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七大是党的百年建设史上一次承上启下的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会，加强党的建设是其重大议题。中共七大在深刻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成就与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现实问题，在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等方面都提出了相当丰富的新思想，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走向成熟具有里程碑意义。系统总结中共七大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贡献与历史经验，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共七大;党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2）02-005-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形成的历史逻辑与作用机理研究”（17ADJ007）、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西安交通大学）”（21SZJ6101068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陆卫明（1964- ），男，浙江象山人，西安交通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当代中国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全国思政課名师工作室”负责人，主要从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共党史与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不断加强自我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与永恒主题，党的百年发展史更是党的百年建设史。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上始终坚持加强党的建设，也在理论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中共七大正处于党和国家的历史交汇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会议，对党的七大文献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雷淑媛[1]、李君[2]、周勇[3]、董世明[4]等人阐述了中共七大对党的总体性建设的重要作用及机制，傅明、李薇、黄海涛[5]、何增光[6]、谢涛[7]、李蓉[8]、林新军[9]、王锐[10]、武星[11]、郑益[12]等多位学者论证了中共七大对党的作风、执政能力、民主、政治、组织和纪律等党的某方面具体建设的突出作用，谭永国[13]、陈自才[14]等人阐述了七大党章的历史特征及其重要作用。相比学术论文，关于中共七大党的建设的研究专著较少，如《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七大纪事》《忆七大——七大代表亲历记》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总体看来，学界对于“中共七大与党的建设”的研究有许多重要成果与独到见解，但依然存在明显不足。一是关于七大党建内容的系统性研究几乎付诸阙如;二是未曾凸显七大在理论上对党建的重大贡献;三是关于七大党建理论时代价值的阐发也有待深化。本文力图以大量原始文献为基础，通过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全方位论述七大党建理论形成的历史环境、理论贡献，并结合现实需要，充分挖掘其时代价值，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提供有益启示。

一、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共七大的重大议题

政党是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政治组织，需要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以实现其政治目标。早在1937年关于召集中共七大的决议中，就将“在新工作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15]（P4）作为大会的重要议程，并在此后始终将其明确规定为七大的重点议题，这是应对外界挑战和巩固自身发展从而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要求，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应对时局转换的必然选择

中共七大召开之际，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基本定局，中国革命的局面已表现为国民党六大所昭示的专制腐朽的黑暗命运和中共提出的独立民主的光明命运这两种前途且处于激烈交锋之中。对此，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共产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以适应客观时局的迫切需要。

其一，通过加强党的建设而把握重大转型时期的历史机遇。中共七大前夕，正是中国百年以来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中国广大民众在抗日战争中被广泛动员起来;共产党在多年的革命历练中已发展成为一个足以带领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向胜利的重要政治力量;国民党六大后独裁专制的法西斯野心得以暴露，其民间威信受到了相当损失。对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表示“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16]（P97）面对着中华民族以巨大代价换来的重大历史机遇，中国共产党必然要抓住历史契机，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前途。

其二，通过加强党的建设而极大增强自身的政治力量。任弼时指出：“不论是反攻日寇还是制止内战，争取形势好转，都决定于我们力量之更加增大”[17]，强调了实际政治力量在现实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此时共产党的力量相比国民党来说尚处于劣势：国民党形式上掌握着全国统治权，有四百多万的海陆空军队，还有美英的全面援助。中共的根据地则是分散的，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数、装备等与国民党相比也相差甚远。然而党员、军队、武器多寡仅仅是评判政党政治力量强弱的外在指标，关键因素在于对内向心力和对外的吸引力、动员力等难以量化的内在品质。因此，在这种客观条件相对弱于国民党的情形下，中共通过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凝聚力与先进性进而增强自身政治力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就充分凸显了出来。

其三，通过加强党的建设而适应战略重心转变。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转变战略重心并贯彻落实新路线是政党政治领导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共七大召开时，抗日战争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然而国民党却在其六大上将中共视为最为危险的敌人，污蔑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政府”是居心叵测的危害国家的口号，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内战。有鉴于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提出要及时进行战略重心转移，具体包括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移，从减租减息到土地革命的转移，从而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服务。这种新的环境与新的政治任务使得中共必须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以增强全党共识、加强团结统一、提高政治能力以使党的战略转变、贯彻落实新的政治路线。

（二）解决党内问题的迫切要求

直面党内问题并及时自我革新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走出逆境并且迅速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中共七大将党的建设作为中心议题正是解决党内现存问题以实现政治目标的必然要求。

其一，总结历史经验，完善党建理论。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创新发展理论是中共的一大独特优势。然而中共七大召开受战争以及党内思想未统一等原因影响而被一再推迟，导致中共六大以来特别是遵义会议之后关于党建的丰硕成果与重要经验都迟迟未能得到交流总结并写入党的最高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正式上升为党建理论、充实党章。毛泽东敏锐看到了七大将党内积累的正确经验理论化、决议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在《论新阶段》中强调七大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15]（P15）。刘少奇也在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党的历史斗争经验“是极端丰富与极端重要的，必须总结这些经验，来充实我们的党章和加强我们党的建设”[15]（P261），体现了七大对于总结历史经验、完善党建理论的重视。

其二，消除山头主义，加强党内团结。高度团结是政党实力充分发挥的重要条件，然而七大前党内仍存在着妨碍党的团结统一的不少问题。一是在“肃反运动”和“审干运动”中的一些“左”倾错误造成部分党员情绪不高。古大存对此直白指出，党在“情绪上有一点不太团结”，党员中间“酝酿着一股戾气，对团结是有妨碍的”[15]（P431）。二是国民党在中共七大前加紧了对共产党的挑拨。国民党不仅在重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利用叛徒挑拨中共，还在整风运动时，借机针对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负责人进行离间。这些挑拨虽不致命，但必须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三是党内存在着的山头主义影响党的团结。由于革命需要，党长期在交通不便的各个分割的农村根据地开展相对独立的游击战，这种分散的战斗状态直接导致了傅钟在七大上所指出的“盲目的山头主义倾向”[15]（P498），严重阻碍着党的团结统一。有鉴于此，七大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影响党内团结的这几大问题从而提高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其三，克服不良风气，强健组织系统。一般而言，政党在迅速扩张期间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恰当解决甚至会成为政党失败的伏笔。七大从发文准备到正式召开期间正是党组织迅速扩张之际。这种情况下党内不免产生思想、组织、政治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产生根基不稳、性质偏离、力量涣散等恶劣后果。当时的突出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力量壮大和形势部分好转，党内出现骄傲自满的情况。陈云有针对性地指出：“在我们党内一部分干部中间，有一股骄气”[18]，影响着党的进步与发展。二是党的组织体系还不太严密而造成一些组织问题。例如发展党员只注重数量而不注意质量;组织系统不能完全步调一致;某些党支部作用不大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七大上进一步做出相关规定予以解决。

（三）顺利推进党的建设的有利条件

中共七大顺利实现党的建设离不开大会筹备期间所奠定的重要基础。由于战争和交通分割等原因，七大从1937年决定召开到1945年正式召开相差整整8年，其筹备时长为建党以来之最。任弼时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七大可以早开三年五年，但绝不会有今天开的这样好”[15]（P131），充分说明了七大推迟召开所带来的积极效应。

其一，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思想路线是想问题、办事情的基础，思想路线的正确统一与否直接关系着政党行动是否能够有效落实。然而延安整风运动前，党内长期存在着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條主义的问题，始终未能完全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针对于此，全党发起了面向全体党员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正式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员干部对“活的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认识与掌握。思想统一是全党团结的重要前提。七大代表马瑞文就曾指出，七大之所以能够取得全党空前的团结统一，“根本在于七大前的3年整风”[19]（P30），强调了整风运动对七大顺利实现党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的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往往会触及到某些既得利益，因此必须要有政治权威加以推动才能实现。遵义会议之前，党尚处于幼年和不成熟时期，尚未形成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成熟的党中央与领导核心，这直接导致中国革命事业的巨大挫折。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领导开始逐步形成。随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抗日路线、1943年明确了党中央一元化领导并规定中央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20]，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得到了党内普遍认同，为七大加强党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其三，对党的历史认知达成了高度一致。历史认知严重影响着现实认知和现实行动。七大前，中共将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党的历史结合起来，展开了一场浩大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党一致的历史认知，真正认清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认识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而是为端正思想路线、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服务的。国民党将领王世杰曾疑惑中共为何花费如此长的时间精力作历史总结，恰恰说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高明之处。胡乔木曾指出：这种历史共识的达成使得“那么多干部达到思想统一，一到需要的时候就能派出去工作，而且很顶用”[21]（P10），充分说明了统一历史是非观的重要性。同时党史学习强调弄清思想但不针对个人，使得党员干部放下历史包袱，促进了党内政治关系的健康发展。这样，一致的历史认知和团结和谐的党内关系为七大顺利推进党的建设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中共七大对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指导的组织严密的先进政党，然而由于革命经验不足和教条主义的影响等原因，建党早期始终未能成功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话语为形式、中国国情党情为内容对党建理论进行系统构建。七大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和新方法，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党的建设理论。

（一）明确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中心地位，解决思想建党的重大理论问题

思想建设居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中心地位，然而遵义会议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遵义会议之后才逐渐步入正轨。七大总结升华了党关于思想建设的重要经验，明确了具体定位，解决了重要问题，实现了党建理论的重要发展。

精确把握思想建设在党建体系中的地位。明确党的各方面建设在党建体系中的具体定位是重要理论问题。七大明确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22]（P1094）这一重要论断，明晰了思想建设在党建设中的定位问题。这里所谈“中心环节”有两层内涵：一是强调统领性地位。七大上常用“最主要的”“首要的”等词语对思想建设定位，明确其超然地位。二是强调对于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关键性作用。具体来讲，强调组织建设如果缺少思想建设就会“使党的建设流于形式主义”[15]（P265），政治团结要以思想认同为前提，纪律建设要在思想教育所产生自觉性的基础上。除此之外，刘少奇在七大报告中通过国情分析，揭露了党内的本质矛盾是思想斗争，从而科学解释了确立思想建设中心地位的必要性。这样，七大基本解决了思想建设的定位问题。自此之后，思想建设就成为了党的建设所关注的重要环节。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进行科学阐述。毛泽东思想是中共首个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所产生的指导思想，对其进行系统阐述和准确界定是极其重要的理论任务。另外，这一理论问题的解决还与批判党内把共产国际决议、苏联经验的神圣化、教条化有关。胡乔木回忆道：“提毛泽东思想这就是对着苏共的”[21]（P11）。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逐渐得到了全党体认，但其科学内涵、科学体系、历史地位却迟迟未在理论上得以正式阐明。该理论问题是在七大上得到妥善解决的。大会首次在理论层面集中明确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涵和基本内容、形成过程以及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都结合各自的实际经验，深化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阐发。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方法论构建。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还要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法论体系，极大提升全党运用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能力。七大对此做出了科学解答：一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内涵，说明了其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二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客观环境，即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三是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阐发了相应的三种素质要求，即丰富的知识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方法的熟练掌握以及对无产阶级与人民的无限忠心。这样，七大初步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对提升党内理论创新能力做出重要理论贡献。

七大不仅在理论上更是在实践上的一次思想建党的成功典范。实事求是的热烈讨论、自觉的信仰觉悟、积极健康的政治氛围等客观现实极大改造了七大代表的主观世界，使他们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都受益匪浅。据七大代表朱春和回忆道，“可以说，参加七大的这批干部以后犯错误的很少”[19]（P259），充分体现了七大思想建设的成功。

（二）明确从政治上巩固党，确立了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原则

“从政治上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显著特征。党成立初期就重视党员的政治标准，1929年提出政治建军，1939年将“政治上完全巩固”作为治党目标之一。七大首次将建党路线概括为“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23]，明确了“政治建设”的重要地位。

“看齐原则”是政治建设的首要前提。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政治目标的首要前提。毛泽东在七大上明确提出了“看齐原则”，发展了政黨权威理论。他指出：“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16]（P13）这段论述明确将“看齐原则”作为治党的重要原则并对其做出全面解释。一是指出“看齐”的原因是实际存在偏差;二是强调“看齐”的对象是党中央和大会精神;三是提出了正确处理“偏差”的方法，确保在看齐同时保持党内政治关系的健康发展。“看齐原则”以日常的、富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形式简明鲜活地解释和概括了服从党中央权威与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是对马克思无产阶级政党权威理论的重大发展。

加强党内民主是政治建设的重要环节。党内民主是政党生命力的源泉，也是保持党内健康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受中国长期封建宗法制度以及共产国际极权传统的影响，中共在党内民主建设方面有过曲折。七大是民主革命时期发扬党内民主最为成功的代表大会，同时也在理论上极大发展了党内民主理论。其一，将党内民主与群众路线相联系。刘少奇指出：“党的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15]（P276）这使群众路线的概念由党外扩展进入党内，创新性地把发扬党内民主与群众路线联系在一起。其二，充分肯定了党内民主的现实意义。陆定一在七大发言时指出：“民主这个东西，如果缺乏，我们就闭塞，就盲从”[15]（P407），强调党内民主与减少闭塞、增加创造性之间的紧密关系。其三，提出了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多位领导人强调要加强党内意见流通并将其作为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形象告诫道：“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15]（P229），强调领导干部对下级意见的重视。七大结束不久，黄炎培等人造访延安，提出了著名的“窑洞之问”，对此毛泽东明确干脆地强调了民主对打破历史周期率的决定性作用，充分说明党对人民民主认知有了进一步深化，把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建设民主国家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提高政治能力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七大正值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必须提高党的政治能力以争取胜利。一是增强政治判断力。毛泽东在七大提出“预见”与领导关系，指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并将其作为克服盲目性从而增强政治判断力的重要前提。二是提高政治领导力。政治领导力的大小直接关系革命斗争的成败。七大一方面明确了领导对象，提出不要忘记农民的重要教训;另一方面则强调领导权的基础是正确政策策略下对广大民众的吸引。此外，坚持了反倾向斗争，提出既要反对放弃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也要反对孤立自己的“左”倾错误，强调了对中间分子的团结的重要性。三是增强底线思维。底线思维是指对事物最坏情况的提前预估和充分准备。毛泽东在七大向代表们列举将来可能要面临的十七条困难，告诫党员干部要预想最坏情况争取最好的可能，从容应对各种危机挑战以促成其积极转化，充分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

（三）强调组织建设的重要性，阐明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理论原则

组织建设是提高政党凝聚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组织建设及其理论探索。七大将马克思主义组织理论与组织建党尤其是遵义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相结合，完善发展了党的组织建设理论。

系统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中共组织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七大对此进行了充分完善。其一，着重从党的组织规律角度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刘少奇在七大报告中指出，共产党“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15]（P282），而这种规律就是民主集中制。其二，对民主集中制做出明确定义。毛泽东在七大上明确将民主集中制定义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22]（P1057）。七大党章也对其进行了明确规定。其三，强调了民主和集中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指出民主和集中并非互相对立，而是互相促进、不可分离的关系。其四，明确指出党内存在的关于民主集中制认识和实践上的错误倾向，系统说明实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的两种极端错误倾向并加以批评。

提出加强党内团结的相关原则。七大的显著特色就是将“团结一切”作为大会方针，并对加强党内团结提出了一系列新方法。一方面，对山头主义进行了理论剖析及策略分析。一是指出了山头主义的产生根源是党长期处于通讯不便的各个根据地独立斗争的现实，强调其真正消失有赖于客观现实的改变。二是明确规定不允许“有向党闹独立性、小组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15]（P619），在理论层面明确了山头主义的错误并对其做出了底线规范。三是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终“缩小山头、消灭山头”的策略和“搬石头”“搞好干部关系”的两种具体办法，为缩小进而消除山头提供了新思路。另一方面，提出正确对待犯错同志的相关论断。一是明确性质。七大将批判错误路线定义为“家庭中的斗争”，强调犯错同志依旧是“兄弟姐妹”中的一员。二是深入分析心理机制。毛泽东认为无法团结犯错同志是出于对党的理想主义情结和图个人的情感痛快两方面原因，进而提出将“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16]（P164）。三是提出要在遵守党的纲领的原则下团结同志。陆定一曾在七大上激动说道：“我觉得这次七次代表大会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我们党真正地在毛主席领导下面，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了！”[15]（P404）这种真挚感叹充分说明了当时党内团结程度之高。

阐述了组织体系的新规定。政党组织力依赖于组织体系的严密性与协调性，构建由上到下、横纵覆盖的组织体系是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七大一方面明确规定了党自上而下的三个组织各自的职权范围、工作规则、領导机构的选举和撤换办法，理顺了这三个机构两两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以及各自的义务与权利。另一方面明确了基层组织的组织原则与组织职权。七大提出将党的组织基础放在社会细胞之中的组织原则，指出基层组织应该以生产关系为原则来组建。除此之外首次明确规定了基层组织关于落实党的决策、动员群众、审查鉴定和关爱党员、负责调查群众中的破坏分子等责任。

充实完善了干部政策。政党政治目标的实现直接依赖于干部的数量与能力。七大对党的干部理论进行了重要补充完善。其一，重视干部的极端重要性。七大继续延续了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干部政策并再次强调了干部的极端重要性。其二，完善干部选拔方式。七大提倡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结合起来识别和选拔干部，提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权。其三，充实干部标准。七大强调革命热情和理智、忠心和原则相结合的干部标准。刘少奇则指出：“干部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好坏，以及联系群众的密切与否，应该是我们鉴定干部最重要的一项标准”[24]，将贯彻群众路线作为干部重要标准。其四，调整干部关系。七大强调了党内上级机关和下级负责干部之间的正确关系，纵向上明确了权责问题;以正确对待八类干部为切入口，横向上说明干部间的正确关系。其五，注意“保存干部”。七大准备期间，党在大后方加强了干部教育和选拔，培养和集训了大批对党和人民忠心并掌握正确理论的党员干部，为此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除了理论创新，七大也在实践上加强了组织建设。最为关键的就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成熟的、有能力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师哲回忆道，毛泽东曾在七大后指出，大会“最大的成功就是选举产生了一个好的领导核心，这是革命胜利的保证”[19]（P24），这也说明了七大在组织建设实践上的成功。

（四）强调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并系统总结了党的一系列优良传统与作风

作风是政党的政治形象，关系着政党尤其是群众性政党的兴衰成败。加强作风建设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共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逐渐探索出的重要治党原则。七大系统总结了党的优良传统，确立了党的作风建设理论原则。

总结党的优良传统是重要任务。七大创造性地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与作风”[15]（P206）。这三者相互联系、彼此促进，共同构建了作风层面实现群众路线的方法体系。“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是党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行动驱动力;“理论联系实践”是使党的指导思想落到群众实处而不是空谈的重要思维方式;“自我批评”则是一套自我净化机制，能够修正偏离于群众路线上的行为观念和政策。“三大作风”的提出强调了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极具创新性的重大理论成果。张闻天指出，这“是我党二十五年来建党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是我党以后建党的方向”[15]（P350），充分说明了“三大作风”理论的开创性贡献与后继性影响。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谦虚谨慎往往是革命党建党初期和革命低谷期的优良作风，然而也是崛起为执政党后最容易丧失进而导致失败的一大因素。七大召开时正是中共力量迅速壮大和抗战即将胜利之际，部分党员难免出现“骄傲之气”，对此，七大做出了多方面理论阐述。其一，张闻天深入分析了骄傲自满的思想根源，提出了骄傲自满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表现这个重要论断，并在此基础上将骄傲自满作为党发展的第一号敌人。其二，毛泽东通过“大贾深藏若虚”的典故，从现实层面告诫全党面对着前后两个敌人必须要“谦虚谨慎，戒躁戒骄”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其三，陈云分析了骄傲自满的现实原因和主观原因，并提出要在个人层面上树立起“头一条是人民，第二条是党，第三方是个人”[15]（P399）的正确功绩观。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的开幕词中提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著名口号，更是对此的重要发展。

保持艰苦奋斗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品质。中共在多年艰难困苦的现实条件下能够实现革命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七大闭幕式上重提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将中国共产党员比作“愚公”，将人民比作“上帝”，告诫党员只要坚持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一定能够感动“上帝”，搬走“两座大山”，实现革命的彻底胜利。这里毛泽东通过对传统故事的重新解读，以中国化、大众化的语言形式向全党强调了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对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1949年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去迎接全国革命的胜利，然而中共并未被即将到来的胜利冲昏头脑，反而将其视为新的“考试”，正是七大强调艰苦奋斗作风的延续。

在革命即将胜利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七大提出的党的优良作风理论，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明确要求即将转变为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务必继续保持党的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中共七大所阐述的党的“三大作风”与后来的“两个务必”一起，共同构成了党永葆革命本色与先进性的红色文化基因。

（五）强调党的组织纪律的重要性与严肃性，阐明党的纪律建设的正确方针和原则

重视纪律建设是党在各个时期都能保持一致的重要武器。七大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的重要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阐述了党的纪律建设理论，为之后党的纪律建设提供了正确方向。

严肃纪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强大组织力的重要诀窍。没有纪律就没有组织，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重视党的纪律建设是中共的重要品格，一大党纲涉及了许多对党员的纪律要求，二大党章已明确设立了“纪律”一章。七大继续突出了纪律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七大党章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15]（P619），从组织角度强调了纪律对党的凝聚作用。七大再次重申了“四个服从”。七大还提出了判断党员是否具有纪律性的重要方法是观察其与组织发生分歧和处在少数地位时的表现。1948年9月，毛泽东针对地方主义和纪律涣散等情况，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夕提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25]的口号。

纪律建设要坚持正确原则。重视纪律性是党的重要经验，然而规定纪律建设的原则同样重要，否则党的严肃纪律反而会被异化为服从个人的工具，成为家长制和个人独断作风的武器。七大根据正反两面经验教训，提出了纪律建设的正确原则。一是要以自觉性为基础。毛泽东对比国民党靠“赌咒发誓”的做法，指出共产党员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26]，强調党员在教育与民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自觉自愿性。二是再次强调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纪律处分原则，在保障党的行动统一的同时最大程度团结犯错误同志。三是为防止张国焘事件再次发生，特别指出纪律对包括领袖人物在内的“一切党员”的约束作用，强调了纪律的平等性。

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是纪律建设理论的关键问题。过去党内极端个人主义和家长制作风交替出现的重要原因就是未能解决纪律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七大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一，开创性地提出个性与党性的辩证关系，为正确处理严明纪律与尊重自由的关系提供了哲学基础，进而突出党内纪律严肃性与能动性相统一的特征。其二，反对完全放弃自由的盲目服从，鼓励独立思考以帮助上级纠正错误。刘少奇指出，由于党内分散的作战方式和各个地区内外的悬殊情况，因而“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15]（P286），还指出这种盲目服从下的团结统一只是表面的、虚伪的和机械的，甚至会阻碍党的事业。其三，在尊重党员个性的同时严肃批评了党内自由主义和分散主义。毛泽东指出：“在目前，同志们还要警戒自由主义的危险，严肃性是必要的。”[16]（P217）认为这和“逼、供、信”一样是对党有危害的错误情绪。

（六）加强制度建设，为党的各方面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建立健全和贯彻执行党内以党章为基础的各项法规条例与工作制度是顺利实现党内各方面建设的重要保障。七大党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通过的新党章中。七大党章对党的各方面建设的理论成果做出了初步的具体制度设计与安排，为其提供了法理依循和制度保障。

将党建的重要理论成果写入党章之中，使之上升为党的原则。七大党章集中了党成立24年以来的党建理论成果，使其成为党内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首次在党的根本法规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保障了党的思想统一。首次将党纲和党章分开，在党纲中集中阐释了党的基本问题并将其作为全体党员政治生活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旗帜。首次明确规定了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并且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系统阐述了其各项基本条件。首次将“自我批评”作为纠正党员工作错误的方法写入党章。首次增加了党员的“奖励和处罚”一章，明确规定了奖励条件、处分形式，完善了党的纪律规定。另外还明确指出党员有“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15]（P620）的权利，极大促进了党内民主。

党的建设理论的实现要依靠具体的制度安排。七大党章完善了党内的具体制度，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规定。明确了中央书记处制度。七大党章规定了中央书记处的产生办法、地位和职能范围，使其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和决策机构。完善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七大党章明确规定了各级代表大会的职权及产生方式和召集方式，并强调必须在一切适合条件下遵守此规定。完善了党的选举制度。七大明确将选举制度作为领导机关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办法，并集中阐述了选举的具体方式、选举人批评和更调候选人的权利与被选举机关定期作报告的义务，充分保障了选举的民主性。对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和地下组织的设立、构成、职权、任务、相互关系都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与充实。

党内的监督制度是落实制度规范的重要途径。七大党章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的监督制度。重新对党的检察机关做出相关规定。七大党章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产生机理、工作内容以及与党的委员会的关系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初步构建起党内监督制度。对严重违纪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做出规定，即“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其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直至开除其党籍”[15]（P626）。这一规定增强了对党的领导机关的纪律约束，极大地加强了党内的纪律建设。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各项民主权利与应尽义务，赋予党员权利以增强党员积极性、责任感和归属感，同时，使监督党员言行有了更明确的标准。

三、中共七大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时代价值

研究历史是为了服务现实。继承并结合时代要求创新发展七大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成果，对完善党建理论体系和推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镜鉴作用。

（一）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加强理想信仰建设

七大明确将思想建设定位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新时代随着客观环境和任务的不同，需要对七大的思想建设理论做出新的阐释以指导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思想理论的先进性，保持理论先进性的关键就是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随着社会形势的瞬息万变，中共需要不断发展创新党建理论，确保其对现实的解释和改造作用。其中不仅在于价值层面上的强调，还在于现实层面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体系。方法论体系应该更加微观、易懂且更具实操性。一能给予理论工作者研究方法，使其较快掌握理论要领和创新能力。二能帮助实践者在具体工作中真正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其中。三能批量培养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进入各个岗位。

正确有效的理论宣传是加强理论武装的重要途径。七大后掀起了对毛泽东思想和七大精神的学习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宣传得当。七大曾指出宣传误区以及两种正确的宣传方式。一是提出“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15]（P269），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的通俗性解释。二是指出“一般的宣传”和“具体宣传”的不同以及实际工作的侧重点，强调党的宣传方法要以具体工作为主，并将其视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真正方法。新时代党的宣传工作也应该以大众化、通俗性和具体性为主。尤其要加强对思想政策的具体落实的成败案例及其经验教训的宣传，将宏观思想转化为具体实践，将理论灌输转化为具体情境体验。这样，即增添了兴趣，又能加强理解，实现党员真学真懂真用。

加强理想信仰教育，着力解决信仰退化问题。七大召开时面临的是民族岌岌可危、共产党人随时会流血牺牲的危急关头，现实苦难反而激起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的崇高信仰。因此理想信仰没有成为大会的重点议题。然而随着中共转变为全国性执政党后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入党不仅毫无随时牺牲的风险，反而可以趁机捞取利益。因而吸引部分毫无共产主义信仰的投机分子入党，就会严重损害党的纯洁性。再加之社会经济条件好转后金钱至上、消费主义等价值观的抬头以及“非马”甚至“反马”的意识形态的入侵，一部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仰产生动摇，羞于甚至嘲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种严峻新问题使理想信仰的建设成为紧迫必要的重点任务，必须要通过原著学习、党史学习等方式大力提升党员干部的理想信仰，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二）以政治建设为中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七大虽然并未明确提出“政治建设”的概念，但是“从政治上建设”实际上正是政治建设。新时代除了充分继承七大关于政治建设的思想之外，还做出了重大理论创新。

党的各方面建设在党建体系中的定位取决于具体时代背景。党的十九大提出以政治建设代替思想建设作为党建中心地位，这种改变是由于新时代面临的新问题。七大召开时面临的思想问题更为尖锐：一方面，现实环境导致党内的本质矛盾是思想矛盾，党员的主要问题是思想方式的偏差和思维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正处于中日生死决战和国民党的敌视围堵之际，强烈直观的危机使得党内的政治方向高度一致。七大代表朱春和回忆道，“那时候那样的困难，情况那么复杂，干部的信心很足，也很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真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19]（P259）。然而新时代部分党员干部却出现了羞于谈政治、忽视政治、偏离政治方向等政治上的严峻问题。因此，党的十九大对政治建设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是结合现实问题的重要理论创新。当然党的思想建设问题仍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必须长抓不懈。

始终坚持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由于受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党内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无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现象。一部分人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不重视、敷衍执行甚至不执行;一部分人不通过正当渠道提出意见和建议，反而在网络上、饭桌上、甚至课堂上阴阳怪气;一部分人在党内栽培个人势力，甚至妄图窃取党和国家权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重提了毛泽东在七大上关于“看齐意识”[27]的论述，强调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向党中央及其决策部署看齐，并将看齐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核心意识整合为“四个意识”，与后期提出的“两个维护”原则共同成为了新时代政治纪律的重要遵循，充分发展了七大的“看齐意识”。

山头主义是阻碍黨内团结的重要因素。七大上曾对山头主义进行了系统理论分析批判，山头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要坚决反对并加以取缔的。新时代党内山头主义依旧存在且与七大情况有所不同。七大时的山头有着难以消除的客观因素，主观成分是朴素的地域情感。而新时代的山头主义则往往出于地方特殊利益、部门特殊利益、政治特殊利益而形成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小圈子和小团伙，进行非组织活动，严重损害着党的组织纪律性与党中央权威。基于此，对新时代的山头主义应该采取相比七大更加严厉的措施，坚决取缔党内的山头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集团甚至政治寡头，彻底净化政治生态，坚决坚持和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三）加强组织建设，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新组织路线

重视党的组织建设是中共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七大提出了党的组织新理论，明确了党的根本组织路线，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新时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遵循党的新组织路线。七大明确提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15]（P271）这一重要概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结合党的百年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围绕组织体系、干部队伍建设、人才队伍建设，首次明确系统地阐述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新组织路线将七大规定的组织路线具体化、系统化，为增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循和实际工作指南，是对七大组织路线的重要发展和创新。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障。党的各级组织彼此上下连通、紧密有序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贯彻落实的重要基础。七大十分重视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对党中央、地方党组织和基层党组织及其相互关系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并根据实际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改进办法。尤其是针对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不强问题，指出要将党的组织基础融入社会的重要思想。新时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要将完善严密的组织体系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面对着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情况，尤其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实现党组织对社会治理的全覆盖，发挥基层党组织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教育党员和管理党员、组织党员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全面提升党对基层社会的组织力和动员力。

干部队伍建设是党成为坚强领导核心的重要保障。七大明确指出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性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长远指导价值的重要论述。一方面，干部标准是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方面。毛泽东在七大将群众路线作为干部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点值得借鉴，应该科学量化群众满意度并纳入干部的选拔机制，推动识别干部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从干部标准倒逼强化干部加强群众意识;另一方面，新时代干部建设的关键就是要进一步完善选拔干部的方式。要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28]的用人路线，结合现实形成一套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干部的完整机制。

（四）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中，为党的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是长期性、根本性的问题。七大的制度建设主要体现在党章的修订中，以党内根本大法的形式确保党内的制度重设。

制度建设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的关键所在。七大时期革命形势复杂多变，中共的革命任务也会随之改变，再加上中共长期处于分散在各个通讯不发达的根据地作战，中央无法及时给予指导，需要党员干部发挥充分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七大也提出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100年革命、建设、改革的经验，制度建设对于保障发展、巩固成果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注重解决制度问题、上紧制度规矩发条”[29]，建立全方位管用有效、突出重点的制度笼子。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建立在忠诚信仰、坚忍不拔和英雄气概上的制度，才能被人真正信服和遵守。七大强调思想建设对于党的其他建设起到的关键作用。新时代要充分借鉴七大经验，认识到思想自觉性对遵守制度的促进作用以及两者相互影响的辨证关系。将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紧密结合，在重视完善健全党内法规体系与具体制度，加强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作用的同时，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巩固共同信仰和情感认同。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健全监察机制能够有效提高党的制度执行力。七大党章重新设立了党的监察体系，不过该监察机构要在同级党委会中产生并在其指导下工作，并不利于监察委员会发挥其监察职责。新时代的监察机制要建立更加完善有效的监督体制。加强党内监督、国家机关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体系的建设，形成全方位的监督合力保障监督渠道畅通，充分发挥互联网的重要作用，保证自下而上的建言献策和批评监督渠道畅通，保证监督人的正当权益。

总之，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一大重要法宝、一项伟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系统的任务，涉及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方方面面，尤其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加强和完善党的建设则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关键所在。中共七大在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作出了许多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在党的建设历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意义，是一笔极其宝贵的思想宝藏，对新时代加强与完善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并根据新时代的新情况加以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继承这笔宝贵的思想资源，继续发挥它的重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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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s a milestone linking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n the century-long history of the CPC Party building， and strengthening Party building is its major topic.？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Party building and combining practical problems， the S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put forward abundant new thoughts on the Party's ideology， politics， organization， style of work， discipline and system， which was of milestone significance to the maturity of the sinicized Marxist Party building theory.？System summary at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Party building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The S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Building; Marxist Party Building Theory

责任编辑：春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