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国赋　刘晓宁

摘要 清末粤汉铁路修建影响了广东一省，也辐射到港澳两地，由它引发的风潮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粤港地区的报业也带来了诸多影响。1906年风潮最盛之时，因粤港报刊直言路事、痛批政府和善堂黑幕，清政府官员利用强行查封、无理拘捕报社人员、禁止销售等手段，使得多家报刊遭到了极大打击。粤汉铁路风潮破坏了报刊市场的正常运行，但也加大了办报者对清延的反抗力度。

关键词 清末；粤汉铁路；粤港报刊

中图分类号 G219.19 文献标识码A

1840年，英国的大炮打开清政府的大门，面对外来入侵，传统的中国社会形态、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均产生巨大变化。在近代新出现的交通工具一铁路，其建设在本质上改变了古代车马驿站的陆路运输方式，对当时的经济、商业、文化等各方面都带来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探讨清末铁路与报纸传媒的密切关系，考察粤汉铁路风潮对粤港地区报业的突出影响。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看，在这一领域尚未出现专门论述，本文对此进行探讨，以弥补学界研究之不足。

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运输业与报刊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近代化交通推动了新闻业的快速发展……铁路、轮船的运行，大大加快了报刊的传播速度和扩张区域。”从全国范围来讲，铁路运输带动了邮政业的发展，使报刊加深了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但是在局部地区，清末铁路建设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卢汉铁路、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各地铁路的修建都经历了许多波折。本文意在通过粤路风潮一事，以粤港地区的报刊为考察对象，探讨清末粤汉铁路建设对当时当地的报业发展的影响。

19世纪初，一些外国传教士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办报，中国的报刊事业首先在粤港澳地区兴起。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1840年之前，早期粤港澳地区的报刊集中在澳门和广州这两个城市。鸦片战争之后，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许多外国人开始在香港办报，如肖德锐、麦都思、孖刺等人，主要办报地点从广州、澳门向香港转移。但是1840至1860年这二十年间，在香港办报的几乎都是外国人。1860年后，香港地区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自行办报，例如伍廷芳、王韬等人，中国本土的报人逐渐成为在粤港地区创办报刊的主要力量。1880年以后，在广州创办的报刊数量又重新超过香港。澳门地区在鸦片战争后就少有新出版的报刊，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有所复苏，但数量和发展后劲远不及广州和香港两地。香港在19世纪的后二十年中，报刊的数量较之以前减少一些，面世的报刊大约只有广州地区的一半，直到进入20世纪后，报刊的数量才有明显的增长。澳门的报业在1900至1911年间，新创办的报刊乏善可陈。广州在1880年以后，报业的发展势头超过了港澳两地。进入20世纪后，晚清社会更加复杂动荡，决定了粤港地区的报业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在1906年这一年里，广州和香港地区报刊的发展都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1905至1906年间粤路风潮的影响，这一风潮对粤港地区报业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可以说是铁路建设对报业发展的反作用。这个反作用力主要表现在这两年里，粤港多家报刊的寿命被人为缩短、报道内容受到限制。广州地区影响力较大的报刊《珠江镜》，为避压力在1906年被迫迁往香港。《亚洲报》报馆被封、主笔被拘，《时敏报》被罚款达百元之多。香港地区则有多家报刊被禁止在广东境内销售，《唯一趣报有所谓》（以下使用其简称《有所谓报》）因此停刊。粤港地区修筑粤汉铁路一事，引发了官与绅、绅与商之间持久的拉锯战，报刊作为报道社会事件的主要力量，因跟踪报道路事并对官员干涉铁路商办、善堂人员把持路政的现象进行声讨，而招致官府的打压。不过，清政府对粤港地区报刊的打压是短暂且不得民心的，从长远来说，粤汉铁路风潮让民众更加意识到已不可能再寄希望于清政府。在1907年以后，广州地区的报界没有沉寂下去，反而表现出越来越强的革命性，并且呈现出更丰富的内容，如农工商实业、兴学、女性解放等。

以上是对晚清时期粤港澳三地报业发展的大致概括，由于澳门地区报业发展远不如粤港地区，保存下来的资料也较少，所以本文在下面的论述过程中以粤港地区的报刊为主。

一、粤路风潮的起因及其发展

1896年，中国铁路局成立，清政府着手准备修建粤汉铁路，然而清政府没料到这条铁路不仅有较大的地域跨度，修筑的时间跨度也相当大——直至1936年这条铁路才全线通车。粤汉铁路的修建，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组织、管理、财政等各方面的无能。

粤汉铁路的起点在广州，所以其与广东一省的关系相当紧密。1903年，原先的铁路承建方美国合兴公司，未能按照合约在当年完成粤汉铁路的修筑，只完成了广州至佛山、三水段的支路，而干路并未动工，并且将股份的三分之二和六个董事席位（合兴公司原有七个董事席位）转让给了比利时的资本巨头，严重破坏合约中的规定。中国方面据此要求废约，在1905年前后民间也自发兴起了大范围的“拒约运动”。但软弱的清政府最终以“赎约”替代“废约”，与美国合兴公司订立《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赎路的费用高达675万美元，张之洞将赎路款项分派到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头上，其中广东因经济较其他两省发达，需承担300万元。

但是，清末各地政府财政空虚，无法筹集这样一笔巨款。为解决筹款问题，广东省成立了粤民赎路股票公司，但是筹款出现了困难，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计划筹集外债，并且在税捐上加大摊派的力度，招致广东各界一致反对。后绅商集会反对岑督的决定，领头人之一的黎国廉被拘。出于不愿借外债和加捐的原因，加上对黎绅被拘的激愤，绅民积极认股，路款得以迅速筹集，主要由九大善堂收取和管理。路款筹集进展顺利，而后又有了新的纷争一对于铁路的建设权，绅民一方想“商办”，政府一方想“官办”，双方争执不下。由商部确定“商办”之后，成立广东商办粤汉铁路公司，九大善堂和七十二行商会通过“投筒”即投票的方式选举了权理人。不久后郑观应、黄景棠由权理人变成了坐办，总副坐办选举过程的不透明使二人不得民心，是“众股东所疾视者”。善堂和商会商定的“议案”总是被少数人把持，更有不给股东知道“议案”（即集议的结果——笔者注）内容的情况出现。1906年，这一事件导致各方矛盾冲突最为激烈，又有1905年拒约运动、抵制美货运动的延续，曾引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在当时外交界、商界、学界、报界等社会各界掀起的浪潮被称为“粤路风潮”。

究其深层原因，其实是涉及到修路所带来的巨额利益。这样的一笔巨款，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引起了官府、商办铁路公司管理人员、普通绅民三方的持续角力。当时的粤港报刊代表了大多数普通绅民一方，揭露和反对善堂挪用路款、私下集议等行为。粤省官员不但不维护股东的利益，反而对揭露黑幕的报刊以“破坏路政”的名义进行打击，因此粤港报刊对路事的报道中有不少攻击清政府的言论，从而招致祸端。

二、粤路风潮对粤港地区报业的负面影响

1906年是粤港地区报刊受影响最为显著的一年，而1905年和1906年这两年恰好是粤路风潮最盛的时期，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当一部分清末粤港报刊被查封的直接原因是报道了有关粤汉铁路的相关情况而遭到打压。粤港地区的禁报风潮是从《亚洲报》开始的，《有所谓报》丙午年三月廿八日（1906年4月21日）“短评”一栏刊登“亚洲报被封与铁路前途之关系（贯公）”当中提到：“亚洲报封之原因，……各操一说，传闻异词……姑无论封之者执其何罪，与夫传说者之谓其何因，要不外乎关于铁路所致耳。”并列出了亚洲报被封的多方猜测，一说“黎国廉为资本家者（即《亚洲报》出资者——笔者注），也有说“谓为善棍构陷”，还有说“因苏记者白话传单者”。对于种种说法，郑贯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仍是铁路一事——“各说未尝无理，然吾敢决其将来揭出该报之罪过，必不在此数端，然吾又敢决其必因铁路事借端以发泄也。”

按照目前现有的资料来看，仅在1906年一年间，因报道粤汉铁路一事，广东地区直接被封的报纸有《亚洲报》《亚东报》，间接通过拘捕记者、罚款等手段破坏报刊正常运营的有《时敏报》《时事画报》，共四家报纸；香港地区共有七家报纸被禁止在广东地区销售，分别是《珠江镜》《有所谓报》《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香港商报》《香港少年报》《东方报》。从数量上来看似乎不多，但是1906年广州和香港地区在售的报纸约有二十几份，且其中有些是立宪派报刊或其言论立场支持官府，以上受到影响的报纸就有十一份之多，约占一半。而这只是查封、禁售等手段的直接影响下的数据统计，其他报刊因此而不敢直言以及对报社报人造成的精神压力，其影响是无法估计的。如《珠江镜》被迫从广州迁移至香港办报，《广东日报》因直言路事而被官府仇视，股东担心招来横祸，于1906年4月间停刊。

当时香港地区较为活跃且影响力较大的、敢于直言的两家报纸是郑贯公所主持的《有所谓报》以及黄世仲创办的《香港少年报》，以下是从这两份报纸中摘录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到当时报界的大致情况：

《有所谓报》丙午年四月廿七日（1906年5月20号）刊登“为前封亚洲报今欲禁亚东报者告（醒夫）”，开篇即言：“自把持路政者运动当道封禁亚洲报后，积威所渐，而一般内地之同业，日反舌无声，毛瑟窒响。”

《有所谓报》丙午年四月十九日（1906年5月12号）有“哀省城报界之现象（棣荪）”一文，其中提及亚洲报被查封，珠江镜报被勒令停派。对此，记者棣荪（即黄世仲一笔者注）说：“吾哀省城办报之难，大则查封，小则被罚，群鉴前车，而噤若寒蝉，虽有若无也。”更写到广州其他报纸的情况：“自时敏（即《时敏报》）经两次之督批，而报界一慑。自画报（即《时事画报》）有强罚百元之消息，而报界又一惕。迨亚洲被封，而报界乃一大惊。而铁路之现象，善棍遂得意嚣然日：亚洲报封，尽而后莫予度也已！呜呼！省城无报，谁为善棍之监督；省城无报，吾甚恐吾粤之无商办铁路也！……是敢言诛恶之报纸，钳口不言，与铁路有绝大之关系者也。”

《香港少年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九日（1906年7月10日）中“禁报短评（楚狂）”一则云：“顷据羊城报云岑督以香港中国、公益、商报、有所谓、珠江镜、新少年等报六家，有害治安，札行巡警总局，饬令严谨，不准人口，其循环、华字、中外等三家，扶论商正，准其照常寄省。日昨巡警总局，通饬该管局员，亲到各处代理，责令不准发售。”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报纸揭露了粤路公司的总副坐办选举的猫腻和管理款项的含混，这篇短评就提到了：“目睹四千余万之路款，开中国历古以来未有之大公司，已被其百般运动，视为囊中物。而报馆代表舆论，据商律以力斥其非，彼几食不下咽，故势焰所及之羊城。”

《香港少年报》丙午年六月初八日（1906年7月28号）“广东志”一栏登载“黑暗黑暗粤垣又演封报拿人之活剧”，记录了当时南海虞令、委员带上书差巡勇于三更时分前去查封《亚东日报》并且拘捕该报馆数人。报道中称“问其所犯何律，则无切实之宣布”，但从报道所说《亚东报》和《亚洲报》“同功一体”的关系来看，官府封报拘人必然是因为该报揭露粤汉铁路黑幕。

从这些报道可以了解到，“善棍”对这些报刊又惧又恨，暗中与政府官员勾结，通过各种手段钳制报界的言论，在短时间内对粤港报业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各家报纸不敢轻易报道关于粤汉铁路的事情，当时的公众舆论主要通过报纸发声，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报刊被查封不仅仅是舆论受制，更破坏了粤港报刊健康而有序的发展。

三、行政手段对报业市场运行的破坏

粤路风潮对粤港地区报刊的影响并非仅仅停留在表面，报业市场的正常运行需要有几个因素的支持：主办人员、经费、读者、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销售渠道，以及这几个因素之间的配合，才能保证报刊发挥其社会功能、实现报人的目标。粤省官员对粤港报刊的一系列打击行为，其实质就是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来实施管制，以达到控制舆论宣传的目的。粤港报刊遭到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办人员遭到拘捕或传讯谈话。当时遭到拘捕或传讯的办报人员有《亚洲报》的主笔苏慎之、记者陈听香，《安雅报》主笔，《亚东报》人员，《时敏报》主笔。因当时这种情况的出现，1906年广州出现了“秘密活版报”，来对抗清政府“压抑民间言论、封禁报馆”的行径。据当时报纸记载，这种秘密活版报“定名为‘飞炸日报，具宗旨则提倡民族、痛斥官场、监督善棍、驱除群蠹，办法则神出鬼没，使官吏知其日有纸出，不知其发行印刷之所在，而无从封禁者”。这份《飞炸日报》后来是否出版不得而知，但从这则新闻中可以得知当时的报人欲以这种方式来避免报人和报纸遭到毒手。

第二，罚款。当时报刊的创办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资金链和产业链，除一些保皇党、立宪派报刊有固定资金支持外，大多数报人都是通过同人筹款来支撑报社的开销，报纸被查封和报社人员被拘捕，造成了报纸停刊、报社难以为续，其结果只能是关门倒闭。《有所谓报》丙午年四月廿七日（1906年5月20号）“博议”一栏刊登“为前封亚洲报今欲禁亚东报者告（醒夫）”一文就指出了这种情况：“寒士资本有限，经营一报馆，已萃其全力，停歇日久，则报费何从追缴，印务机件，亦以停用就而损失必多，纵使复业，其血本已无着矣。”在广州发行的《时事画报》1906年第二十二期“时论”之“论近日省报对于铁路公司之舆论”大胆直言：“言论稍过激烈，易为炙手可热者所构陷，而血本付诸东流，清议宜持，血本尤不可不顾。故铺底愈重者，议论愈缄默而不敢言，……此同业对于铁路公司之隐情也。”

第三，读者数量被大量削减。由于政治上的特殊情况，清政府不能直接管辖香港的报刊，于是用间接管制的手段，列出报道粤汉铁路事件内幕的报刊，明令禁止广东地区的代理点和派报者代售这些报刊。于是，香港报刊的读者数量骤然下降，销售量也随之大大减少，同样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有所谓报》自创办伊始，其销量应该是比较大的。在乙巳年年底十二月廿四日（1906年1月18号）还刊登了“本社扩加报章预告”，年底停工后于丙午年正月初五日（1906年1月29号）开工印刷，从四版面改为六版面，价格也从“每月价银三毫零沽每张二仙”涨至“每月价银四毫零沽每张三仙”。由此可见，该报的销售应该是比较顺利的。但是禁报风波之后，《有所谓报》于丙午年五月十八日（1906年7月9号）刊“要告”一则：“本报接羊城电云（粤吏禁港报），未悉何故，付省报纸暂行停寄，容后补派，阅者谅之。十八日本报披露”《有所谓报》失去了广东地区的读者，难以为续，现存最后一期报纸发行日期是1906年7月12日。另一家影响较大的报纸《珠江镜》，也于丙午年五月十九日（1906年7月10号）发布暂停发行声明：“本报夙以监督善界、维持路事为宗旨，由省迁港，无非欲离专制之下，得以代表舆论，无负天职。乃日昨善界运动禁纸上省，藉阻报业消场，只得联港同业，熟筹办法。现拟暂行停印，先将报费截收，一俟料理清楚，再与诸君慷慨激昂，言论接洽，不负前望。”这则声明刊印后，《珠江镜》便再没有发行。两家报纸都因此事停刊，禁止港报售往广东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第四，“报律”限制舆论自由。清政府商部在1906年7月发布了“报律”，广州地方性的法律条令则有1906年5月由南海县令虞汝钧颁布的“自订报律”。《有所谓报》丙午年三月初四日（1906年3月28日）刊登了“新订报律之一斑（北京）”，现抄录于兹：“采悉商部所定之报律，其内容大致如下：一各报得有言论自由之权，一不准倡言革命，一不准倡言排外，一国家机密事件不准宣发，一军务机宜不得预先宣布，一扰乱治安之语言，不得宣登报纸，一报馆主笔访员等，均须聘用公正士子，一报纸鼓动力极大，故民间风气之进化，全视报纸言语之优劣为断衡，凡热诚开化之报馆，当以此义为宗旨，一如有以报纸为毁谤人之名节，及需索计者，当由检查员查明照律议判。”从近代报刊史的角度来说，关于报刊发行和出版内容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出现，其意义是进步的。但当时清政府对报刊管理的实质目的是控制言论，此“报律”第一条表面上说“各报得有言论自由之权”，然而“报律中无条不专制，而何自由权之足云”。当时各家报刊面对这些不合理的“报律”，报人的选择要么是支持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或不谈政治，如《岭海报》《天趣报》等，要么就只能在专制之下冒着财产和生命的双重危险来进行报道，如《亚洲报》《亚东报》《珠江镜》等。

第五，销售范围缩小。粤港地区的报刊在销售范围上有较大的限制，一般在粤港澳、广西东部和东南亚的少数地区销售，从代售处可以看出。以《有所谓报》为例，创刊之初代售处只有广州、澳门、佛山、大良（顺德地区）、石歧（广东中山）、梧州（广西）、石龙（东莞地区），到了1906年7月，代售处基本没有增加。《香港少年报》创刊时代售处只有广州、佛山、陈村（顺德地区）、大良、梧州、石歧、华城（广东梅州）、澳门、仰光（缅甸），到1907年1月时只增加了广州河南地区一个代售处。《东方报》的代售范围稍广，有广州多处、佛山、大良、梧州、石歧、沙头（番禺地区）、澳门、吕宋（菲律宾）、星架坡（即新加坡）、日本东京、檀香山、西贡（越南）、乌约（尼日利亚）。其他粤港报刊的销售地点也大致相同。尽管有一部分报刊销往东南亚国家，但是当地华人多是苦力，文化水平不高并且无暇阅报，对报刊的购买力必然不大。且当时从粤港到东南亚只能依靠航运，速度较慢，而报刊新闻讲究的是时效性，新加坡和马来等地也有自己当地的报刊，可以想见粤港地区的报刊在东南亚的销量在总体销量中不会占很大部分。除东南亚外，其他外埠地区的销量更小。销售范围狭隘带来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一旦受到地方政府管制，失去了本地区的读者，销售量就会急速下降。如果粤汉铁路修筑顺利，当时报刊可以借铁路连通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进而扩大销售区域，然而当时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虽然粤路风潮对粤港地区报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这场风潮也未尝不是一把双刃剑。当时的进步报人的办报原因之一，便是要以报刊作为枪炮，来对抗清政府的黑暗统治。粤路风潮使得粤港地区更加黑暗，刺激了报人的成长和民众的觉醒。1906年7月上旬多家港报被禁，中下旬《有所谓报》同人又组织出版了《东方报》。《香港少年报》丙午年六月初四日（1906年7月24号）“港志”一栏登载了一条消息：“喜喜香港又有东方报出现”，其中有“香江报界，从此又多一大观，彼日欲禁报，而报馆层出不穷，可知压力愈甚，进步愈速矣。”此则消息透露了当时香港报界面临的压力，也说明了压力虽大，反弹也大。广州报界在1906年新出版的报刊数量，是在晚清数十年间出版数量最多的一年，有15份报刊之多。下表是1902年至1911年间广州每年新出版的报刊数量。

当时的报道也称：“省报自前数年博闻等报被封后，报界沉黯多年。自旧岁春夏以迄今日，报馆之增多者凡数家，日谐铃，日醒，日珠江镜，日天趣，日商会，日廿世纪，指不胜屈。而仅数月之游艺、之群报，不计焉；交涉界强权禁止出版之拒约旬报，不计焉；绘图纪事，以图画见长之时事画报，不计焉。”粤港地区的报刊在1906年表现出了极强的革命性，当局的黑暗手段反而使得报人不断出版新报刊，所以这一年新创立的报刊数量在近代报刊发展的进程中是一个高峰，粤港地区的报业在风潮与波折中持续发展。

1905、1906年的粤路风潮中，舆论界的失败令当时办报的革命党人意识到，仅靠报刊言论作为“毛瑟”是不现实的，必须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仅靠民众智识的觉醒和统治者的“改革”，无法实现社会的进步，必须推翻封建统治。经过此次风潮，粤港地区的社会力量得到了成长，积累了日后与政府对抗的资本和能力，这也是晚清时期粤港地区成为近代革命策源地的原因之一。

四、结语

本文从清末铁路建设出发，从报刊发展进程中撷取晚清社会的一个缩影，重现晚清上层统治与社会各界的冲突，探讨了铁路对报刊发展的影响。在交通设施建设进展不顺利的情况下，交通工具对传播媒介发展会起到阻碍作用，更有可能在社会层面引发更深层的危机。与此同时，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发生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报刊尤其是舆论力量的发展。由于文献保存的缺憾以及报刊报道的地域局限性，本文在论述过程中基本只从粤港两地的报刊资料中还原当时粤路风潮和报刊的发展情况。尽管这些报刊数量有限，但清末频繁发生的各大社会事件在其中留下了许多资料，尤其是它们与报刊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仍有许多留待发掘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