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珂

农村题材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史上具有独特文化价值与意义的电影类型，一直被高度重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广电总局等部门关于做好农村电影工作意见的通知》、农村电影“2131工程”等政策的实施，对农村题材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均给予了政策及资金的大力扶持。虽有政府的“保驾护航”，但电影市场化的生存环境使农村题材电影很难受到观众热捧。然而，《十八洞村》《一点就到家》《我和我的家乡》等农村题材电影却改变了这一现状。这些作品不仅进入了主流院线，且取得了既叫好又叫座的传播效果。对此，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农村题材电影的类型化创作方式，思考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讲好中国农村故事，促进农村电影的发展。

一、“主旋律”基调与类型元素的糅合

中国电影市场化以后，农村题材电影往往是不被观众熟悉和喜爱的电影类型。虽然农村题材电影会受到政府专项资金的资助，但在市场环境下，电影传播和收入的主要渠道是院线、网络平台。城市观众，尤其是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年轻人是主要受众群体。在这一现实情况下，21世纪以来的农村题材电影在坚持“主旋律”创作基调的道路上，开始有意识地融合类型电影的元素与风格，以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

电影《一点就到家》（2020）讲述的是三个年轻人从城市回到云南贫穷村寨创业，帮助家乡脱贫的故事。从故事内容上看，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响应脱贫攻坚政策的主旋律作品，但从叙事风格上看，作品中融入的青春、喜剧、动画等类型元素使影片同样具有了青春片、喜剧片的类型定位。首先，在主人公的选择上，影片一改以往脱贫攻坚电影中扶贫干部或先进模范的传统，选择了十分接地气且容易引发年轻观众共鸣的人物：送外卖的彭秀兵、创业失败的魏晋北、不被父亲理解的李绍群。在创业事件的选择上，同样选择了更贴近当下的电商行业，以及年轻人所熟悉且具有一定吸引力的咖啡豆种植业。其次，在情节的设计上，加入了多个喜剧性桥段。魏晋北通过牛舔治虫子咬伤的奇特疗法，身体健硕“功夫了得”的村民当快递员等情节，虽超出常规，但却给影片增加了极大的趣味性。最后，动漫小猪卡通形象的设计，一方面是展现三个主人公的内心情感，另一方面则丰富了影片的视听语言，让观众在理解主人公心理的同时，感受不一样的画面风格。纵观全片，脱贫攻坚的主旋律基调隐藏于年轻人追逐梦想的青春片类型故事之中，而青春片又被喜剧元素包裹，一改以往脱贫攻坚电影政策图解、道德教化的窠臼，因而能够深受观众的喜爱。此外，影片很好地利用了明星效应，选择了刘昊然、彭昱畅等年轻人熟悉和喜爱的演员，以此增加影片的号召力。在这样的类型融合之下，作为农村题材电影的《一点就到家》不仅进入了商业院线，而且获得了3.12亿元的票房佳绩①。

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影片《我和我的家乡》，同样是将类型化与主旋律相糅合，讲述农村人、农村事的家乡故事。影片中5个故事的精神内核依然是“脱贫攻坚”这一主旋律基调，其讲述方式也摒弃了政策说教式的生硬，融合了喜剧片、科幻片的类型元素，将“脱贫攻坚”的国家政治主题融入个人梦想的追逐拼搏中。观众沉浸于喜剧片的幽默、科幻片的新奇时，也可以深刻感受到在国家政策扶持之下，“乡村不再是落后、贫瘠的，而是有着新时代气息的、焕然一新的、共同富裕的新农村。”②此外，张艺谋、宁浩、徐峥、黄渤、沈腾等颇具票房号召力的主创团队，使影片获得了28.29亿元的票房③，创造了农村题材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除了上述的喜剧、青春、动画等类型元素，部分农村题材电影还融合了其他类型元素。《高兴》（2009）在融合喜剧元素的同时，加入了歌舞片、爱情片的类型元素；《平原上的夏洛克》（2019）融合了悬疑片的类型元素。这些元素恰恰是最受年轻观众喜爱的，说明了农村题材电影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化环境中，糅合类型元素已逐渐成为一种创作趋势。

二、脱贫攻坚主题故事的叙事范式

脱贫攻坚是农村题材电影中数量最多的主题故事，往往以扶贫干部或先进模范为主人公，讲述他们脱贫攻坚的感人事迹。此类故事的创作因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化的叙事范式。为更好地分析此叙事范式，本文借助叙事学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七种“行动范畴”和六个叙事单元的理论，对其进行分析。

普罗普认为，故事中尽管有着千变万化的人物，却不外乎七种角色，他将其称为七种“行动范畴”，分别是：1.坏人；2.施惠者；3.帮手；4.公主，或要找的人和物；5.派遣者或发出者；6.英雄或受害者；7.假英雄。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角色/行动范畴，“并不等于故事中的人物，而是在故事中的不同段落、情节发展的不同时刻所具有的功能。”④根据此分类，脱贫攻坚主题故事的角色或行动范畴往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1.贫穷的乡村、好吃懒做的贫困户（行动范畴1，坏人）；

2.优秀领导干部、国家政策（行动范畴2，施惠者）；

3.家人、朋友、扶贫干事（行动范畴3，帮手）；

4.实现脱贫的方法（行动范畴4，公主，或要找的人和物）；

5.下乡扶贫的政令、扶贫干部、先进模范（行动范畴5，派遣者或发出者）；

6.扶贫干部、先进模范（行动范畴6，英雄或受害者）。

需要说明的是，行动范畴7，假英雄在脱贫攻坚主题故事中很少存在。此外，先进模范指的是非领导干部的普通人，如贫困户、村民等。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在脱贫攻坚主题故事中，坏人通常不是十恶不赦的恶人，而是好吃懒做的贫穷村民，有时甚至不是具体的人物，而是乡村贫穷的现状。当施惠者、帮手、派遣者/发出者、英雄4个行动范畴均是领导干部等人员时，影片的政治色彩往往更强，宣传教化的倾向更加明显；当发出者、英雄/受害者均是先进模范时，影片往往倾向底层个人化的叙述，政治宣教色彩不会过于强烈。

在普罗普的研究中，千差万别的故事亦被归纳为准备、纠纷、转移、对抗、归来、接受6个叙事单元，又可具体划分为31种叙事功能。他认为，无论故事如何讲述，叙事功能是故事中不变的元素且永远是有限的，虽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这31种功能，但千变万化都离不开这些功能。据此，本文以影片《十八洞村》（2017）为例，分析该片的叙事结构。

准备单元。村民杨英俊的儿子、儿媳均不在身边，孙女是一个智障儿童（功能1，炉边缺少一位家庭成员）。根据精准扶贫的识别方法，杨英俊被认定为贫困户（功能2，一个禁令或规定加诸在英雄身上）。杨英俊不认为自己是贫困户，拆掉了钉在门上的贫困户明白卡（功能3，规定遭违背）。

纠纷单元。因杨英俊拒绝贫困户的识别与帮扶，帮扶干事小龙辞职离开。杨英俊回想因为贫穷，妻子麻妹要外出打工赚钱但最终未出去的过往（功能8a，家庭成员需要或渴望某种东西）。杨英俊接受贫困户的现状，需要完成脱贫的任务（功能9，需要或不幸被申明）。

转移单元。扶贫干事小王接替小龙的工作，成为杨英俊的结对帮扶人。他了解杨英俊的情况，并提出要杨英俊带领杨家班与贫困打一场硬仗的建议（功能12，英雄获得一个有法力的施惠者或帮手）。杨英俊接受小王的提议，决定与杨懒、杨金三、杨英连组成杨家班一起脱贫（功能13，英雄对施惠者的行动做出反应）。

对抗单元。杨懒、杨金三拒绝组成杨家班，依然好吃懒做。小王提议种植能卖出好价钱的老稻谷，以此实现脱贫致富。但因为耕地少，此提议难以实现（功能16，英雄与坏人面对面作战）。

归来单元。小王找到了一处尾矿库，建议杨英俊填土造田，杨英俊认为这难以实现（功能25，英雄面临艰巨挑战）。杨懒的土地因为阻碍修路而被征用，杨英俊带着悲伤的杨懒来到尾矿库，杨懒因早年挖矿污染土地而自责，决定跟着杨英俊填土造田。在杨英俊的带领下，杨懒、杨金三一改好吃懒做的恶习，齐心协力开始填土造田，施有成回乡加入到填土造田的队伍中（功能26，英雄战胜挑战），小薇薇回乡开网店卖酸鱼，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回乡。

从以上功能序列的分析可以看出，该片没有假英雄的角色/行动范畴，因而也没有接受单元。由叙事单元及功能序列可以看出，该片的文本结构其实包含两个故事、两种意义层面。其一是国家意愿层面，国家实施多项扶贫政策，致力于改变贫困的现状，实现全面脱贫、人民富裕的目标。其二是个人梦想层面，贫穷村民想要改变贫困的现状，受到尊重，过上富裕的生活，给家人带来幸福。这两种故事、意义层面恰是脱贫攻坚主题电影的精神内核。围绕这一内核，该主题电影形成了上文所述的叙事范式。而影片的成功与否，往往在于它能否完成这两层故事与意义，给予观众双重的抚慰与满足。

三、乡土景观与视觉奇观

乡土景观是农村题材电影类型化创作中一个重要的类型视觉元素。它的影像化呈现方式，一方面交代故事产生的时空背景，从而完成电影“农村”的题材类型确认；另一方面则影响影片的美学风格，以及乡土文化的传达。在农村题材电影中，乡土景观的影像化表达往往呈现为两种不同的风格：一是写实主义的影像表达；二是唯美主义的影像表达。

在写实主义的影像表达中，乡土景观的呈现注重还原农村真实的地域风貌、生活形态，更贴近我们所熟悉的乡村样貌，展现的是乡村的质朴和“土”气。这种写实往往能增加影片的真实感，让观众透过影像感受到乡土的气息。在《十八洞村》中，曾多次展现杨英俊在地里插秧的桥段，完整呈现了他插秧的全过程:用扁担挑秧苗到田地，将秧苗一捆捆地掷在地里，站在地里插秧，插好的秧苗齐齐整整地“排列”着。影片多次完整地呈现插秧画面，一方面是交代故事发生地的苗寨村落以种稻谷为生的乡土文化；另一方面则在于表现村民杨英俊的身份，以及他对土地深厚的感情。电影中有一处十分动人的细节：杨英俊插完秧苗，看着地里齐齐整整的秧苗，情绪逐渐激动，眼眶不禁湿润（面部特写镜头）。他伫立在田埂上，静静地望着这片土地（镜头从水中杨英俊的倒影起幅，上摇拍摄他的背影全貌）。这一段画面处理非常生动地展现了杨英俊对土地的热爱，解释了他为什么退役后拒绝其他工作而选择回乡种田，在旁人的地无人种植的情况下主动帮忙种地，因为“荒废了可惜”。同样，杨懒不再懒惰的关键原因，是他看到尾矿库对土地污染之重的震惊与自责，这份自责同样来自对土地的热爱。农民以土地为生，珍惜、热爱土地，因为它赋予了生命，这是乡土文化的根。写实主义的乡土景观表达，所追求的便是这种农民与土地之间深厚的联系与情感寄托。

在唯美主义的影像表达中，导演往往充分利用视觉造型技巧，将乡土景观展现为极致美的视觉奇观。在《一点就到家》（2020）中，有广袤无垠的天地，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金色阳光下富有民族特色的美丽村寨；在《我和我的家乡》（2020）中，有一望无际绿油油的麦田、绚丽夺目的田园花海；在《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2012）中，有辽阔无边的湖泊湿地。在诸如此类的作品中，乡土景观的展现往往是唯美的自然景观或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它更注重表现的是乡土/村落的形式之美。这种美的营造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文人对乡村“乌托邦”似的美好想象，而这种想象恰恰可以凭借电影艺术视觉造型的天然优势而得到极致的展现。它更贴近当下观众的审美趣味，使其沉浸在电影所创造的视觉奇观之美中。

诚然，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类型，在形式上，它可以通过塑造影像视觉美来感染观众，但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形式之美，则未免难以触及现实生活本身。农村题材电影中乡土景观的表达显然不能仅仅为观众提供视觉盛宴的奇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展现乡村的真实生活，以及在这种生活之中传递的乡土文化。所以，在乡土景观的影像创作中，电影可以综合运用写实与唯美两种表达手法，既可以通过唯美的视觉奇观来吸引观众，增强观众对农村题材电影的兴趣，亦可以坚持写实的影像表达，更深刻地展现乡土文化的本色。恰如《十八洞村》中，既有层峦叠嶂的山岭奇观，亦有稻田插秧的写实“土”气，让观众更全面地了解、感受乡土文化。

四、结语

农村题材电影记录着我国不同时期农村的变化与发展，“在百年叙事的逻辑循环中，农村是一个永远的景观，农民是一个表述不尽的形象。”⑤21世纪以来，农村题材电影虽曾低落，但随着全面脱贫伟大目标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亦迎来了难得的创作高峰。以类型化的方式创作主旋律电影成为农村题材电影的创作新方向。但毋庸置疑的是，所谓类型化创作并不是简单地拼凑喜剧、青春等类型元素，而是有着严谨的叙事范式与类型模式，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安排、影像风格的选择等多个方面。当下，农村题材电影的类型化往往以喜剧为主，风格过于单一，难免会让观众出现审美疲劳的情况。因此，类型化创作仍需不断探索和完善，尤其是在完成全面脱贫、实现小康的历史目标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将呈现怎样新的发展、新的故事，是接下来农村题材电影创作的新使命。电影创作者应深入农村，走近农民，不断创新农村题材电影类型风格，拓展叙事模式，丰富乡土文化的影像表达，进而创作出令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注释：

①票房数据来自猫眼网络平台：https://piaofang.maoyan.com/dashboard。

②徐开玉.新农村题材电影的叙事特征探析——以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为例[J].电影新作,2021(05):155.

③票房数据来自猫眼网络平台：https://piaofang.maoyan.com/dashboard。

④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1.

⑤杨远婴.中国电影中的乡土想象 [J].电影艺术,2000(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