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道德哲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伦理道德范畴的哲学分支形式。在西方道德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先是经历了“神命论”与“德性论”纠缠，后又开启了“德性论”与“功利论”的争论。神命论是道德哲学的起始，指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就是上帝命令我们做的事情;德性论是道德哲学出现的第一次转向，认为人之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发现自身内在德性;功利论是道德哲学的发散性转向，以抽象整体的“好”来引导精确义务的规定，孜孜不倦地想要去量化追求，最后达到“善”的终极目标。每次西方道德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都会衍生出更多的道德哲学的方法、观点以及原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于西方道德哲学的转向的微探，将有助于我们把握道德哲学的历史规律，启发道德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将“神命论”“德性论”融通于“功利论”之中。

关键词：道德哲学;神命论;德性论;功利论;转向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2）05-0144-04

众所周知，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在狭义上是专指西方思想家的学问，特别是自古希腊脱离了神话时代，由哲学之父泰勒斯开启了自然哲学的大门之后，整个西方哲学自此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时间的长河中，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出现了许多闪耀着思想光辉的哲学巨人，一代代如洪流一般，奔腾不息;一批批如漫天繁星，循环不止。站在当下历史时代的节点，回首过往哲学发展的历史，纵向上，虽然每个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哲学主题，但把每个时期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似乎就可以发现一种哲学发展的规律，即：哲学对于未知的探索从未停下脚步，并且在这个求知的过程中，宗教般的神学解释一点点地被哲学般的人文诠释替代。无论在自然哲学领域或者社会哲学领域中，人文精神向前的每一次进步，神学迷信就向后进行一次退让。道德哲学属于社会哲学领域里的一个分支，有着与社会哲学相似的发展规律。横向上，道德哲学在社会哲学中，与其他分支相比而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规范的设立与执行以及经济秩序的稳定与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对于道德哲学在历史发展中的转向研究，一方面要注重其与社会哲学在历史哲学中相似之处的普遍性，另一方面要注意其自身发展转向的独特性。如此才可以真正地把握道德哲学的转向脉络，发现道德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神命论——西方道德哲学的起始

自从有了语言以来，巫术与宗教就与人类的精神文化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关系。神命论正是在这样的人文背景基础上诞生的，神命论在当下看来充满了不符合现代理性精神的荒诞，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充满着感性材料的原始思维[1]，才可以创立出人类早期的这种道德哲学。

上古时期，人类的力量是异常渺小的，行不如马，力不如牛，没有老虎狮子的尖牙力爪的武器，也没有鱼鸟虫蛇的上天入地、海行万里的能力。面对残酷的生存环境，单个的人在自然界面前简直就是弱不禁风，时刻处于累卵之危中。所以人只有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群体、一个部落，才可以生存下去。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让自然界中作为物质个体而存在的单个的人，在什么样的力量下可以联合成一个整体。这显然不可以是物理性的力量，不可能将两个独立的个人在物质层面融合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只有在精神层面寻找一个共通点，使得每一个单个的人都能认同之，并为之而团结协作。在那时，人们的理性程度并不发达，不能清楚地分辨出什么是主观的东西，什么是客观的东西。原始人虽然理性程度低，但其感性程度却极为丰富，原始人的任何知觉都被充满了运动冲动的直接感情所裹住。在这种情境下，简单而富有情感力的神命论就是非常适用于那时环境的。在那样的情形下，神命论的道德哲学观就好像真理一般被刻写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之中，形成一种无法被质疑的信念，久而久之铸成一种信仰，流转在群体之中，凝结所有个体的力量面对外在环境的挑战。在此，一种极具吸引力的理解——神命论，就好像是道德哲学中的一张王牌，无论人们遇到任何矛盾，它都能推翻其他一切的考虑。

在道德哲学中所谓“道德生活”就是通过一条或一系列普遍的规则，对不同的价值观进行调和，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那么对于“为什么我该讲道德？”以及“究竟什么是一条道德规则？”的问题，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回答就是——它是来自于神的命令。在各种文明的初期，宗教一直与道德具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或许会随着不同文明的发展而产生不同的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二者在最初并非是分离的。按照《圣经》的说法，生活在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因此为整个人类带来了痛苦与死亡;而摩西从上帝手中接过了“十诫”，把其作为必须遵守的法律传递给了以色列人。“十诫”成为神命论的一个经典阐释。在西方的文明史中，长期以来道德都被鉴定于对宗教的忠诚，道德法则就是上帝的命令。如果道德哲学只是为了寻求“道德生活”，那么人们首先需要虔诚地询问上帝，因为他向我们颁布了必须遵守的法则。也就是说，神命论是指：道德上正确的事情就是上帝命令我们做的事情，上帝的命令是永恒的、绝对的和不可更改的。上帝的意志是我们道德行为的唯一理由，除此之外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理由。

二、德性论——道德哲学的第一次转向

毫无疑问，随着人类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人的理性也越来越明晰，神命论那种简单而粗糙的理论逐渐不能被人们的理性所满足，特别是人类的求知欲望。人们也为“道德生活的必要性”和“普遍客观的道德规则”找到了更多更具有吸引力的人文解释。

自此，德性论便自然而然应运而生，这是一次道德哲学中标志性转向，由过去将一切世间万物的运作看成神之安排的必然，转向成人之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发现自身内在德性。发现人的内在之德性才是符合神的必然之规律，转向的是向内的自我道德追求，而非向外的世界物质追求。在这个转向过程中诞生了很多具体的道德哲学的德性追求，例如由苏格拉底开启“德性即某种知识”的先河之后，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继而发展到至高的、绝对的“善”，人生的根本目的就是达到绝对的至善，最后再经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概括、总结，这种“至善”就是社会组织（城邦）保障下的人的自我实现，而城邦的存在与发展又必须依赖公民的德性，以德性保障自我实现的手段是“一种相互保证正义的约定”。可以看出，从苏格拉底的“某种德性”到柏拉图的“理想德性”再到亚里士多德的“具体德性”，德性论的內涵越来越丰富，论述越来越具体。究其根本，是人的理性的作用，神命论的那种充满着运动情感的简单教义已经被这种具有安静沉思的理性认识所一步步取代。然而在此时期，神命论作为一种古老且悠久的道德哲学，其本身重大的影响力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德性论主导的道德哲学时代，神命论仍然存在着诸多其他德性论无法替代的优势。所以自始至终，无论哪一种德性理论都无法完全地独立于神命论之上，多多少少都会带有一点形而上的、神秘的倾向。也正是因为此，德性论才得以不断发展，孜孜不倦地开拓出新的理论以求完全脱离神命论的束缚。

当然，道德哲学在第一次转向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德性论的探讨中衍生出了更多的理论：将上帝与人那种神话般的契约论开始转向为城邦与人、甚至人与人的契约论;将逻各斯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下落到人类社会的至善秩序;将对于宗教的迷信逐渐被理性所解构而又再重构，升华成信仰的新形态。这其中的理性思维方法已经为之后的第二次转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代表了一种有秩序推理的思维方式。以及皮浪的怀疑主义，代表了一种辩证的对立的思维方式。这两种理性的思维相互激荡，产生了德性论之后的分化，即义务论与目的论的对立与分歧。总之，在道德哲学的这个第一次转向中，其实已经埋下了之后所有道德哲学理论发展的种子，而接下来所缺的只是随着时空之变而带来的契机。

三、功利论——道德哲学的发散性转向

如果说第一次道德哲学的转向是人的思维意识对于外间世界的否定，那么当道德哲学第二次转向便是人的思维对于内在自我意识形态的否定，其标志性的转折点就是笛卡尔说出的那句经典命题：“我思故我在。”这也就意味着道德哲学经过了对于神命论的两次否定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诚然，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也出现了单一的重复转向，在中世纪教父哲学、经院哲学期间，就有着过度强调信仰神学，而否定人的德性的倾向。然而，历史的宏观发展趋势是不可改变的，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在被神学压抑了近千年的理性，终于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迎来了自身的扬弃式的蜕变，不再是一味地高举神学命定论或是单纯的抬高理性至上论，而是在这两者之间相互融通，相互补足，虽然侧重点可能各有不同，但大多一定都是两者兼有的。

当进入了近现代道德哲学的时代，一个最明显对立的理论观点就是：道德哲学究竟应该是以义务论为导向，还是应该以目的论为导向。前者更多地偏向于形而上的逻辑推论，而后者更多地趋向于生活中实际经验。当然它们之间一定是互相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对于义务论，其理论的脉络更多地继承了神命论的思考方式，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康德的道义论和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各自的社会契约论。对于目的论，其理论的观点大多都是充满了实际的理性思维，更加注重事物发展的最终目的，其中最为主流的便是以边沁、穆勒的功利论，它不仅克服了伊比鸠鲁的那种单纯的享乐的利己主义，反驳了完全利他主义或纯乎自然的犬儒主义，也否定了那种行乎飘渺，对世间一切都归于毫无意义的虚无主义。可以说，近现代的道德哲学更多是以偏向目的论这个方向的，归根结底的原因便是，人的内在思维理性是永远想要追求一个确定性的答案。否则，理性没有办法得到自我的证明。在失去了神命论那样绝对命令式的神学解答后，人的理性不满足于一味地追求自身内在的德性，认为这样的追求是片面的、个体的、相对主义的，所以就必须寻找新的支撑点。显然，义务论相更多强调的是理性思考的过程本身，而非理性所追问的终极结果，所以各种目的论的道德哲学理论才会源源不断，更新迭代。而在目的论当中，最为闪耀的理论之一是功利论，又称效益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以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目的。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甚至是超出人类之外包括动物与植物的整体幸福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有相同分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可以看出，理性为了追求精确的结果，居然想把快乐和痛苦这样人文感受性的情感因素进行精确性的理性量化分析。

在义务与目的之间，在“正义”“应当”与“好”“善”的抉择上，功利论以抽象整体的“好”来引导精确义务的规定，孜孜不倦地想要去量化追求，以至于达到“善”的终极目标。这似乎是一种温和的目的论，在当下的道德哲学中占据着理论的主流。这也奠定了道德哲学在第二次转向后的理论潮流的大方向，至今为止，道德哲学在此基础上将会呈现多元化大发展，各种理论将如雨后春笋一般不断涌现。

四、结语

综观道德哲学历史历程，其核心就是要能够维护人类日常生活平稳发展不至于文明湮灭，所以道德哲学一定要为人类的所作所为提供辩护。而人自身是具有理性的动物，所以其最终的辩护追求一定是：遵循某一种道德规则所能带来的好处。

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道德规则能够一劳永逸地帮助我们处理生活中的矛盾，让我们知道在具体的情境中该如何行动。因此，道德规则首先必须是普遍的，它必须能够对所有的理性存在者产生同样的效力。这样看来，在寻求某种道德规则时，我们首先要能够占据一个绝对客观的观点，即不偏倚性，而这样一种“理想观察者”其实是很难达到的，如果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当我们试图占据这样一个视角的时候，作为理想观察者的“我”和现实的“我”之间是疏离的，甚至可能产生一些不可接受的后果。这种性质虽然可以追求，可以接近，但是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由某一个人亦或某一群人所能达到。我们既不能回到过去“神命论”那样无端地给出一个绝对信仰去解释一切（这是无法被当下已经启蒙的理性所已接受的），也不能完全依靠理性的归纳推理得出的所谓“德性”去规定一切道德做法（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会随着时空之变而出现疏漏）。而现代的西方哲学思潮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非理性主义的方向，即情感论、意志论的道德哲学，这似乎回到了“神命论”之前的一种状态之中，完全凭借着动物式的情感或极度抽象的客观意志，去规定人类的道德生活。或许从现在的观点看，信仰、理性、情感这三者对于这个道德哲学主导规定性是暂时无法得到确切答案的。但是我们梳理了道德哲学历史发展轨迹，即可发现人类的“知情意”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的存在，不应该单独将某一种精神思维抽出来量化分析讨论。正如康德认为的那样，所谓的最好的“道德生活”是幸福与德性的统一，就是按照道德生活，获得幸福的一生。但这二者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幸福是属于现象界的尘世幸福，是偏向感性情感的，而道德是抽象界的本体论自律，是偏向理性智慧的。换言之，德性与幸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必须靠强力的信念、意志才可贯穿二者，达成融合。

综上，人类的道德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是脆弱的，道德哲学的未来总会存在一些困境超越人类的认识，当理性失效、情感无力的时候，求助上帝或宗教并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将过往的神命论、功利论以及情感论等结合成一种崭新的“德性论”未尝不是道德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当然，这是否绝对有效则是另一个需要时间来证明的问题了。

参考文献：

[1] LEVY BRUHL.Les fonctions mentales dans Les societes inferieures[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 邓晓芒，赵林.西方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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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松晨（1990—），男，汉族，江苏南京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伦理学。

（责任编辑：冯小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