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云

（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

拓跋鲜卑原无佛教信仰，信仰原始巫术。但在进入中原后，受到了河西和黄河以北的佛教文化影响。定都平城后，他们对佛教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播，同时开发了寺庙建设，平城一时掀起兴佛运动。当时拓跋鲜卑族不仅热衷礼佛、崇佛，而且积极参与佛教寺院建设和石窟的开发。道武帝时始建平城佛教寺院，佛教迅速蔓延各地。到太武帝时因佛教太过盛行，曾一度颁布了废佛令。文成帝时再次复兴佛教，这一阶段佛教出现了崇佛式发展，开凿石窟、建圣像、造佛寺，弘扬佛教教义和佛法理论，佛教发展呈现出繁荣景象，《水经注》称“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1]（卷13《㶟水》，P1149-1150）平城成为5世纪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

一、移民平城信徒对平城佛教发展的影响

北魏定都平城前后，在道武帝和太武帝统治时期，平城实行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移民中，有从事农业的劳动者，有从事技术的工匠，有佛教信仰的僧徒等，他们兼具不同的身份、文化背景。研究者认为，移民到平城的人口数量约有150万左右。北魏不断的迁徙，到文成帝执政时期，平城云集了大批佛教信徒群体。这些佛教信徒不仅是平城寺院建设的主体，同时也是平城佛教的主要传播者，他们主要来自佛教盛行的凉州、关中和河北地区。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六月，太武帝拓跋焘西征中灭了北凉，将北凉之地百姓、僧人以及能工巧匠都迁到平城。“太延中（435—439年），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2]（卷114《释老志》，P3032）据研究，这次北魏强行迁徙了姑臧城内的僧人工匠3000人，以及百姓3万户到平城，说明太延五年（439年）北魏灭北凉以后，拓跋鲜卑迁移了庞大的人口，3万户中还包括佛教僧人，其中有为数众多的修造石窟的凉州工匠，这批凉州平民、僧侣的东迁，遂使“沙门佛事皆俱东”，平城“象教弥增”，很快成为中国北方佛教中心。始光三年(426年)，北魏大举攻夏，克长安，兵临统万城，这次掳掠的僧人，据载，“世祖初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统万平，惠始到京都”，[2]（卷114《释老志》，P3033）掠万余家而回，其中的“白脚师”沙门惠始（昙始）从长安移居平城，他来到平城之后在平城八角寺大力传教。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废佛后，当时长安2000多家工匠被转移到平城，长安长期受弘法教化影响，为中原地区的佛教重镇，因此迁徙的人员中不可能排除佛教人员。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春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2]（卷2《太祖纪》，P32）在征服河北、山东的过程，北魏统治者又迁徙了大量有技术的工匠，充实京城。太延二年（436年）北燕被歼灭，迁徙河北人口到平城，具体北掳人数不清，但当时河北、山东等地，是主要的佛教势力和造像繁荣地区，仅后赵境内建造的寺院就达893所，弘法之鼎盛，莫与先矣。北燕人口被掳掠到平城，说明河北地区的佛教势力也传入平城，无疑补充和丰富了早期的平城佛教文化内容和基础，在平城新都建寺造佛活动的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移民对平城地区佛教发展产生的作用，使北魏佛教迅速兴起。北魏从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年）起，推行了长达50年的“徙民北魏首都平城”的活动，不仅解决了平城建国初期土地开发需要的劳动力问题，也使外来宗教、文化随着外来人口一起在北魏的京城扎根生长，北魏佛教迅速兴起。

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北部中国统一在北魏王朝之下，北魏成为强大的政权。平城成了各地僧尼趋之若鹜之地，以后西域人、粟特商胡和汉人不断的从河西、凉州地区来到平城，当地出家的僧尼也越来越多，他们四处奔走化缘传道，讲经译经或写经，大兴佛事活动，有力地推动北魏佛教事业发展。首先，僧侣人数上的聚集，迁到平城的佛教人数约有10多万，从凉州和长安迁到平城的佛教人数加起来明确计算的人数有5000多，还有凉州3万百姓中也有僧人，河北迁徙到平城的10多万民众中也包括佛教徒，同时从长安、西域还不断涌来僧人，北迁的南朝信仰僧徒和南下的北方游牧民族，齐集北魏平城，他们构成了平城僧人的群体集团，因此平城僧人数量上的聚集不在少数。其次，技术上的提供，凉州僧人和工匠的迁徙是结构型的集团，其中有技术工匠、建筑工人、高级僧侣，形成了石窟建设的群体支撑，尤其是著名高僧法果、惠始、师贤、昙曜、道进、僧超、法存等人的到来，对北魏佛教发展和云冈石窟的开凿起了直接推动作用。平城地区不仅聚集了大量凉州僧众，也是佛教发展、传播的主体之地。主持云冈石窟开凿的是北凉人昙曜，他对云冈石窟寺院、石窟选址及内容设计做出了总体规划，其所用能工巧匠基本是凉州僧徒，可以说云冈石窟开凿是凉州人直接对接下的佛教产物。从云冈石窟的建造来看，云冈石窟的洞窟造型、佛龛形式到佛教文化的雕刻题材内容，以至于每个造像的服饰设计都继承了凉州地区的文化特色，这些著名的高僧对平城的云冈石窟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云冈石窟造像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佛教雕刻形式。《魏书》云：“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凿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2]（卷114《释老志》，P3037）这就是“昙曜五窟”。（图 1）

图1 第20窟露天大佛

十六国时期凉州佛教兴盛，姑臧（今甘肃武威）是当时佛教最繁盛的中心，佛寺建设华丽壮观，佛经翻译和佛像建造成就非凡，精于造像艺术。“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2]（卷114《释老志》，P3032）因此云冈石窟造像形成了融汇性艺术，宿白教授认为，云冈第一期石窟造像样式，“是5世纪中期平城僧俗工匠在云冈创造出的新模式”，[3]（P122）且“融合东西各方面的技艺”，他的研究奠定了云冈学模式的基础。云冈石窟开凿融汇了凉州佛教文化的大量元素，同时长安、山东和河北六州、南朝等地的佛教文化也汇入平城，还有南亚地区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来到平城，给平城佛教发展增添了异域色彩。各地的佛教文化融于平城之地，其中影响北魏佛教发展最突出的，是由北印度通过中亚细亚地区传入中国的大乘佛教直接融入平城，北魏的佛教发展在人文、地理和思维模式上相互之间兼并融合，使北魏的佛教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和多元化的包容格局。云冈造像表现出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北魏平城佛教发展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平城寺院建设和寺院经济的形成

平城到北魏中期，佛教出现了大发展时期。在武州山先后开凿了鹿野苑石窟、青磁窑石窟、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等，武州山形成以云冈石窟为中心的大规模石窟寺群。云冈石窟位于武州川（今十里河）北岸，北魏时被民间传称为武州山石窟寺或代京灵岩寺。北魏时，武州山与山前的武州川，被尊为佛教圣地，北魏王朝在此山沟地形大兴土木，到处开山凿窟，雕像建寺，绵延30里。据唐代《广弘明集》中记载，“谷深三十里……石窟中七里极高峻，佛龛相连。余处时有断续，佛像数量孰测其计。”[4]（卷2）窟前建有木结构建筑，号“十寺”，又作“十名”。“十名”之说约起自辽代，到金代时“十名”仍存。皇统七年（1147年）曹衍撰《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明确写到“……西京大石窟寺者，后魏之所建也，凡有十名，一通示，二灵岩，三鲸崇，四镇国，五护国，六天宫，七崇教，八童子，九华严，十兜率……”清顺治胡文烨撰《云中郡志·建置志》云：“石窟十寺……内有元载所修石佛二十龛。壁立千仞，面面如来。总督佟于顺治八年率属捐赀，大为修葺。俾殿阁楼台、香积禅林金碧莹煌。岿然雁北一胜境也。”[5]（P149）

平城在京畿开窟的同时，在多地建寺立庙，关于平城地区寺庙建立情况，祁燕苹在研究平城地区的佛教认为，拓跋鲜卑在平城京畿修建的寺院数量大，目前能做出统计的为永宁寺、天宫寺、建明寺、皇舅寺、思远寺、报德寺、祗洹寺等，[6]（P7-11）其中孝文帝时期所建的寺院近半数，反映出孝文帝时期平城地区的寺院建造达到平城时代的最盛时期，印证了《魏书》的记载，“太和中，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2]（卷114《释老志》，P3039）这些寺庙有的在平城城内所建，有的在城外所建，平城畿内寺院建筑可以说蔚为壮观，代表了北方佛教文化的建筑艺术和佛教文化特点，这可以看出北魏王朝建都平城百年间（398—495年）佛教骤兴的盛况。

北魏在开窟建寺大力兴建佛教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寺院经济体系。北魏尊佛，是从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开始，他出于加强统治需要，提倡发展佛教。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下诏“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2]（卷114《释老志》，P3030）当时平城内外大兴土木，寺院有五级大寺、八角寺、耆阇崛山寺和须弥山殿等，这一时期平城佛教寺院建设进入一个转折时期。（图2）全国设立佛事管理机构监福曹，管理佛教事务，尊佛教为国教，封法果为道人统（最高的僧官），令他总摄沙门。每座寺院配建讲经堂、禅堂、沙门座等，皇帝给寺庙划拨土地，允许经营土地，免除僧众徭役和税赋权利，寺院享有财产占有权和法外之权，具备了不动产实体经济，佛教寺院经济发展开始合法化。

图2 第11窟南壁西侧左侧盝形、圆拱组合龛

明元帝时，佛教出现了膨胀式的发展，“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象”，[2](卷114《释老志》，P3030）北魏继续兴建寺院，还享有了与政治管理结合的权利，因此佛教具有了“巡民教化，安抚一方”的任务，寺庙经济出现了教化民间的作用，可知此时的佛教发展逐渐僧俗化，所以佛教寺院有了出家为僧的群体，出现不剃度出家的，尤其是给僧人封官，授予僧人享有爵位的权利，不少僧人获得了待遇，他们和朝中官员一样拥有地位，享有国家政权给与的政治、经济待遇，高僧法果最为典型，他被北魏政府授予辅国宜城子、忠信侯，一直到加封安城公之号,[2]（卷114《释老志》，P3030）这是以前政权对佛教少有的一种态度，寺院发展民间化。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佛教再次兴盛，这时北魏佛教发展的特征，广建佛寺、开凿石窟、翻译佛经，佛教徒数倍涌现，属于佛教在平城壮大和兴盛阶段，尤其是云冈石窟的大规模营造，《魏书·释老志》详细记载了文成帝即位后的佛教活动盛况。文成帝下令诸郡县，凡是人口聚居的地方都可以建立寺院，任其消耗资财，不加限制；居民中有愿出家为沙门者，不问老少都听其出家。这样，在文成帝后，寺院出现新的变化。

1.寺院拥有了依附人口和固定的经济收入。在佛教传入平城后，佛教信仰群体越来越广泛，特别在武州山等石窟寺群的开凿后，不断聚集大批的僧侣，于是出现了普建寺庙和普度众僧的情况。为了解决僧人的粮食紧张问题和寺院用工问题，沙门统昙曜报奏皇帝：“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2]（卷114《释老志》，P3037）僧祇户，乃依附于寺院的人户；僧祇粟，即供养僧众的粟米。佛图户，即寺院专为佛寺僧众提供杂役的奴婢，称为寺户，同西域佛寺中的净人处于同样地位。佛图户与僧祇户、粟的设立，保障了北魏寺院的佛事之需，但这样一来，寺院掌握了经济权和奴役下层权，一些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依附在寺院经济之下，成为受寺院奴役的“僧祇户”，僧人和农民之间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是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与独立的标志。

2.形成了完备的佛教管理机构。中国的僧官制度是在佛教兴盛、寺院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道武帝时在中央设立最高佛教行政机构，称监福曹（昭玄曹），管理平城的佛教寺院和僧侣事务，掌管全国佛教，长官为道人统，拥有最高权力。道人统是北魏僧官最早的名称。文成帝和平初年（460年），将道人统改称沙门统，这时云冈石窟开凿，平城僧侣增多，又设沙门副都统都维那，掌管全国僧籍、文书和戒律，负责支配各地收上来的“僧祇税”，在州镇、郡、县各设置机构，各州镇都设有州统、州维那，在《魏书·释老志》几处提到了州统、州维那。《金石萃编》收录的《敬史郡碑》刻有若干僧官。在孝文帝时佛教大师昙曜被任命为沙门统，僧官的办事衙署改称昭宣寺，统管天下寺僧的具体事务，它的组织结构基本属于一个独立的机构，是与光禄寺、卫尉寺这些机构并列的衙署，直接承命于皇帝，不归属于当时任何官衙，最高僧官沙门统由皇帝任命，而下级僧官的选拔之权全在昭宣寺。他们是佛教和僧侣地主的代言人或代表，此时佛教既有宗教性质，又兼有政治管理、经济经营的性质。

北魏时各个寺院已经开始独立经营土地及其它营利项目，形成一股很强的实力经济，寺院经济也随之产生，改变了东汉以来由国家出资维持僧人生活和传教的形式。

三、平城佛教寺院经济特点

寺院经济的提出，大约在1935年至1936年间，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经济史研究室提出的“寺院经济”术语。陶希圣著的《唐代寺院经济》是国内较早研究寺院经济的著作，其寺院经济主要研究范围集中在寺院田地、商店、人口、像设等富力与人力的数量。[7]（P1）谢和耐先生在《中国宗教法总述》中也指出，“以寺院为单位的佛教组织在5世纪以来的发展中，积累起大量的财富。主要表现为：对人力、造币金属和不动产的占有和免税特权的拥有。对人力资源的占有包括职业僧侣和侍奉他们的奴婢。”因此寺院经济既有佛教文化的特殊性，也有世俗地主的普遍性，自成经济体系。而北魏平城在5世纪左右，寺院经济结构也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一）平城寺院经济产业雄厚

从北魏定都平城开始，平城地区的土地发展就出现了多种大土地占有的势力群体，皇族和鲜卑贵族占有、士族地主占有、豪强占有、僧官和僧侣地主占有，他们在北魏政权建立后，成为北魏土地财产的主要拥有者。而平城寺院从道武帝开始后，一直是北魏政权建设的主要经营对象，又得到北魏皇家的支持，因此，首都平城地区的佛寺数量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土地拥有量非常大，帝王将大量的土地赐给寺院，这种施舍活动风靡全国，上自王族豪贵，下达平民百姓都纷纷向寺院施舍土地。当时寺院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拥有土地园林，并独立自主经营。平城是皇家的政治中心，寺院土地的很大部分来自皇帝的赐予，如孝文帝时，为祖母文明太后兴建报德寺，原来是皇帝田猎场地，由鹰师曹掌管，但报德寺建好后，罢去鹰师曹，数量庞大的土地，全部归报德寺所有，包括这里的园林。孝文帝时“兴造大中兴寺，置中兴寺庄，稻田百顷并以给之。”[8](卷5)寺院不仅拥有皇帝赐予和贵族官僚施舍的田宅，还兼并农民的土地。北魏寺院拥有的土地在均田令颁布前就有，均田制的实行，对寺院的土地没有触动，所以后来寺院继续扩大，僧侣地主以扩充佛寺和行佛事为名，经常蚕食民居田产。《魏书》记载了一条北魏迁都洛阳后的内容，神龟元年（518年）任城王澄上奏说：仅京城地区，“自迁都以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之一”。而且“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2]（卷114《释老志》，P3045）我们从“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一句看出，由于天下寺院侵民土地由来已久，所以各地寺院蚕食民居很普遍了。

寺院积累的财富，较有价值的是铜和黄金。平城寺院造像大都使用黄铜和黄金，据《魏书》载，“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十五万斤”；[2]（卷114《释老志》，P3036）而献文帝时已建的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3]（卷114《释老志》，P3037）赤金为红铜。黄金的主要来源：掠夺；西域诸国和少数民族政权朝贡；北魏也开采金矿和银矿，位于汉中。尤其是铜矿较多，含铜量也较高。[9](P10)此外，平城寺院建造华丽，《水经注》对祗洹舍寺庙载:“东郭外，太和中，阉人宕昌公钳耳庆时立祗洹舍于东皋。椽瓦梁栋，台壁棂陛，尊容圣像，及床坐轩帐，悉青石也。图制可观，所恨唯列壁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祗洹碑》，碑题大篆，非佳耳。”[1]（卷13《㶟水》，P1149）平城寺院建筑雕梁画栋和拥有大量的铜铸佛像，可以看出当初北魏平城铸造佛像规模大，耗费多，这成为北魏平城寺院的又一大笔财产，体现了平城寺院的经济实力雄厚。

（二）平城寺院阶级结构

北魏前期大多数统治者好佛，由此寺院大兴，并形成一种特殊的寺院经济。各个寺院有上座，寺主，为一寺之长，负责主管和掌握寺院。韩国磐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时寺院地主阶级的形成和发展》[10]一文中认为寺院里主管应该还有维那、讲主、禅师、法师等高僧大德，他们构成了佛教内的统治阶层，是寺院中的上层僧侣，也就是寺院地主。他们掌管着寺院的财产，成为寺院的实际拥有者，他们受寺院的僧众、依附民、奴隶的服务和供养，低级僧徒和寺院附户、奴婢等劳动人手处于压迫剥削程度，僧侣们过起了不劳而获的生活。随着寺院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僧侣地主阶层产生，寺主之下还有都维那、典录、典坐、香火、门师等神职人员，他们都属于寺院的上层，与寺主一起构成了寺院地主阶层，对寺院的经济进行管理。平城寺院被剥削和奴役的群体，其中数量较大的群体是僧祇户、佛图户，僧祇户与佛图户是北魏寺院经济结构组成的重要部分，他们是在寺院田地劳动和受剥削的众多底层僧人，个别不一定耕种寺院土地，但依附于佛教寺院（图3）。

图3 2010年北魏佛教寺院遗址中的塔基遗迹

僧祇户来源：其一，大多由平齐户和平凉户转变而来。平齐户指的是平定齐郡民户,亦称“平齐民”。在皇兴元年(467年),北魏发动了进攻刘宋的战争,先后攻克宋的无盐(今山东东平以东)、肥城(今山东济州平阴县东南)等地,转而又攻宋历城(今山东历城)。很快在次年初,攻破历城,守将崔道固降魏。接着,宋之邹城(今山东邹平东北)守将刘休宾亦降魏。崔道固、刘休宾及其僚属被送往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皇兴三年（469年）,北魏将俘虏的青、齐两地之民徙于平城附近,并且在平城西北新城设立平齐郡，以崔道固为太守,下治怀宁和归安两个县，邹地之民归属怀宁县、历城之地民划为归安县。同时沙门统昙曜于承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民,不限道俗,皆以拯施。”[2]（卷114《释老志》，P3042）这些“平齐户”、“平凉户”是平城僧祇户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有的没有剃度，不出家为僧，但为寺院的依附农民，僧祇户的义务需承担向僧曹每年缴纳六十斛粟的义务。文成帝时，沙门统昙曜上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2](卷114《释老志》，P3037)昙曜奏议获准，州镇僧曹普遍拥有僧祇户和僧祇粟，献文帝时国家承认寺院占有僧祇附户的合法性，这些规定赋予寺院进一步盘剥农民的权利，加速了寺院经济结构的发展。其二，北魏平城寺院还存在投奔寺院的佃户，一些农民因逃避租税或躲避战乱寻求庇护投靠寺院,慢慢地沦为寺院的佃户，“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2]（卷114《释老志》，P3048）高门大族“施舍”寺院，将某些地区的租税划归寺院,这些地区的农民也就成了寺院的佃户。僧祇户由寺院的僧官机构僧曹管理，即北魏沙门统，州郡都维那、沙门曹管理，但寺院僧侣有监督使用权，享用租税的待遇，实际就是寺院享有了收获本应归属国家的部分租赋的权力，僧祇户一般不服杂役。

寺院中身份更低人口为“佛图户”，延兴前后，沙门统昙曜奏“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2]（卷114《释老志》，P3037）皇帝获准其奏议，佛图户又称“寺户”，属寺院直接管辖。他们除为寺院服洒扫杂役之外,还须营田输谷。佛图户身份比僧祇户更为低贱，处境也更为艰难，被编入各州镇寺院。相当于寺院的奴隶，只不过是由官方的奴隶变成佛寺的奴隶。寺户在隋唐时期也称“净人”，唐中叶以后,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仍然存在。李亚农先生认为，“所谓佛图户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隶属佛寺的农民；所谓僧祇户就是在佛寺的荫庇下，可以避租税的普通农民。”[11]（P379）

（三）平城寺院中社会救济作用

从东汉兴起的中国佛教文化，它的宗教教义特点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因此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寺院作为佛教信仰的传播之地，往往兼具社会福利机关作用，从事社会救济事业。从北魏设立的僧祇粟来看，最初就是为了在歉收年月贷给贫民以济饥年。当时昙曜在所奏提到“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至于俭岁，赈给饥民”，[2]（卷114《释老志》，P3037）这时僧祇粟设立目的，有救济社会的功能。北魏尚书令高肇上奏也有这样记载，“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2]（卷114《释老志》，P3042）以僧俗同作为社会救济对象，佛教寺院这种布施举措扩大了社会影响。到了北魏末年，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诏旨：“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施给：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2]（卷114《释老志》，P3041）已经成为北魏灾荒年进行社会救助的主要指望了。僧祗粟实际发挥的作用类似于汉之“常平仓”。当时的北方出现了灾荒严重局面，延兴三年（473年），“魏州镇十一水旱，相州民饿死者两千八百余人。”[12]（卷133《宋纪》15，P4176）太和十一年（487年），“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馁死者多。”[12]（卷136《齐纪》2，P4276）当时北魏在春夏之交出现大旱，代郡地区尤其严重，又加上牛瘟流行，有很多老百姓因饥饿而死去。故有人提出以积粟备荒作为“安民之术”。齐州刺史韩麒麟上表曰:“……可减绢布，增益谷租；年丰多积，岁俭出赈。所谓私民之谷，寄积于官，官有宿积，则民无荒年矣。”[12]（卷136《齐纪》2，P4277）因此这种做法有利于帮助北魏政府在荒年时度过艰难，缓和矛盾，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种较有作用的“安民之术”。迁到洛阳后，僧祇粟逐渐演变为高利贷的资本。

总之，5世纪平城为北方佛教文化兴盛之地，平城佛教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期，僧官制度逐渐成熟完备，阶级关系结构具备，平城佛教经济形成结构性体系，是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与独立的标志。因此平城地区云冈石窟开凿和平城佛教经济结构的形成，构建了5世纪的平城佛教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