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密密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兵儒从对立到合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学与兵学各有所长。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兵学渐渐式微。其中兵学代表著作《孙子兵法》因奉行“军争为利”等思想而遭到儒家学者的强烈抵制。由此而过近千年，兵儒对立的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利”与“仁”的论战到了宋代开始出现转机。

一、宋明兵儒融合进程

（一）宋代：文人论兵

北宋中期遭遇边疆危机，西夏多次侵扰，文人论兵事一时蔚然成风。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辙等文士谈兵论兵日渐频繁。论兵之势不仅体现在政论上，兵书著论也大量涌现。《中国兵书知见录》记载，先秦存世兵书有88 部，至宋代数量猛然增至229 部，而到了明朝兵书著作则有777 部之多〔1〕。宋代还将《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等七部兵书核定为《武经七书》，成为了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

各学派研究兵学的热潮亦有增无减。其中尤以南宋永嘉学派数量最大，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更是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研究兵学。永嘉学派研究的事功学说提倡将义利并举，因而将以“利”为核心的兵学思想传至后世。

（二）文臣领兵

宋代重文抑武的制度催生出文臣领兵，例如韩琦、李刚、宗泽、辛弃疾、叶适等，都曾领兵出战。到了明代，兵儒融合趋势进一步显现，明代英宗时期实行文人治军政策，文臣领兵逐渐成为常态，出现了大批的儒将，如王阳明、戚继光、袁崇焕等。“兵”“儒”两种身份在此合二为一。援儒入兵，兵儒融合大趋势在明代逐渐成形。

二、叶适与王阳明兵学生平

宋明两代有两位取得耀眼军事胜利的儒学大家：一位是南宋永嘉事功之学的代表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浙江温州人；一位则是明代心学流派的集大成者王阳明（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他们一位是提倡“事功”精神的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一位是继承和融合浙东事功学与心学，创立阳明学的开山之祖。

叶适研究兵学主要表现在三个时期：三十六岁叶适刚入仕途，倾力撰写《外稿》四十余卷，这些文章中就有详细论述治军精兵等政策的内容。五十七岁时知建康，此时正值南宋开禧北伐战争进入焦灼阶段。叶适急任建康，通过几个月时间，赢得了北伐期间为数不多的胜利。六十岁时叶适隐居永嘉水心，完成著作《习学记言序目》，其中就有多篇关于兵学研究的心血，包括对于《武经七书》的评议。

王阳明的兵学思想源于早年习学兵法。他十五岁时游历边关，考察边防实情；二十五岁评注《武经七书》，打下扎实的军事理论基础；二十八岁，撰写《陈言边务疏》，提出八项举措。这些举措不仅以儒学“仁义”为宗旨，还结合了兵家“利争”的特点。王阳明最辉煌的军事事迹在四十至五十岁期间。南赣平匪、宸濠平乱，王阳明的大小战功可谓不计其数，并且常以少胜多，速战速胜，实践了他的兵学经验。

三、兵策：和而同

叶适与王阳明之间横亘三百年的历史，但他们身上有着诸多相似与巧合：他们都祖籍浙江，并都在建康附近取得了一生中最辉煌的军事胜利。不仅如此，他们的用兵、治兵策略，多有相同之处：在军队制度建设上，他们都坚持训练民兵，兵民结合；在兵役方面，主张削减兵数，培养精兵；后勤方面，主张以田养兵，寓兵于农；在兵学著作方面，都阐述了仁诈之辨与兵儒融合的学术观点。归根结底，他们都体现出为将者高度的军事素养、强大坚定的心理素质。而这一点是儒学信仰与兵学思维融合的体现。

（一）以民为本 兵民结合

兵力的不足是叶适与王阳明都曾面临的问题。南宋开禧北伐时期，叶适到任建康，发觉当地民心惶惑。为了能够安抚民心，他发布公告，招募当地勇士，建立民兵队伍，形成一支自卫军〔2〕。

王阳明南贛平乱时，军队部署也采取招募当地民兵的方式，并“于各属弩手、打手、机快等项，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3〕，务求当地勇士，若招募不满则悬赏招募。

在民兵招募后，两位都以军队行伍之法训练民兵，叶适利用免除税役来募集当地壮丁：大州招募二千人，小州招募八百人〔4〕。州县各自建立哨所，由将校管理自己州县的部下。做到管理有序，训练有素，即使面对突发状况，也能应对自如。王阳明的行伍编排进一步细致，“将调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编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为一队，队有总甲二百人为一哨，哨有长，有协哨二人四百人为一营，营有官、有参谋二人一千二百人为一阵，阵有偏将二千四百人为一军，军有副将、偏将无定员，临事而设”，经过整编之后军队达到“资装素具，遇警即发，声东击西，举动由己；运机设伏，呼吸从心”〔5〕。两人通过整肃军纪，“招募民兵”、改进训练等方式，不仅解决了财政问题，而且为应对战场上所面临的迫切形势做好了军队储备，也为即将到来的作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选练精兵 赏罚严明

叶适与王阳明用兵均注重选练精兵，强调军纪严明，注重行伍操练，做到赏罚分明。叶适认为宋代冗兵问题危害极大，疲尽南方之财力以养，“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6〕，财政“兵以多为累而至于弱”〔7〕，“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于本朝者也”〔8〕。而如何治理兵多之患，叶适则认为必须培养精兵，一人能有一人之用，胜过数万汰兵疲兵〔9〕。

王阳明同样认为“兵贵善用，岂在徒多”〔10〕，“夫兵贵精不贵多”〔11〕，“减冗兵以省费，留精兵以守险，待贼饥疲，随加抚剿，庶几军饷不缺，农业不废”〔12〕。而裁军带来的益处比之“因粮于敌”更有意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国，因粮于敌，犹且‘日费千金’；今以中国而御夷虏，非漕挽则无粟，非征输则无财。”〔13〕可见其节财简兵的主张。

两人都强调军队指挥权的统一。叶适反对宋代奉行的将从中御制度，认为春秋时本来没有中御之患，自战国始开始盛行，而宋代却将这一制度做到了极致，不利于瞬息万变的战场；王阳明在南赣时给予将官充分的指挥权，要求各官务要同心协德，乘间而动，毋得各守一见，做到“随机应变，就便施行，一面呈报”〔14〕。

（三）寓兵于农 措置屯田

叶适与王阳明不仅在战前注重军队建设，而且在战后也积极采取措施，恢复战区战后建设。叶适建立堡坞与王阳明设立新郡县，两者措施异曲同工，都是通过建立新的行政区划，尽快恢复生产。

为了促进生产，两人都措意于屯田制。叶适反对宋代以税养兵的制度，认为屯田的方式能大大节约国家财政开支。而面对北伐建康战区危机，他又能依据具体情况，提出今之屯田与昔日不同，战后重建当以尽快恢复当地生产为要务〔15〕。

王阳明认为“无事则吾兵即吾农，有事则吾农即吾兵，以佚待劳，以饱待饥”，即实践有战事则启用兵力、无战事则从事农业生产的屯田制。就怎样实施屯田，他也进行了具体论述：“臣惟兵以食为主，无食，是无兵也。边关转输，水陆千里，踣顿捐弃，十而致一。”〔16〕根据战区实际情况调整策略，适应当地民生，是叶适与王阳明在赢得战役胜利后取得的更为精彩、也更具有实践意义的胜利。在普及屯田制与建立新行政区的双重保证下，当地的战后重建工作显见成效。

四、兵论：同而存异

叶适与王阳明在兵儒交融的道路上均迈出了一大步。他们都以儒家的仁义敦厚来改造兵学，又将兵学的务实精神援引入儒学。他们的做法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存异的一面。

两人于兵法上都更推崇《吴子》，例如叶适认为《孙子兵法》“言事太深远”〔17〕，《吴子》“简直明白，无论智愚高下皆可用，用而必验”〔18〕。而王阳明的评述也是极为相似，言“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19〕。这体现出两人实用、务实的态度。除此之外，两人还曾在奏折中引述过同一兵法名言，虽相隔百年，仍互为注释。《宋元学案》叶适抨击北伐战争贸然进行，“气壮志强，实力足恃，虽无大战，敌自消缩，况谋因力运，虽大战亦无难。此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者也”〔20〕。这一句正是王阳明南赣大捷的战略说明。而王阳明《陈言边务疏》中道：“臣闻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盖中国工于自守，而胡虏长于野战。”〔21〕王阳明也恰好点明了先辈叶适以守为攻的基本战略方针。面对历代儒家学者对于兵者诈立的抨击，两人在兵儒大融合的进程中都做出了自己的学术探析与实践验证，观点虽有同有异，但都推进了兵学研究的发展。

（一）仁诈之辨 急病先难

叶适在建康保卫战时招募当地壮丁，组建两百余人敢死队，趁夜色混入敌营，并发起突袭，随即迅速撤退，取得了多次夜袭胜利。王阳明在漳州平乱，采用夜半袭击，“乘其懈，选兵分三路，俱于二月十九日乘晦夜衔枚并进”〔22〕；在横水桶冈平匪，“臣兵乘夜遂进”〔23〕，夜使部下召集善登山者四百人悬壁而上，张立旗帜，又令聚炮燃火扰乱军心；宸濠之乱时又假写两广都御史调动兵马密令，令敌生疑，并用围点打援策略，伐谋为先，攻心为上。这一矛盾，令两人都受到了质疑。虽然《明史》曾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24〕。但是《明世宗实录》评价王阳明“用诈任情，坏人心术”〔25〕。与王阳明同时代的费宏曾在《阳明先生平浰头记》感叹：“嗟呼！王公用儒者谋谟之业，而乃躬擐甲胄，率先将士，下上山谷，与死寇角胜争利，出于万死。而公平日岂习杀伐之事而贪取摧陷之功以为快哉?”〔26〕从文章可见当时质疑王阳明的议论之声颇多，以至于费宏为之抱屈。叶适也因在建康保卫战中使用了夜袭战术而遭到了上级的质疑。

而他们面对质疑，回答都是一致的，叶适认为战场危急关头“急病先难”〔27〕，方为古人之义。历史惊人得相似，王阳明的表述也都是以病为喻，认为“须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气，病后施药，犹胜立视其死故耳”〔28〕，而且认为“彼拘泥于书册之陈言，与驰骋于议论之虚见，皆是取乱之道也”〔29〕。

（二）《孙子》微歧 各有所重

两人都对《孙子兵法》等兵学著作做了自己的点评，然而对于相同的内容，却做出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同样评注《计篇》，叶适在兵学著作中明确反对诡诈思想，认为《孙子》中的观点过于“突兀怪伟”〔30〕；王阳明则赞叹《孙子》“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31〕。显然，叶适的评价带有批判色彩，而且跳出文本本身，以儒学观点联系现实不良之风，例如“今诡道二字，于兵外立义，遂为千古不刊之说”〔32〕。

王阳明的评注对于“兵以诈立”的评论措辞更宽容，认为诈术是“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33〕；评价奇正“‘奇正相生，如环无端’者，兵之势也。任势即不战而气已吞”〔34〕；“用奇设伏，悉师振旅，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迎邀夹攻，首尾横击。是乃以足当匮，以盛敌衰，以怒加曲，以逸击劳，以坚破虚，以锐攻钝。所谓胜于万全，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者也”〔35〕；评价拙速“不欲久战于外以疲民耗国，古善用兵之将类如此”〔36〕；评价置之死地而后生则曰“如必曰‘投之死地然后生，陷之亡地然后存’，是真死亡，岂复有生存之理哉”〔37〕。但同时，王阳明晚年对于二十八岁所写《陈言边务疏》却说：“此吾少时事，有许多抗厉气。此气不除，欲以身任天下，其何能济？”〔38〕王阳明的“抗厉气”不仅显示出对仁诈、义利等核心问题上的自我评判，也是学者自我反省，自我升华的表现。

（三）军事素养 此心不动

南宋开禧北伐期间，江淮地区因谣言四起而溺毙百人，甚至地方官吏都手足无措，颤抖不止，叶适面对“众情惶惑”，“吏颤余前，不能持纸”〔39〕的紧迫时刻，却依旧如常工作，“治事如平时〔40〕”。

王阳明的学生德洪曾经提出“用兵有术否”这一疑问，而王阳明的回答是：“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41〕

叶适认为善用兵法要“首尾相救，如使一人”〔42〕；王阳明则曰：“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阨远近’，而‘料敌制胜’乎？”〔43〕归根溯源，这是将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与兵家将帅五德智、信、仁、勇、严相结合，是兵学与儒学的一大契合点。基于此，两人在危急战场上都做到“养得此心不动”，无论情势如何，如常行事，镇定自若。由以上所述兵学观点均可看出叶适与王阳明包含着对于兵儒两家思想的深刻理解，而且能将之用于实际军事活动，并最终取得作战胜利，具备了军事家极高的指挥素养。

五、当代价值

叶适与王阳明的兵学思想历经千年洗礼，仍然熠熠生辉。而其对于建设当代社会道德之风，重视民生与惩治贪腐问题，以及普及与提倡实践实学精神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重振道德之风

尔虞我诈曾经流行于世，误把兵法诈术当作成功敲门砖的思想也曾经风靡一时。人们失去初心，以狡诈获利为追求。针对此风，叶适与王阳明兵学之思想都着意于实事实功与仁义并举。叶适所言“于兵外立义”，王阳明“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惟恐吾人不闻斯道，流于功利机智，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44〕。两位先哲大儒都意识到诈术横行，扰乱世风，于是著书立说，广收门徒，以破不正之风。叶适以六十高龄，隐居永嘉水心村，著成《习学记言序目》，而王阳明的精神亦通过其门下弟子流传至今，甚至名扬海外。这对于当今社会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二）重视民生 惩治贪腐

叶适与王阳明于战场之上首先考虑到的皆是民生问题。叶适见江淮生态破坏，十郡萧条，推出修建三大堡坞的措施，安置民生。王阳明南赣平匪乱，剿抚并进，并用建立郡县的制度建设战后民生。虽然两人在兵学著作观点中不尽相同，但是对于将领素质的认可都是一致的。对于军队腐败，将领贪弊，叶适认为“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45〕。其中尤其提到了军队腐败，将领贪腐，而至军纪大坏。两者举措都在于仁心良知，两人都对于军官的廉洁自律做出了极高肯定。这些思想在解决当代民生问题，提倡以民为本，加强廉政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

（三）践行实学

注重实践、经世致用是事功学与阳明学的精髓。对于建设现代社会科学务实的实践精神和良好风气具有极其重要的引导价值。叶适曾批评那种空谈议论而不身体力行的思想风气。 王阳明曾强调: “当益致其践履之实，以务求于自谦，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46〕正是因为这种注重实践、经世致用的精神，让浙江这片土地在新时代走出了踏实肯干的浙江人。

以上论述从不同层面剖析了叶适与王阳明两位大家在兵学思想上的异同。两人在兵儒合流的历史进程下对于建设军队、安抚民生、发扬事功精神、实践实学理念,都做出了极大的历史贡献。在宋明两朝儒将领兵的个案中，叶适与王阳明之所以能以文人之身，与武将相颉颃，是因为他们既重视军队行伍建设，又注重事功学与心学的精神内核，从而铸就起自身独特的兵学思想。

【注释】

〔1〕许保林：《中国兵书知见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2〕叶适：《水心别集·卷二·安集两淮申省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1 页。

〔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十六·选捡民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86 页。

〔4〕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五·终论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21 页。

〔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十六·选捡民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86 页。

〔6〕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二·四屯驻大兵》，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84 页。

〔7〕叶适：《水心别集·卷十·实谋》，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67 页。

〔8〕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一·兵总论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82 页。

〔9〕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一·兵总论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81 页。

〔10〕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十六·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95 页。

〔1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九·陈言边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 页。

〔1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十六·其五案行福建漳南道守巡等官戴罪督兵剿贼》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94 页。

〔1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九·陈言边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 页。

〔1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十六·案行广东福建岭兵官进剿事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93 页。

〔15〕叶适：《水心文集·卷二·定山瓜步石跋三堡坞状》，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年版,第12 页。

〔1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九·陈言边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 页。

〔17〕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六·孙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82 页。

〔18〕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六·孙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82 页。

〔1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武经七书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1 页。

〔20〕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 页。

〔2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九·陈言边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1 页。

〔2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8 页。

〔2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十·横水桶冈捷音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82 页。

〔24〕张廷玉：《明史·王守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70 页。

〔25〕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世宗实录·卷九十八》，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版,第2299-2300 页。

〔2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九·阳明先生平浰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7 页。

〔27〕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一》，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 页。

〔2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九·叙迟留宸濠反间遗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3 页。

〔29〕翟台：《泾川丛书·水西答问·第110 条》清嘉庆五年赵绍祖辑。

〔3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六·孙子》，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 页。

〔3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武经七书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7 页。

〔3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六·孙子》，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76 页

〔3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武经七书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7 页。

〔3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武经七书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8 页。

〔3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九·陈言边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2 页。

〔3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武经七书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7 页。

〔37〕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九·陈言边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22 页。

〔38〕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5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9 页。

〔39〕叶适：《水心文集·卷一〇·叶岭书房记》，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年版,第176 页。

〔40〕脱脱：《宋史·叶适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93 页。

〔41〕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九·叙迟留宸濠反间遗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632 页。

〔42〕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六·孙子》，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年版,第680 页。

〔43〕束景南：《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2012,第78 页。

〔4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5 页。

〔45〕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九·陈言边务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 页。

〔4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五·二壬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