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林外史》是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围绕着儒林群儒展开的长篇讽刺力作，书中刻画的理想名士和假名士群像深入人心，成了中国小说史上经典的男性角色。与男性相比，女性角色处于从属地位，作者对其描写较少，其典型性也远不如男性。但她们也同样极具特色，不可或缺，本文着眼于《儒林外史》中的女性人物特征，探讨其成因及审美价值。

【关键词】 《儒林外史》;女性形象;成因分析;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3-0004-03

一、《儒林外史》中女性形象的特征

（一）科举戕害、礼教迫害的形象

在科举之风深入人心的环境下，受到科舉戕害的不只是男子，女子也深受其害，鲁小姐便是一个典型。只可惜，她受制于自己的女子身份，无缘参加科考，于是寄希望于丈夫儿子，让自己的家人也都深陷科举戕害的囹圄。除了受到科举戕害，鲁小姐也深受礼教迫害。可以说，鲁小姐的八股举业无人能敌，可是她身为女儿身，注定无缘科举，只能踏上封建礼教要求的相夫教子的人生道路，她对此没有反抗，也无从反抗，封建礼教和家庭教育的熏陶，使一个满腹才情的女子，一身本领无处施展，最终让相夫教子占据了自己生命的全部。

王三姑娘同样也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殉节是封建礼教为女子打造的枷锁，丈夫死后，为了体现女子贞节，便让女子殉夫，女子殉节后会得到社会各界尊重。封建礼教便以这种方式迫害女子。这可从社会上对王三姑娘的殉节做法高度认同及她死后的入祠场面窥见一 二：“当日入祠安了位，知县祭，本学祭，余大先生祭，阖县乡绅祭，通学朋友祭，两家亲戚祭，两家本族祭，祭了一天，在明伦堂摆席。”[1]社会各界人士甚至其父关心的只有她殉节后带来的名声，只有其母关心女儿的生命，可见王三姑娘受迫害的程度之深。

（二）遗世独立、深明大义的形象

在男权文化传统和程朱理学笼罩的时代背景下，《儒林外史》中的部分女性则显示出了与封建传统女性不同的特质，她们或为人妻，通情达理，不落世俗;或为人母，深明大义，不慕权贵;或为少女，打破偏见，人格独立。

身为人妻，杜少卿之妻打破了世人对于女性的固有印象。她与丈夫感情甚笃，丈夫给予她应有的尊重;她的合理诉求也能得到丈夫的认可，“又过了几日，娘子因初到南京，要到外面去看看景致。杜少卿道‘这个使得’。”[2]而她能得到丈夫的尊重，不仅是因为杜少卿是真儒贤士，还在于她本身的气节和风骨。首先，她不怵官威，遇事不卑不亢，当差官和门斗拿着文书日日来寻杜少卿时，她也能独当一面，不慌乱谄媚;其次，她深谙夫妻相处之道，不落世俗，丈夫散尽财务，她从不反对，当丈夫告诉她“前日路上没有盘程的这一番笑话”[3]，她也能付之一笑，并未流露埋怨不满的情绪。

身为人母，王冕母亲虽然出身卑微，但却品格高尚。王冕是吴敬梓塑造的理想文士的代表，而他之所以成为理想文士，自然离不开王母的教导。虽然家贫，但王母坚持让王冕读书，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让王冕辍学，当王冕学业有成时，她却不让王冕出去做官，只因她深谙官场的腐败险恶，不想让儿子沾染世俗之风，面对官府，她不曾露怯，对待权贵也从不高看，她身上除了普通母亲的慈爱，还有世俗罕见的“大义”。

身为少女，沈琼枝可谓打破了世俗的偏见，实现了人格独立。由于家境较好，父亲身为士人，再加上沈琼枝自身资质过人，所以她自幼饱读诗书，才华横溢，但是，她不仅有才，还有寻常女子没有的自我意识，她并没有被礼教伦常所束缚，不甘心被困于盲婚哑嫁的恶习，所以她勇敢逃婚，逃婚后还能自力更生，打破了世人眼中女子不可抛头露面的偏见，以卖诗刺绣为生，凭借自己的才情技艺生存下去，真正实现了人格独立。

（三）工于心计、自私自利的形象

王太太原本姓胡，从小生活的环境使她利欲熏心，蛮横粗鄙，一心想着通过婚姻争权夺利，攀附权贵，但天不遂人愿，三段婚姻都没有使她满意，这一次次的打击使她完全爆发，她逼近玩弄心计，争夺财产，在得知被沈大脚欺骗后，还糊了沈大脚一脸屎尿，最终婚后染疾，缠身病榻。

聘娘是一个青楼妓女，多才多艺，然而这些技艺只是她的傍身之技，不是她真正热爱的东西，她内心渴求的乃是嫁入官家，为此她使出浑身解数，只为满足一己私欲，所以丁言志的一腔情谊她视而不见，羞辱于他，反而对只图她美色的陈木南这个官家子弟曲意逢迎，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落得削发为尼的下场。

沈大脚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媒人，她的形象在说媒的过程中展露无遗。由于其贪财的秉性，她连泼辣蛮横的王太太都敢招惹，丝毫不顾男女双方是否合适，凭借自己颠倒黑白、巧舌如簧的口才，最终促成了鲍廷玺和王太太的婚事。沈大脚还是一个看人下药、揣度人心的好手，她知道杜慎卿有龙阳之好，所以她特别提到王氏的弟弟样貌清秀，正中杜慎卿的下怀，她为了得到说媒的赏银，昧着良心，不顾王氏境遇，只为一己私利。

虔婆黑胖贪图富贵，她见陈木南是国公府的亲眷，便对他百般讨好，言语中无不流露出对国公府的向往，“不知怎样像天宫一般哩”[4]，为了钱财，她不仅费尽心机巴结陈木南，而且向聘娘索要嫖客的“花钱”，还对聘娘又打又骂，粗鄙不堪。

鲍老太贪财成性，自私自利。她为鲍廷玺定的择偶标准便是女方的嫁妆是否丰厚，而王太太恰好符合她的标准，于是她和媒婆精心策划，步步为营，终于把王太太娶进门，而当嫁妆被挥霍殆尽，她便露出自己丑恶的嘴脸，逼迫儿子儿媳不准踏入家门一步。鲍老太的女儿与其母秉性一般，在母亲面前煽风点火，撺掇母亲赶走他们。

（四）淳朴真诚、敦厚和善的形象

范进母亲及其妻子胡氏都是淳朴的市井平民，她们的生活都以范进为中心，为了供范进考取功名，她们二人节衣缩食，家中时常断米断粮，范进中举发疯后，也是她们二人打点善后，顾全大局，做饭招待报录人，而在迁居之后，范母总算苦尽甘来，却因富贵荣华带给她的冲击过大，竟然喜极而亡，足以见得平民生活贫苦，富贵高不可攀。

匡母是一个疼爱儿子的慈母，她担心儿子在外吃不饱穿不暖，更担心儿子在外做官，从此以后见不得面，在她眼里，功名富贵比不上一家团圆，所以她劝儿子不要做官，可见她内心的淳朴真诚，不慕权贵。

鲁编修夫人是一位敦厚和善之人，她疼爱女婿遽公孙，希望女儿女婿生活和美，面对女儿的科举情结，她劝导女儿眼光要长远，面对丈夫想要纳妾的想法，她也是从实际出发反对纳妾;鲁小姐的养娘也是一心希望鲁小姐生活幸福，得偿所愿，尽她所能为小姐分忧解惑，一片赤诚之心日月可昭。

二、《儒林外史》中女性形象形成的原因

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作者本身和时代是不可分割的，作为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全方位地再现了明清时期的社会面貌，多角度地反映了科举官场、儒林世风的丑恶，它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作者的个人阅历、复杂的思想以及作者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书中女性人物的形成也必然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一）作者个人阅历及其繁杂思想

吴敬梓一生命运坎坷，多逢变故，他出身全椒名门望族，弱冠之际，家道中落，嗣父死后，孤苦无依，被族人欺压，财产被瓜分殆尽。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曾有记载：“余族伯祖丽山先生与有姻连，时周之。”[5]可见他时常靠亲友救济才能维持生计，但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吴敬梓开始创作《儒林外史》这部著作，在中国小说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敬梓的思想体系是比较繁杂的，一方面由于祖辈文人多因参加科举而出人头地，所以他从小受到的都是儒家文化的熏陶，仰慕真正的儒士;另一方面他骨子里又有乐善好施的侠义之风，程晋芳称其“性复豪上，遇贫即施”[6]，小说中杜少卿乐于助人、挥金如土的个性正是吴敬梓性格特征的写照，他所塑造的杜少卿妻子和庄绍光妻子正是他心目中妻子的理想形象。

另外，吴敬梓的思想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明清易代之后，形成新的时代潮流，由于身处宗法社会和科举制度下，吴敬梓深受其害，转而对自由平等的时代潮流心生向往，小说中刻画的沈琼枝一角正是他这种心声的外化。

（二）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因素

在封建社会，无论易代与否，女性长期处于男权的统治之下被压抑和迫害这一点从未改变，而到了明清末期，由于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礼教伦常对女子的桎梏更是走向极致。在等级森严的宗法制下，妓女、妾室更是毫无人权可言，顺姑娘、细姑娘、王太太以及聘娘等人的艰难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在封建社会末期，统治者推行八股取士，科举制度日趋僵化，它已经丧失了选拔真才实学的有志之士的功能，而成为统治者控制士人的思想、人们攀附权贵，追求荣华富贵的工具，人们对科考举业趋之若鹜，不仅男子，就连鲁小姐这种无法参加科考的女子也深受荼毒，沉溺其中，无法自拔。可见，科举制度的副作用是巨大的，它僵化了人们的思想，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普遍贪慕富贵权势，除此之外毫无追求，整个社会发展停滞不前。而作者对淳朴真诚、敦厚和善的女性形象的刻画，也反映了他对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女性的赞赏。

三、《儒林外史》中女性形象的审美价值

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不仅对于《儒林外史》而言意义重大，作为中国讽刺文学的女性典范，在如何创作女性人物方面，它也为后人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

（一）合理谋篇布局凸显人性善恶

胡适认为：“《儒林外史》没有布局”，而张锦池先生则认为《儒林外史》“既具有‘纪’的特点，又具有‘传’的特点”[7]，总的来说，《儒林外史》是若干短篇故事的结合，每个故事中的人物前后关联，互为主次，而它之所以被称为一个结构紧凑的长篇小说，是因为女性形象对合理谋篇布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双红是鲁小姐的丫鬟，因遽公孙赏她的枕箱而引出下文一系列情节，她上连鲁小姐和遽公孙的故事，下引一个主要人物马二先生，对情节起到了串联和递进的作用;郑氏嫁与匡超人为妻、贾氏嫁与牛浦为妻，为下文匡超人和牛浦隐瞒已婚事实二娶而埋下伏笔;沈大脚在多个回目中均有出现，为王太太和杜慎卿说亲，推进情节向前发展;邵老丫想起杜老爷埋藏的好酒，引出下文韦四太爷等人的酣饮畅谈。

而小说中的女性还具有凸显人性善恶的功能，何美之妻子被严贡生诬陷同和尚有私情、赵氏被严贡生恶意侵占家产、严贡生的妻子善待儿媳却遭其训斥，这些都揭露出严贡生阴险狡诈的丑恶嘴脸，都是对这个所谓儒士的讽刺;匡母劝儿子不要做官，阖家团圆，平淡幸福最为重要，也反衬出匡超人贪恋权势富贵、利欲熏心的丑态;杨执中的妻子只因听错了娄二公子的问话，就遭到了杨执中的拳打脚踢，可见杨执中虽为贡生，却殴打妻子，人品欠佳;而杜少卿妻子和庄绍光妻子的婚后生活却甜蜜和美，也衬托出杜少卿与庄绍光的真儒气派。

（二）批判程朱理学唤醒女性意识

明清皇帝为了更好地巩固自己的政权，纷纷选择尊崇理学，理学进而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而程朱理学对女子的束缚也达到了极致，女子被束缚在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框架中，没有独立的尊严与权利，甚至把女性的自我意识抹杀殆尽，她们被当作是没有灵魂的生育工具，相夫教子是社会授予她们的终极任务。而程朱理学对女子束缚最为严重的还是对其贞节的变态控制。“一女不侍二夫”成了女子的道德信条，也成了她们赢得社会地位和家族荣誉的唯一途径，却罔顾女子的人权和终生幸福，小说中绝大多数女子如杨执中妻子、匡超人妻子、王三姑娘之流都是程朱理学的直接受害者，吴敬梓揭露这些女性的生存现状的直接目的是表達对她们的同情，根本目的则是批判程朱理学在社会上形成的不良恶俗和对女性的摧残。

在男性至上的封建社会中，女性因无法实现经济独立而导致社会地位及家庭地位远低于男性，继而沦为男性的附庸，任由其摆布，封建礼教的种种守则被强加在女性身上，束缚她们的身心，导致其身心麻木，只会一味地忍气吞声，丧失了反抗的勇气和能力，小说中的鲁小姐、赵氏、聘娘之流皆是如此。而沈琼枝这个人物却与她们迥然不同，她的身上体现出的是女性的自我追求，她追求婚姻自由平等，知道自己要嫁给盐商做妾时，她毅然出逃;她追求经济独立，在南京以卖诗绣艺为生，用自己的技艺养活自己，胆识才能样样不输男子，小说中杜少卿对沈琼枝的赞誉其实是对她敢于打破世俗偏见、大胆反抗不公命运的自我意识的称颂。

（三）丰富女性形象深化主题立意

小说中的女性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的艺术投影，作者只是如实地转载她们的生平事迹，不加渲染，保持人物的真实感，而主次人物无论出场次数多少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关键就在于她们是扁平化的人物，虽然吴敬梓采用了速写和剪影的方式来刻画人物，导致人物的外在形象不甚鲜明，但是人物的内在性格却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种扁平化的女性形象是作者的独创，不仅包含了作者对女性生存现状和自我意识的思考，她们的存在本身也丰富了中国小说史上女性人物的长廊。

同时，小说中的各类女性虽然社会地位不同，但是对她们的塑造都是以“功名富贵”这个主题为中心展开的，闲斋老人也说：“‘功名富贵’四字是此书之大主脑，作者不惜千变万化以写之。”[8]这一点在鲁小姐和沈琼枝这两个人物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作者通过描写鲁小姐被科考举业荼毒的程度之深，来表现八股取士观念对世人的深刻影响，乃至女流之辈都痴迷如此，揭露了功名富贵是世人的共同追求，从正面表明了作者对世人追名逐利的批判和讽刺。

作者通过描写沈琼枝的不慕富贵和独立自强，赞美了这种淡泊名利、女性觉醒的精神，从侧面表现了对世人的美好寄愿。但是作者并没有为读者揭示沈琼枝的最终结局，这也体现了作者对这一女性形象命运走向的不确定，因为在封建社会这个大背景下，沈琼枝这个超前觉醒者很有可能没有好的结局，但是作者字里行间还是洋溢着对这一女性形象的赞美，这也从侧面表明了作者反对功名富贵、支持女性觉醒的主题。

参考文献：

[1]吴敬梓.儒林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22.

[2]吴敬梓.儒林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22.

[3]吴敬梓.儒林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25.

[4]吴敬梓.儒林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52.

[5]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2.

[6]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2.

[7]吕薇芬，张燕瑾主编.清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646.

[8]吳敬梓.儒林外史（卧闲草堂评本）[M].湖南：岳麓书社，2008：17.

作者简介：

冯滢滢，女，汉族，安徽涡阳人，扬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