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玉珊

学界对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五篇佚文的研究发现，将《孙子兵法》的早期注解提前到了先秦，至迟是西汉初年，动摇了曹注《孙子兵法》为最早注本的结论〔1〕。但是，因为早期注本的亡佚，汉简《孙子兵法》佚文中的注释内容又极其稀少，依据传世文献来评定，魏晋六朝在《孙子兵法》注解史上，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曹注《孙子兵法》是这个时期《孙子兵法》注本的典型代表。除曹操之外，魏晋六朝还有一些注家及其注本见载于各类目录著述〔2〕。其中，南北朝（或为梁）人孟氏的《孟氏解诂》（两《唐志》题为《孟氏解孙子》《孙子兵法孟氏注》）时代较早，且有注文传世。孟氏自北宋末期即跻身于注解《孙子兵法》“十一家”之列，其地位与影响不可忽视。鉴于孟氏《孙子解诂》的地位及其存文数量，学界对其注解的评价过于笼统、浮泛，因此有必要对孟氏注的特色及其成就作一个较为深入的梳理与评介。

孟氏注，《隋志》著录为“梁有《孙子兵法》二卷，孟氏解诂”〔3〕。据此可知，孟氏大概为南北朝时期人，名字、事迹均不详。孙星衍校《十家注序》，以为他是南朝梁人。孟氏注的单行本，宋以后除《通志略》外，官私书目均不见著录，大约佚亡于南宋。《宋志》著录的《五家注孙子》三卷中有孟氏注，此三卷本亦亡佚。孟氏注文见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存文仅67 条，似有佚失〔4〕。所以，现存佚文并非孟氏注全貌。杨丙安称其“甚简略”〔5〕，李零说“比曹操注更简，话很少”〔6〕。在注文残佚的情况下，这些结论失之过简。而且，注解的目的在于阐释正文大义，未必以细密为美。明人谈恺，谓孟氏、贾林、王皙、何延锡等人的注文，“虽言人人殊，而皆于观者有所裨益”〔7〕，态度则比较公允。赵国华以为，孟氏注侧重于文字训诂，立足于因义释文，确有一定的长处〔8〕，肯定了它的特色与价值，只是稍嫌宽泛。从现存佚文看，孟氏注文中文字训诂所占比例并不大，注文虽简略却精当，不仅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而且也影响了后世注家，对《孙子兵法》的解读与传播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孟氏注的特点

从现存文献看，孟氏注文努力追求简明精当，这在注文中多有体现。此外，孟氏能把握孙子的核心思想，比如重人、重势等，释义时注意正文的前后关联，重视思想的主次关系，以及主导思想对局部观点的指导作用。

（一）引用前人之说

孟氏注文指名引用了《太公兵法》《六韬》《司马法》《左传》《新训》等五部文献，共十条，《左传》之外皆为兵书或兵书注。

引自《左传》的有二条。其一：“小不能当大也，言小国不量其力，敢与大邦为仇，虽权时坚城固守，然后必见擒获。《春秋传》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败也。’”〔9〕引文见于《左传·僖公七年》：“孔叔言于郑伯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毙也。”〔10〕“既不能强，又不能弱”，八个字生动地突出了孙子所云“小敌之坚”的尴尬处境。今传本《左传》作“毙”，孟氏引文作“败”，或为异文。其二：“虞，度也。《左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待敌之可胜也。”〔11〕引文见于《左传·隐公五年》：“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12〕可见，孟氏引用《左传》时，着重追求的是其中义理精警之语。

孟氏称引自《太公兵法》有五条。其一：“击其空虚，袭其懈怠，使敌不知所以备也。故曰：兵者无形为妙。太公曰：‘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13〕见于《虎钤经·五异第二十六》与《武编·前集》卷二，文本稍异，两书皆作“动莫神于不意，胜莫大于不识”〔14〕。孙子原文讲的是谋划与出师的隐秘性，描述的是一个过程，而“胜莫大于不识”指向结果，因此“谋莫善于不识”更恰切。而且，孟氏注于南北朝，据《隋志》记载，当时尚有《太公兵法》单行本，《隋志》之后的目录书已失载，相比宋人许洞所著《虎钤经》（唐顺之《武编》或抄袭《虎钤经》），文本更可靠。另，今本《六韬·龙韬·军势》文本与孟氏引文同〔15〕。其二：“三军之众，疑其所任，惑其所为，则邻国诸侯因其乖错，作难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应敌。’”〔16〕引文见于今本《六韬·龙韬·立将》：“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17〕《淮南子·兵略训》亦载此段内容。“疑志不可以应敌”，指将士意志不统一不可以应对敌军，可谓孙子正文的恰当注脚。其三：“当见未萌。言两军已交，虽料见胜负，策不能过绝于人，但见近形非远。太公曰：‘智与众同，非国师也。’”〔18〕引文见今本《六韬·龙韬·军势》：“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19〕《虎钤经·五异》引此句，“国师”作“人师”，或有误。智识超常的人，才符合孙子所称的善战者，他们应有超前的预见性。其四：“太公曰：‘仁义著，则贤者归之。’贤者归之，则其间可用也。”〔20〕引文查无出处。今本《六韬·文韬·文师》有“仁之所之，天下归之……义之所之，天下赴之”，大意与之相近，或为异文。其五：“将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亲战，士卒不精，上下犹豫，可急击而取之。……太公曰：‘失利后时，反受其殃。’”〔21〕引文见今本《六韬·龙韬·军势》：“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22〕孟氏引太公之说，说明将之怯弱的严重后果。

引自《新训》者仅一条。“将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亲战，士卒不精，上下犹豫，可急击而取之。《新训》曰：‘为将怯懦，见利而不能进。’”〔23〕此处引文查无出处，而《新训》一书不知作者是谁。陈皞注亦曾引《新训》一条，其文曰：“地固斥泽，不生五谷。”〔24〕此条引文与主父偃《上书谏伐匈奴》所云“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稍异。主父偃为汉武帝时人，其上书所云或与《新训》偶同，即使互有借鉴，也很难排定其先后。孟氏为南北朝时人，陈皞为晚唐时人，如两人所引《新训》为同一文献，则其作者或早于主父偃，或在主父偃与孟氏之间。令人费解的是，如《新训》产生于主父偃之前，或在主父偃与孟氏之间，流传于南北朝与晚唐之间，为何《隋志》与两《唐志》皆不著录，而且杜佑、杜牧等人也无引用？因此，陈皞注引用的《新训》不知是否为转引——如为转引，则转自孟氏注的可能性更大（其他注家皆不曾称引《新训》）。因文献缺佚，只能存疑。此条引文，精准地诠释了将帅“必生，可虏”的要义。

引自《六韬》与《司马法》者各一条。《六韬》云：“奇正发于无穷之源。”〔25〕引文见今本《六韬·龙韬·军势》：“势因于敌家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26〕引文比孙子原文“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表达更显精炼。“《司马法》曰：‘新气胜旧气。’新气即朝气也。”〔27〕引文见于今本《司马法·严位第四》：“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本心固，新气胜。以甲固，以兵胜。”〔28〕此条引文大义，与孙子所云“朝气锐”正相一致。

还有一些注文为暗引，并未指明出处，考辨后发现多为引自兵书、诸子中的论兵之篇与《左传》中言兵的精警之语。其一：“臣之于君，下之于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29〕此段文字显然引自《荀子·议兵》，文字稍异，“胸臆”（《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也作“胸臆”）当从《荀子》作“胸腹”〔30〕，以手臂之捍卫头目与胸腹比喻臣君、下上的利害关系。其二：“故曰：兵者无形为妙。”〔31〕或为孟氏总结语，也可能是暗引某书，不能确指。其三：“安能动之”。孟氏注云：“攻其所必爱，出其所必趋，则使敌不得不相救也。”〔32〕此段注文，与曹操注文相同。其四：孟氏在注解孙子“三气”时，暗引《左传》“曹刿论战”中的“三气”说：“朝气，初气也；昼气，再作之气也；暮气，衰竭之气也。”〔33〕他的观点也与曹操相同。其五：他在注“君命有所不受”时，云“无敌于前，无君于后，阃外之事，将军制之”〔34〕。前半句见于《尉缭子·武议》，杜牧注明言引自《尉缭子》，又见于《淮南子·兵略训》。原文作“无主于后”〔35〕，或为孟氏改作“无君于后”。后半句见于《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冯唐称引上古王者遣将时说的话：“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36〕杜牧注引作黄石公语“阃外之事，将军裁之”〔37〕，未必可信。但诸葛亮《将苑·出师》篇，称古者出师之时，君授将曰：“从此至军，将军其裁之。”（张澍本原注：“从此至军”一作“阃外无此”四字，“将军其裁之”一无“其”字）〔38〕可见此一说法，来源的确比较早。这些引文，孟氏未写明出处，或因文献缺佚所致，或是他有意省略。

（二）援引战史

孟氏在注“取敌之利者，货也”时，援引了后汉荆州刺史度尚，巧妙地利用了士卒对敌人财货的强烈占有欲，大败桂阳山贼卜阳、潘鸿的事例，有力地证明了“取敌之利”的重要作用。这一战例见于《后汉书·度尚传》，杜牧注文同孟氏。又如注“善用兵者”可以不战而“屈人”“拔城”时云：“言以威刑服敌，不攻而取，若郑伯肉袒以迎楚庄王之类。”〔39〕郑伯肉袒事见《左传·宣公十二年》（又见《公羊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迎接他，一番陈词之后，楚庄王退兵三十里。而杜牧所举司马昭讨诸葛诞、慕容恪讨段龛和王皙所举“唐太宗降薛仁杲”的战例，不如孟氏所云“以威刑服敌”更能体现孙子所说的“非攻”要义。

孟氏注“勇怯，势也”云：“敌人见我欲进不进，即以我为怯也。必有轻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势以攻之。龙且轻韩信，郑人诱我师是也。”〔40〕龙且与韩信的“潍水之战”，载《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示怯，坚定了龙且的轻敌意识，导致楚军大败。郑人之“诱我师”，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的“晋楚鄢陵之战”。郑人伐宋以引诱晋国出兵，战前楚强晋弱，而战后晋国巩固了霸业。孟氏以精简的语句介绍了这两个战例，准确地阐释了“势”对勇、怯的决定作用。

（三）举例释义

孟氏的注文，不仅用语减省，有的举例也非常简明。如“诸侯之地三属”，曹注云“我与敌相当，而旁有他国也。”孟氏则注云：“若郑界于齐、楚、晋是也。”〔41〕他以郑国地理与齐、楚、晋三国接壤为例，既减省又生动形象。又如注“故上兵伐谋”云：“九攻九拒，是其谋也。”〔42〕“九攻九拒”指的是公输班与墨子在楚国的一场攻守演练，墨子以带为城，公输班攻打了九次都被墨子击退，《墨子·公输》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皆有记载。孟氏的这个例子，正好与曹操注文“敌始有谋，伐之易也”意合，但释义更生动，且比较其他注家所举例证更精辟。

（四）以单字与对句释义

孟氏偏爱以单字释义，也体现了他对注文简明的追求。这样的例子有：“虞，度也”“碬，石也”“趋，速也”。也有用双音节，如：“将，裨将也”“十斛为钟”“勇者，奋速也”“怯者，淹缓也”。

此外，孟氏还爱使用对句，如“兵有变化，地有方圆”“兵法诡诈，以利动敌心；或合或离，为变化之术”“将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亲战，士卒不精，上下犹豫”〔43〕“宁违于君，不逆士众”“唯务行恩，恩势已成，刑之必怨；唯务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得交则安，失交则危也”〔44〕“多设疑事，出东见西，攻南引北”“不求其胜，而胜自得”“意欲突围，示以守固”“以义制人，人谁敢拒”〔45〕等等。这些句式，除去句尾的“也”等语气词，句式非常整齐，虽对仗不十分严谨，但也能反映出他的注释风格以及时代风气对他的影响。

孟氏善用对句作为注文，其成功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孟氏注曰“备人则我散，备我则彼分”〔46〕，甚至比孙子原文 “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还要精当。又如“故兵贵速胜，不贵久”句，孟氏注云“贵速胜疾还”，较之曹所注“久则不利。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47〕，表达更为凝练，可谓要言不烦。所以，张预学习且借鉴他的注文。

孟氏注文追求简明精当的同时，在释义时也非常注重前后的关联。首先，孟氏注能联系前后行文，注重章节间的结构层次。如他注“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句时云：“已下语是。”〔48〕其次，孟氏注尤其注重前后思想的关联。如孟氏注“夫地形者，兵之助也”一句云：“地利待人而险”〔49〕。所以，我们读此不能不拍案叫绝。《地形》篇主讲地形的特点及其在作战中的重要性，但孟氏却能关联到《计》《谋攻》等篇，以全书的主导思想统摄局部观点，既使其在思想上前后照应，又显得主次分明。又如“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孟氏注云：“能料知敌情、审其虚实者胜也。”〔50〕用《虚实》《谋攻》等篇中具体、鲜明的观点，解释此处抽象、隐晦的思想。这样的前后关联，既完成了释义的任务，又阐明了孙子主导思想对各篇的指导作用。这样的例子还有，如注《谋攻》“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时，关联到《始计》“重庙胜也”〔51〕；注《谋攻》“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时，关联到《势》“审知彼己强弱、利害之势，虽百战，实无危殆也”〔52〕。

二、孟氏注的贡献与影响

孟氏注的贡献与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保存了《孙子兵法》与其引用文献（如《新训》）的异文与佚文；二是衔接了三国至唐代的《孙子兵法》学术史，对曹注既有借鉴也有突破与创新，其突破与创新之处又为后世的注家所借鉴。

仅从现存文献看，孟氏注保存了《孙子兵法》的一条异文，其价值非常之大。如“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一句，孟氏注云：“一作‘人不疑’，谓始终无二志也。一作‘人不危’。”〔53〕汉简本《孙子兵法》无“畏”字，曹注亦不释“畏”字，《通典》引文亦无“畏”字。俞樾引《吕氏春秋·明理》“以相危”。高注训“危”为“疑”，并云：“盖古有此训，后人但知有危亡之义，妄加‘畏’字于‘危’字之上，失之矣。”〔54〕可见孟氏注所引异文渊源有自，只可惜现存注文中仅有此一条。

孟氏注“非仁义不能使间”，称引太公曰：“仁义著，则贤者归之。”〔55〕不见于传世本《六韬》，或为《太公兵法》佚文。孟氏注又引《新训》曰：“为将怯懦，见利而不能进。”〔56〕此条即为《新训》佚文。《新训》为兵书或兵书注，详见上文。孟氏所引《春秋传》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败也。’”〔57〕今本《左传》“败”作“毙”，如非讹误则为异文。

孟氏注衔接了三国至唐代的《孙子兵法》学术史，前承曹操，后接李筌、杜佑与杜牧等唐代注家。孟注借鉴曹注的例子较多，如注“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就借鉴了曹注“虽拙，有以速胜”〔58〕；并且，此条又为杜佑所借鉴（原文注：杜佑注同孟氏）。又如上文“安能动之”“三气说”两例，都可以看到孟氏对曹操注释的发挥。后来的注家，对孟氏注文及其观点，也有借鉴与发挥。

仅就现存佚文看，“十一家”注文中，后世注文与孟氏注相同的有七条，其中杜佑注一条（“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条已见上文），杜牧注二条，陈皞注二条，梅尧臣注一条，王皙、何氏共一条。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杜佑不曾为《孙子兵法》作注，宋人将《通典·兵典》中解《孙子》的内容收入“十一家”注中。但是，《十一家注孙子》收录《通典·兵典》时有删节，并未将杜佑自注部分全部收入，因此不能准确反映出杜佑对前人的借鉴。详细对照《通典·兵典》中杜佑的自注与孟氏注文，发现杜佑借鉴孟氏注文多达十七处。因为杜佑在抄写前人注文时，从不注明原注者，所以难以辨别其文献来源。另外，我们在辨别杜佑所抄写的孟氏注文时，只能参照“十一家”注中已收录的孟氏注文，而“十一家”注本形成在北宋末期，杜佑抄写孟氏注文或依据中唐尚存的《孟氏解诂》本，因此《通典·兵典》中或许有“十一家”注本未收的孟氏注文，可惜已不得而知。

目前，可以确认为杜佑所借鉴的〔59〕十七条孟氏注文分别见于《叙兵》：“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也”“虽拙，有以速胜”“三军之众，疑其所任，惑其所为，则邻国诸侯，因其乖错，作难而至也”〔60〕（卷一百四十八）；《兵三》：“形相敌情，观其所据，则气势生死可得而知”“能料知敌情，审其虚实者，胜也”“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师，击彼无法度之兵。故《春秋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是也”“审知彼己强弱，虽百战，实无危殆”“军士夜喧呼，将不勇也”〔61〕（卷一百五十）；《兵六》：“多设诈变，出东见西，攻南引北，乱之，使彼章惶离乱，而不集聚”〔62〕（卷一百五十三）；《兵八》：“小不能当大也。言小国不量其力，敢与大邦为仇，虽权时坚城固守，然后必见擒获。《春秋传》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败也。’”“攻其空虚，出其不意之涂也。故太公曰：‘动莫神于不意，胜莫大于不识’也。”〔63〕（卷一百五十五）；《兵九》：“若敌已处便势之地，己方赴利，士马劳倦”“兵车转运千里之外，财则费于道路，人有困穷者” “敌背丘陵为阵，无有后患，则当引军平地，勿迎而击也”〔64〕（卷一百五十六）；《兵十一》：“以度量知空虚，先知战地之形，又审必战之日，则可千里期会，先往以待之。若敌已先至，可不往以劳之”〔65〕（卷一百五十八）；《兵十三》：“言以威刑服敌，不攻而取，若郑伯肉袒以迎楚庄王之类”〔66〕（卷一百六十）；《兵十四》：“言兵有变化，故地有方圆”（卷一百六十一）〔67〕。十七条中，少数文本与“十一家”注文有异，或为孟氏注异文，或为杜佑摘引时所改，现已无法确知。

上文提到，孟氏注援引度尚大败桂阳山贼卜阳、潘鸿的例子，杜牧注亦引此例，或为借鉴孟氏。而杜牧注“其节短”云：“言以近节也。如鸷鸟之发，近则搏之，力全志专，则必获也。”〔68〕则肯定是借鉴了孟氏注。陈皞注“勇怯，势也”云：“勇者，奋速也；怯者，淹缓也。敌人见我欲进不进，即以我为怯也。必有轻易之心，我因其懈惰，假势以攻之。龙且轻韩信，郑人诱我师是也。”〔69〕与孟氏注文同，也为借鉴。又陈皞注“夜呼者，恐也”云：“十人中一人有勇，虽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军士夜呼，盖是将无勇。曹说是也。”〔70〕其中的“曹说是也”，指的是曹操注文“军士夜呼，将无勇也”。如果陈皞全同孟氏注，则此条也是陈皞对孟氏的借鉴。“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句，孟氏注云：“开阖，间者也。有间来，则疾内之。”〔71〕梅尧臣注同孟氏，张预也比较认同孟氏观点。“胜可为也”一句，孟氏注云：“若使敌不知战地、期日，我之必胜可常有也。”〔72〕此也为王皙、何氏所借鉴。

又如“故兵贵速胜，不贵久”句，孟氏注云“贵速胜疾还”〔73〕，张预注云“但贵其速胜疾归”，也是借鉴了孟氏。

孟氏注的价值还体现在，曹操注文不能精准阐释原文之处，孟氏却有突破性的超越，为后世注家开辟了新路。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曹注只称“谓道之以教令”，至于孙子所称之“道”何以能使民“与上同意”，甚至与上同生死而不畏惧，曹注均没有深入剖析。孟氏注云：“道，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故能化服士民，与上下同心也。故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大道废，而有法；法废，而有权；权废，而有势；势废，而有术；术废，而有数。大道沦替，人情讹伪，非以权数而取之，则不得其欲也。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故人心归于德，得人之力，无私之至也。故百万之众，其心如一，可与俱同死力动而不至危亡也。臣之于君，下之于上，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与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惧于危疑。”〔74〕这一段，也是现存孟氏注文中最长的一段。孟氏没有否定曹操注，但他在曹氏基础上又做了更充分地发挥，才详尽地展示出由“道”之实施到民之不畏死这一水到渠成的过程，阐明了孙子思想的严密逻辑。文中“用兵之妙，以权术为道”，“权术”包括推行政令与礼教，然后才能使民“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如此，民心归于在上之“德”，上才能得民之“力”。孟氏既区别了兵家与儒家之“道”的不同，又认为必须将儒家之“德教”纳入到兵家的“权术”之中。

类似的例子还有。如“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一句，曹注云：“小不能当大也。”只解释了“小”，却未能揭示出“坚”之义。孟氏注云：“小不能当大也，言小国不量其力，敢与大邦为仇，虽权时坚城固守，然后必见擒获。《春秋传》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败也。’”〔75〕孟氏以“坚城固守”突出“坚”，尤其是引用了“既不能强，又不能弱”一句，诠释了孙子小国败于“坚”的思想。又如“以虞待不虞者胜”，曹注或缺佚，孟氏注云：“虞，度也。《左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待敌之可胜也。”〔76〕可谓要言不烦，以引文非常精准地阐释了原文的大义。 诸葛亮《 将苑·戒备》篇也引此句作为论据〔77〕，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曹注云：“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之制。故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曹注带有保守的思想与迷信色彩，不像一个睿智的军事家所言。孟氏注云：“兵者，法天运也。阴阳者，刚柔盈缩也。用阴，则沉虚固静；用阳，则轻捷猛厉。后则用阴，先则用阳。阴无蔽也，阳无察也。阴阳之象无定形，故兵法天。天有寒暑，兵有生杀。天则应杀而制物，兵则应机而制形，故曰‘天’也。”〔78〕孟氏以为阴阳表达了孙武用兵的辩证思想，寒暑则表达了孙武的应机思想，孙子所言之“天”不是自然之“天”，所以用兵不拘泥于“冬夏不兴师”的信条。

“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孟氏注云：“多设疑事，出东见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扰，而集聚不得也。”〔79〕后世注家多沿袭孟氏所云“多设疑事”而加以发挥，如李筌曰“设变以疑之”，杜牧曰“多设变诈”，等等。

“数赏者，窘也”，孟氏注云：“军实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别行小惠也。”〔80〕其他注家皆强调赏赐“劝进”“悦之”“抚士”的作用，只有孟氏云“别行小惠”，特别准确地揭示出“数赏”之“数”的深刻内涵。

三、孟氏注的不足之处

孟氏注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对句使用得好的例子，不仅释义准确，而且形式整齐，有节奏感。但是，使用得不好，则使释义含混，不易理解。还有，因为对简明风格的追求，也会导致释义不明。如对《九地篇》“围地，吾将塞其阙”的解释是“意欲突围，示以守固”〔81〕，对句虽减省精工，却不利于准确地理解师处“围地”时正确的应对策略。杜牧的注释就非常详尽、准确：“《兵法》‘围师必阙’，示以生路，令无死志，因而击之；今若我在围地，敌开生路以诱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杜牧联系《军争》篇的“围师必阙”（文稍异），从敌、我双方处于“围地”时的不同处理方式，完美地解释了原文大意。又如，孟氏对“死焉不得”的解释为“士死，无不得也”〔82〕，释义比较含混、不易理解，不如曹操注“士死，安不得也”更确切。因此，杜牧又发挥道：“言士必死，安有不得胜之理？”

孟氏注“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时，云“十斛为钟”。但曹注云“六斛四斗为钟”，梅尧臣注同曹操，杜牧与张预皆云“六石四斗为钟”，孟康注亦云“六斛四斗为钟”（《汉书·食货志下》）〔83〕，颜师古注亦云“六斛四斗为钟”（《汉书·主父偃传》）〔84〕。一斛即一石，唐之后多称“石”。孙武为齐人，书中所云“钟”应为齐国量制。《左传·昭公三年》记载齐国旧量制，晏子云：“齐国旧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为钟。”〔85〕杜预注云“六斛四斗”，可见齐国古量制“六斛四斗为钟”。即使后来陈氏新量制“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杜预注以为“区二斗，釜八斗，钟八斛”〔86〕。如果排除文本讹误的可能，那么孟氏注明显有误。

有些地方可能是孟氏的习惯表达问题，或是用词推敲不够，也会导致释义不精。如“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孟氏注云“备有别应”〔87〕，就不如曹注“备奇伏也”精当。

结语

因为孟氏注文的缺佚，以上对孟氏注的优劣分析是有局限的，不足以概括孟氏注的所有特点及其贡献。即使如此，通过对现有注文的分析、考辨与比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孟氏注的贡献与影响。所以，说孟氏注是衔接《孙子兵法》学术史在两晋南北朝的重要一环，并不为过。

赵国华以为，两晋南北朝时期，兵学发展处于低谷，没有多少理论建树〔88〕。从现存文献看固然如此，但如从兵书在历代目录书的著录情况看，事实好像并非如此。《汉志》单列“兵书略”，其中兵书又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西晋荀勖《中经新簿》，将兵书、兵家与先秦诸子、近世诸子与术数等，一同并入“乙部”，相比《汉志》，其著录的兵书规模明显萎缩。但是，至刘宋王俭的《七志》，却单列“军书志”，萧梁阮孝绪的《七录》则有“子兵录”。其即使未曾单列兵书，却将术数类从子、兵中剔除。兵书在上述目录中的著录情况，不但不能说明兵书在两晋南北朝低迷，相反在西晋后似有回暖的迹象。

当然，增多的兵书文献当不限于原创作品，也包括兵书的摘抄（或子书的杂抄）与注疏类作品。此时，原创类兵书，见诸于正史目录的，两晋时期有四种，如马隆《握奇经述赞》、司马彪《兵记》、孔衍《兵林》、葛洪《兵法孤虚月时秘要法》等，其他三部著作（题名诸葛亮《兵法》《将苑》《便宜十六策》）皆有疑问；南朝有九种，如宋高祖《兵法要略》、梁武帝《梁主兵法》《梁武帝兵书钞》、梁元帝《玉韬》、刘祐《金韬》《阴策》、王略《武林》、乐产《王佐秘书》和无名氏《金策》；北朝有九种，如宇文宪《兵书要略》、伍景志《兵书要术》、许昉《军胜见》《戎决》、陶弘景《真人水镜》、赵煚《战略》、萧吉《金海》、莫珍宝《杂撰阴阳兵书》、王宜弟《兵法孤虚立成图》等；另有无名氏十一部，具体成书时间不明〔89〕。仅从著录看，南北朝兵书相比两晋还多一些。这种情况，倒是与南北朝战乱不断的社会局面相一致，而与玄风的流行相违。并且，从有署名的兵书著作看，其著者与崇尚玄谈的名士并非同流中人。另外，南北朝受玄风的影响较弱，北朝与玄风尤其疏远，要说谈玄风尚对兵学造成了极大冲击〔90〕，似乎要打些折扣。

所以，《孟氏解诂》在南北朝时出现，不只反映出南北朝的孙子学术水平，也是兵学升温的一个时代回响。

【注释】

〔1〕熊剑平：《〈孙子兵法〉史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第46-47 页。

〔2〕于汝波：《魏晋南北朝时期〈孙子兵法〉流传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 期；许秋月：《魏晋南北朝时期〈孙子兵法〉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河南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

〔3〕魏征等：《隋书》第四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012 页。

〔4〕于汝波统计为68 条，详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孙子兵法〉流传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1 期。笔者详核杨丙安校理本与宋本，皆为67 条。

〔5〕杨丙安：《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及其流变》，见《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 页。

〔6〕三国以来，注释《孙子》者，有魏曹操，梁孟氏，吴沈友，隋张子尚、萧吉，但沈友、张子尚、萧吉的注都已失传。见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 页。

〔7〕谈恺：《孙子集注·序》，四部丛刊初编子部077，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 页。

〔8〕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 页。

〔9〕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0 页。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16 页。

〔11〕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6 页。

〔1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 页。

〔13〕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4 页。

〔14〕魏鸿：《虎钤经》，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96 页。

〔15〕唐书文：《六韬·三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 页。

〔16〕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5 页。

〔17〕唐书文：《六韬·三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8 页

〔18〕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2 页。

〔19〕唐书文：《六韬·三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 页

〔20〕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2 页。

〔21〕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3 页。

〔22〕唐书文：《六韬·三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 页

〔23〕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3 页。

〔24〕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36 页。

〔25〕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3 页。

〔26〕唐书文：《六韬·三略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4 页

〔27〕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8 页。

〔28〕骈宇骞等：《武经七书》，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236 页。

〔29〕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8 页。

〔30〕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16 页。

〔31〕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4 页。

〔32〕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8 页。

〔33〕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9 页。

〔34〕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7 页。

〔35〕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19 页。

〔36〕司马迁：《史记》第九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758 页。

〔37〕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3 页。

〔38〕诸葛亮著，段熙仲，闻旭初编校：《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83 页。

〔39〕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64 页。

〔40〕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0 页。

〔41〕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95 页。

〔42〕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9 页。

〔43〕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8、179、223 页。

〔44〕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3、285、302 页。

〔45〕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05、311、323、325 页。

〔46〕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49 页。

〔47〕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9 页。

〔48〕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2 页。

〔49〕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82 页。

〔50〕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5 页。

〔51〕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7 页。

〔52〕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9 页。

〔53〕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5 页。

〔54〕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8 页。

〔55〕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2 页。

〔56〕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23 页。

〔57〕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0 页。

〔58〕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9 页。

〔59〕李零的《杜佑注集校》，其主旨不在于辨明杜佑对孟氏注文的借鉴，因此仅指出两人重复的十一处注文。详见李零《〈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2—339 页。

〔60〕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84、3785、3786 页。

〔61〕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32、3843 页。

〔62〕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08 页。

〔63〕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67、3979 页。

〔64〕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98、3999、4012 页。

〔65〕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058-4059 页。

〔66〕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05-4106 页。

〔67〕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36 页。

〔68〕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4-115 页。

〔69〕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0 页。

〔70〕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51 页。

〔71〕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32 页。

〔72〕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51 页。

〔73〕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9 页。

〔74〕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5 页。

〔75〕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0 页。

〔76〕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6 页。

〔77〕诸葛亮著，段熙仲，闻旭初编校：《诸葛亮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6 页。

〔78〕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8 页。

〔79〕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05 页。

〔80〕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53 页。

〔81〕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23 页。

〔82〕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10 页。

〔83〕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四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50 页。

〔84〕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九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00 页。

〔8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35 页。

〔8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35 页。

〔87〕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55 页。

〔88〕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 页。

〔89〕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05-306 页。

〔90〕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