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浩君

摘 要：《秀拉》是托尼·莫里森描写黑人女性的佳作。以往多数研究都聚焦在主人公秀拉身上，旨在揭示其颠覆男权的行为以凸显小说主题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本文认为秀拉并不是小说中唯一一个具有颠覆男权行为的女性角色。小说中伊娃对权力的掌控、汉娜对性的选择以及奈尔最后的醒悟都彰显了女性的自我意识。本文旨在通过细读分析伊娃、汉娜、秀拉和奈尔四位女性形象，展现她们身上独立女性的气质。

关键词：莫里森 《秀拉》 女性形象 独立

《秀拉》是莫里森继《最蓝的眼睛》之后的第二部作品。在原版小说前言中，莫里森（2016）写道：“在过去的很多小说中，脱离男性控制的妇女如果不是彻头彻尾的灾难，那也是后悔、悲剧的形象。在《秀拉》中，我想要探讨妇女摆脱男性控制的结果可能是什么，这不只局限于传统的黑人社区，而是所有女性之间。”[1] 《秀拉》中探讨的女性困境和遭遇不只是黑人女性的，也可能是所有女性会遇到的遭遇。《秀拉》中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不囿于复杂的两性关系，作品关注的只是女性，并不热衷于描写男人与女人的情感纠葛。这种书写方式使女性角色摆脱了对男性角色的依附，本质上就体现了女性角色独立于男性角色的气质。作为非裔美国人，莫里森从小就接受美国教育与黑人文化的双重熏陶，这使她了解黑人文化历史的同时，掌握了美国社会的思维模式，所以她的作品可以在美国社会中找到认同感，而这也是促使莫里森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原因之一。黑人女性遭受的来自性别和种族的双重压迫是研究黑人小说的热点话题，但值得一提的是，黑人女性在面对压迫和苦难时所表现出的独立坚强的品质更值得大家关注学习。所以本文将分析小说中的伊娃、汉娜、秀拉和奈尔四位女性形象，展现她们身上独立女性的气质。

一、伊娃：权力的象征

小说一开始就树立了伊娃“执掌一切”的形象。“这座巨大的住宅，连同前院的四株弯梨树和后院一棵孤零零的榆树的创建者和统治者，是伊娃·匹斯，她坐在三楼的一辆轮椅里，指挥着她的子孙、朋友、流浪汉和不断来来往往的房客们的生活。”[2]伊娃的身份是家族中的“大家长”，也是拥有租赁事业的CEO，她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俨然有“父亲”高大的形象。然而伊娃是一位常年坐在轮椅上并且只有一条腿的“老女人”，可是她却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除非伊娃自己提起，别人是不会在她面前谈论她腿的。伊娃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所有人，包括男人，在与她交谈时总有一种“自己总是抬头看着她”的感觉。[3]所以，伊娃是一个赢得尊严的女性形象。

伊娃是文中权力的象征，“ 《秀拉》里的伊娃是莫里森笔下代表男权观的女性人物”[4]，而她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对家中男性的掌控上。《秀拉》中的男性形象大致归为四种：“胆小的遁世者、失根的模仿者、缥缈的梦想家和歇斯底里的狂人。”[5]简单说，小说中所描述的男性都是思想上的“矮子”。有的人一生没有摆脱战争带来的恐惧;有的人自甘堕落，萎靡不振;有的人缺乏自我，不切实际;更有甚者都不配拥有一个像样的名字，永远都是孩子的外形。在《秀拉》中没有一个男性角色是从始至终一直存在的，他们断断续续地出现，断断续续地离开;他们突然出现，又戛然消失，显得无足轻重，小说有意弱化男性形象来凸显女性形象。

伊娃收养无家可归的孩子，但是“她的选择标准完全建立在个人的偏爱和偏见之上”[6]。被她选中的孩子至少是拥有了一个可以提供温饱的家;未被选中的孩子可能就要面临生存危机。从这个层面上讲，伊娃决定了一些孩子的生存权。1921年，伊娃陆续收养了三个孤儿，第一个孩子叫杜威，第二个孩子还叫杜威，第三个孩子依然是杜威。在伊娃看来“有什么可区分的？他们都是杜威”[7]。伊娃收養这三个孩子既突出了伊娃是一个善良有能力的女人，而她毫不在意地将他们都取名杜威也彰显了她居高临下的地位。

伊娃对于男性角色的控制权达到顶峰的标志是她决定了一个男性角色的生死。1921年，伊娃亲手杀死了自甘堕落、不争气的儿子李子。伊娃选择杀死他而不是让他苟活于世是颠覆男权的象征。在传统小说作品中，大都是男性决定女性的命运，男性充当高高在上的上帝角色，女性则只能听之任之。而在《秀拉》中，伊娃作为女性拥有了上帝般的权力，决定了李子的生死。

作者在塑造伊娃这个女性形象时，并不是将她放在男女完全对立的立场上。伊娃曾经也将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于丈夫身上，无奈被丈夫抛弃，留下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从此她才走上了艰难的独立奋斗的道路。伊娃恨这个抛弃了她和孩子的男人，但她恨的也仅仅只是这一个男人，甚至有时她会偏袒男性，会呵斥每天都做通心粉给自己丈夫的妻子。她喜欢男性围着她聊天，认为女人一定要结婚生孩子才能安定下来。所以伊娃这一形象塑造的并不极端，放在21世纪的今天，伊娃可能是经济独立而又强势的单亲母亲的形象。

二、汉娜：选择和表达的象征

在很多小说中，“女性是男性繁衍后代的工具、是男性满足性欲的对象、是男性的财产、是仆从、是被丈夫奴役的奴隶，也是花瓶、是男性欣赏的对象、是把玩的玩物等”[8]。小说将女性刻画成男性的附属品，她们依附于自己的男人，没有思想可言。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男人在肉体上征服女性是历史上最基本的压迫形式”[9]。这种压迫可以体现在男性在性方面的选择权和主动权。小说反其道而行之，让汉娜成为性的选择者和主动者。她的情人一个接着一个，“她不扭捏作态，而是用性吸引力在男人心中投下涟漪”[10]。她在勾引男性方面很有一套，而她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满足自己的性欲。她不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任何一个男性身上，男性只是她满足性欲的工具。在发生性行为时，汉娜最不喜欢的地方是她和秀拉的卧室，“尽管她可以和任何人上床，但跟人睡觉对她来说则意味着一种对信任的衡量手段和确凿的承诺”[11]。这说明其实汉娜有十分明确的界限意识，这种意识表明汉娜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她是独立的个体形象。

在《秀拉》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很多无名的女性存在，她们有的忙于日常琐碎的事务，有的坐在家里等待未归来的丈夫，有的聚成一团私密地谈论着什么，她们是“无声的”存在。就在这样的氛围下，1923年，发生了一件怪事，汉娜拿着一只空碗和一配克扁豆来到伊娃的房间，“妈妈，你有没有爱过我们？”[12]她故作轻松地问着。伊娃年轻的时候，为了养孩子，牺牲一条腿骗取保险金;在汉娜的丈夫死后她毫无怨言地照顾汉娜和秀拉;看到汉娜在火场之中，她不顾个人安危，跳出窗外想要去救她。毫无疑问，她很爱汉娜，汉娜应该也是可以体会到妈妈的爱的。那么问这句话的意义何在呢？

1923年，女人们大谈男人、孩子和八卦，但没有人谈自己。她们善于聊生活的鸡零狗碎，善于和男人调情，却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她们没有自己的声音。但汉娜不一样，她开始试着表达自己的感受。“你爱过我吗？”通常是女性问男性的问题，女性期待肯定的答案以消解内心的不安全感，得到安慰。但在《秀拉》中这是女儿问母亲的问题，这样的情节设置十分巧妙，如果汉娜问一个男人这个问题，那么她得到的答案不是沉默就是“善意的谎言”，那么汉娜就又成为一个爱而不得的痴情怨女形象。文中汉娜问自己的母亲伊娃，即使伊娃没有正面回答，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伊娃是爱汉娜的，甚至她最爱的就是汉娜。所以汉娜的一问，不是寻求安全感的一问，而是尝试表达自己感受的一问。

三、秀拉、奈尔：自我的象征

秀拉和奈尔是这部小说中最年轻的一代，我们可以在秀拉身上看到伊娃和汉娜的影子，但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她们的不同。秀拉不想结婚，也不想生孩子，她说“我可不想造个什么人出来。我只想造个我自己”[13]。而伊娃和汉娜向往结婚生活，是婚姻的失败迫使她们独自生活。伊娃将自己和汉娜没有丈夫的生活状态描述为“不是心甘情愿的”[14]。如果说伊娃的强势是生活所迫，汉娜的发声是懵懵懂懂，那么秀拉就是有意掌控权力并且急切地为自己发声。1937年，离开“底部”十年的秀拉，回到自己的家鄉，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的外祖母伊娃赶出家，送到“阳光谷”（破败的养老院）去。秀拉成为了房子的新主人，秀拉和伊娃同样强势，但不同的是秀拉的强势是自我的、毁灭式的。

秀拉来自“底部”，可当她回到这里时，她并没有归属感，或者说是她自己拒绝融入“底部”。“底部”的女人们“颧骨蒙尘，昔日曾向着月亮大睁着的眼睛如今变得肮脏而迟疑，时时露出小心翼翼的忧虑眼神”[15]。而秀拉“虽然已经年近三十，却不像她们那样牙齿脱落，伤痕难清，腰上没有游泳圈，颈后也没有赘肉”[16]。秀拉与她们的不同不仅体现在外表上，她不赡养长辈，不穿内衣就去教堂，睡了自己好朋友的丈夫，却不感到任何愧疚，她可以和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然后“把他们一脚踢开”[17]。在这些荒唐的行为背后是秀拉极力想展现的“自我”，这种自我势必让她与“底部”的女人不同。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同不是伪装，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可以说，秀拉是小说中唯一一个真正有自我意识的人，这种意识绝不容许她以取悦别人为目的。从叙事手法上看，回到“底部”的秀拉“话”是最多的。莫里森通过增加直接引语的数量来暗示秀拉并非是“失声”女性中的一员。如果说，话语是权力的象征，那么秀拉拥有的就是主导自己的权力。

秀拉身上有我们标榜的女性应该拥有的自我意识。但秀拉的自我意识并没有使她脱离苦难，她确实主宰了自己的生活，但她却英年早逝，活时也算不上幸福。秀拉确实不囿于家庭，却仍无人愿意倾听她的内心想法。她似乎拥有了选择的权力，但仍然要面临被选择，被抛弃。更可怕的是，她的这种自我意识让她变成了“危险人物”[18]，对她自己以及对别人都造成了“灾难”。所以，秀拉这类人物很容易对人产生误导。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秀拉呢？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苦难是人生的常态，不可避免，不是说女性拥有了自我意识就可以免于苦难，从此无忧无虑地生活。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性所承受的苦难背后的原因;如果是自己选择的，甘之若饴;如果是因为别人，那就需要改变。就像秀拉死前对奈尔说的“我的孤独是我自己的，而你的孤独却是别人的”[19]。所以秀拉身上值得标榜的不是她的行为，而是她意识到女性承受的苦难应当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

其次，秀拉的悲剧不在于她拥有了自我意识，而在于她没有找到正确的表现途径。“假如她会绘画、泥塑，懂得舞蹈的规矩或是会拨弄琴弦，假如有什么可以发挥她那惊人的好奇心和使用比喻的天赋，也许她早已把她的好动和耽于幻想转化为能够满足她所渴求的一切的行动了”[20]。试想如果秀拉成为作家、画家、舞者或者老师，她就不会是一个悲剧人物，而往往悲剧才振聋发聩，发人深思。所以我们要明确，秀拉悲剧式的存在是为了强调自我意识的重要性。

小说中有自我意识的实际上还有奈尔。小说的开头奈尔就说“我就是我”“噢，耶稣，让我变得伟大吧”[21]。她和秀拉是一起长大心意相投的姑娘，她们本没有不同。但奈尔选择的是结婚生子，牺牲自己照顾家庭的日子，这也是千万“底部”女人的选择。所以奈尔代表的是失去自我意识的女性群体。

小说最后，老去的奈尔哭着说“我们是在一起的女孩。噢，天哪，秀拉”[22]。这时秀拉已经去世了25年，奈尔最终发现这么多年她思念的不是离她而去的裘德而是曾经一起的姑娘秀拉。她哭的是失去的朋友也是曾经说要变伟大的自己。奈尔最后的哭泣也表明“自我”其实对女性来说是十分珍贵的东西。小说以奈尔重新出现自我意识为结尾，达到了首尾呼应的效果，也预示着会有更多的女性像奈尔一样重新找回自我，女性自我解放的事业会一直进行下去。

四、结语

《秀拉》中的四位女性：伊娃、汉娜、秀拉和奈尔，每个人身上都体现了作者对独立女性不同的解读。首先，伊娃实现的是经济独立，她积极承担家庭责任，她收养孤儿，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汉娜是性的选择者和主动者，她有表达自己感受的欲望。伊娃高大的“父亲”形象和汉娜体现的不依赖于男性的情感独立都是两性平等观念的体现。秀拉作为小说的核心人物，她强调的是女性自我意识的重要性，而秀拉悲剧式的结局也引我们思考自我意识应该如何表达出来的问题。奈尔是千万女性中的一个，她最后顿悟式的结局暗示着女性自我解放事业会有更多女性的加入，而且也会一直进行下去。

参考文献：

[1] Toni Morrison.Sula.London：The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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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美]莫里森.秀拉[M].胡允桓，译.南海：南海出版公司，2014：33，35，40，41，46，47，71，98，131，124，155，31，188.

[4] 冯英.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印记、姓名和身份[J].文教资料， 2011（32）：21-22.

[5] 黄萍.后殖民角度下《秀拉》中的黑人男性形象[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5（6）：68-71.

[8] 夏茵英.西方文学女性形象新解读[J].中山大学学报，1999（5）：29-36.

[9] 倪志娟.女性主义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当代发展[J].江西社会科学，2005（6）：135-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