碑不高、票房乏力的现实。究其原因，《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在着力追求民族化形式时，没有恰当地处理好电影的伦理精神“赋能”问题，其民族化特征没有得到彰显。

一、人伦叙事：传统性的失效

人伦叙事是中国电影的传统。所谓人伦叙事，是指在构建故事情节时，将人物的伦理道德追求作为推动叙事进展的关键性要素，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表现作为吸引观众的最重要元素。早期中国电影在与外国电影的激烈竞争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能够充分满足中国观众心理需要的模式，中国电影史上一批极具市场影响力的电影正是这套模式的演绎。比如，中国化的家庭伦理片的开创之作《孤儿救祖记》（1923）“在反思孝道的基础上，用伦理调和代际冲突”①。《姊妹花》（1934）、《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及之后的《牧马人》（1982）、《千里走单骑》（2005）、《地久天长》（2019）等一些有影响力的家庭伦理片都是人伦叙事的经典之作。又如，中国武侠片将侠义精神内涵放在重要的位置，豪侠们对情义的追求超越了个体生命。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人伦叙事在中国电影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人伦叙事也是一种剧作技巧。首先，它要通过合乎逻辑的手段，营造人物之间的真实情感，而这种真实情感需与银幕之外的社会心理同构。其次，电影叙事必须逼迫主要人物进行两难抉择，这是情节突转的关键点。例如，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中，江流儿与齐天大圣之间的真挚情感不仅表现在江流儿对齐天大圣的偶像崇拜上，也表现在江流儿纯真而执着的人道主义救赎精神对齐天大圣的感召上。这种情感吸引力是通过大量非叙述性的细节铺垫来实现的。又如《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中，哪吒与其父母的亲情、哪吒与太乙真人的师徒情、哪吒与敖丙的友情都是建立在强烈的当代社会伦理情感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世俗化、温情化的改编，也许正是合家欢动画一种必要的叙事策略，也符合大众文化的商业诉求，在这个意义上，《哪吒之魔童降世》可谓是一次成功的尝试。”②所以，当剧情将齐天大圣和哪吒推向两难时，他们的情感选择对观众而言极具震撼力。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中的人伦叙事本应该紧抓两个关键关系来实现，一是孙悟空与唐僧、猪八戒、沙和尚之间的同门师徒情义，二是孙悟空与果子之间的类“父子亲情”。但是在电影中，创作者下的功夫还明显不够。一方面，影片开端部分展现了唐僧师徒四人“打打闹闹”，接着讲述了师兄弟三人合伙“作恶”偷吃人参果，除此之外未有其他温情化的设计，因此师兄弟三人同生共死的情感性铺垫显得极为薄弱。另一方面，果子的牺牲是孙悟空获得超级力量的情感动力，但孙悟空和果子之间的情感关系的建立也缺乏内生性动机。在《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中，齐天大圣在江流儿身上看到年轻时的自己。尽管江流儿被塑造得并不可爱，甚至有些许“烦人”，但是由于这种“自恋”心态使齐天大圣对江流儿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齐天大圣最终为江流儿而战是遵循情感逻辑的。然而，在《西游记之再世妖王》中，孙悟空从果子身上看到的是唐僧。由于之前师徒情谊的表现力不足，孙悟空与果子除了有共同的目标之外，两人的情感关系只能建立在果子的纯粹可爱上。因此，影片以此来推动孙悟空为果子而爆发也就显得力度不足了。

总的来说，《西游记之再世妖王》的人伦叙事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出，该片的创作团队还没有完全吃透中国电影传统的人伦叙事技巧，也没有很好地对接社会现实，未能实现传统人伦叙事的现代改造，导致影片难以真正打动中国观众。

二、正义动机：集体伦理意识的弱化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在建构主要戏剧冲突时，实际上还是选择了西方戏剧传统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即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围绕着这一传统的戏剧模式，其采用的是好莱坞式个人英雄叙事策略。在影片中，孙悟空最终靠个人的超能力打倒了妖祖元蒂，完成了正义终将战胜强大邪恶力量的叙事套路。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该片中孙悟空执行正义行为的内在依据。

正义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西方伦理学对正义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长期存在争议。相对于西方的正义一词，中国的正义更偏向于“义”。“义”又常常与“侠”联结，构成“侠义”。中国的侠“代表了勇敢、自我牺牲、慷慨、正直、为公义而战的美德”③。“义”又可以分为“小义”和“大义”，君臣之义、师徒之义、朋友之义为“小义”，为国为民是“大义”。在《辞海》中，正义被阐述为“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作出的肯定判断。作为道德范畴，与‘公正’同义，主要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判断人们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客观标准”④。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要坚持传统的“小义”，而且要强调现代集体、国家意识的“大义”。

“西游”文化代表着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但是创作者在用影像来阐释和重组“西游”故事时，常会将其与现代意识紧密联系。例如，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动画长篇《铁扇公主》（1941）中，创作者“把《西游记》中‘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部分改编为动画剧本《铁扇公主》，用意并不仅仅是以铁扇公主来对白雪公主，而是用曲笔写剧本，古为今用，使剧本的思想内容含蓄，发人深思”⑤，其目的在于隐喻团结抗日的时代精神。又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中的江流儿是没有任何法力的小和尚，但他却为拯救被混沌掳去炼丹的儿童们不惜铤而走险。齐天大圣看似为江流儿而战，实则是为儿童们的生存而战。所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也因其正义性而具有道德震撼力。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试图展现代表正义的唐僧师徒、果子与代表邪恶的妖祖元蒂之间的对抗。影片本来需要着力表现妖祖元蒂对镇民生命、财产的毁灭性力量，然而却仅仅用了一个场面来完成这一任务，即妖祖元蒂派众妖怪到一个小镇上来捉拿果子。众妖怪弄得整个小镇鸡飞狗跳，妖祖元蒂还利用法术控制了部分镇民，使他们加入到妖怪的队伍中。最终，妖怪被孙悟空等赶走，妖祖元蒂法术失效，那些被控制的镇民失去了生命，但果子使用灵力让他们都复活了。这个场面一方面突出了妖祖元蒂的恶，另一方面也为后来果子因救孙悟空而牺牲埋下了伏笔。但是，正是因为果子让死去的镇民复活了，反而消解了妖祖元蒂恶的程度。因为只有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才能把妖祖元蒂之恶推向极致，从而提升孙悟空、果子消灭妖祖元蒂行为的正义程度。基于此，影片最终难以避免地被导向了孙悟空、果子、唐僧之间的“小义”上。

所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是在此模式的电影中起关键作用的问题。而《西游记之再世妖王》在此问题上却缺乏力度，导致其集体伦理意识被弱化，最终不能很好地调动观众的观影情绪。

三、个人英雄主义：时代性的悖论

英雄主义是人类共同的文化传统。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到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从盘古开天辟地、后羿射日到武侠小说、革命英雄传奇，英雄们开创伟业的故事在古今中外都深受人们的欢迎。一般认为，个人英雄主义“是指脱离人民群众，迷信、倚重个人力量而去完成某种社会任务的英雄主义思想行为”⑥。个人英雄主义在人类文化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上，尽管集体主义在中国传统精神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其也与个人英雄主义长期共存。

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游记》原著小说就蕴含着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孙悟空大闹天宫是个人英雄主义的集中表现，而他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途中经历的多数劫难也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散在呈现。一些“西游”电影的创作者如万氏兄弟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他们通过电影叙事，将个人英雄主义改造为强调团结斗争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然而，受原著的影响，许多“西游”电影没有完全摆脱个人英雄主义。在绍剧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961）中，只有孙悟空能够辨明忠奸；在动画电影《大闹天宫》（1964）中，孙悟空完全依靠个人的力量战胜了傲慢的天庭；动画电影《金猴降妖》（1985）亦是三打白骨精的翻版，及至后来的《大话西游》（1995）、《悟空传》（2017）等，都明显地受到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盛行的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等颓废消极思想也随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20世纪末，美国好莱坞电影被引入中国。大量好莱坞动作片在惊险的情节、劲爆的视觉效果的包装下，也将西方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输入到中国。录像带、光盘以及互联网的普及，给中国人观看更多好莱坞电影提供了机会。一方面，好莱坞电影以及好莱坞电影生产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电影生产者，如美国著名编剧理论家罗伯特·麦基极力宣扬个人英雄主义价值观的电影编剧教材《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一度被奉为中国电影编剧行业从业者的必读书目。另一方面，由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较长阶段里，集体主义成为宰制性的伦理规范，个人价值长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失衡，导致部分人产生逆反心理。这样的社会心态致使当时好莱坞动作片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让中国观众感到耳目一新。近年来，国家着力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然而社会上一种不加批评地吸纳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倾向有所抬头。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与好莱坞文化中的个人英雄主义相结合，影响了中国电影、电视剧的创作。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的戏剧冲突的解决就是孙悟空依靠个人的超级能力战胜了可能会毁天灭地的妖祖元蒂。与好莱坞电影类似，《西游记之再世妖王》“使用了大量的特写展示、色彩暗示、特技渲染、音乐烘托等镜像语言，让观众不知不觉中融入电影，与英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⑦。该片在塑造孙悟空形象时突出其冷酷、桀骜不驯的性格。作者希望以这种“人设”来反衬孙悟空与果子之间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用力过猛”，孙悟空显得极为孤傲，不禁让人联想起好莱坞电影中的终结者、蝙蝠侠和钢铁侠等“美国英雄”形象。孙悟空之所以要挑战妖祖元蒂，完全是为了弥补自己误放妖祖元蒂的错误，是自尊心使然。孙悟空准备前往妖祖元蒂藏身处与其决一死战前，要求猪八戒和沙和尚不要跟随，认为这是自己的事，与两位师弟无关。猪八戒和沙和尚决定与孙悟空同生共死，但是在战场上却没有戏剧性作用。镇元子知道孙悟空放出妖祖元蒂，如临大敌，立刻让清风、明月上天庭搬救兵，但是在后面的叙事中，无论是镇元子还是天庭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该片模仿好莱坞动画电影而设计的广目天王南天门口登记的噱头“彩蛋”，不但没有起到讽刺官僚主义的作用，反而和上述元素一起强化了孙悟空的个人英雄主义。

人类历史的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主义，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以英雄主义精神来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伴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文化环境的改善以及影像的跃进，超级英雄的创造也可能是一种标志。”⑧我们承认，在具体历史情境下，个人英雄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历史大变局中，个人英雄往往显得渺小无力，需要依靠团队的力量、集体的力量乃至全人类的力量才能取得突出的成就。所以，我们不否认个人英雄主义，但是中国观众观看好莱坞动作片和国产传统IP大片的期待视野是不同的。观看好莱坞电影自有好莱坞的语境与文化前提，而《西游记》是围绕着一个取经团队来展开的中国故事，“西游”电影可以表现孙悟空的个人英雄主义，但更应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互助的时代精神注入其中。

四、结语

《西游记之再世妖王》的伦理问题反映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在改编《西游记》这样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传统IP时，不仅要注重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而且要注重将现代意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适时合理地植入。因为“影像语言在意识形态引领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在构建我国包括仁爱共济、立己达人、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同舟共济等主流意识形态上独具优势，具有中华民族伦理的典型特征”⑨，只有经现代改造后的优秀传统文化，才可能真正具有时代精神引领作用。

注释：

①陈犀禾.探索和创新的年代——论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的历史意义和地位[J].当代电影,2020(03):61-68.

②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镜像结构与文化重构[J].电影艺术,2019(05):46-49.

③龚鹏程.侠的精神文化史论[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23.

④陈至立 等.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2922.

⑤万籁鸣,万国魂.我与孙悟空[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6:90.

⑥朱贻庭.伦理学小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66.

⑦刘荔.好莱坞电影中的个人英雄主义[J].当代电视,2018(03):110-111.

⑧周星,雷雷.中国影像：超级英雄创造的思考[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77-82.

⑨袁智忠,田鹏.影像语言的伦理性[J].电影艺术,2021(01):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