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天鹏作为我国近现代著名报人、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一生钟爱新闻事业。他不但投身报界，积极参与办报活动，还跻身学界，热衷从事新闻学术研究，推动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国内对黄天鹏的研究，大多从他的新闻学术思想、“本位新闻学”终结者、新闻学教育思想等方面展开，而关于黄天鹏如何进行新闻史学的研究这方面成果很少。文章以其代表著作《中国新闻事业》为例，总结出几点黄天鹏的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理念：重视史料收集和整理、将办报经历与他的教学经历相结合、横纵向研究视角互为补充、按照时间顺序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这些新闻史学方面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参考性，值得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黄天鹏；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方法理念；《中国新闻事业》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03-0125-03

一、引言

“民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是指民国时期我国新闻学术界对新闻业发展历程及内在规律进行记载、思考及研究的活动[1]。这一时期对新闻史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也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2]。在这一时期的新闻史著作，自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起，有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汪英宾的《中国报刊的兴起》（1924）、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1930）等。据邓绍根教授统计，民国时期有关新闻传播史的书籍达164种。其中，中新史方面143种，外新史21种[3]。虽然这一数字的准确性有待商榷，但大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关于新闻史的研究确实处于成长期。

黄天鹏作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报刊活动家，被视为我国现代新闻学的开拓者和领头人。当前新闻学术史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开展对黄天鹏的研究，对中国新闻学术史研究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以黄天鹏的著作《中国新闻事业》为例，探析其对新闻史学的研究。

二、《中国新闻事业》内容简介

黄天鹏于1929年赴日，先后在新闻研究所与早稻田大学进修新闻学，《中国新闻事业》一书正是以他在东京新闻研究所的结业论文为基础补充修订而成，1930年9月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4]，是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后的又一部重要中国新闻史著作。

黄天鹏在序言中阐述了写这本书的三个原因：一是想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探讨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二是想以他十多年的办报经验来记叙新闻事业的现状，与读者共同促进新闻事业发展；三是想根据自己在海外的所见所得，指导中国新闻事业发展，让中国新闻事业不走弯路错路，重蹈覆辙。全书一共7个章节，320余页。

黄天鹏关于新闻史研究方面的书籍，共有16种，其中已出版的有数十种。黄天鹏关于新闻史研究方面的著作不少，选择其《中国新闻事业》一书作为代表进行研究，原因有三点。

一是《中国新闻事业》一书介绍了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步、变迁、勃兴、现状和展望，内容相比他的其他新闻史著作，更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很适合作为研究的材料。

二是《中国新闻事业》是继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中国新闻史著作，不仅详细阐述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全过程，还在书中附有关于中国新闻界现状的调查统计资料，为现代学者了解或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國新闻业的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三是黄天鹏的大部分著作更偏向于报人记者的人物故事或者传记，趣味性更强，而缺乏一定的严谨性和连贯性，所以不太适合用作研究的材料。

（一）阐释了新闻事业的定义与性质

黄天鹏参考报律和新闻纸的特质外观与作用，综合两者，将新闻事业定义为以报道新闻为主题，同时定期刊载评论和广告，面向所有民众的印刷物，“凡属此范围以内之业务，统称之为新闻事业”[4]。他总结了新闻事业的几大性质，首先是新闻事业之公共性，黄天鹏认为新闻报纸是人类公共之机关。随后在“新闻事业之教育性”一节中，又提出了新闻事业的教育性，而新闻事业的教育性体现在“吾人读国际消息，知世界之大势；读国内要闻，知政局之变迁；读商业专栏，知市场之贸易；读社会记事，知市井之琐事；读副刊小品，足以陶冶性情；读各种专刊，足以资修养”[4]。

（二）厘清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

这是全书的重点部分，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从古代的“口述新闻”至20世纪20年代末这一时期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及报馆现状。

黄天鹏认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始于民众在日常交流中口述的新闻信息，随后新闻由口述转为歌谣，并在书中列举了夏商周时期的一些古谣，如《日没返照谚》《帝纣时谚》等。

书中第二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介绍了采访与国风、纪事与春秋以及后来兴起的官报，黄天鹏认为这些都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源。

第三章标题为“新闻事业之变迁”，讲述了最开始由汉唐时期的邸报，到后来宋朝流行的小报、明清时期盛行的官报，再到近代《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西报的输入这一演变过程，并阐述了印刷术的发明为新闻事业发展之关键。

黄天鹏将清朝到民国这一时期定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勃兴时期。邸报发展至清朝，更名《京报》，书中介绍了京报的机构运行和作用，并简单介绍了京报的样子：京报封面以黄色纸为之，印以红字，报名底下，有黑圈之合成报房或其他报房字样。随后介绍了晚清时期外人在华办报，自马礼逊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起，外人在华办报便逐渐进入高潮，香港的《孑孑刺报》，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办的《申报》等等，这一时期外人在华办报奠定了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基础，此后王韬、梁启超等国人办报活动不断兴起。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兴盛起来。

最后是对中国新闻事业现状的总结。书中首先详细论述了我国的报馆组织系统、经营方针、设备、广告招徕与刊例、印刷机械、职工制度等等。其次谈论了当时我国通讯社的状况，以及我国新闻教育运动的开端和发展。最后总结了上海、北京、广州、南京、汉口、天津、辽宁七大城市报纸的状况、销量等等。

（三）表达了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展望

黄天鹏认为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已有一日千里的趋势，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较大的进步，并且引用了一些例子举证新闻界进步的现象。黄天鹏在书中提到美国、欧洲资本主义垄断新闻事业，操纵报业，统治经营，且这一形势已经蔓延到中国，中国资本主义已经侵入新闻业，可能对新闻业造成破坏，因此，报馆联合、通讯社联合、报业集团是未来的趋势。这些展望在如今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三、黄天鹏的新闻史研究方法和理念

（一）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黄天鹏继承了戈公振报业研究的优良传统，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其著作中史料丰富而翔实。《中国新闻事业》一书最后有个附录——《天庐逍遥阁新闻学藏书编目》，收录了新闻学著作和期刊近50种。除此之外，為了使后人更易展开新闻学研究，黄天鹏将登录于各刊物上的有关新闻学的论文一一收集起来，编辑出版了《新闻学演讲集》等总共六种新闻学论文集[5]。黄天鹏如此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不仅使《中国新闻事业》一书史料丰富翔实，还为以后的学者展开新闻史研究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

黄天鹏依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发展线索与研究框架，这样的研究体系和分期方式是较合理的。黄天鹏依据我国报纸进化的实际过程，将我国新闻事业划分为四个时期：起源时期、发展变迁时期、勃兴时期、新闻事业现状时期[6]。这种对新闻史研究的分期，从最先的按照技术发展方式进行划分到按时代环境和历史时期来划分，会更加完备，更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脉络。黄天鹏采用阶段划分法阐述了我国新闻事业从夏商周时期到民国的发展脉络，也为后来学者的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基础。

（三）横纵向研究视角互为补充

黄天鹏在新闻史研究视角上将横向视角与纵向视角互为补充，使其中国新闻史研究更具系统感。在《中国新闻事业》一书的第二、三、四、六章，作者以历史发展的纵向研究视角，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源、变迁、勃兴、继起、展望进行了论述，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发展线索与研究脉络。而在第五章“中国新闻之现状”中，黄天鹏讲述了报馆的组织与内容、通讯社的状况、我国的新闻教育运动以及新闻界的报业集团等等。这种以历史发展为脉络的纵向研究视角，结合将中国报业置于现实空间环境中的横向研究视角，使黄天鹏的新闻史研究体系更有系统感，也为后来的学者研究新闻史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框架。

（四）将史料与自身的独到见解融合

黄天鹏在书中将史料与自身的独到见解融合，摆脱了以往史学书籍文献堆砌的机械模式，基于史料的观点鲜明，令人耳目一新。

在《中国新闻事业》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谈及外人在华办报，作者虽承认外人在华办报“为我国奠初基，予我国以发展之际，筚路蓝缕之功，固大有可称者在也”[4]，但也不断强调英法美德等国在我国传教通商办报兼具政治意味。

在书中第六章第五节“新闻事业发展之正鹄”中，作者将新闻事业分为国有和公有两部分。国有即新闻事业为执政党所有，以苏联为例，新闻事业为苏联共产党所有。公有即新闻事业的公共性，即新闻事业是社会之公器，不应该由少部分人占有。因此新闻事业一方面要保持营业的独立，另一方面不应忘记其为社会公共之机关。此观点与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新闻事业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这一观点十分契合。类似基于史料的独特观点在书中比比皆是，这不仅展现出黄天鹏作为新闻学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批判性的思维，也改变了许多史学研究著作只会堆砌材料，毫无自己观点的机械模式。

（五）将办报经历与教学经历作为研究基础

正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其教学与研究结合的产物，黄天鹏的新闻史学研究也是建立在他数十年办报经历与教学经历的基础上的。在求学期间，黄天鹏就曾兼任报馆的通讯员，同时，他还在复旦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以及中国文化大学、沪江大学等新闻系科担任过新闻学教授。拥有业界和学界双重背景，让他对中国报业的了解更为详细和透彻，也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以及成就奠定了基础。因此其才会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有如此清晰的了解，并且在书的附录一章中，还列举了几乎全国各省市的报馆分布以及新闻界的近百年大事记。

四、黄天鹏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不足

（一）重要史料的收集存在疏漏

虽然黄天鹏非常重视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其书中史料丰富而翔实，但还是有重要内容的疏漏。如《中国新闻事业》一书第五章第七节介绍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虽然提及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但有关新闻学的刊物和专著，如我国第一本新闻学研究刊物《新闻周刊》、专著《新闻学》等都未提及。此外，还有一些较为重要的资料缺失，在此不再一一列出。

（二）新闻事业的重要发展阶段有所缺失

或许是政治因素和阶级立场的原因，黄天鹏在《中国新闻事业》一书中对五四运动时期的新闻事业并未提及。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三年后又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随后还有毛泽东在湖南主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等[7]，都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力量。五四运动时期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而黄天鹏在书中对此并未提及。

（三）学术观点并不全然正确

应当指出，黄天鹏在《中国新闻事业》一书中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是有待商榷的。

例如，在谈论新闻事业的定义时，他将新闻事业定义为报道新闻为主，刊载评论和广告为辅，定期刊发的面向公众的读物。而我们现在谈到新闻事业，所涉及的范围要广很多，不仅仅指报纸，还是各种新闻传播机构和信息传播活动的总称，书中的一些新闻学的观点有很强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五、结语

黄天鹏作为民国时期的新闻学者之一，有过丰富的阅历和学术建树，热衷于学术研究和编撰工作，对我国新闻业的发展影响深远。以其著作《中国新闻事业》为例，从当下的视角来审视和评析黄天鹏的新闻史研究，虽然其新闻史的研究方法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加上在某些方面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影响，有一些不足，但从总的方面看，其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理念具有很强的参考性，这些新闻史学方面的研究值得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倪延年.论民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进程及阶段特点[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36（5）：32-37.

[2] 倪延年.论民国时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叙述体系[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1）：121-131，163-164.

[3] 邓绍根.回顾与前瞻：新中国70年新闻传播史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2（5）：25-40.

[4] 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M].上海：上海联合书店，1930：4-5，8，41.

[5] 曹爱民.民国时期新闻人黄天鹏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6] 严锋.论戈公振及其《中国报学史》[J].新闻通讯，1990（11）：1-6.

[7] 张之华.五四运动时期新闻舆论作用评析[J].新闻研究资料，1989（4）：94-105.

作者简介 牛玥，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