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艳华，刘 敏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科学院，北京 100083）

合音是一个发现时间较早的语言现象。对汉语合音现象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传统语言学时期各类文献中关于“合音词”的注释。新时期以来，研究合音现象的专题论文开始出现，此后合音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对民族语合音现象的研究早期主要散见于一些语言简志和参考语法著作，直到1990 年才出现第一篇研究合音现象的专题论文《藏语合音现象的词汇扩散分析》(1)江荻，孔江平.藏语合音现象的词汇扩散分析［J］.民族语文，1990（2）：71-76.。本文通过检索和整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内汉藏语合音现象的相关研究成果，梳理分析了近40 年国内汉藏语合音研究的基本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归纳出前期研究成果的贡献与不足，并指出后期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研究领域。

一、汉藏语合音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

本研究以“合音”为主题词，限定学科为“中国语言文字”，限定文章类型为“学术期刊”，剔除非汉藏语系相关文献，在知网总库中进行检索，数据收集截止时间为2021 年6 月22 日，共检索到557 篇文献。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分析，总结、归纳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汉藏语合音研究的以下特点。

1.合音研究文献成果的数量基本呈上升趋势

通过对557 篇汉藏语合音研究文献发表年份的计量统计，得到汉藏语合音研究年度发表趋势图（图1）。图1 数据表明，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汉藏语合音研究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1980 年相关文献只有1 篇，之后一直缓慢增长。2012 ～2013 年发文量迎来了小范围内的激增，达到29 篇。2016 年发文量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共发表32 篇论文。但此后相关论文发文量略有下降，这可能是合音问题的研究出现了瓶颈，亟待理论、方法、视角等方面的突破。

图1 汉藏语合音研究年度发表趋势图

2.汉藏语合音研究呈现出汉语和民族语严重失衡的局面

通过对557 篇汉藏语合音研究文献涉及语言的计量统计，得到汉藏语合音研究语言分布图（图2）。图2 数据显示，新时期以来学者们对官话的合音研究最多，共出现111 篇；其次是对现代汉语共同语合音的研究，共出现50 篇；晋语的合音研究也是热点，共有36 篇文献。而汉藏语系中有关民族语合音研究的文献仅有8 篇，共涉及8 种民族语言，包括景颇语、白语、藏语、哈尼语、侗语、瑶语、傣拉话、壮语，这说明民族语合音现象研究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可以看出合音作为一种音变现象具有普遍性，在汉语、汉语十大方言区、民族语、境外其他语言中都普遍存在，但目前学界对汉藏语合音的研究处于严重失衡状态。

图2 汉藏语合音研究语言分布图

3.汉藏语合音研究涉及语音、词汇、句法等多个层面

合音表面上看是一种语音现象，但实际上合音涉及语音、词汇、句法等多个层面。通过对557 篇汉藏语合音研究文献研究视角的计量统计，得到汉藏语合音研究的多视角分布图（图3）。新时期以来，汉藏语合音研究的视角涉及语音、词汇、句法、语义、语用等多个层面。其中，词汇层面研究最为广泛，文献数量多达303 篇；其次是语音层面，有146 篇文献；从句法层面研究合音的文献有63 篇。近几年也有学者从认知、社会语言学、类型学等视角来研究合音现象。这反映出合音并不是只具有语音属性，它应该是一个具有多重属性的语言现象。

图 3 汉藏语合音研究的多视角分布图

进一步对词汇层面的合音研究文献进行统计，得到汉藏语合音研究词汇层面分布图（图4）。人称代词的合音研究最多，共45 篇；其次是虚词的合音研究，共有36 篇文献。（图4 中的“代词”指的是对某个语言的整个代词系统进行描写分析，共有12 篇文献，所以单列出来）

图4 汉藏语合音研究词汇层面分布图

二、汉藏语合音的理论研究

学者们在对汉藏语合音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探索，包括合音的定义、合音的认定原则及形成条件、合音的生成规则、合音词的定性及归属问题等。

1.合音的定义

合音定义的研究，前人主要从命名和内涵两个方面展开。由于命名视角和着眼的侧重点不同，学界对合音这种音变现象有多种叫法：罗常培等称之为“减音”(2)罗常培，王均，编著.普通语音学纲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张济川称之为“音节合并”(3)张济川.仓洛门巴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也有学者称之为合音字、急声、合声、兼词等。

关于合音的定义也有不同的表述，分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合音前的成分性质。有的学者认为是音节，有的认为是语素，有的认为是词或短语。如：游汝杰认为：“两个音节快说，合并成一个音节，这个现象叫做合音。”(4)游汝杰.汉语方言学教程［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王森认为：“合音词是指一个双音节词或短语的读音用一个音节的读音来表示的词。”(5)王森.荥阳（广武）方言的分音词和合音词［J］.语言研究，1994（1）：160-165.二是造成合音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急读、快读造成的，有学者认为是音节求简造成的，有学者认为是语流音变的结果。如：刘荣琴认为：“合音词重在读音拼合，一般是两个单音节词或一个双音节词，由于急读的关系拼合成一个单音节词。”(6)刘荣琴.滑县方言中合音词现象刍议［J］.殷都学刊，2008（4）：141-143.任学良从造词法的角度出发认为“把两个单音词的语音拼合在一起造成一个词，就是合音造词法”(7)任学良.汉语造词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方少鹏认为：“合音词是语流音变的结果。”(8)方少鹏.登封话词汇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2012.王森则认为：“合音词是指一个双音节词或短语的读音用一个音节的读音来表示的词。是后来双音词或短语音节求简的现象。”(9)王森.荥阳（广武）方言的分音词和合音词［J］.语言研究，1994（1）：160-165.

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认为合音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融合为一个音节的音变现象。

2.合音的认定原则及形成条件

关于合音的认定原则及形成条件，孙红举提出合音词及合音成分的界定应遵循语义关联、时间先后、语音照应、语料佐证等原则，合音的形成受“一音一义”律的推动，并受多种条件的制约(10)孙红举.论汉语合音现象的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2014（1）：115-124.。民族语研究方面仅江荻和孔江平从双音节名词中构词语素的特点、语音羡余性、语言规范化等3 个方面分析了藏语中语音合并的条件(11)江荻，孔江平.藏语合音现象的词汇扩散分析［J］.民族语文，1990（2）：71-76.。

3.合音的生成规则

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用抽象的规则解释合音的形成。王洪君用非线性音系学中的特征几何模型，以平定儿化为例，介绍特征几何说如何描写这种逆向的“二合一”动态合音进程(12)孙红举.论汉语合音现象［J］.西南大学学报，2014（1）：115-124；魏梦洋.河南新密方言合音现象研究［J］.晋中学院学报，2019（6）：73-78.。孙红举则详细的介绍了两种理论机制：EI 连接理论框架下合音的生成机制、特征几何理论框架下合音的生成过程。魏梦洋结合音韵学、非线性音系学的相关理论对该方言的合音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解释(13)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从平定儿化和太原嵌1 词谈起［J］.语言研究，1994（1）：65-78.。

民族语研究文献主要从声韵组合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合音的生成。例如：《傣拉话里的一些音变现象》一文认为傣拉话音节连读减音形成合音词的规则是两个单音节词连读减掉前一音节的韵母和后一音节的声母，剩下前一音节的声母和后一音节的韵母合为一个新音节(14)喻翠容.傣拉话里的一些音变现象［J］.民族语文，1986（2）：29-33.。

三、汉藏语合音的共时研究

从共时层面对汉藏语合音进行研究的文献比较丰富，本文根据文献的研究内容，从4 个方面进行分析。

1.合音的结构类型

合音最常出现在人称代词与语法标记、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与“一”的合音、结构助词的合音，数词与量词的合音、否定词与相邻成分的合音、语气词与相邻成分的合音等结构中。

（1）人称代词与语法标记的合音。王聪认为,“俺、您、偺、怹”是人称代词和复数后缀“们”合音构成的结果，即为“我们、你们、咱们、他们”的合音，语法演变是呈现平行的状态，并推导出一条人称代词和“们”之间的语法演变路径：人称代词+们（表复数）→合音词（表复数）→合音词（既表示单数又表示复数）→合音词（部分表示尊称）(15)王聪.复数标记“们”的功能扩张及其类型学表现——以人称代词合音现象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6（5）：57-66.。汪化云认为复数标记“ʨin、ʨiɛ”是“几个、几个人”的合音和弱化(16)汪化云.汉语方言t 类复数标记的来源［J］.语言研究，2012（1）：85-88.。

（2）指示代词、疑问代词与“一”的合音。侯红娟认为稷山方言中的“这一个”是由“一个”先合音为[iɛ31]再由[tsʅ51]加[iɛ31]合并成[tʂiɛ51]，“那一个”也是如此,疑问代词“怎么”合音为[tsɣ51/55](17)侯红娟.稷山方言的合音现象与合音词［M］.大众文艺，2013（13）：214-215.。陈亮指出五河方言中“这一、那一”和“哪一”的合音形式产生之后，就逐渐取代了方言中的代词“这、那、哪”(18)陈亮.五河方言合音词初探［J］.柳州师专学报，2014（3）：32-34，24.。

周耀文、罗美珍指出傣语的指示代词和数词“一”连用时会产生合音现象(19)周耀文，罗美珍.傣语方言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例如：

德宏：ko4/kɔ4+lan4＞kɔn4那个人

tə6+lai4＞təi4这只

（3）结构助词的合音。戴庆厦先生指出，aʔ31是景颇语中表领属关系的定语助词，用在单数人称代词和部分指示代词之后时，会被前面的代词所同化，合为一个音节，构成人称代词的一种属格形态，这种合音词在使用时还能再加aʔ31，构成语法和语义成分的“重叠”(20)戴庆厦.景颇语的结构助词“的”［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4）：5-17.。此现象在怒语、阿昌语、载瓦语、普米语、门巴语、哈尼语、基诺语、独龙语等亲属语言中也很常见，例如怒语中第一人称主格形式是ŋa35，与定语助词合音后形成第一人称领格形式ŋe35“我的”。

（4）数词和量词的合音。特殊合音词“俩、仨”是否由合音形成以及如何形成，为何其他“数＋个”结构没有形成这种合音是讨论的热点。冯春田认为“俩、仨”确实是“两个、三个”合音的结果(21)冯春田.数量结构合音词“俩”“仨”的几个问题——兼评赵元任先生的“失音”说［J］.语言研究，2002（2）：38-44.。这两个数量结构合音词的形成有两个阶段：在类型上“两/三＋个”连说时发生和其他“数＋个”结构一样的音变，只是这一阶段的音变使量词“个”音变为[a/ia]之类；又由于数词“两、三”的辅音韵尾，导致“个”的音变形式不容易独立，于是语言自身的调节功能使他们合成了一个包含“数＋量”结构意义的词[lia/sa]。朱立刚支持“弱化说”观点，认为“俩、仨”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合音词，而是在韵律构词要求下进一步弱化的产物(22)朱立刚.连续语流音变中的语音弱化问题——以北京话“数+个”为例［J］.汉语学习，2017（5）：62-69.。

喻翠荣认为傣拉话的tɯŋ8、mɯŋ3是由to1“只”、mɯ4“天、日”分别和数词 nɯŋ8“一”连读减音组合而成的合音数量词。phɯŋ2“一个人”是由人的称谓名词的前缀phə3-和nɯŋ6“一”连读减音形成的合音数量词(23)喻翠容.傣拉话里的一些音变现象［J］.民族语文，1986（2）：29-33.。周耀文、罗美珍指出傣语很少有连读音变现象，但多数地方的量词和数词“一”连用时会产生合音或同化，声母取前一音节，声调多取后一音节(24)周耀文，罗美珍.傣语方言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例如：

元阳：to1+nəŋ1＞təŋ1一只

绿春：tu2+ləŋ2＞təŋ2一只

版纳傣语的数词和量词组成数量词组时变成自成音节的ņ6，例如：

to1只nɯŋ6一＞to1ņ6一个

（5）语气词与相邻成分的合音。李学军指出“嘞”可以与句末表疑问的“哟”、表将然的“呀”、表确认的“也”等语气词产生合音，但不具有强制性(25)李学军.河南内黄方言的“嘞”［J］.殷都学刊，2016（3）：104-109.。戴庆厦认为景颇语句尾词将从动词中分离出来的代词化成分与语气词成分合为一个词是合音的产物(26)戴庆厦.景颇语句尾词形成的结构机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2）：120-124.。例如，单音节型句尾词sai33用在第三人称单数做主语的叙述句中，s-表示人称、数，ai33表示语气。赵敏、朱茂云指出卡多话的体助词、判断动词与语气词连用时容易产生合音。例如ŋɣ55是a31疑问助词＞ŋa51(27)赵敏，朱茂云.墨江哈尼族卡多话参考语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否定词与相邻成分的合音。陈亮指出五河方言中的否定性合音词“嫑[pio212]和“口[pɛ212]”分别为“不要、不碍”的合音(28)陈亮.五河方言合音词初探［J］.柳州师专学报，2014（3）：32-34，24.。胡晓东认为白午苗话中的二音节反复问句结构来自当地苗语中带有否定词a55“不”的三音节结构，即S1xa55S2x ＞S155S2x(29)胡晓东.白午苗话的反复问句［J］.民族语文，2008（2）：61-64.。例如ti33a55ti33＞ti55ti33“打不打”，即否定词以声调的形式参与合音，形成了白午苗话中的二音节反复问句。康忠德指出句尾有否定副词wo33与语气词o35或ʌ35 相连时，两个音节往往可以合并成一个音节(30)康忠德.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下例中的wo³⁵是否定副词wo³³和句末语气词o³⁵合并的结果。

ʌ31mi~35aŋ31hɛ31ɬia35ma33do31wo35.他有八成不来了。

发语词 他 有 八 成 否定词 来 否定助词

2.合音词的用字问题

合音词的书面形式合音字，主要涉及字形来源、选用标准、辞书词典中用字是否准确以及网络新型合音字等方面。

杨剑桥将字形来源分为3 种：把原来的两个字合并为一个字，如“不用”为“甭”；借用其他字，如“何不”为“盍”；另造新字，如“不可”为“叵”(31)杨剑桥.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M］.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李春玲将字形来源归并为二：一是专字，二是借字，根据合音词的读音，借用一个读音与其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作为这个合音词的书写符号(32)李春玲.试论兼词与合音词［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2）：105-108.。贾英敏认为俚曲集可以补充《汉语大字典》和《辞源》中收录的合音字的不足(33)贾英敏.浅谈聊斋俚曲中的合音字（续）［J］.蒲松龄研究，2002（4）：78-80.。孙瑞隆认为合音词是就合音后的合音标音字在句中的语法功能来讲的，合音字是就合音标音字作为单字的书写形式讲的。并以《汉语大字典》中的9 个合音字为例，把合音字分为借字标音和合音新造字两类，指出辞书应以约定俗称为规范，以音义兼顾为原则，有选择的吸纳合音字(34)孙瑞隆.论合音字的类型与选用——以《汉语大字典》为中心［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20（2）：26-32.。李克郁指出，土族语中形容词shge“大”、mulaa“小”、gaaga（～gigaa）“小”与表示亲属称谓的词一起组词时，发生连音变化结合的非常紧密，不可拆分，shge大+aaba父＞shaggba伯父，认为在书面语中由这种方式组成的词不能拆散，要当作一个独立的单词（名词）使用(35)李克郁.土族语言中的音变现象及其文字书写问题［J］.青海民族研究，1990（4）：6-13..。

3.合音词的使用频率

孙红举认为合音中音段成分的缩减和声调的融合都与词频有关，高频词语比低频词语更容易发生形式上的缩减(36)孙红举.论汉语合音现象的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2014（1）：115-124.。孙东平认为合音词的稳固程度与合音前后字构成词的使用频率息息相关，调查发现由“否定副词+中心词、指示代词+儿化以及疑问语气词＋中心词构成的合音词，此类型合音词使用人数众多，使用频率很高，语用形式和词语意义相对固定(37)孙东平，郑琳.肥东方言合音词探微［J］.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1）：47-51.。徐波认为宁波方言中的合音词多为日常生活口语的高频词，并且在其使用中又有紧密、松散、及扩展等不同的体现合音程度的现象(38)徐波.宁波方言中的合音词［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4）：46-50.。

4.网络合音词

网络合音词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如王焱从词汇化视角出发，不仅探讨了网络合音词的成音和机制、分析了网络合音词的结构类型及其独特性，还将网络合音词与缩略词、拆音词等进行了辨析；陈丽湘用大数据分析，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分析网络合音词的特点，发现这类合音词在不同年龄群体、地域群体、性别群体、在网络媒介的使用和接触中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39)见：王焱.词汇化视角下的网络合音词［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8（5）：22-25；陈丽湘.网络语言中的合音现象研究［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1-85.。

四、汉藏语合音的历时研究

对汉藏语合音的历时研究主要集中在合音词探源、合音变韵与合音变调、合音与语法化等方面。

1.合音词探源

汉语研究领域主要深入探讨了“诸”“别”等字的来源，“不律”与“笔”的关系、反切与合音的关系等问题。

（1）“诸”的来源。文言语法论著及当代通行的各种古代汉语教材中，普遍把“诸”划归为合音词，认为句中动词后的“诸”是“之于”的合音，句尾动词后的“诸”是“之乎”的合音。有些重要辞书，例如《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经传释词》《词栓》等也将“诸”释义为合音词，相当于“之乎”或“之于”。但这一观点也有一些学者不太认同。如：陈元胜认为辞典中把“诸”释义为“之于”的合音这种说法不科学，刘忠华认为“诸”没有合音词的用法，李春玲认为“诸”既是兼词又是合音词(40)见：陈元胜.谈谈汉语“合音词”释义［J］.辞书研究，1983（6）：128-129；刘忠华.“诸”不是合音词［J］.安康师专学报，2002，14（2）：61-65；李春玲.试论兼词与合音词［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2）：105-108.。

（2）“别”的来源。关于禁止词“别”的来源各说不一，如江蓝生认为北京话中“别”就是“不要”的合音，但是北京话里的禁止词“别”只是“不要”合音的同音借字；冯春田、王群认为“别”是“不要”不完全合音的混音式,“别要”则是“不要”连说混音为“别”后在剩余音素,尤其是原式的影响下“要”音复原的新旧嫁接形式；李焱、孟繁杰认为“不必”的合音是禁止副词“别”的来源；杨永龙提出了一种新的补充性解释，认为“别”的产生途径可能是“不要”变为“别要”，然后省缩为“别”(41)参见：江蓝生.禁止词“别”考源［J］.语文研究，1991（1）：42-47；冯春田，王群.副词“别”形成问题补议［J］.汉语学报，2006（1）：35-38；李焱，孟繁杰.禁止副词“别”来源再考［J］.古汉语研究，2007（1）：52-56；杨永龙.词音变化与构式省缩——禁止词“别”的产生路径补说［J］.中国语文，2017（6）：643-652..。

（3）其他字的来源。在其他字的来源上也是众说纷纭，如秋实认为“脱”是“倘或”的合音；胡续发认为将“弄”看作“胡同、路”的合音是不合理的；叶祖贵认为“头”是代词“它”与语气词“呕”的合音；孙玉文认为指红薯的“苕”是“山药”两个字的合音，原来指“山药”，后来引申出“红薯”的意思；卢玉亮认为“若”来自“若兹”的省音合义,“乃、尔”分别来自“若兹”和“如此”的合音合义,“然”来自“尔”的异尾通变(42)参见：秋实.假设连词“脱”是合音词［J］.扬州师院学报，1983（2）：156；胡续发.“弄堂”考［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3）：65-67；叶祖贵.河南固始方言表处置义的“V 头”及“头”的合音来源［J］.中国语文，2009（5）：451-453；孙玉文.考“苕”［J］.长江学术，2014（1）：103-110；卢玉亮.上古汉语“若”类指示代词来源试析［J］.中国语文，2021（1）：56-76.。

（4）“不律”与“笔”的关系。关于这一点，陈元胜认为“笔”和“不律”之间不是合音的关系，属于语言的转换；任继昉认为是切脚语；朱皋认为把“不律”称为“笔”是由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决定的；卢甲文认为“笔”的分音为“不律”，提出了分音现象的特点；笪远毅认为“不律”是“笔”语音分析的结果(43)参见：陈元胜.谈谈汉语“合音词”释义［J］.辞书研究，1983（6）：128-129；任继昉.“不律谓之笔”的重新审视［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5（Z1）：59-62；朱皋.也谈“不律谓之笔”［J］.鸡西大学学报：综合版，2016（6）：149-150；卢甲文.汉语里的合音现象和分音现象［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4）：43-46；笪远毅.切音词和析音词［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6（1）：114-119.。

（5）合音与反切的关系。在传统训诂学中，合音词与反切往往纠缠不清。如傅定淼从史料的角度证明反切语是上古汉语固有的人为的合音的语言现象，认为《庄子》的《礼记·乐礼》中“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子与之言及乐”，“牟贾”是“武、久”二字的双反，“武（明）、久（幽）”为“牟（明幽）”，“久（见）、武（鱼）”为“贾（见鱼）”。同年作者在《切语声训考——兼证反切源于合音》中再次力证反切源于上古汉语的合音，切语声训的音理构造和出现时代，是反切起源于上古汉语合音的证据之一(44)傅定淼.先秦两汉反切语考［J］.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99（1）：24-28；傅定淼.切语声训考——兼证反切源于合音［J］.玉林师专学报，1999（4）：50-53.。

2.合音变韵与合音变调

合音往往带来韵母或声调的改变。薛文萍、王理嘉认为儿化韵是词根语素和后缀“儿”结合时形成的合音现象(45)薛文萍，王理嘉.儿化韵的一次听辨调查［J］.语文建设，1996（12）.。类似文献还有《官话方言Z 变韵的研究综论》《官话的儿化韵母的基础音系和儿化词的构词法》等(46)见：支建刚.官话方言Z 变韵的研究综论［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06-109；黄灵燕.官话的儿化韵母的基础音系和儿化词的构词法［J］.语言研究，2019（4）：78-88.。郭小武认为“啦=了+啊”、“哪（呐）=呢+啊”等被广泛采用的“合音说”并不成立,应代之以强语气条件下的“了、呢”变韵说(47)郭小武.“了、呢、的”变韵说——兼论语气助词、叹词、象声词的强弱两套发音类型［J］.中国语文，2000（4）：349-362，383.。刘探宙指出山东芝罘话名词和其后虚成分（相当于普通话的“子”缀）的合音与动词和其后虚成分（相当于普通话的“着、了、在”）的合音模式相同，其形式都是后一音节声、韵脱落，前一音节的韵腹变成长元音(48)刘探宙.烟台芝罘话一种一种名、动同模式的变韵［J］.方言，2013（2）：125-131.。仁增旺姆通过对迭部藏语及其周边土语合音现象的分析，发现许多在早期藏语中带有派生词缀的双音节词，在现代藏语方言中因为产生音节合并而单音化，而且伴随而来的是产生了以前没有的复合元音等语音形式。作者还指出藏语方言在音节合并中还影响到某些调位的产生(49)仁增旺姆.迭部藏语音节合并现象及其联动效应——兼述周边土语的类似音变［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6）：83-89.。赵燕珍指出合音还会引起白语声调的变化，例如赵庄白语中21/33 ＞35、44+55 ＞55 等(50)赵燕珍.赵庄白语的合音音变［J］.大理学院学报，2013（7）：33-36.。

3.合音与语法化

合音是语法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张占山、李如龙以烟台方言中若干虚成份的合音为例，说明了合音与语法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合音是语法化的终极(51)张占山，李如龙.虚化的终极：合音——以烟台方言若干虚成分合音为例［J］.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95-100.。黄进认为“-儿”语法意义的磨损虽然与合音的发展阶段不是绝对的相对应，但有明显的关联(52)黄进.南京方言儿化合音的演化与语法意义的磨损［J］.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1）：22-23.。邵明园在讨论*-l 是否为小称标记时，认为韵尾为*-l 的词是类推之后的合音现象，*-l 的源头来自*-ril“圆形物”，并分析了其语法化及其类推的过程(53)邵明园.书面藏语的小称［J］.语言科学，2012（3）：287-300.。

五、结 语

合音在汉藏语系语言中具有普遍性，通过对汉藏语合音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近40 年来汉藏语合音研究成果的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呈现出汉语和民族语研究严重失衡的局面。汉语研究成果丰硕，相关理论研究以及具体合音现象的研究都比较深入；而民族语合音研究涉及的语种少，还有很多语言在合音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已有研究绝大多数以单一语种的合音为研究对象，缺乏跨语言比较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深入探究汉藏语合音现象的共性与差异造成一定的局限性。2016 年以来合音研究文献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合音问题的研究出现了瓶颈，亟待理论、方法、视角等方面的突破。今后可以从跨语言比较的视角，尝试采用新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汉藏语合音现象，以期发现新的规律，获得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