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路径探析

2022-05-09韩飞

对外传播 2022年2期

【内容提要】纪录片已成为国家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录片国际传播的重点是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对外塑造立体化、国际化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纪录片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内容上，要把握和处理好三组关系，即历史与现实、差异性与共同性、舆论引导和话语博弈；制作上，实现从“自产自销”到合作传播，自我讲述到借嘴说话，并以传播效能提升为导向推动纪录片的类型创新；传播上，适应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并以市场逻辑、公共逻辑推动国际化，实现中国共产党形象更好“走出去”。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中国故事纪录片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理解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深入理解中国。现当代中国故事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当前，纪录片已成为国家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必然“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②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建党百年”成为该年度中国纪录片领域最为集中和重要的主题与内容产出。在制播特点上，这些产品多以“献礼”为创作由头，在全年度铺开，呈现出大格局、大体量，高密度、高规格，跨机构、跨平台，多角度、多形式，历史性与当下性相结合，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相结合，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相结合的特质。纪录片发挥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价值，形象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配合重大主题宣传进行议程设置，起到凝聚社会力量、传承红色基因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背景下，作为“党和国家相册”，纪录片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框架下，也将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作为核心要义。本文从内容文本、制作方式、传播手段等方面，结合调查和案例研究，探讨纪录片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路径创新问题，增强国际传播能力。

一、内容路径

纪录片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内容建设是根本。纪录片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更要讲好现实发展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政党价值追求的共同性，但不回避差异；借助纪录片的文本特性进行舆论引导和话语博弈。

1.历史性与现实性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必然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然而历史是有接受门槛的，尤其是在跨文化语境下，不同国别和文化背景的民众很难对他者的历史产生兴趣，单纯直白的历史讲述和阐释接受起来更是相对困难，因此很难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纪录片视听结合，可以成为形象化的历史教科书。在国外，《美国，我们的故事》（America： The Story of US）等纪录片曾推动了美国历史的全球传播。纪录片要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存量改革是高性价比的手段，打通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是关键，提高吸引力是诉求。所谓存量改革，就是要创新利用好现有内容资源，以国际受众为导向，打通内外，使之成为另一种“增量创新”。在建党百年之际，党史文献类纪录片集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总量超过了40部。其中像《山河岁月》这类文献片，在国内版基础上，重新结构叙事，成功打造国际版。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必须要扎根现实，反映现实，从现实图景中讲述和阐释“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的故事。纪录片被称为社会和人类生存的一面镜子，取自现实的故事无疑能够更好传递“真”与“信”，提高观赏性和吸引力。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是聚焦“人”的传播。③纪录片不仅要关注英雄伟人，更要关注普通个体，把“人”作为现实类纪录片的呈现主体，观照人物命运，反映人的变化，从小人物中折射大的主题框架和社会发展，传播正向价值，即遵循“小、正、大”原则，从中透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时代价值。

2.差异性与共同性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指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体现了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文明内涵。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他政党之间、中国发展与其他国家发展之间固然存在差异，但也具有共同的追求。纪录片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应妥善处理中外文明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寻找共同关切点，发现情感共鸣点，发掘故事中内蕴的共同体意识，例如聚焦脱贫、反腐、生态保护、女性平权等共同关切话题；凝聚和呈现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利用纪录片表征“中国共产党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不是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讲清楚中国独特的国情，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属性和文明特征，描述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④分享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方案和智慧；不搞单纯成就巡礼，而是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大道，胸怀天下，求同存异。新华社推出的纪录短片《共同的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身边故事》，就通过六组人物故事，以小见大，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宏大主题，与智库报告联合发布，应对美国所谓的“领导人民主峰会”打出传播组合拳，成为一次有益尝试。

3.舆论引导与话语博弈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国际交往和传播受阻。错综复杂的负面舆情通过多样化信息传播平台蔓延，降低了安全感和互信力。国际传播需要有效的话语和叙事框架，主动进行舆论引导，疏通情绪。纪录片在当前语境下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应告别传统意义上的宣传话语，让清晰的信息和故事支撑起内容主体，以符合低语境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接受习惯。所谓“摆事实、讲道理”，讲道理的前提是摆事实，信息与故事供给，要以事实为基础，以此实现有价值的舆论引导。在叙事上，立足建设性叙事，不回避矛盾和问题，并以“问题-原因-解决”为完整框架，在故事的过程呈现中引导舆论。30975874-6D9F-44F5-991C-F8B3C587AB3B

在国际传播中，除了鱼龙混杂的信息需要筛选和引导，还存在刻意的污名化，给中国执政党形象蒙上阴影。在国际关系中，污名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⑤作为国际传播中常用的话语策略，污名化是施污国有目的、有意识地将受污国中某个个体的负面特征或侮辱性指称与该国整体形象相连，把个体的负面特征标签化并使之成为整个群体或国家的特征，达到贬抑和丑化受污国的目的。⑥西方政客和媒体近来不断借助新冠肺炎疫情等话题炒作、贬抑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模式，污蔑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企图问责中国，甚至碰触涉疆、涉藏、涉港等中国核心利益关切。污名化背后是一种排他性的话语博弈和舆论斗争，这需要我们敢于发声，进行话语博弈，主动进行议程设置，转被动为主动，赢得舆论生存空间。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推出的《武汉战疫纪》和新疆反恐“四部曲”等纪录片，⑦都是主动澄清谬误和话语博弈的产品。值得注意的是，话语博弈并不意味着吵架和咄咄逼人，保持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的话语基调，巧用修辞策略，建立相关机制，激发主体主动发声的积极性很有必要。

二、制作路径

纪录片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制片方式转换升级是关键。中国纪录片不能囿于“前店后厂”式的“作坊”模式，需要扩大“朋友圈”，依靠合作传播做强产品、拓宽渠道；依靠可控的“他塑”增强作品的亲和力和跨文化生存能力；推动纪录片类型创新，提升传播效能。

1.从自产自销到合作传播

过去，中国纪录片行业制作模式单一，大多趋向自产自销，用于对外传播的纪录片多以国家主导为主，制作主体单一，很难形成传播合力，渠道上没有保障。近几年，中外联合拍摄逐渐走向常态，合作传播成为中国题材纪录片“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效果进一步得到认可。在制作主体上，中外合作模式从国家主导走向多主体协同，国内除了国家级媒体机构的参与，一些地方电视台、民营制作机构、网络视频平台也参与其中；与国际的合作范围扩大，从少数媒体平台泛化到具有特色优势的制作发行机构、导演和制作人；针对特定区域和国别常态化合作传播，如广西电视台以纪录片为媒介针对东南亚国家的周边传播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合作传播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享受“借船出海”的待遇，整合利用中方对中国题材的熟稔和本土沟通能力，以及外方的资金、摄制经验和对国际观众的把握能力，但需要警惕中外合作沦为“中国故事，西方话语”⑧；提高合作传播能力，合理管控分歧，让合作传播真正成为文化互惠、商业互利、成果共享的共赢行为。

2.从自我讲述到“借嘴说话”

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他塑”而非“自塑”，主要是当前国际传播秩序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短时间内改变较为困难。从另一方面讲，“他塑”因为相对较高的文化亲近性，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受众的对抗式解读，更容易落地和传播。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海外传播过程中，不应单纯否定“他塑”，反而应该主动整合利用，在可控、可把握的情况下“借嘴说话”“借筒传声”，通过“他塑”实现自我形象的多重确认。例如在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社解读中国工作室的纪录片国际传播制播实践中，对接知华、亲华、友华的國际人士，联合国际导演力量成为核心制片策略。“一带一路”纪录片学术共同体在中宣部国传局支持下打造的纪录片《镜头里的中国》，则直接以纪录片人作为主体，讲述他们镜头里的故事和他们所理解的中国，作为国家级纪录片国际合作机制性平台，通过这种方式发出“读懂中国”（Understanding China）的倡议。

3.以传播效能导向推动纪录片类型创新

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习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带有较强的宣传味，采用较为严肃的硬语态，传播效果不佳。应从增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视野下思考中国纪录片如何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直接指向国际传播效能提升这一核心问题。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效能提升，核心是要解决海外观众的观赏性和接受度的问题。除了提升内容吸引力，还可以通过类型创新，在表现形态上融入海外观众喜欢的元素和技巧。近来，一些纪录片拓展类型边界，在形态上不断创新，尝试将纪实影像与明星、动画、情景演绎、真人秀等元素相结合，碰撞出新的视听样态，提升纪录片的观赏性。例如腾讯视频、五洲传播中心联合美国探索频道在建党百年之际推出的纪录片《勇敢者的征程》，将户外探险节目模式与中国革命历史叙事相结合，借鉴探索频道的“用世界的语态，说好中国故事”（Made In China For The World）理念，让中国明星与外国探险专家编队，重走红色之旅，创造中西共同体验和对话的情境，并提炼出“勇敢”这一共同价值，实现红色文化的创新表达，有效地打通了国内国际传播。⑨

三、传播路径

纪录片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需要符合当今媒体发展潮流和态势，在“移动优先、新媒体优先”上做文章，并遵从纪录片国际流通的主流规则和路径，提升国际化程度。

1.适应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这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媒体融合浪潮催生了大量融媒体产品，在纪实内容方面，以融媒体思维打造的微纪录、纪实类短视频成为一种流行范式，这些产品以高度亲和力和感染力的话语方式丰富了国际话语表达，并且更加注重以用户为中心进行传播。⑩ 例如融媒体系列人物微纪录片《我们正青春——百年大党里的年轻人》，摆脱宏大叙事，聚焦年轻党员个体，以每集6分钟左右的微小体量，融入嵌入式的背景数据，增加了信息量和可视性。节目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语言节目中心被译制成23种亚洲、非洲国家语言，发布平台涵盖多语种网站和脸书、优兔、推特等海外社交平台，海外受众观看量超5000万人次。上海电视台2021年度推出的《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以短视频形式，借助百位外国人的视角讲述中国的发展变迁，以及他们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除了专门创作的微纪录片、短视频，在融媒体语境下，还可借鉴“中央厨房”式的编辑做法，一次生产、多元生成、多渠道传播，把过去只在传统电视媒体传播的系列长视频，按照用户喜好拆分成短视频，面向移动社交平台传播，多点覆盖，并向主产品引流；加强不同种类媒体间协调联动、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协调联动、专业生产内容（PGC）与用户生产内容（UGC）模式的协调联动。30975874-6D9F-44F5-991C-F8B3C587AB3B

2.以市场逻辑和公共逻辑推动“走出去”

中国纪录片的国际传播已经告别了单纯依靠政治驱动“走出去”的时代。增强国际传播能力，从宣传走向传播，熟悉国际规则，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和运作模式，是减少传播壁垒的关键。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要义，也意味着“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一传播诉求本身带有更加强烈的意识形态标签。在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传播战略日益敏感且设定了更加苛刻的准入条件的情况下，中国纪录片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更需要考虑国际准入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西方纪录片产业的生产传播通常分为两种逻辑：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逻辑，在市场化媒体发达的环境下，纪录片作为一种文化商品，按照市场逻辑进行交易和流通；另一种是公共逻辑，比如在英国等公共媒体发达的国家，纪录片多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满足公众认知、教育、审美等价值。但无论是市场逻辑还是公共逻辑，都拒绝他者单纯政治逻辑驱动下的纪录片传播，这事关国家文化安全和主权。当前，中国外文局中国报道社解读中国工作室、五洲传播中心等机构已经在长期的国际合作中积累了一定经验。根据调研，两家的共识都在于：以市场化手段促进纪录片“走出去”；同时，辅助公共外交方式，例如配合两国建交纪念、领导人出访等，把纪录片作为一种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抓手来运作。中国纪录片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首先要遵循市场逻辑，把市场化运作视为“走出去”的准入条件；同时，寻找传播契机，将作品的制作和传播纳入到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框架下，降低传播风险，提前获得传播保障。

四、结语

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带来了旧有传播秩序的松动，这给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事业带来了挑战，也营造了机遇。在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国家战略语境下，党和国家对纪录片以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为核心的多元功能性诉求中，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已成为重中之重。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具有“功能驱动”的特质，需要在国家战略传播体系框架下推动纪录片的制播路径创新，发挥纪录片在传媒影视文化国际传播中的特殊价值，通过纪录影像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了解中国。

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2022年青年托举项目“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现状与提升路径”的阶段性成果。

韩飞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

「注释」

①何苏六、韩飞、程潇爽：《映像中国：纪录片参与下的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1页。

②《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2日，第1版。

③韩飞：《中国题材纪录片国际传播的观念与路径——从〈柴米油盐之上〉谈起》，《中国艺术报》2021年8月16日，第4版。

④陈晋：《中国共产党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光明日报》2022年1月5日，第6版。

⑤曾向红、李琳琳：《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5卷第3期，第78页。

⑥孙利军、高金萍：《国际传播中的污名化现象研究——兼论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话语策略》，《当代传播》2021年第6期，第12页。

⑦指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推出的《中国新疆反恐前沿》《幕后黑手——“東伊运”与新疆暴恐》《巍巍天山——中国新疆反恐记忆》和《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4部纪录片作品。

⑧韩飞、何苏六：《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历史路径与当下迷思》，《现代传播》2020年第12期，第120页。

⑨韩飞：《功能驱动与建设性表达：2021年中国纪录片创作发展研究》，《当代电视》2022年第1期，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