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写的史事述略

2022-05-16杨伟

江苏广播电视报·新教育 2022年3期

周扬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主持“文科统编教材”。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对当时、乃至八十年代大学文科教育的影响作用很大。在“文科统编教材”中，《文学概论》《欧洲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美学原理》《语言学概论》等都是其中的项目。本文把《文学概论》的编写作为考察对象，由此概览“文科统编教材”的概况，分析主持“文科统编教材”的周扬在这件事情的作用。

（一）“文科统编教材”概况

上世纪六十年代，周扬主持“文科统编教材”。这项任务是在1960年9、10月间一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中确定的。邓小平委托书记处书记彭真向周扬下达了此任务。“文科统编教材”被提上日程，显然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就是，当时我国政治、经济受“大跃进”“反右倾”等的严重影响。面对此种情况，1960年8、9月，中央决定进行各领域当代调整。那么，高校文科领域则进行教材的编选工作。

周扬接受文科统编教材编选任务后，于1961年4月召开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修订包括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教育、政治教育、外语文科七类教材，以及包括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的艺术院校七类教学方案，制定包括教材297种（文科有126种，艺术有171种）224门课程的教材编选计划。

“文科统编教材”共有十四个教材编写组，还设有组长。其中，文科组长有冯至、翦伯赞、艾思奇、于光远、陈元晖、许立群、李棣华、季羡林。每组又包括多种教材的编写，每种教材又由专门的主编负责。

1964年，由于“四清”运动的影响，“文科统编教材”受而停顿下来。1965年，作为主持文科统编教材的周扬指出需要继续编写教材，并且这时候需要以“反修”为纲，贯彻少而精原则，据此修订计划，调整力量。之后，周扬遭受批判，因此无暇顾及“文科统编教材”，此事也不了了之了。尽管如此，“文科统编教材”的成绩还是很大的，朱光潜《西方美学史》，游国恩等人主编《中国文学史》，杨周翰、吴达元、赵萝夔主编《欧洲文学史·上卷》等都已出版。

（二）《文学概论》教材的编写

《文学概论》教材编写的主编是蔡仪，编写成员有文学研究所的王燎荧、王淑秧、王善忠、杨汉池、李传龙、柳鸣九、张国民、张炯和吴敏，还有北京大学的吕德申和胡经之，北京师范大学的卢肇恒，中山大学的楼栖，山东大学的呂慧娟，武汉大学的何国瑞，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树谦。其中，编委会成员有蔡仪、王燎荧、楼栖、吕德申、李树谦，编委会秘书是张炯，党支部书记是呂慧娟。

他们先收集资料，其次编写提纲，然后进行讨论，最后写作。1960年6、7月，他们拟定教材编写的提纲[1]，10月开始[2]。1961年夏组成《文学概论》编写组，同年8月9日—15日在天津讨论教材提纲。其中，周扬主持了此次会议，并作了讲话，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毛星、侯金镜、河洛、杨晦、王朝闻、唐弢等人也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主编蔡仪发言，编写成员张炯、吕德申介绍了他们的提案。1962年8月，《文学概论》教材提纲印出，10月9日—21日在前门饭店开提纲讨论会，进行逐章讨论。关于《文学概论》教材提纲讨论会，他们在天津和北京各开过一次，郭绍虞、朱光潜、杨晦、唐弢、王朝闻、毛星、叶以群、何其芳、林默涵等都有参加过会议，并提出意见。在写作时，他们进行分工。例如，张炯就写作《创作方法》一章。写完之后，大家把稿子交给蔡仪，由蔡仪来修改。1963年《文学概论》讨论稿完成，并由蔡仪修改。1964年1月底，《文学概论》初稿完成。1964年，“7月末，文艺界热火朝天地整风、开会，《文学概论》编写组与高教部教材负责人纪晓峰商量，决定放假两个月，从外地调到北京来参加编写的教师都回去了。”“9月18日《文学概论》编写组的同仁到全聚德吃了一次散伙饭，工作暂时结束了。”[3]由此可见，《文学概论》教材在“文革”前，只形成了一份讨论稿。“文革”后，1978年6月起，蔡仪和王燎荧、吕德申修改《文学概论》，同年12月完成，并于1979年6月出版《文学概论》。

《文学概论》共9章内容，包括“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学作品的种类和体裁”、“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的创作方法”、“文学欣赏”、“文学批评”，又分属文学本质论、作品论、发展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突破了苏联文学理论教材的本质论、作品论和发展论。

《文学概论》最大的特色是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对政治的强调几乎贯穿于教材的始终。如第一章指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第二章指出文学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学的发生论强调阶级斗争对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文学的作品论强调革命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统一;文学创作论对人物的考察要从阶级关系上考察，鉴赏要符合大众的审美水平;文学批评要有明显的阶级立场。由此可见，《文学概论》教材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对《讲话》文艺理念进行了追随，对党的文艺政策作了宣传。另外，《文学概论》也对文学的审美进行了深入分析，也指出应坚持艺术本身规律。这是值得肯定的。更重要地是，《文学概论》坚持中国特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据毛泽东思想，融入了中國古今的优秀理论成果。例如，教材引用《乐记》《毛诗序》《诗品》《红楼梦》等著作，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的诗歌，鲁迅《阿Q正传》、茅盾《子夜》、郭沫若《太阳礼赞》、赵树理《李有才板话》、柳青《创业史》、杨沫《青春之歌》等著作的观点，以大量的古今资料做为论证的支撑，对文学的起源、本质、作品的构成、作品的批评和鉴赏做了论述，形成了具有中国经验的文艺理论著作。因此，“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针对以往照搬苏联教材的弊病，在吸收外国文论精华的同时，特别重视总结中国的文学经验和文论资源，注意突出民族特色。虽然在大的方面主要是对中外文论资源的归纳总结，并加以系统化，不可能有很大的理论创新，但还是努力做出一些新的理论概括和理论阐释，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教材的大的框架方面，由苏联教材的三大块（文学本质论、作品分析和文学发展），改造为五论：本质论、作品论、创作论、批评鉴赏论和发展论。其中，创作论，尤其是鉴赏论，都是苏联教材没有的，具有中国传统文论的特色。这五论后来一直被国内其他《文学概论》教材所采用，一直沿用到今天。”[4]

（三）周扬指导《文学概论》的编写

在“文科统编教材”中，周扬亲自抓了《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美学原理》编写。在《文学概论》教材编写中，周扬参加了1961年8月9日、12日、15日在天津，以及1962年10月10日、10月21日在北京的提纲讨论会，在其他教材会议中，也有对《文学概论》编写的意见。周扬主要谈及《文学概论》的结构和内容安排，以及教材的理论问题，如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形象思维、文学的本质特征、文学的语言、典型、人民性、党性等问题，体现出他对《文学概论》编写的重视，以及其建设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热忱与决心。

具体而言，从提纲上来看，周扬否定《文学概论》教材编写组的提纲，而提出自己的提纲。他最初认为《文学概论》应该包括四部分：文学的外部关系、文学的内部关系、文学批评、社会主义文学的前途。这也就是文学的四个规律，即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创作的规律、文学批评的规律、社会主义文学的规律。他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否则把工农兵方向、继承与革新夹到中间去谈，显得不谐调。”[5]这样也就把文学和党的文艺政策做了区分。之后，周扬拟订了详细的大纲，包括五编十一章内容，包括本质论、发展论（“文学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文学与政治”、“文学发展的继承、革新与相互影响”）、创作作品论（“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作家的劳动和修养”）、批评鉴赏论（“文学的鉴赏与批评”、“文艺批评和思想斗争”）和文艺政策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与共产党的领导”）。

周扬还指出《文学概论》教材编写的很多琐碎问题。比如，他指出大纲缺少对教条主义、机械论的批判;运用了概念的方法;把许多问题都割裂了;一些论点如“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并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文学反映生活各方面的生活”等都有问题;“文学在一定时期也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中“一定时期”用的不准确;提纲中重复的东西相当多，等等。周扬既从大的方面，否定了《文学概论》大纲的结构安排，又从细微之处指出了其中的多种问题。这既能够保证《文学概论》编写的方向更加明确，也能够见出周扬的思想。在《文学概论》编写中，周扬强调了中国经验，他想建设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虽然周扬所拟定的教材大纲也带有政治宣传的意味，但是他还是试图努力将文学的特性与党的文艺政策做了分离。

周扬的这些意见，对蔡仪来说，影响很大。对在天津讨论会中，周扬对蔡仪的态度，在《蔡仪传》中有说明。“刚开始讨论，周扬就要蔡仪和编写组的同志们‘要有精神准备，你们的方案可能被否定。”[6]之后，“关键在于周扬不同意蔡仪把文学看作上层建筑的提法，因此取消了蔡仪的副组长的职务，以后召集会议也不要蔡仪参加了，甚至要蔡仪搬出那个和冯至同住的房间。然而，目前讨论的这个详细提纲是由蔡仪主持编写的，责任感使他不得不对此提纲负责，在讨论结束之前，他怎能半途而废，弃而不管？”[7]另外，“讲完《文学概论》的意见之后，对《讲话》提纲提意见时，因为蔡仪的一句插话，他又提出半讽刺、半责备的批评，话很重，最后结束了这次讨论会。并不是蔡仪特别敏感，事实上这次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够沉重的了。会上的批评、讽刺，会下的罢免、命令搬迁，都表现了对蔡仪的反感情绪是何等强烈。在会议之前，蔡仪完全没有预料到。”[8]这些都使蔡仪，“对《文学概论》的工作，这时只能持消极态度，尽可能不发表意见，自然，在讨论时也不能不说一点，因为自己究竟是主编。但他下定决心，能不说就不说，自己不作主。”[9]为此，吕慧娟找蔡仪谈了两次话。关于周扬对蔡仪的态度，在之后也有所改变，“4月末，周扬又找他谈《文学概论》的纲目问题，在谈话中说了几次，要他负起责任来，并表示对美的问题没有一定的看法。蔡仪明白，这是对天津会议时严厉批评的和解。”[10]周扬对蔡仪的态度，较在天津开讨论会时缓和很多。

事实上，周扬的很多意见并没有被蔡仪所采纳。周扬在《文学概论》讨论拟定的五编十一章的内容并没有被蔡仪所采纳。蔡仪本的《文学概论》由本质—功能论、发生—发展论、作品—创作论和批评—欣赏论组成，没有文艺政策论，并将党的文艺政策以及毛泽东文艺思想夹杂在各章节之中进行叙述。其中，一些如周扬所反对的内容，如“文学与社会生活”成为《文学概论》的第二章，归入“本质—功能论”。其他如文学的本质和特征、典型、形象、人民性、党性、党性原则等内容都与周扬的观点不一致。例如，周扬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反映社会生活，基本特征是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是反映论观点。而蔡仪则认为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强调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再如典型。在周扬这里，“我以为典型事物就是同类事物中发展得最完备的事物。”[11]他还将阶级性与典型相联系，“典型的共性，可以小于阶级性，同时也可以大于阶级性，因为一个阶级并不是不受其它阶级的影响的。”[12]“典型总是概括了阶级性的特点”[13]周扬对典型的论述，并没有将其与形象联系。蔡仪则将形象与典型相结合，强调典型，即形象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手段，最高体现就是典型。“文学的形象，主要是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物形象和有关的生活情景的形象。这些形象，有的不仅是一般所说的真实的，而且是典型的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14]“文学形象既是对社会生活从现象到本质、从个别到普遍性的具体反映，它就有可能描写出鲜明而生动的现象、个别性以充分地表现它的本质、普遍性，使它具有突出的特征而又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这样的形象就是典型的或有一定的典型性的。”[15]另外，关于党性、阶级性、人民性的看法，蔡仪同样也是没有采纳周扬的意见。总体而言，周扬在《文学概论》大纲讨论中，结构将党的文艺政策单独设章节，具体问题中强调人民性，不提倡文学的党性原则，等等，表现出更加尊重文学本身的内部规律，而试图将文学的问题与党的文艺政策不进行关联。而蔡仪更重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强调文学作为党的文艺政策的宣传工具，反对人民性、强调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

通过《文学概论》教材编写，我们能看到“文科统编教材”编写的中心思想、过程，以及周扬、蔡仪等人在其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也能够看到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决心与艰难。《文学概论》以及在这之上的“文科统编教材”又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建设。

参考文献：

[1]乔象钟：《蔡仪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

[2]乔象钟：《蔡仪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3]同上，第143頁。

[4]王善忠、张冰：《美学的传承与鼎新：纪念蔡仪诞辰百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5]周扬：《周扬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6]乔象钟：《蔡仪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7]同上，第112页。

[8]乔象钟：《蔡仪传》，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9]同上，第116页。

[10]同上，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