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数字时代的图书已从单一的纸质形态转化为以纸质和数字媒体为基础的多元形态，网络传播成为了图书“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渠道。中国文学类图书“走出去”的译介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已形成了政府政策平台驱动，专业人士精品开道，网文大军浩荡前行，三个层面齐头并进的立体格局。不过，这三个层面各有优势与不足，政府是推动图书“走出去”译介的主导力量，但需强化读者市场意识；专业人员译介是图书“走出去”的先锋，但暂未形成规模效应；网络文学“走出去”译介已经初具规模，然而网文译介良莠不齐，侵权事件频发，急需强化版权意识。为提高中国图书的国际传播效果，须构建多元译介主体，加强市场和读者研究，并强化引导规范译介活动。三个层面若能各自扬长避短，形成合力，必能开创中国图书“走出去”译介的全新局面。

【关键词】文学类图书 图书“走出去” 网络出版 译介 数字时代

数字时代的图书形态不再是单一的纸质书，而是电子书、电纸书、有声书并存，且阅读载体也变成了各种阅读器、手机、平板、电脑等。不过，无论复制到什么载体上，图书，特别是文学类图书，都以语言符号为传播媒介，直接影响人的深层思维和认知，构建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文学类图书“走出去”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环节，而译介是文学类图书国际传播的主要手段。

中国图书“走出去”的译介问题已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在中国知网以“文化走出去”和“翻译”为关键词检索，从2000年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可以检索到800多篇文章。主题涉及翻译在文化走出去中的作用研究①、翻译策略研究②、译介案例研究③等各个方面。本研究试图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对数字时代我国文学图书“走出去”译介的总体形势进行分析，梳理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译介的基本格局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译介的基本格局

从图书译介渠道来看，网络传播已经逐步发展成了数字时代图书译介的一个重要渠道。从图书“走出去”译介的主体来看，目前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已经初步形成了政府政策平台驱动，专业人士精品开道，网文大军浩荡前行，三个层次齐头并进的立体格局。政府推动是主导力量，译者、作家、出版社等专业人士是先锋队，网络文学出海已初具规模。

1. 政府政策平台驱动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历来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原则，文化“走出去”更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政府对于图书“走出去”译介的推动主要是通过政策扶持、平台构建和重大项目支撑的形式进行的。

首先，政府相关部门不断研究细化文化“走出去”的扶持政策，形成了系统的政策体系。2006年文化部在《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中正式提出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同年底，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制订了实施中国出版业“走出去”的战略。2009年我国制订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2014年进一步完善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同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推动网络文学“走出去”。2016年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2018年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政府各相关部门也先后出台相应专项规划和工作方案，不断完善对文化“走出去”的重点企业的扶持政策，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提供便利服务。

其次，政府部门积极为图书“走出去”的译介搭建各种平台。比如，国际书展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重要渠道，国家新闻出版署等部门积极筹划，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目前已成為世界第二大书展。第26届BIBF上达成的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数量近6000项。“据不完全统计，‘十三五’以来我国组织出版发行机构先后参加了58个国际书展，足迹遍布五大洲。除了参加法兰克福、纽约、伦敦等国际大型综合性书展，还积极参加丝路沿线国家举办的书展。相继参加了印度新德里世界书展等39个丝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书展，占到参加整个国际书展数量的67.24%。”④

另外，政府相关部门还推出各种政策项目，支持图书“走出去”译介活动。从2006到202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等政府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十多个推动图书出版“走出去”的相关政策项目，涉及图书对外翻译资助的主要有：2006年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8年的中外互译图书项目、2009年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年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0年的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2013年的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出版工程、2014年的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2014年的丝路书香工程、2015年的“走出去”图书基础书目库、2019年的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等重大出版工程项目。

正是政府部门不遗余力的推动，才有了各界人士齐发力，推动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译介迅速发展的局面。

2. 专业人士精品开道

与此同时，作家、翻译家和出版界也在频频发力。首先是作家和译者齐心协力，使得中国图书屡次问鼎国际大奖。国际大奖迅速提高了中国作家和作品的知名度，是推动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的重大契机。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阎连科获得“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获得“雨果奖”；2016年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同年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2017年毕飞宇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18刘慈欣再获美国年度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余华的作品屡获国际奖，《兄弟》《许三观卖血记》《往事与刑罚》《活着》等作品都曾获国际奖项，2018年《第七天》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文学奖”（Bottari Lattes Grinzane）文学奖。

作家作品获国际奖，譯者功不可没。翻译绝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译介是综合考虑了文本、文化、受众等因素的再创作。莫言作品的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在美国圣母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任教授，三十多年致力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和教学。他既精通中国文学和文化，也熟悉西方受众的阅读需求和阅读习惯，还了解西方的媒体、出版机构。这些知识储备使他翻译起中国文学作品得心应手，2008年，葛浩文翻译的《狼图腾》，英文版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发行，创下中国文学翻译图书销量的新高，并引发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关注。刘慈欣的《三体》和郝景芳的作品《北京折叠》先后获得“雨果奖”，这两部作品的译者都是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他出生于中国，后随父母移居到美国，对中西文化和受众的趣味都很了解，他自己的作品也曾获得过世界顶级科幻作品奖“雨果奖”和“星云奖”。就是这些中西文化皆通、功底深厚的译者把一部部优秀的中国作品推向了国际文学奖的领奖台。

数字时代的网络把有志于中国文学图书译介的专业人士聚集到了一起，为作者、译者、出版社及世界各地读者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2001年，一个名叫埃里克·亚伯拉罕森（Eric Abrahamsen）的美国青年来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学习中文，神奇的东方文化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徜徉在中国文学这个绚烂缤纷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埃里克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他于2007年创建了“纸托邦”（Paper Republic）——开始时仅仅是一个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的论坛，吸引了一批热爱中国文学的西方译者。这些译者的母语多数为英语，同时他们又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着较为深厚的造诣。因共同的志趣聚集在一起，他们探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分享相关信息。

历经14载，如今“纸托邦”已经从一个翻译论坛成长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国际译介的重要非营利网络组织，在世界各地拥有近200人的译员库，得到了贾平凹文化艺术研究院、《单读》杂志、伦敦光华书店、英国艺术理事会等机构的支持。⑤2011年“纸托邦”与《人民文学》杂志合作推出中国文学英文版季刊《路灯》（Pathlight），埃里克担任该杂志的编辑总监。2015年“纸托邦”还推出了依托网络和大众媒体免费出版翻译短篇的项目——“纸托邦短读计划（Read Paper Republic）”，定期推出中国当代文学短篇的英译版，以其高质量译作，吸引了《卫报》《洛杉矶书评》等多家海外媒体关注，2019年“纸托邦”与《洛杉矶时报》“中华频道”合作，在“短读计划”既有影响力的基础上，探索发起文学非虚构系列“短读计划——特讯”。⑥“纸托邦”还与一些大学合作，提供文学翻译培训资料，在全球多个城市举办读书会和作家活动。十几年来，毕飞宇、王安忆、格非、李娟、郝景芳、韩松等百余名中国作家的作品通过“纸托邦”译者的努力进入英语国家读者的视线。

正是这些作家、译者和出版界等专业人士的不懈努力，把一批批的中国文学图书精品推向海外，扩大了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拓展了中国图书的海外读者群。

3. 网文大军浩荡前行

网络出版也是数字时代图书的一个重要形态。图书走出去译介，网络的力量也不容小觑。据《2020网络文学出海发展白皮书》公布的数据，从目前网络文学出海整体规模来看，截至2019年，国内向海外输出网络文学作品1万余部，覆盖40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2019年翻译网络文学作品3000余部。而从出海模式来看，翻译出海占72%。⑦

2004年，起点中文网开始向海外出售网络小说版权。十年后，北美中国网文翻译网站“武侠世界”（Wuxiaworld）建立，拉开了中国网络文学正式走向英语世界的序幕。武侠世界建站一年内读者超过百万，其成功催生了类似的网站。从2015年到2016年，数百个中国网络文学翻译网站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2016年武侠世界与阅文集团达成协议，获得了20多部作品版权。2017年5月，阅文集团旗下的起点国际正式上线。阅文这个中国最大的网络文学集团为起点国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运营体系，起点国际成功地并购了粉丝翻译网站中排名第二的引力童话（Gravity Tales）。同时，武侠世界也收购了粉丝翻译网站中排名第三的沃拉雷小说（Volare Novels）。这样，中国网络文学出海呈现出了双雄并进的格局。

以玄幻、仙侠、穿越、言情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网络文学发轫于中国文学中的武侠小说，贯穿着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同时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等思想元素。与传统的武侠小说不同，网络文学当中的历史文化典故等较少，阅读门槛更低。另外，许多网络文学借鉴了网络游戏“打怪升级”的模式，主角多从社会的底层奋斗，通过努力和运气逐步上升，迎合了广大青少年大众网友的心理趋向。还有，在人物、场景、情节等设置里还融入了西方魔幻文学的要素，使得网络文学更加符合海外读者的阅读趣味。

数字时代，互联网技术冲破了时空桎梏，把中国网络文学推向世界，在海外读者中掀起了一波中国文化的“滔天巨浪”。据《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研究报告》：“中国网络文学出海从出版授权到建立线上互动阅读平台、翻译平台，再到开启海外原创，网络文学IP衍生作品输出海外，网络文学对外传播不仅实现了规模化，而且完成了从文本输出到模式输出、文化输出的转变。”⑧

从诞生之日的备受质疑，不登大雅之堂，到如今的蓬勃兴旺，中国网络文学以其充满奇思妙想的内容、曲折离奇的情节、主人公酣畅淋漓的奋斗经历等得到了国内外网文读者的认同和喜爱。⑨越来越多的海外作者也加入到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创作和翻译队伍，中国网络文学的IP改编作品火爆亚洲、美洲、欧洲。2019年，中国网络文学在海外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4.6亿元。数字时代的全球网络文学市场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中国网络文学在市场的推动下先行一步，已经在这个新兴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初步形成了浩荡出海的局面。未来可期，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商业模式的成熟，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去”译介的市场规模也会进一步增长。

存在的问题分析

目前，政府推动、行业奋进、网文兴旺，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译介三个层面齐发力的立体格局已经形成。不过，这三个层面也各有优势和局限。

首先，政府推动图书“走出去”译介的优势是计划性、系统性强，同时，容易调度精兵强将和各种资源，形成强大的推动力。通过政策指导、平台构建、项目赞助，政府成为文化“走出去”的主导力量。政策支持项目对图书译介进行先期资助解决了出版中的翻译费的问题，促成一大批优秀翻译作品的诞生。以“丝路书香工程”为例，“十三五”以来，丝路书香工程共计资助了1680种图书翻译出版，涉及51个语种，相继有158家国内出版发行机构获益，覆盖沿线78个国家。⑩

然而，这一层面在市场上也有其薄弱环节。政府推动的文学图书“走出去”译介活动考虑更多的是传播者的需求，相比之下，对受众的需求考虑不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接受效果。“源语国家机构赞助下的对外译介行为受源语国家环境的影响多于译语国家，并且不可避免要受到国家在翻译政策上的制约，因此，译介内容和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偏向源语规范，而不是译语规范，很难被译语国家接受便理所当然。”11由于西方媒介的长期非客观报道，很多海外受众不可避免地对于中国文化有偏见、怀疑甚至是敌意，形成短期难以改变的负面刻板印象，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容易，“走进去”被接受就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受众需求、读者意识、海外细分市场研究尤为重要。

第二个层面是以翻译家、作家、出版社等为主的图书“走出去”译介活动。其优势是翻译质量有保证、运作规范，读者和市场意识较强。很多专业译者和出版社联系密切，选择翻译作品之前就对作品在市场上的接受度有预判和评估。获国际奖作家的作品翻译更是借获奖引起的关注，顺势而为。

不过，这个层面的译介目前规模很小。虽然不时有一两部译介作品引起市场关注，宛若划破夜空的星星之火，但是远未形成燎原之势。正因为译介规模太小，国外普通读者对中国作家知之甚少，有研究者对美国加州蒙特雷和纽约普通读者对莫言作品的了解程度进行了调研，共调研了447人（蒙特雷371人，纽约76人），在获诺奖前就知道莫言的只有1人，获诺奖后知道莫言的有13人。12“纸托邦”之类的中国作品专业翻译网站的影响也不是很大。

第三个层面的网络文学作品出海滥觞于网民自发的翻译行为。其最大的优势就是读者需求、市场驱动，这也是其发展迅猛的根本原因。同时，网络形态的作品本身就方便传播，这也是其实现快速跨国界、跨文化译介传播的一个优势。

网络一方面方便作品译介传播，但同时也因为其容易复制储存，使得盗版成本大大降低，盗版行为也更加隐蔽。网络文学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作品权利方与侵权盗版行为不断抗争的过程。在网文行业商业模式已经确立并逐渐得以完善成熟的今天，打之不绝的侵权盗版行为对网文产业链构成了严重的破坏和威胁，轻则让相关企业蒙受经济损失，重则扰乱整个网文产业生态，给行业未来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13版权意识淡薄，盗版严重，已经成为了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的最大问题。

提升文学类图书“走出去”译介效果的对策建议

针对中国文学图书“走出去”译介三个层面存在的问题，本研究特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期提高中国图书的传播效果，使中国图书不仅“走出去”，而且能“走进去”，走进国外读者的认知世界，使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理念。

首先，构建多元化圖书译介主体，强化多层面、立体化的对外传播格局。政府推动无疑是图书译介的主导力量，但是，如前所述，政府推动层面存在短板。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多年来的“外宣”意识较浓，市场意识不足，影响了中国图书译介的传播效果。从读者角度来看，很多西方读者对中国的偏见较重，对政府推动之事往往报怀疑态度，而对于来自专家和民间的声音相对容易接受。推动图书译介主体多元化，一方面有利于拓展视角，利用社会力量，改善译介主体结构；另一方面有利于逐步破除西方读者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提高中国文化的传播效果。如果能吸引更多既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又熟悉海外出版市场的海外译者参与图书译介活动，译介图书的传播效果将会得到大幅提高。

其二，加强市场意识和读者研究，提高译介图书的接受度。在国际出版链条中，读者至关重要，没有读者，就谈不上传播效果。失去了传播效果，国际出版就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独白。读者既是出版传播的起点，也是出版传播的归宿，图书译介中的读者研究不可或缺。当然，由于面临着国界、语言、文化等各种各样的障碍，国际出版中的读者研究实施起来有着许多的困难。不过，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建立译介图书数据库和图书海外传播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已经成为可能。通过收集译介图书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数据、数字出版图书的阅读量、点击率，建立海外读者反馈平台，分析读者评论等手段，可以加强对海外阅读市场的了解，知晓海外读者的需求。只有了解市场需求和读者心理，才能使图书译介更有针对性。

其三，强化对图书译介活动的引导和规范。设立各种层次的奖项，鼓励市场反响好、有利于提高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图书的译介活动。通过出版协会、翻译协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的立项资助，引导海内外译者积极参与有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图书译介活动。同时，规范译介市场，研究出台对于网络翻译活动的法规制度，鼓励合法合规的译介活动，依法加大对于盗版、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持图书译介市场的健康和繁荣。

结语

从整体格局来看，目前我国文学图书“走出去”译介已经形成了政府政策平台驱动，专业人士精品开道，网文大军浩荡前行，三个层面齐头并进的立体格局。不过，各层面还需进一步发挥优势，补齐短板。对于政府层面来说，需进一步加大海外图书市场调研，提升读者意识，加强海外受众研究。第二个层面的专业译介活动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鼓励和支持，以扩大其规模，提高影响力。网文出海层面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推动发展，不断产出精品，打造优秀品牌，另一方面，还需要引导和规范，减少盗版行为，排除隐患，良性发展。通过构建多元译介主体，加强市场和读者研究，并强化引导规范译介活动，图书译介的三个层面就能够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必定能开创我国文学图书走出去译介的全新局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美国读者对中国人文社科图书的阅读和接受研究”（编号18BXW050）的阶段性成果， 受北京印刷学院科研创新团队项目（Ea201903）资助。

孙万军系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教授，国际出版专业负责人

「注释」

①如武艳芹：《文化“走出去”战略下外宣书刊翻译与传播》，《科技与出版》2018年第5期，第52-56页；谢天振：《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5日；宋建清，高友萍：《文化翻译与文化走出去》，《中国出版》2013年第18期，第7-10页。

②如汪宝荣：《中国文学译介传播模式社会学分析》，《上海翻译》2019年第2期，第1-6页；陈胜利：《中国特色词汇翻译策略对比研究——兼谈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第12-21页；包相玲：《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困境及策略》，《中国出版》2015年第16期，第40-42页；胡安江：《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研究—─以美国汉学家葛浩文为例》，《中国翻译》2010年第6期，第10-16+92页。

③如陈芳蓉：《类型文学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研究：以<三体>为例》，《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96-102页；吴攸，张玲：《中国文化“走出去”之翻译思考——以毕飞宇作品在英法世界的译介与接受为例》，《外国语文》2015年第4期，第78-82页；朱振武，杨世祥：《文化“走出去”语境下中国文学英译的误读与重构——以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英译为例》，《中国翻译》2015年第1期，第77-80页。

④范军、邹开元：《“十三五”时期我国出版走出去发展报告》，《中国出版》2020年第24期，第3-10页。

⑤Paper Republic：about us，纸托邦网站，https：//paper-republic.org/guanyu，2021年2月1日。

⑥同⑤。

⑦《2020网络文学出海发展白皮书发布》，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culture/ 2020-11/17/ c_1126750127.htm，2020年11月17日。

⑧上海艾瑞市場咨询有限公司：《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研究报告》，《艾瑞咨询系列研究报告》，2020年第8期，第42页。

⑨同⑧。

⑩同④。

11郑晔：《国家机构赞助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12鲍晓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英译作品美国译介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

13上海艾瑞市场咨询有限公司：《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版权保护研究报告》，《艾瑞咨询系列研究报告》，2020年第6期，第67页。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