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直隶地区中学教育发展概况及其借鉴意义

2022-04-08樊艳艳

文教资料 2022年1期

樊艳艳

摘要：清末社会危机的加深导致教育变革势在必行，作为畿辅之地的直隶率先进行教育变革。近代中学教育作为小学教育之延续、大学教育之开端，在洋务运动时期得以萌芽，戊戌维新时期得到重视，清末新政时期得以推行，从具有中学性质的京师同文馆的设立到北洋西学堂二等学堂再到五城中学堂、顺天中学堂，完全意义上的中学在直隶地区出现，清政府《钦定中学堂章程》与《奏定中学堂章程》的颁布，使得中学教育体制不断完备。受时代局限，这一时期的中学教育存在很多问题，但其对于当时各省中学堂的创办及教育体系的完善有着示范作用，对当今相关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末直隶中学教育

一、直隶地区近代中学教育发展的原因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在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被迫采取变通之策，教育不兴则国不强，近代中学教育在外来压力之下蹒跚起步，所谓“自五口通商，英法联军入京后，朝廷鉴于外交挫衄，非兴学不足以图强”[1]。时人认为，培养富国强兵的人才，必须广泛开设新式学校，“窃自海禁大开，风气日变，论者谓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之盛衰，而造就人才，必自广设学校始”[2]。在这种背景下，直隶地区中学开始兴起。同时，直隶地区兴办中学之所以有很强的代表性，与地缘因素密不可分，畿辅一带本就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无论是在政治的建设，经济贸易的发展还是在教育的兴办上。再有，近代教育事业的兴办，若无“风雨之中引路人”则举步维艰，中学教育的兴办离不开热心于教育人士的努力。1876—1879年，郭嵩焘作为常驻外国的第一位外交官员，在出使英法期间对西方教育进行考察，并予以记录。1877年黄遵宪出使日本，著有《日本杂事诗》，不但对日本中学教育进行介绍，“有中学校，其学科亦如小学，而习其等级之高者，术艺之精者”[3]，而且对其国中学教育方法进行介绍。1893年黄庆澄游历日本，并在《东游日记》中介绍了中等学校教育的办学性质，以及中学教育体系“有官立者，有公立者，有私立者”“官立者分三等，曰大学，曰中学，曰小学”[4]。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期间，重视新式教育，于1902年制定《直隶总督袁世凯拟定中学堂暂行章程》，并在设立教育行政机构及筹备教育经费方面贡献极大。严修曾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一职，在任时期中学教育得到很大发展。中学教育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离不开郭嵩焘、黄遵宪、黄庆澄等人将西方教育思想及体制的介绍与引入，同时也离不开袁世凯、严修等人的实践与努力。

二、直隶地区近代中学教育发展概况

（一）洋务运动期间的发展概况

19世纪60—90年代是晚清直隶地区中学教育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在中国内地获得了办学的特权，教会学校进一步发展起来，近代教会势力影响下的学校教育亦有中学教育的因素。1864年，美国公理会在北京设立学校，这是一所女子寄宿学校，1895年由于中学四年制课程在该校设置，该校以后发展成贝满女子中学;1891年改设的崇实中学，其前身是1865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所创立的蒙学;1893年在通州城改设的具有中学性质的潞河书院等都是因教会办学而兴起的。这一时期，洋务运动兴起，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也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在洋务运动影响下，产生了第一批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直隶地区兴办了著名的京师同文馆，其内部课程设置部分具有中学教育的雏形。

（二）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期间的发展概况

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期间，是中国教育的又一重要发展阶段。早期维新派郑观应于 1884 年提出“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5]。中学教育的概念已被提出。1895年奏准创立的北洋西学堂二等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普通中学学堂。1898年梁启超拟定了《京师大学堂章程》，“今拟通饬各省上自省会下及府州县，皆须一年内设立学堂，府州县谓之小学，省会谓之中学，京师谓之大学，由小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经济生员升入中学，由中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举人升入大学，由大学卒业领有文凭者，作为进士，引见授官”[6]。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中学”一词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自此中国开始与世界三段学制接轨。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其中包括《中等学堂章程》，章程具体规定了中学学习目标，4年的修业年限和课程内容设置等，但此章程并未实行。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重修学堂章程，清政府据此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在中学教育方面，出台《中学堂章程》，此项学制规定中等教育修业年限为5年，并对中学堂提出要求，诸如外国教员不得讲宗教，各中小学堂要注重读经，自中学开始兼习洋文，中学堂及以上学生必须勤于洋文，各门科目相间讲授以提高学习效率，中学堂教材可以教师自编，经审定合格后可作通用之本，等等。此外，要求规制完备，甚至座椅之大小多少，光线之明暗程度，皆有定制。这一时期的中学教育体现了义务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思想，并且德智体并重，尊重了儿童的个性，并实行班级授课制。同时，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亦有发展，并对中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1903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立学校司，以罗正钧办学，其上言“教育贵普及，而以中小学堂为本”[7]，之后直隶地区大兴中小学堂，为解决师资问题，又开设师范学堂，自设师范学堂，四年全省中小学如期开办，山東、河南等多地纷纷仿照直隶兴学。1908年为规范中学堂，颁布《直隶全省中学堂现行详章》，“官府派员，赴各州府厅筹设官立中学，惟各地情形不同，先后各异”[8]。直隶省中学堂按创办者不同可分为官立中学、公立中学和私立中学。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地区兴办了众多中学，开设与改设的中学有私立天津普通中学堂、五城中学堂、顺天中学堂、宗室八旗中学堂、长芦官立中学、如意庵官立中学堂、保定府官立中学堂、私立诚慎中学堂、宣化公立普通学堂、育德中学等。后直隶州设置文实完全中学，中学合并，到民国成立前，直隶中学堂共22所，学生3500人。[9]

二、直隶地区近代中学教育的特征

（一）学校建设具有不平衡性

近代直隶政治经济发展不均衡导致中学教育发展水平差距巨大，以中学教育发展最迅速的清末新政时间段来看，1900年到1911年天津兴办了11所中学堂，保定兴建了8所中学堂，1910年未进行完全中学合并之前，直隶地区中学达到29所。[10]其中，天津、保定地区的中学数量占到全直隶地区的一半。天津、保定是省会城市，占据政治上的优势，近代企业又最早在天津一带兴办，洋务运动时期就在此地设有天津机器制造局等，作为直隶最早与外接触的地区，保定、天津率先发展起来，自然也成为兴办学校和储备人才的重要地区，但是由于中学过分集中，在直隶地区相应出现了中学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象。

（二）课程设置中西杂糅

课程设置中西杂糅是直隶地区近代中学教育的一大特征。以顺天中学为例，中学课程设置既有西学英文算学，又有国文经学，“中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 “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11]等相关规定，是当时课程设置中西杂糅特征的集中体现。另外，《奏定学堂章程》对中学和西学的学习已有规定，且在中小学堂，学习中学的比例大于西学的比例，在大学堂阶段则需加紧学习西学，这体现了“中体西用”的特点。

（三）性别不平等

中国女子教育发展较慢，清末家庭条件富裕的个别家庭会为家中女子请先生教习知识，洋务运动以来在教会势力的影响下，部分地区兴起教会性质或私人性质的女子中学。清末新政时期，《奏定学堂章程》将女学归为家庭教育，1907年3月，学部奏定女学堂章程折拟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三十六条，《女子小学堂章程》二十六条，要求已开办的女子学堂遵照此次奏定章程。虽然女子教育有所发展，但是性别不平等仍是这一时期教育的特征，女子中学多为教会性质的学校。这一时期男子教育水平普遍高于女子，教育中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在民国成立后才有所缓解。

（四）向普及化大众化方向发展

清末新政以来，中学逐渐在直隶以及全国各地普及。书院改办学堂，中学堂开始在各省及地方普及，《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即著各该督抚赶紧督饬各府厅州县建立学堂，并善为劝导地方，逐渐推广”;“教育总以普及为贵，仍宜随时随地，力图扩充”。中学教育在府厅州县建立，体现了普及教育、基层教育、大众教育、义务教育的因素，中学教育逐渐向普及化大众化方向发展，并影响到民国教育，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直隶地区近代中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问题

教育财政来源一直是清末中学创办的棘手问题，顺天中学堂作为最早在直隶地区创办的中学之一，就是由于财政问题，久不能建成。1902年《直隶拟定中学堂暂行章程》规定：“中学堂经费急难筹措，先由该府、直隶州于所属州、县已筹款内酌提若干，作为常年经费，具报存案，无论有何事故，不准动支。”[12]该章程将官立中学教育财政来源归于地方州县，除此之外，教育财政来源还有“官方筹措”“整旧为新，提用公款”“借用寺庙，借用庙产”[13]等。公立中学和私人中学经费也常年不足。除了官府出资之外，各方人士慷慨解囊，进行教育捐赠，甚至个人捐款成为重要的教育经费来源，时人认为“以一日不可停止之学校，而乃听命于多寡不可知之捐款”[14]。教育离不开财政支持，清末财政危机严重制约了中学堂教育的发展。据《直隶中学堂简明表》统计，当时直隶省29所中学堂，其中经费入不敷出者有6所，占27/100。[15]直隶地区中学教育就是在如此艰难之情况下，由官民共同努力创办起来的。

（二）生源师资问题

当时，学生具有复杂性的特点，“俾土著之人与外省在京之举贡生监及京官子弟一体入学”[16]，此为五城中学之生源概况。根据政府颁布的学规，中学堂学生来源应为小学堂的毕业生，但由于学生缺乏，各中学实际生源复杂，既包括小学堂升入者，又有传统书院的学生，这也体现出新旧杂糅的特点。根据《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学生入学年龄应为16岁，但经实际考察，遵化州官立中学堂“各生多半已过中学生年龄”[17]，学生年龄差距巨大，从15—25岁不等，且来源复杂，受教育程度不同。同时，教师亦具有复杂性。自袁世凯直隶兴学以来，由于师范教育的发展，教师师资问题得到改善，但经考察，部分中学“教员多非师范毕业者”[18]，在中学教育中，师资极少为师范学校或者大学堂毕业的学生，或少有国外教习、留学生等，传统书院教师依旧任教于新式中学中。生源师资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学教育的质量，成为当时直隶中学教育的突出问题。

四、对直隶地区近代中学教育的反思及借鉴

（一）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如上所述，直隶地区近代中学教育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制约了当时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中学教育仍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由此导致了学区房房价畸高等众多社会现象的出现，政府在解决此类问题的同时，也将教育政策向乡村等薄弱地区倾斜，在安排经费等方面“向寄宿制学校、规模较小学校等薄弱学校倾斜”[19]。中学教育是基础性教育，对青少年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作用极大。我国政府加大对中学教育的支持，完善中学教育资助体系，中学生资助体系，生活补助体系，教师社保体系等，充分发挥了财政对教育的促进作用。

（二）合理设置课程

在直隶地区近代中学教育的发展进程中，部分中学的课程设置较为合理，对当今具有借鉴意义。以顺天中学堂为例，学校设有德育型、智育型、体育型课程，学校以儒家经典来教化人心，以英语、数学、国文、物理来增长学生智慧，以提倡“每天一小時体育活动”强健学生体魄。“现定各学堂课程科学，皆量学生之年齿精力而定，实可无竭蹶之虞”[20]，可见，顺天中学堂有较为合理的课程设置和学量设置。我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认为，学校体育仍是我国教育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中学生体育活动时间得不到保障，体育基础建设不完善，仍是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问题。我国目前实行的“双减”政策就是要求合理设置学量，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促进课堂的均衡实施，确保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减轻学业负担形成尚体风尚需要教育部门、社会以及家庭通力合作，任重而道远。

（三）加强教育监管

清末直隶中学教育重视教育监管工作，对当今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895年，天津头等二等学堂章程规定，“所有学堂一切布置及銀钱各事，均归总办管理。所有学堂考核功课，以及华洋教习勤惰，学生去取，均归总教习管理”[21]。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后，设立直隶学校司，管理各校，后管理机构名称多有变迁。此外还有视学制度，对学校师、生、学业情况、基础设施等加以考察，《直隶教育杂志》等政府教育机关刊物也对学校教育有监察作用。这对我们的启示是中学教育教学应加强监管，完善学校内部监管、教育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管。

综上所述，清末直隶地区中学教育发轫于民族危亡之际，在种种困境之下发展起来，逐渐以近代新式中学取代旧学，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对当时全国各省中学兴学提供了范例。此外，近代直隶地区率先开展的中学教育变革对当今相关教育具有借鉴意义。我国目前中学教育正处于变革时期，变则通，通则达。立足于我国中学的兴学历史，教育应在变革中不断完善，使之充分承担为社会主义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2] [11] [20] [21]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23，29-30，536-538，543，291.

[3] [4] 谢长法.中国中学教育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3.

[5] 璩鑫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3.

[6] 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60.

[7]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M].长沙：岳麓书社，2009：67.

[8] 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教育概况[M].河北：河北省教育厅，1934：32.

[9] [10] [15] [18] 李梦姣.清末直隶中学教育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5.

[12]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92.

[13] 胡红晓，张小莉.清末新政时期教育经费筹措与支出模式解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2）：128-132.

[14] 问天.述内地办学情形[J].教育杂志，1909 （7）：77-90.

[16] （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 [M].北京：中华书局，1958：4151-4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