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兴旺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

一直以来，众多学者对民族地区的生计方式较为关注，并取得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仔细对比此前的研究就会发现：主要关注生计中的物质资本、经济资本、自然资本的形成与获取［1］，聚焦于生计转型的动力因素［2］、多元生计策略的选择［3］，但对于生计安全缺乏应有的研究，特别是以民族学中的“文化适应”作为切入点分析生计安全问题更是凤毛麟角。

进化论被广泛接受后，人们在发展和演化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适应”。比如，雷德菲尔德、林顿和郝斯科维茨（R·Redfield、R·Linton、MJ·Herskovits）采用平视的角度注意到了文化双方都可以发生变化，在《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提出了文化适应的一般定义：“文化适应是指一些具有不同文化的个体或集团发生长期而直接的联系，因而个体或集团改变了原来的文化模式所产生的现象。”因其最初基本研究单位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单元系统，所以文化适应在跨文化群体领域得以大放异彩。因文化群体的实力和权力的差异，又导致文化适应程度主要体现在强势一方的影响力作用，而处于弱势的一方则居于从属和被影响的地位。①国际移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将文化适应理解为某一群体或阶层对外国文化中的价值观、规范、行为、制度等逐渐吸纳和接受，文化适应者最终并入主流文化之中的过程。文化适应的作用被限制在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加以讨论，强调外在影响因素的制约作用是一种机械的直线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