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美国戏剧的奠基人，尤金·奥尼尔（1888-1953）被称为“美国戏剧之父”。他的早期剧作，《榆树下的欲望》，围绕一出家庭矛盾展开，生动描绘了剧中不同人物在宗教和父权制压抑下的悲剧命运。因此，本文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微观权力视角出发，探讨不同规训权力对剧中人物性格的塑造意义。

【关键词】 《榆树下的欲望》;福柯;微观权力;规训权力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3-0019-03

一、引言

尤金·奥尼尔（1888-1953）是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被誉为“美国戏剧之父”，曾四次荣获普利策文学奖，并于193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美国著名戏剧评论家约翰·加斯纳曾指出：“在奥尼尔之前，美国只有剧场;在奥尼尔之后，美国才有戏剧。”（Manheim， 218）他的早期剧作《榆树下的欲望》被誉为“美国戏剧史上第一部伟大的经典悲剧”。该剧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了1850年发生在新英格兰农场上的一出有关压抑和反抗的家庭悲剧，展现了人物在清教主义和父权制压迫下的悲剧命运。剧中的主要人物性格结构都相当复杂，国内外学者分别从欲望、人性异化等角度，对剧中人物性格成因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因此，本文试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出发，对《榆树下的欲望》进行进一步研究，探讨规训权力对剧中人物性格的塑造意义。

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中，他提出了一种规训权力，并指出“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和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1999， 242）。福柯认为规训权力存在于人们的学校、医院、军队和家庭当中，整个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监狱，人类主体成了“温顺的身体”，从来没有任何东西能从这个过程逃逸出来。福柯又进一步吸收了边沁的思想，认为最能体现这种规训权力的便是圆形监狱——指的是通过划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来贯彻纪律，防止和纠正可能出现的弊病，将这些弊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在这一封闭的空间中，规训通过凝视、检查来行使权力，每个人都因此获得了自己的个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是不同权力规训下的产物。

福柯认为，规训权力的发生需要一个规训场所，“纪律首先要从对人的空间分配入手……纪律有时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1999，160）。在《榆树下的欲望》一开始的舞台介绍中，就能感受到这个石墙围成的家庭像一个监狱一样把每一个人都困在里面，“农舍的南面正对着一垛石头围墙……农舍的两侧各有一棵硕大无比的榆树，那弯曲伸展的树枝覆盖着屋顶，既像是在护卫它，又像是在压抑它”（奥尼尔， 110）。全剧都发生在这个家庭中，在这个压抑的空间里，每个深陷其中的家庭成员都无法满足自己的本能和欲望，成了一个个被驯顺的肉体。

二、宗教权力对人物性格的规训

在《榆树下的欲望》中，奥尼尔以19世纪新英格兰的田庄为背景，奥尼尔之所以将场景设置在这一时期是经过精心考量的。因为在19世纪，“随着美国工业化的进程的深入，清教主义开始强调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财富的聚敛反映了个人美德和上帝的赐福，贫穷和失败则是对罪人的惩罚”（叶青， 123）。在福柯看来，“宗教团体和慈善组织长期以来就起着‘规训’居民的作用”（1999， 238）。在某种程度上说，19世纪的清教徒已经变成了物质欲望的囚犯。而在《榆树下的欲望》这部剧作中，主要体现的宗教意识形态特色便是清教主义。

凯博特作为农场的掌权者，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清教主义思想对他的性格的塑造。一方面，凯博特表现出了清教徒特有的冷酷无情，剧中对他的外貌描写也体现了清教主义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凯博特有七十五岁了，瘦高个子，衣服钢筋铁骨，很有气力。由于长年劳累，肩胛弯了。他的脸就像岩石雕刻出来的一样，粗糙、坚硬。脸上有一种踌躇满志的神气”（奥尼尔， 129），而这正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冷酷坚韧的形象。除此以外，读者会发现，在这个由石头围成的农场中，权力规训的眼睛也无处不在。在这部戏剧中，会注意到“天空”这个意象不断出现，而这正是这一监视机制最高級的监视者——上帝。在凯博特心中，他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每当他在思想上进行争斗的时候，他总是会抬头看向天空，“向空中伸出双手”，然后“渐渐缓和下来，抬头望着天空”，并认为“天空，那儿就像是一片热呼呼的田野”（奥尼尔， 139）。这说明，在上帝不断的凝视监督下，凯博特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被“驯顺”的清教徒。他“遵循上帝的意志，就像他的仆人一样”（奥尼尔， 146），在这片满是岩石的土地上开垦出了一座农场，因为在凯博特看来，“当你能从这块石头里种出庄稼来，上帝就与你同在”（奥尼尔， 145）。所以，农场就是他存在的意义，是他整个生命的核心。而在清教主义不断的规训下，凯博特逐渐成了一个心肠坚硬的人，他痛恨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们，因为他们的性格过于柔弱，不够坚定。在他看来，“上帝是严厉的，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奥尼尔， 175），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也必须拥有这些特质。

当他得知自己不是爱比孩子的亲生父亲时，他在极度愤怒之下还不忘告诉自己，“我得——像一块石头——像块审判一切的磐石”（奥尼尔， 172），并“仰望天空”，希望万能的上帝能给出他解决办法，他原本打算烧毁农场，放走牲畜，把这片土地还给上帝，但是在这时，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又在警告他要坚强，要留在这田庄上，这是上帝给他的最终选择，尽管这个家庭只剩下他孤独的一人，但他仍在紧跟上帝的教义，因为他坚信“上帝是孤独的，不是吗？上帝是严厉而孤独的”（奥尼尔， 175）。而“按照某种（清教主义的）禁欲主义，孤独对于肉体和灵魂都是必要的”（1999， 163），因此，就算最后凯博特落得个妻离子散的孤独结局，他也仍在独自坚守着自己的清教信仰。

另一方面，19世纪新英格兰清教主义开始宣传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财富的囤积，这一特点也在凯博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不断地剥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为农场劳动，这座农场里也有着他的儿子们这几十年来的血和汗，但当爱比问他打算是否打算把田庄留给伊本时，他却“愤愤不平而执拗地说”他谁也不会给。凯博特甚至打算无尽期地活下去占有这农场，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一把火烧了这儿的每一个麦穗，每一棵树，甚至最后一根草，也不能看到任何人“占有曾经属于他的，他用血和汗从一无所有中开辟出来的东西”（奥尼尔， 141）。然而，凯博特固执多疑的囤积取向不仅表现在对物的占有，在他看来，他的儿子们也是他占有的一部分，他之所以让爱比再为他生一个儿子是因为他坚信“老婆不是他本人。儿子才是我——我的血肉……留给了他们，这些东西才仍旧属于我的——即使我在六尺土下还是属于我的”（奥尼尔，142），清教主义的物质利益囤积特点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从凯博特的身上，可以看到宗教对于人物性格的精神规训。清教主义既是凯博特的引导者、教导者、管教者，又是惩罚者、持鞭者、规训者;教义已经深入贯彻到他的日常生活中，在凯博特这位清教徒眼中，教义就是“真理”，而他仅仅是宗教培养出来的驯顺的肉体。

三、父权制下权力对人物性格的规训

根据福柯的观点，“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 28）。因此，在清教主义下，凯博特成了被权力控制的对象，但是在这个由石头围成的家所形成的封闭的场所中，他又成了向自己的妻子们和儿子们实施规训权力的角色。虽然直到第一部分的第四场才看到凯博特的出场，但纵观全剧，读者始终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和影响。

（一）父权的规训

在这个家庭中，凯博特作为家族权力的中心，将严厉的清教信条施加在自己儿子们的身上，用父权将自己的儿子们规训成了他讨厌的软绵绵的性格。凯博特用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来监督他的儿子们干农活，在长时间的劳作中，西蒙和皮特他俩的肩都变得有点佝偻了，一看就是地道的庄稼汉。他们在“石头上堆石头，不停地垒着石墙——直到他们的心也像石头一样冷了，硬了，墙越垒越高，咱们也被围在里面出不去了”（奥尼尔， 117）。终于，西蒙和皮特在父亲的规训下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性格特点，变成了规训的动物，他们两人吃饭时“肩并肩，身体互相碰撞着，笨拙而又匆忙地走到饭桌前，就像两只一起去进食的小牛一般” 然后“像牧场的牲口一般肆无忌惮地大嚼起来”（奥尼尔，114）。他们也逐渐变得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冷酷无情，当伊本质问他的两个哥哥为什么不在他妈被逼死的时候站出来帮她说句话，尽管他们两个同意伊本的妈妈对他们很好，他们想的却是，“可咱们得给牲口喝水呀。还得种树。还得耕地……”等等一系列农场劳动。他们认为是“压根儿没时间去管那个事儿”，可事实却是，在他们父亲三十多年来的规训权力下，他们已经成了“一种被权威操纵的肉体”（福柯， 1999， 175）。尽管他们要比凯博特年轻，但是他们却认为凯博特的精神力量比他们加起来都强。彼得和西蒙已经被凯博特压制了三十年了，他们已经变成了他的精神奴隶。就连他们决定离开去加利福尼亚之后，他们还是下意识地想要去农场里干活，甚至不习惯一大早就喝酒，因为他们在凯博特多年的控制和监督下，已经形成了严格的时间表，而在福柯看来，“时间渗透进肉体之中，各种精心的力量控制也随之渗透进去……一个被规训的肉体是一种有效率的姿势的前提条件”（1999， 172）。他们在这个农场上被驯化了这么多年，已经形成了“麻木”的性格特点，他们表面上虽不是监狱里的囚犯，但却是“围在石头墙里的奴隶”（奥尼尔， 126）。

这种规训的结果也同样地体现在了伊本身上，在他看来，这个家庭，每天对他都是一个牢笼，他发现自己被困在里面，一边是他内心上不愿屈服，另一边他又只能每天到了吃饭时，“手里拿着一只很大的铃，机械地摇着，发出刺耳的叮当声”。在凯博特要离开家的时候，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你们都不许离开这儿”，所有人便真的没有选择离开，甚至在凯博特快要回到家里的时候，伊本都能感觉到“他快到这儿了——我能感觉到他回来，就像你在发疟疾前能感到寒战一样”（奥尼尔， 124），可见凯博特这个权力中心在家庭里就像监视眼一样，让人时刻感觉到他的监视。再加上凯博特总喜欢“冷不防抓住他们”，用“鞭子”等暴力对他们实行惩罚，伊本便在这样的环境下也成了一个“软绵绵性格”的人，就算在他母亲去世时他已经15岁了，他仍旧不敢去反抗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也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成了这个家里被驯顺的劳动工具而已。

（二）夫权的规训

在整部剧中，大家并没有看到凯博特的前两任妻子直接的出现，都是通过他人的回忆和对话对她们的性格得以了解。在剧的一开头，大家就看到农舍两侧各有一棵大榆树，“就像两个精疲力竭的女人，将她们松垂的乳房、双手和头发都耷拉在屋顶上。遇到下雨的日子，她们的眼泪便单调地噗噗往下掉，顺着瓦片流失”（奥尼尔， 110），而这两棵榆树象征的正是西蒙、皮特的母亲以及伊本的母亲。从凯博特的口中可以得知，西蒙和彼得的生母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和他生活了20年便去世了，“她是个好女人，干活从不怕苦……她帮着我干活，可她一直不知道为的什么”，因为她个体的性格已经完全被压抑了，丝毫没有自己的思想，而家庭作为监狱，“也是一个改造思想的机器”（福柯， 1999， 141）。而以凯博特为代表的夫权规训力量，其根本目的就是迫使妻子们遵照男权的标准，沦为符合父权制社会价值行为标准的“驯顺的肉体”——一个既没有行动自由又没有独立思想的“失语者”。

伊本的生母是凯博特的第二任妻子，像他的第一任妻子一样，她也是为了田庄的繁荣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在凯博特的眼中，“她长得很漂亮，可是太软弱了……她从来没有了解过我，和她在一起我觉得比待在监狱里还要孤单”（奥尼尔， 146）。但是从伊本口中，可以得知，他母亲的死全是因为凯博特逼着她做牛做马地干活，最后将她虐待至死的。凯博特不仅让自己不断辛勤的劳作，对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也是一样，而在福柯看来，“强制劳动是一种监禁，苦役船是一种露天监狱”（1999， 129）。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劳动中，伊本的母亲每天都按照严格的日程表生活，每个白天，她除了在田里劳作之外，还得中途赶回来忙家务，包括煮土豆、煎熏肉、烘饼干，还有捅炉子、倒煤灰，她的眼睛被烟和热灰熏得通红通红的直流泪。到了晚上，她还得站在炉子边上继续工作，从始至终她没法好好地睡一觉，也没法安安静静地休息一下。而当这种忙碌已经成了习惯，就算伊本的母亲去世了，她也不习惯闲着，她的灵魂仍在這个家里不断地游荡。从19世纪父权制社会规范中，女性的家庭角色只能定义成慈母和娇妻，当伊本的母亲知道她的丈夫不喜欢她“软绵绵的性格”之后，“她想叫自己变得硬一点，可是不行”，继而她又转成了一位慈母，“她待西蒙和皮特都很好，是个好继母……她就是待老头子也很好”（奥尼尔， 115）。由此看来，伊本母亲的性格形成也是受着自己丈夫凯博特的控制。

在凯博特的两任妻子身上，大家领略到了19世纪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从生活领域到意识形态上强加给女性身上的令人窒息的规训力量，在这样一个充满着父权威慑的空间内，凯博特的妻子们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变成了被权力规训下的对象。

四、结语

奥尼尔描绘的《榆树下的欲望》是一部关于家庭伦理的悲剧，透过福柯的微观规训权力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看到剧中各个人物性格的成因。在19世纪严厉的清教主义规训下，凯博特被塑造成了冷血自私的清教徒。而在父权制社会下，凯博特又转而使用自己的父权和夫权将自己的儿子们和妻子们规训成了失去个性的劳动工具，而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肉体。

参考文献：

[1]Foucault， Michel. The Subject and Power[J]. Critical Inquiry，8.4，（1982）：777-795.

[2]Manheim， Michae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ugene O’Neill[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1998.

[3]陈立华.从《榆树下的欲望》看奥尼尔对人性的剖析[J].外国文学研究，2000，（02）：71-75.

[4]尤金·奥尼尔.奥尼尔剧作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6]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7]叶青，黄文.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象征艺术手法探究[J].南京师大学报，2003，（06）：123.

作者简介：

魏玉文，女，汉族，河南焦作人，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20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