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露

《孙子兵法》为吴国将军孙武所撰，成书于春秋晚期〔1〕。《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2〕。这里所说的“《孙子》”，就是指《孙子兵法》。然而，就像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所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3〕对兵法与战争的剖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治理国家思想的阐释。可以说，《孙子兵法》十三篇，每一篇都蕴含着孙武的治理思想。

存世的唐代或反映唐代军事思想的兵学著述大都以《孙子兵法》为宗，在继承其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吸收总结了当时的一些新鲜经验，从而将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大唐卫公李靖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神制敌太白阴经》等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4〕其中《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记载，“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5〕“太宗”即为李世民。李世民（599～649年），出身于陇西贵族，唐高祖李渊次子，是唐朝的第二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对内励精图治，劝课农桑，虚心纳谏，开创“贞观之治”，对外顺势求变，以不同的外交政策对待各族政权，被尊为“天可汗”。在李世民看来，在众多兵书中，《孙子兵法》最具代表性。李世民作为《孙子兵法》的推崇者，他的思想也受到了孙子的影响。本文以治理政策为例，聚焦于二者在治理思想上的契合点，发掘《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影响价值。

一、在国内治理上的契合

作为统治者管理国家的首要任务，便是国内治理。在我国社会发展早期，“治”和“理”是两个概念，有着各自的意义指向。直到战国晚期，“治理”一词才开始出现。对此，《荀子》《韩非子》中均有记载。简而言之，使国家井然有序的政治方可称为“治理”，意指国家管理应按照某种规律、规则行事。汉魏以后，“治理”一词被固定下来，在传世文献中经常出现。经济发展是否平稳、法治贯彻是否严明、官吏任命是否得当，关乎国家存亡大计。对此，《孙子兵法》多有论述。

《孙子兵法》所蕴含的国内治理思想，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思想、法治思想和人才思想三个方面，唐太宗的治理政策与之均有对应。

（一）重视农业的经济思想

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物质支撑。经济发达，国家资源得以储备，便可以更好地应对各种来自自然或人为的灾祸。经济既能对一个国家起到稳定作用，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孙子兵法》所反映的治理思想之一，就是重视农业的经济思想。

首先，《孙子兵法》强调了战争下的经济开支问题。“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兵法·作战篇》，以下只注篇名）正如孙子所言，战争会耗费国家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战车辎重车数以千计，远征他国，运粮千里，军备后勤开支极大。同样，人民的日常生活也需要经济的支撑。在孙子看来，国家的富强要建立在经济发展、国家物力财力充实的基础上。所以，国内治理尤其要重视经济发展。

其次，《孙子兵法》认识到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所谓“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经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经济上的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战争的形势。反之，“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作战篇》）。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战争会迅速拖垮国家。

最后，《孙子兵法》阐释了与农业有关的赋役问题。《用间》记载：“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经阎盛国考证，这里所说的“兴师十万”导致“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的社会现象，与当时的井田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6〕这一赋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民的生活，是一种极具理想化的田亩制度。

在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多体现在农业的发展状况上。李世民的治国政策也充分体现了重视经济的农业思想。即位之初，他便施行了还田于农、推行均田制等改革措施，鼓励农民从狭乡到宽乡去开垦占耕以保证受田数；主张轻徭薄赋，通过推行纳庸代役的方法，满足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时间。〔7〕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始终大力推行农工商，劝导农桑，甚至将农业发展状况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项标准。《唐太宗集·务农篇》记载：“食为人天，农为政本。”在李世民看来，治国必须以农业为本，否则就违背了民意。“农时甚要，不可暂失”〔8〕，即使是皇太子的成年冠礼，其举行也不能妨碍农事的进行。可见，李世民所施行的政策与孙武重视经济、以农为本的治理思想相契合。

（二）严饬法度的法治思想

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从总体上而言是“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模式〔9〕，其中“刑”即法治。《韩非子·制分》说：“治国者莫不有法。”也就是说，治国离不开法治建设。《孙子兵法》强调要树立严饬法度的法治思想，其原因是看到了法治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孙子兵法》言：“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计篇》）其中的“道、天、地、将、法”等五事都是关系国家发展繁荣的要素，此处的“法”就是指法治建设。“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法令得以施行是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的前提，孙子强调政令的颁布和施行都要按章程、守规矩，要做到法制健全。另外，治国不仅要法治严明，还要组织严密。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势篇》）。”只要组织得好，无论是国家建设，还是基层建设，都会如鱼得水。

《孙子兵法》强调要树立严饬法度的法治思想，其目的是使国家“不乱”。“治国无法则乱”，一个国家只有做到严饬法度，才能长治久安。《孙子兵法·势篇》提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也。”战场纷乱，所以法治要严明、组织要严密，做到“不可乱”。战场上相互听不见话，相互看不见动作，所以要设置金鼓和旌旗。“夫鼓金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军争》）金鼓、旌旗是为了统一军人的耳目，而提倡法治建设就是为了规范人民的行为。

唐太宗所施行的国家政策体现了他的法治思想。唐朝的法制体系尤为健全，这离不开李世民对国家生活规范化的要求，这些要求遍及“君道”“政体”“择官”“封建”“礼乐”“务农”“刑法”“赦令”等各方面。〔10〕唐太宗在位期间，分析了前代王朝的盛衰变化，总结了它们的经验教训，认为“太平之基不坠”，法律宜详慎划一。在此基础上，李世民颁布了更为完备的《贞观律》，主张推行律令格式，从国家制度、刑事法规、行政法规和公文程式等四个方面推行法治建设。在大案要案和死刑的判决方面，规定要进行五次覆奏复审的制度，以确保“天下无冤狱”。可见，唐太宗所施行的政策体现了《孙子兵法》严饬法度的治理思想，与之存在契合点。

（三）知人善任的人才思想

“存亡之道，命在于将”〔11〕。人才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首要问题，重视人才成为社会自上而下的普遍共识。所以，《孙子兵法》提出了治理国家要推行知人善任的人才思想。

孙子明确提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认为人才是辅佐国家繁荣富强的法宝，是“民之司命”，是“国家安危之主”。所以，《孙子兵法》高度重视朝廷官员的地位与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任命官员的要求。

《孙子兵法》提出的朝廷官员的任命标准之一是德行。“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12〕也就是说，官员自身的行为对人民具有示范作用，关乎社会风气。所以，孙子强调要重视官员自身的德行，要“智、信、仁、勇、严”五方面兼顾，以身示范，树立榜样，教化百姓，营造稳定而和谐的社会风气。

《孙子兵法》提出的朝廷官员的任命标准之二是性格。书中强调，要培养“静以幽，正以治”的性格情操，力避“五危”〔13〕；并且认为，在执行政令时，官员要做到审时度势、勇于进退、敢于负责、一心为国为民，对于国家治理中会出现危害社会的“五危”“六败”等情况，官员要沉着镇定、仔细审查、力求避免。

《孙子兵法》提出的朝廷官员的任命标准之三是判断力。孙子在《谋攻篇》提出了五项“知胜之道”，分别是：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识众寡之用，做到上下同欲，以虞待不虞和将能而君不御。在这五项可以取得胜利的条件中，两条涉及官员的任命标准，国家需要的人才不仅需要具有明辨社会发展状况的判断力，而且还应具有能够自我把控、不受外在事物影响的判断力，只有做到“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才能成为“上将”。

治国必须重视贤臣能士、长于举贤任能，历代政治家深知其中的道理〔14〕。李世民也是著名的能够广纳人才的名君的代表。他主张“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15〕。所以，他网罗了一大批有才干的文武人才，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以长孙无忌、杜如晦、房玄龄为首的宰辅之臣、王侯之臣，史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他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这与《孙子兵法》中的“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行军篇》），可谓殊途同归。在唐太宗的人才思想的指导下，唐玄宗时期官修的《唐六典》中提出了考察官员的“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这“四善”的提出恰恰是《孙子兵法》中人才任用标准的延伸，充分体现了唐太宗治国之策与《孙子兵法》治理思想的高度契合。

“贞观之治”证明，唐太宗的治国政策与《孙子兵法》中的治理思想在经济、法治和人才等三个方面均可一一契合。二者所提出的重视农业的经济思想、严饬法度的法治思想以及知人善任的人才思想成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

二、在外交智慧上的契合

春秋时期，社会四分五裂、政权更迭频繁，国与国之间利益交织，矛盾冲突多有发生。可以说，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对外交往，都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外交政策的制定是否合理，关系到国内政治能否平稳运行。《孙子兵法》中的治理思想与唐太宗国策的契合之处，大致可分为重战、慎战的和平思想，顺势求变的战略思想和知彼知己的调研思想等三个方面。

（一）重战、慎战的和平思想

“和平”一词在古籍中出现时间较早，据现有资料记载可追溯到西周时期。《易经·咸卦·彖传》中“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一句被认为是“和平”理念的首次表述〔16〕。和平与战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战争频发的古代社会，“和平”几乎成为每个人的愿望。因此，这一概念在各个时期得到多维阐发。例如，《尚书》倡导“协和万邦”，《礼记》呼吁“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等。作为一部与战争息息相关的作品，《孙子兵法》尤为强调重战、慎战的和平思想。

一方面，《孙子兵法》中重战、慎战的和平思想体现在，它强调了战争的政治性。《孙子》开篇就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战争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发动战争前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孙子在这里强调，发动战争要“经之以五事”，而“校之以计”。其中的“五事”与“七计”中都包含着明确的政治因素，体现了战争与政治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了战争的政治性。

另一方面，《孙子兵法》中重战、慎战的和平思想体现在，它强调了战争的残酷性。在《火攻篇》中，孙子重申：“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人有悲欢离合，时怒而复喜，时喜而复哀，喜怒哀乐等情绪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是，破镜无法重圆，人死无法复生，国亡族灭同样也是无法恢复的。唐朝曹松的《己亥岁二首》道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动辄流血千里，白骨遍地，又怎能奢谈胜利呢？所以，在孙子看来，百战百胜不是最成功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

然而，强调重战、慎战的和平思想，并非主张彻底放弃战争。孙子在《火攻篇》提出了三条开战原则：“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这三点，都是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而制定的：没有危害国家利益就不发动战争，没有胜利的把握也不要发动战争，不到国家危急时刻不发动战争。在《孙子兵法》看来，“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谋攻篇》）。其中，“伐谋”与“伐交”是最优解，但不是唯一解。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时，“伐兵”与“攻城”同样都是手段。

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期间，最著名的事件便是文成公主进藏。贞观年间，唐朝与周边多个少数民族政权纷争不断。秉持着重战、慎战的和平思想，李世民同意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请婚，将远支宗女封为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采用这种和亲的方法，他一方面协调了中央王朝与吐蕃的关系，避免了战争；另一方面促进了汉藏两个民族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唐太宗的这一政策，体现了与《孙子兵法》重战、慎战，伐谋为上等外交思想的契合。

（二）顺势求变的战略思想

“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坚持重战、慎战的和平思想并不意味着外交政策是一成不变的。外交战略的制定讲究灵活变通，不能墨守成规，要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所以，《孙子兵法》提出了顺势求变的战略思想。

《孙子兵法》一书中，“势”字共出现14 处，可见孙子对“势”的重视程度。《计篇》提道：“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所谓“势”就是指战略上有利的态势。顺势求变的战略思想是指通过分析利害条件，利用有利的情况，制定机动灵活的外交政策。“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阴阳五行变化无常，四时物候各有不同，水的形态往往随外物形状而发生变化。孙子以水喻势，揭示了外交政策要因敌而制的思想。在《势篇》中，孙子又把“势”比作“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突出了“势”的重要性。只有做到了顺势求变，才能“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篇》）。可见，孙子极为推崇这种“顺势求变”的思想。

《孙子兵法》对合理地实施这一战略思想的方法论也有所涉及。一方面，顺势求变战略思想的实现要做到“示形”于敌。“示形”于敌，是指给对方制造一系列假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才能做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再结合孙子《虚实篇》“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的论述，可知在对外交往中，要设法使敌人的内部情况展现在外形上，而隐蔽自己的行动，尽力做到“无形”，如此则最深藏的间谍也窥察不到己方的底细，最终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另一方面，顺势求变的战略思想要做到“因形造势”。《虚实篇》指出：“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在外交战略的制定上，根据对方的实际情况，随机应变，而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这种顺势求变的外交战略，不是老生常谈的套路，而是能适应不同状况，变化无穷。无论所面对的是“争地”“衢地”，还是“围地”“死地”，只要能“因形变化”，就能“取胜若神”。

唐太宗李世民的外交政策也鲜明地体现了《孙子兵法》中顺势求变的外交智慧。当时，高昌与焉耆、伊吾等地区关系紧张，唐太宗顺势改变了外交策略。他允诺焉耆恢复隋末闭塞的通道，而经此通道，西域诸国与大唐的商贸可以不经过高昌，从而激发了高昌与焉耆的矛盾，使双方相互牵制。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成功西征高昌，对西域实现了完全控制，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李世民的外交实践，证明了实施顺势求变这一战略思想的必要性。

当然，外交思想具有一贯性，但外交形势瞬息万变，针对不同的国家，具体的外交举措也应该保持灵活性。

（三）知彼知己的调研思想

顺势求变的战略思想能够合理地运用，重点在“调研”：既要对自己的发展水平进行调研，也要对他人的发展状况了如指掌。因为只有做到既知彼又知己，才能百战百胜。《孙子兵法》恰恰蕴含了这种知彼知己的调研思想。

《孙子兵法》记载：“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曹操为《孙子兵法·形篇》作题解时也提道：“军之形也，我动彼应，两敌相察，情也。”外交政策不是凭空而定的，各国都会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并且根据对方的动向去考虑相应的对策。对此，《孙子兵法》提出了四方面的要求。

第一，要做到知彼知己，必须辨别敌我关系。《孙子兵法·军争篇》曰：“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在《九地篇》中，孙子又重申了这句话。曹操注云：“不知敌情谋者，不能结交也。”只有在结合本国国情，并充分考察各国动向的基础上，才能辨别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制定出合理的外交战略。

第二，要做到知彼知己，必须对敌我国力有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孙子兵法》指出了“胜之半”的三种情况：一曰“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二曰“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三曰“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孙子认为，只有做到全面认识我方是否可以开战、敌方是否可以被战败、地形是否支持开战，才能做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地形篇》）。

第三，要做到知彼知己，必须对重大事件的发生作出预判。孙子说：“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虚实篇》）也就是说，只有正确预判战地和战日，才能提前做好部署，否则任何一个方面出现差错，都无法挽救，更不必说“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了。《军争篇》指出：“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豫交、行军、地利都是要依靠合理而正确的预判提前规划的。《九地篇》又重申这段话，可见在知彼知己前提下作出预判的重要性。

第四，要做到知彼知己，必须按照科学的方法计算敌我差距。“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孙子兵法》认为，敌我差距的计算不能依靠鬼神和推测，而要根据敌情进行科学的计算。对此，作者提出了四种方法：筹算计谋，分析利害得失；调动敌军，了解动静规律；侦察情况，标注死生之地；进行小战，比较敌我优劣；并且主张“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篇》）。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记载，李世民曾从自己的战争实践出发，申明知彼知己的重要性：“朕常临陈，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人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李世民认为，制定政策时，要比较敌我规划，察明敌我士气，做到知彼知己，才能获得胜利。反之，若忽视了这种调研思想，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孙子兵法》从重战慎战、顺势求变、知彼知己三个方面，阐释了其中所蕴含的治理思想。李世民的治国实践证明，《孙子兵法》中的外交智慧仍具有不可磨灭的应用价值。

三、结语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遗产。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孙子兵法》格外引人注目。作为我国一部古代的军事典籍，《孙子兵法》“所提出的一些军事原则和军事思想，至今仍闪烁着它的光芒，有着现实的意义”〔17〕；而且，《孙子兵法》的价值已被国内国际学术界所公认，学者对其文本、思想多加剖析，将其广泛地运用到军事、政治、外交，商业等等诸多领域，力求从多方面发掘其中的智慧。

从春秋晚期至唐代，历经千年，孙武的治理智慧与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实践仍呈现出高度的契合性。通过细读《孙子兵法》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政治和军事智慧，与治国息息相关。在国内治理中，它蕴含重视农业的经济思想、严饬法度的法治思想和知人善任的人才思想；在外交上，它强调重战、慎战的和平思想、顺势求变的战略思想以及知彼知己的调研思想。这些思想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实践中被一一应用。简而言之，唐太宗与孙武的治理思想存在着高度的共性，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孙子兵法》对千年以后的唐代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回归当下，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同样不可不读《孙子兵法》。

【注释】

〔1〕黄朴民：《古代兵学与〈孙子兵法〉 之三:〈孙子兵法〉 的成书年代和作者》，载《文史知识》2017年第6 期。

〔2〕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639 页。

〔3〕(德)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94 页。

〔4〕于汝波：《隋唐五代时期〈孙子兵法〉流传述论》，载《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2 期。

〔5〕吴如嵩等：《李卫公问对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3 页。

〔6〕阎盛国：《〈孙子兵法〉 所见战时经济问题探析》,载《孙子研究》2018年第2 期。

〔7〕杨治玉：《唐太宗民本思想在其治国方略中的体现》，载《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 期。

〔8〕吴兢等：《贞观政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6 页。

〔9〕王东阳：《兵家思想与传统“法治”——以〈孙子兵法〉 为例》，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 期。

〔10〕程向辉：《〈贞观政要〉 中唐太宗治国与用人思想研究》，载《华夏文化》2008年第2 期。

〔11〕唐书文：《六韬·三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56 页。

〔12〕班固：《白虎通德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 页。

〔13〕赵鲁杰：《〈孙子〉 治将思想及当代启迪》，载《孙子研究》2017年第5 期。

〔14〕张全新：《孙子兵学与中国智慧》，载《滨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5 期。

〔15〕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01 页。

〔16〕何星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理念》，载《思想战线》2018年第1 期。

〔17〕薛国安：《智胜韬略与孙子兵法》，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