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啸，高振华，乔 弘

（1.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北京 100044；2.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山西 大同 037009；3.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 太原 030001；4.山西大同大学云冈文化生态研究院，山西 大同 037009）

陉北即古代句注山北侧区域，亦有“山后”、“雁北”之称，地名皆用今雁门关所处山区隘口做为地理参照。明代因长城体系完备，建立在自然地理基础上的陉北空间概念便相对明晰，即“明代所修雁门关及关隘所在的内长城以北，外长城以南的山西境内的广大地区”。[1](P1)陉北地理可划分为三大板块，即以东西横贯全境的桑干河（㶟水）为界，西北、东南皆为山地，总体形成“川”字形的地貌特征。“胡焕庸线”在陉北穿过，黄土高原之上的桑干河川与山区丘陵是农耕与游牧经济混合存在的环境载体。陉北地处晋、冀、内蒙古三省（自治区）交界之处，今由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市所分辖。“（大同）府东连上谷（宣化）、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2](P2055)朔州则地居“恒岳之西，雁塞之北，国有大事，或祀与戎，乘舆时一驻跸也”。[3](P36)陉北处于我国古代部族政权交融的前沿，“表里山河”的复杂破碎地理促成了众多隘口与古道。因其长期处于中国古代部族政权交界之处，这些隘口往往成为军事要塞与商贸互市之处。历史上不同的部族政权不断经营与重组陉北聚落，而区域内的中心聚落又将周围关隘与古道联系在一起，组成固定的防务、人员与物资网络，进而形成相对稳定的政治地理格局形态。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各部族角逐于陉北，其政区地理形态重组频繁，是此区域历史政区变迁与形态特征的集中体现。

一、魏晋南北朝陉北政区变迁

（一）东汉曹魏：北进南退

东汉末期中原内乱，对于山西北部地区控制逐步减弱直至瓦解，中原政权农耕人口逐步向陉南迁移，游牧部族逐步南进从而经营陉北。随着北方游牧部族内迁，中原政权在陉北所设并州北界南退、幽州西界东移。在东汉初，“卢芳之乱”对陉北聚落劫掠破坏。“（东）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已西，尽云中、雁门、西河之间遂空”，[4](P395)地居北部边塞的匈奴、乌桓、鲜卑等游牧部族南进。东汉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平定代地，并将“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5]（卷1《武帝记》，P45）《元和郡县图志》载：“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云中、雁门、西河遂空。曹公鸠集荒散，又立平城县，属新兴郡。晋又改属雁门，晋乱，刘琨表封猗卢为代王，都平城。后魏道武帝又于此建都……”[4]（P409）知此时平城应同在复立之中，且曹操所立平城县仍在秦汉平城旧址之上。可到五年后曹魏黄初元年（220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并弃之，至晋因而不改”。[6]（卷14《地理志上》，P428）根据孙靖国在《桑干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7]（P89）论述中引《三国志·牵招传》所载太和二年（228年）已有“故平城”一词，可知“平城县”在此时就有新、故之别，推测说明原秦汉平城亦有侨置。西晋永嘉四年（310年）并州刺史刘琨求援拓跋猗卢共同抵抗匈奴、羯，其“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8](卷1《序纪》，P7)之后拓跋猗卢居功将其部族迁于句注陉北之地有10万户，并在陉北休城建城经略此域。拓跋猗卢六年（313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穆皇）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㶟水之阳黄花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脩镇之，统领南部。”[8](卷1《序纪》，P8)西晋放弃了对陉北的控制，迁“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8]（卷1《序纪》，P7）而据《晋书·地理志》载并州雁门郡辖“广武、崞、汪陶、平城、葰人、繁畤、原平、马邑”，[6](卷14《地理志上》，P429)书中“平城”应是陉南平城，即可能是曹魏所侨置的新平城。据《山西省历史地图集》论“汪陶”[9](P28-29)在山阴城附近。图集引据《水经·㶟水注》：“桑干枝水又东流……俗谓之南池，池北汪陶县之故城南”；[10](P1133)《大清一统志》大同府：“汪陶故城，在山阴县东,汉置晋永嘉后废。”[11]（P692）所以汪陶城仍在陉北与㶟水北岸，同时说明晋之雁门郡地跨句注山南北，但可能并未控制㶟水以北的秦汉平城故址，其与拓跋鲜卑对峙，推测应在于㶟水附近。但到西晋末期，陉北㶟南的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迁至陉南，西晋北部界由㶟水退至句注山一线，至此陉北被代所控制。与陉北南界胶着态势不同的是，其东部一直较为稳定，为幽州代郡所管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北魏平城建都。

（二）代与十六国：南北拉锯

进入十六国时期，游牧与农耕政权势力消长变化较快，㶟水与陉岭之间成为南北互相拉锯的空间地带，是拥有㶟水河川的陉北政权南进中原的跳板，同样也是陉南政权北守的战略屏障。

汉赵(304—329年)所设并州于句注山、夏屋山以南，陉北则为代国所控，“胡刘（渊）盛时，其地东不过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晋。”[2](P1955)汉赵仅有幽州代郡之平舒（今广灵）处于陉北东部地区。随着雁门郡废，形成代国与汉赵幽州分辖陉北地区的情况，东部为幽州，中西部属代国。后赵并州所辖地陉北地域见《十六国疆域志》载并州雁门郡领广武、崞、汪陶、平城、葰人、繁畤、原平、马邑；幽州代郡仍领平舒（广灵），即后赵一定程度恢复了西晋末年的陉北政区。此时期拓跋鲜卑依然控制㶟水以北，西晋所出现的幽并东西分辖陉北的政区形态直至前燕(337—370年)依然保持，直到前秦（351—394年）复占陉北。苻坚扩大对外影响，其命“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6](卷113《苻坚载记上》，P2903)平凉州后，苻坚命苻洛率军攻代，拓跋什翼犍战败，代地退至阴山。平城（大同）重归前秦所辖，标志陉北整体再次纳入陉南中原政权，政区形态由幽州代郡与并州雁门郡东西分辖。进入北魏（386—534年）与西燕（384—394年）、后燕（384— 407年）对峙期，拓跋鲜卑逐步恢复，再次取得了对陉北的控制。北魏皇始元年（396年）九月，“大举讨慕容宝，帝（拓跋珪）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8](卷2《太祖纪》，P27)并州大部分皆归北魏，结束南北政权对于陉北的拉锯与争夺。

（三）北魏司州：集聚一体

北魏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迁都平城（今大同），改元天兴，并置司州、代尹，治代都平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8](卷2《太祖纪》，P33)划定京畿范围：“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8]（卷110《食货志》，P2850）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司州改恒州，领郡八、县十四：代郡领平城、太平、武周、永固；善无郡领善无、沃阳；梁城郡领参合、裋鸿；繁畤郡领崞山、繁畤；高柳郡领安阳、高柳；北灵丘郡领灵丘、莎泉；内附郡；灵丘郡。平城由一座边塞军城跃升为都城与州郡治所，原自秦汉以来陉北聚落行政管理在空间上尽为一体，并因人口的迁移与集聚，陉北聚落密度增加。随着陉北聚落行政集聚一体，区域内的东、西部不再隶属于幽、并两州，陉北桑干河川地出现的中心聚落，影响了自秦汉以来善无（今右玉）与代城（今蔚县）为中心的幽、并东西分辖的政区形态，原处于幽、并两州界边缘的平城聚落成为区域内的行政中心，形成了由平城为支点，以㶟水平川为经济腹地，东西防御依靠太行山与吕梁山，南北防御靠句注山、阴山山脉的政区范围。

（四）北齐北周：重心南移

《魏书》载：“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而北，尽为丘墟”，[8](卷106上《地形志上》，P2455)孝昌二年（526年）六镇之变,平城陷废。平城中心聚落地位消失，陉北聚落开始重组。因北魏经营桑干河流域，聚落与人口有一定基础，平城“孝昌中陷”，陉北在北朝后期出现了“重心南移”的政区格局。东魏陉北情况与北魏相似，北齐文宣帝期间与北部游牧部族对峙，在晋阳以北进行多次争夺，逐步对陉北取得了控制，在此设置北恒州、北朔州与北蔚州，出现多点中心与重心南移发展的状况。

北齐逐步重新控制陉北,“（天保）三年（552年）春正月丙申，（文宣）帝亲讨库莫奚于代郡，大破之……”；[12](卷4《文宣帝纪》，P56)“（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壬午，（文宣）帝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讨契丹”；[12](卷4《文宣帝纪》，P57）”天保五年（554年）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黄花堆，虏骑走”。[12](卷4《文宣帝纪》，P58)为巩固北齐北界，天保六年（555年），“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12](卷4《文宣帝纪》，P61)据《北齐地理志》：“北齐于天保七年（556年）置恒安镇，徙三千户以实北边，同年又废镇置恒州”。[13](P179)北恒州治恒安镇，领四郡：安远郡、临塞郡、威远郡、临阳郡，郡所属县未有记载，且郡名也与北魏以前皆不相同，推测可能与平城地区长期战乱，原聚落大量衰落甚至消失有关；陉北东部太行山区是北蔚州所辖，其治所于灵丘郡。灵丘郡辖二县：灵丘县与莎泉县。莎泉据《山西省历史地图集》标注位于灵丘县西北，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四月，“世祖（拓跋焘）诏黎领兵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8](卷4上《世祖纪上》，P87)莎泉是平城东南穿太行山区至今河北蔚县的交通节点。北朔州据《北齐地理志》：“北朔州，治马邑城。后魏置朔州，孝昌后侨置并州界；北齐又于新平城置北朔州，后移治马邑城”，[13](P180)“北朔州领广安、太平、长宁、广宁、繁畤等郡”。[13](P181)单从郡及属县的数量来说，可推断朔州较恒州聚落可能较多，人口相对较稠密，这种朔、恒的聚落人口对比持续影响到了北周，陉北中心聚落南移。

北周时期，中原政权对陉北控制逐步向句注山北侧靠拢，逐步减少对平城地区影响与经营。北周在陉北设置北朔州及蔚州。北朔州：“北齐文宣帝天保六年，置北朔州于新平城，八年，仍移于马邑城”，[14](P885)其领广安、长宁两郡，领招远、神武、岢岚、蔚汾、长宁、云中六县。六县之中除云中（今大同）外，其余五县分布于今朔城区南及忻州西北地区，原北齐所设北恒州废。蔚州与北齐同，仍在陉北东部山区设蔚州，治灵丘城，陉北北部聚落衰落情况一直延续至隋唐。

二、魏晋南北朝陉北政区形态类型

陉北是一个农耕和畜牧经济并存的地理单元，游牧与农耕部族政权之间此消彼长的博弈融合中不断撕裂与重组本区域，所以会形成不同的政治地理形态。魏晋南北朝时期陉北政区形态变化是此区域政区格局古代历史形态的缩影，其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两分”、“三分”与“集聚”，同时陉北其他历史，阶段政区形态也大致可依此分类。

（一）两分

魏晋南北朝陉北在汉赵与代对峙、前秦时期政区形态形成东西“两分”的状况（图1-2、图1-5），其中，前秦在陉北是幽、并东西两分。“两分”即两郡分辖是指陉北政治地理是由中原政权设立的郡（刺史部、州）级管理呈东西分辖。“两分”形态在陉北从先秦持续至东汉魏晋北朝，后在隋、清两代又复现，可以说东西分辖的两郡（刺史部、州）是陉北地区政治地理格局的基础状态。先秦时陉北地区是游牧部族与战国赵的争夺之地，赵国“踰句注，过代谷，略灭林胡、楼烦”，[15](P95)随后“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16](卷110《匈奴传》,P2885)由此晋、冀北部、内蒙古大青山以南等地尽归赵国。陉北属雁门、代郡所分辖，秦、西汉承袭不变。西汉雁门郡治善无（今右玉）、代郡治代县（今蔚县）。善无处于武州川西端，代县位于桑干河下游，皆是军事交通要塞。东汉将定襄郡范围东扩，治所移至善无，雁门郡改治阴馆（今朔城区东），代郡移治高柳（今阳高）。同时此域并州与幽州刺史部在陉北东西分界，定襄、雁门属并州，代郡属幽州。自战国至两汉以来虽然地方最高行政区划由郡、国已发展到了刺史部（州）级，但陉北中部平川地区仍做为分界的情况是不变的。两郡北界皆延伸至今内蒙古中南部，南界置于恒山山脉一线。雁门郡西界与代郡东界各领今内蒙古、河北两省（自治区）一部分地区。隋代因平城在北魏末期六镇之乱后遭破坏，秦汉以来的马邑（今朔城区）成为新的中心聚落，《隋书·地理志》载马邑郡治鄯阳（今朔城区），辖神武、云内（大同）、开阳四县。清代大同城因姜瓖之变城废，直到顺治九年（1665年）将大同府、县的治所复归大同。雍正三年（1725年）置朔平府，治右玉，即秦汉时期善无附近，区域政区形态复现东西两府（郡）分辖。

图1 魏晋南北朝时期陉北政区变迁示意图①图1内示意图由作者改绘自山西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山西省历史地图集》，地图出版社,2000年。

（二）三分

魏晋南北朝时期陉北主要的政区状态处于“三分”（图 1-1/3/4/7/8）。“三分”政区形态有两类：第一类，陉北政治地理格局呈现出两个部族政权三分陉北的格局状态，是“二分”政治格局形态的延续，也是北朝时期“集聚”格局最终出现的主要驱动。“三分”状态的出现主要推动因素是鲜卑部族进入陉北西北与㶟水平川，陉北东部太行山脉与㶟水南岸受中原政权所管辖。而自秦汉以来，幽并东西分辖的政区板块在陉北㶟水平川被鲜卑部族挤压空间之后，仍是保留此形态。第二类，陉北政治格局由一个部族政权三分州县的格局状态，是“集聚”格局形态的影响结果，是平城做为中心聚落地位下降与㶟水南岸聚落如马邑城历史行政地位提升发展的结果。北齐至隋唐的陉北地跨三州，云、朔两州辖陉北西部，蔚州辖陉北东部。此形态是在武德六年（623年）有短暂形成，但永淳元年（682年）云州城废，陉北长期实质处于两分形态。唐代在承袭隋代两分陉北的基础之上，随着云中（大同）聚落的恢复发展，逐步形成三分状态，此后三分状态被“集聚”的格局形态所取代。②元代陉北地区由大同路、兴和路、上都路分辖，但大同路辖陉北绝大部分，故将其纳入“集聚”的政治地理格局类型之中。

（三）集聚

“集聚”是指陉北全域形成一体的政治地理格局，该格局的中心聚落同处于陉北地区之中。“集聚”是“三分”政治格局的延伸，是伴随北方游牧部族南进陉北所逐步完成的。北魏平城的都城地位与京畿设立，标志着“集聚”形态的形成（图1-6），这种形态在辽金元明有一定的继续发展。辽金元明是陉北聚落与人口持续约470年的重要发展期。辽重熙十三年（1048年）承接北魏时期中心聚落的历史惯性，升云州为西京大同府。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宗翰攻占大同府，仍以大同为西京，改西京道为西京路。元太祖十二年（1217年）“乃建行省于云、燕，以图中原”，[17](卷119《木华黎传》,P2932)于是元代继续保留大同府较高的行政地位。中书省大同路辖区已拓展至内蒙古中南部，在行政管理方面延续加强自辽金以来的两地联系。入明后，因北部边防压力繁巨，设大同镇。“隆庆和议”（1570—1571年）后，此域又是重要边贸互市之地。因军事与实边的需要，大量的卫、所、堡等军事单位设置于大同镇内，成为了现今雁北（陉北）众多乡镇级聚落的发展基础。“集聚”的形态出现与在陉北㶟水平川地出现中心聚落有关。

三、陉北政区地理形态规律

纵观古代陉北政治地理变迁，其实质是中国北方游牧部族不断整合陉北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集中体现。根据历代地理志、《中国历史地图集》[18]与《山西省历史地图集》[9]的研读总结陉北政区地理有以下几个特征：（1）东缘外向：即陉北历史政区东部常延伸到冀西北或在持续更长的时间中是由幽州刺史部、代郡管辖陉北东部，省界以太行山西麓划定；（2）北缘开放：即陉北政区北界常延伸至今内蒙古中南部。例如北魏平城司州北界延伸至内蒙古中南部，北魏“六镇”之地。又例如清代内蒙古绥远地区由山西省所辖，其中大同府与朔平府则各分管一部分，这对于清代中后期“走西口”的人口移动是有直接影响的；（3）句注陉线：即各朝陉北历史政区南界都稳定在陉北南部的恒山山脉一线。魏晋南北朝时，陉北北部由游牧部族生产生活，中原王朝为保证北方防务，则依托恒山将治所移至陉南，其目的也在于保证依托恒山山脉的勾注陉传统防线的安全，所以历史上恒山山脉形成了传统地理分界；（4）中部分界：即雁北地区桑干河川常为刺史部、州郡分界之地。如陉北在东西两分的状态下，界线常在太行山西麓桑干河川之上；例如魏晋南北朝时，南北政权部族常以陉北中部流经的桑干河为界。桑干河北岸为拓跋（代）的活动范围，桑干河南是中原政权，构成聚落南北两分的态势。历史上从东西分郡再到南北对峙反映雁北长期处于各方势力角逐之中，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一直在这里发生。陉北政治地理格局变迁，在动态中保有自身的规律特点，其本质上是受自然交通地理与中心聚落所影响形成的。交通地理是中心聚落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中心聚落又是影响交通地理历史功能的主导因素。

四、陉北政区地理与中心聚落

前文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陉北政区格局形态，亦前后回顾了陉北魏晋以前与隋唐以降的政区格局，可知此区域的中心聚落是影响陉北政治格局的主要变因。中心聚落是指“规模、职能上高于一般居民聚落的大型聚落，包括有一定权力机构治所的集镇及城市。”[19]本文所探讨的中心聚落特指省（刺史部、州）级治所及都城聚落。战国赵始置雁门、代郡，秦西汉因之，以善无、代县为治所。早期陉北中心聚落军事地位显著，控制着内蒙古入晋入冀的通道，分别置于吕梁与太行山脉之中。由于中心聚落分布于陉北地理东西，所以陉北早期政治格局呈现东、西分辖状态，两郡各自管辖东西山区并以中部㶟水河川为郡界。东汉善无为定襄郡治，雁门郡改治陉北南部桑干河川上的阴馆，其位于马邑（朔城区）东，句注陉口北面。代郡移治高柳，西汉两郡界改为两刺史部界，东汉中心聚落在陉北东西端的分布在继续强化区域二分状态。进入曹魏西晋时期，陉北北部成为游牧部族的生产生活地，曹魏西晋并、幽两州北界南退至㶟水以南，并州雁门郡治所是恒山以南的广武（今代县）。中心聚落的不断南迁是南北部族政权势力范围此消彼长的结果，客观上陉北北部由于游牧部族的生产生活，渐渐“消退”了北部东西分辖的传统政权边界的“烙印”，随着拓跋部族逐步占据陉北，迁都平城之后完成了整合，并实现了行政管理的空间地域一体。平城地处㶟水平川之上，地形平坦农业基础好，西靠洪涛山，东面桑干河川，扼守陉北正北，与陉北各关隘拥有较为平均的通达度。北魏建都大同使其从军事县级城一跃成为都城，二分与三分陉北的状态暂时结束并首次形成陉北行政一体（司州）的情况。随着六镇之乱平城城废，失去了陉北中心聚落的位置。至隋代陉北重回两分状态，雁门郡治鄯阳（今朔城区）形成陉北中心聚落，其地靠西南位于㶟水平川上游；唐代前期在陉北置朔州（治鄯阳）、蔚州（治灵丘）两分陉北，后陉北人口缓慢恢复，于开元二十年（732年）复置云州治云中（大同）。云中、鄯阳、灵丘三处中心聚落形成近似等距三角形将陉北三分。辽代与北宋对峙于幽云十六州，陉北占有云、朔、寰、应四州，成为辽代重要农垦、军事与文化区。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云州升格为西京大同府并管理陉北，元明中心聚落格局承袭不变。明末清初大同因姜瓖之变遭城废，区域中心聚落地位减弱，清雍正三年（1725年）设朔平府治右玉，陉北重回东西分辖的情况。

综上所述，陉北因处于游牧与农耕文明交界之处，所以早期中心聚落的形成与军事功能极为相关，秦汉早期中心聚落善无与代县地处陉北地理边缘，客观形成了东西二郡分辖的状态，而中部桑干河川做为郡、刺史部界可推测此地在北魏前期农业并未得到有力的开发。进入曹魏时期，陉北在游牧部族的南进中逐步打破两分的状态，形成三分陉北的政治空间形态。北魏定都平城改变了陉北中心聚落的空间分布，陉北也由边郡转变为司州，桑干河川得到了很大的开发，人口与聚落快速发展，陉北地区功能由军事防御转变为农业、商贸、交通与军事综合功能的区域，所以处于陉北交通汇聚的桑干河川聚落更加适合中心聚落的选择。随后辽金元明继续加强大同、朔州等桑干河川上城邑的中心聚落地位，促使陉北长期的整体辖区状态。隋、清两代陉北呈现二分或三分的状态，从此可看出整体陉北的政区形态与桑干河川中心聚落地位密切相关（图2）。

图2 中心聚落与陉北政治地理格局（作者自绘）

结语

综观陉北自然与交通地理，有着“内外之间”、“相对封闭”与“关隘环伺”的总体特征。内外之间即内外长城之间，因处于我国古代农业与游牧部族政权的交界之处，此地或成为北方部族的重要农垦区，亦或是中原军屯区、畜马区。长达上千年的人口、民族与商贸交融，往往将陉北长期推至历史前沿，“三分”陉北即是游牧与农耕部族政权在争夺陉北所形成的政区格局；陉北地区的群山环抱与中部河川盆地为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如在中部农业基础良好之地产生重要聚落则可能将区域内统辖于一处，从而形成历经不同朝代而相对固定的地方政区格局。“集聚”陉北正是基于中部农业基础所产生的重要聚落将陉北各关隘统辖于内形成封闭的防区用以拱卫山西及入冀通道；陉北虽群山包围“关隘环伺”，地形破碎所形成的交通古道沟通着晋中、冀西北、内蒙古中南部与陕北地区，构成了放射状交通网络。纵观山西省界历代变迁，陉北相比于山西其他地域省界较为不稳定，对北部东部都极具开放性，所以这造成了历史上太行山西麓是刺史部、郡州界的情况，尚未有效农业开发的桑干河川位于州郡边缘。东西郡“二分”陉北的政区状态长期存在。陉北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随着历史上不同部族政权势力的此消彼长而被不断撕裂直至区域内形成重要的中心聚落，完成区域内整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陉北经历南北部族政权拉锯于此的情况，陉北的㶟水与句注山一直是牵动陉南政权安稳的关键，也是陉北政权徐图中原的第一步。在不断地拉锯中因区域自然地理与中心聚落所处位置的不同，而出现多种类型的政区形态。陉北由两分、三分与集聚的历史进程是㶟水河川农业发展与中国古代游牧部族政权经营陉北的直接结果。区域历史功能定位与政治地理形态直接相关，秦汉隋唐陉北地处极边，中原政权难以维持北部长期安定，所以陉北中心聚落常置东西山脉之中，侧重军事功能；北魏辽金元明赋予陉北政治、商贸、文化与军事等综合功能，建立良好农业基础的㶟水河川中心聚落成为必然的选择。陉北政治地理形态的变迁客观反映了中国古代游牧与农耕文明不断交融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