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所有话语都有视角，因为任何参与者都是从其角度去表达。从文化传播视角分析《阿Q正传》的英译本旨在通过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使中国优秀文化得以传播，而文化传播在提高一个国家整体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翻译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其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综合各家之言从而探讨应如何最大化发挥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传播;《阿Q正传》英译本;异化;归化

作者简介：胡佳麟，南华大学。

一、引言

我国在政治、经济已取得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就文化而言，虽然已在尽力传播一些核心文化，比如在国内外建立孔子学院，但在文化出口上，西方文化仍然处于上风地位。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反映文化，也被文化所影响。 然而文学翻译与文化翻译不同，文化翻译侧重于原文本的文化信息，使目标读者了解原文本中的文化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然而文学作品是可视文字，也是一种含有深刻内涵的艺术。除了传播文化以外，翻译同时也应该表达出作品的艺术，这也是翻译的目标之一。因此，关于如何翻译文学作品的讨论在译者以及翻译学习中一直很热烈。

目前译者们大部分采取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方式，但关于这两种方式哪种更适合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另外，译者到底应该翻译什么也一直是富有争议的讨论之一。集中于原文本中的文化容易忽视目标读者理解原文本的能力，而过于关注原文本的“重现”倒是能让目标读者更理解原文，但也不得不舍弃原文的文化信息。大量强调译者传播文化的责任而忽视翻译的真正功能，这无疑会导致一些有偏见的评价结果。

从以上来说，文学作品该如何翻译的争论非常激烈，而且很明显，这种争论还持续存在。从如今的翻译界来说，要对翻译策略和翻译理论达成一致似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就中国文学来说，本文认为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将更能使得中国文化得以更好地传播。

二、文献综述

文化交流与一国形象的塑造密切相关。吴友富认为， 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在于使传播的主体获得来自其他主体的文化认同，是传播主体为了获得文化认同而传递文化信息。但文化的定义本身就是因人而异，不同国家有各自独特的思维模式，而思维模式的不同是文化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化的差异性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冲突和矛盾，反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地方，世界文化更有魅力。罗选民强调，在人类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中，人们主要的方式就是话语（翻译）。写作与翻译是文化精神交流的基本形式。

大部分的文学作品往往都会体现一个国家的一些文化信息。文学作品往往反映出一个国家丰富的文化特征，携带了大量的国家信息和历史长河中的文化传统，所以它们是语言的结晶。鲁迅在中国文坛地位十分重要。在其大量的作品当中，如《阿Q正传》，含有丰富的中国国家文化特征，是很多人的必读小说之一，同时这本小说也被翻译成各种语言。本文选择两个英语版本，一个为杨宪益先生所译，一个是汉学家威廉·莱尔先生所译，就这两个译本来进行一些个人的分析。

20世纪40年代以来，杨宪益与其夫人翻译了大量的中国经典文学。“杨宪益认为，中国人应该熟悉外国文化，反过来，异国文化也应该熟悉中国文化”。威廉·莱尔是一名汉学家，他致力于在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曾将多部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 莱尔采用的是用现代美式英语口语式的语言来翻译鲁迅小说。莱尔翻译的鲁迅作品，因其通俗易懂的语言而显得别有一番风味。

《阿Q正传》是鲁迅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 鲁迅的作品有很多个语言版本翻译，而英语译本是最常见的。在众多的译本中，被讨论和研究最大的，一个是中国译者杨宪益的译本，一个是美国学者威廉·莱尔的译本。杨宪益和莱尔的译本却不尽相同，这是必然的。鲁迅用犀利幽默的语言和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在典型的环境中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深刻揭露和抨击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和封建道德规范的吞人本性。作为中国现代白话短篇的开端，《阿Q正传》中存在着大量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句，涉及地域文化、传统思想习俗、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

杨宪益的翻译忠实于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中华文明的精神。杨宪益自己是没有出版过关于他翻译思想的著作的。在翻译学界，学者们都赞他“翻译了整个中国”。其翻译思想也是人们向来感兴趣且乐于研究的。他希望能忠实地传达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喜怒哀乐。 所以从杨宪益的翻译中，不难看出他主要采取了异化策略。而威廉·莱尔选用的是归化的翻译策略。根据Venuti的解释，异化翻译，是指译者非常重视保持和保护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目标读者会感受到独特的语言特点和优秀的文化差异。而归化则是译者对目标语言的忠诚，通过使用面向目标文化的表达方式，将地道的表达方式呈现给目标读者。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一个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翻译策略的选择客观上影响着对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的理解和中国形象的塑造。

三、中国文化传播

当中国努力发展经济的时候，其同时也意识到作为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文化也是相当重要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在中共十八大上提出的一个战略目标，以此来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走出去在展示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方法上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这是提升中国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必经之路。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如今，文化无疑在一个国家的塑造和发展上都发挥了强大作用。国家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文化认同可以促进和巩固民族和国家认同;国家可以利用政府资源实施和促进文化宣传和认同，以实现来自他国文化的认同和尊重。文化全球化加速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因此，传播中国文化意义重大。

四、《阿Q正传》杨宪益译本与莱尔译本中的中国文化传播

杨宪益没有系统地阐述他的翻译理论，但从他对翻译的一些解释和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坚持了对原著的忠实翻译。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杨宪益主要采用的是异化的翻译策略，以达到使原文本中的文化得到传播和交流的目的;而威廉·莱尔通过采取歸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使读者更充分地理解作品。

本文分别从杨宪益与威廉·莱尔的译本中节选了一些片段，试图获取一些在文化交流传播中的翻译启示。《阿Q正传》通过两位译者的译本，使其在国外极负盛名。而在《阿Q正传》当中，中国文化含意也极为丰富。以下为一些例子。

这是未庄赛神的晚上。

杨宪益译本：This was the evening of the Festival of the God's in Weichuang.

莱尔译本：It was on a night when Wei Village was holding a festival of thanksgiving to the gods.

显然，两位译者在翻译“未庄”和“赛神”时采用了不同的策略。 杨宪义将“未庄”直接译为“Weichuang”，“赛神”译为“the Festival of the God's”，翻译策略为异化翻译。而莱尔将“未庄”译为“Wei Village”，将“赛神”译为“a festival of thanksgiving to the gods”，采取的翻译策略为归化策略。“未庄”是中国地名，杨宪益是根据其发音来翻译。但莱尔为了让译文符合美国人对一个地方的表达，将其翻译成“Wei Village”。

“赛神”在中国是一个传统的节日，具有中国神信的特点，这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表达对中国土地之神的崇敬之情，因为人们认为土地之神会将食物送给他们。他们在这一天祈求大地之神的祝福。这个节日与西方的感恩节有点相似。杨宪益将其译为“the Festival of God's”，如此一来就保留了中国特色，而莱尔将其译为“a festival of thanksgiving to the gods”，当然这样的翻译能让目标读者更好地理解“赛神”是什么，但这种翻译就失去了原文所包含的文化意义。

做戏的锣鼓，在阿Q 的耳朵里仿佛在千里之外。

杨宪益译本：The drums and gongs of the play sounded about three miles away to Ah Q.

莱尔译本：So as far as Ah Q was concerned， the orchestra's crashing cymbals and pounding drums might just as well have been miles away.

杨宪益把“做戏的锣鼓”翻译成“the drums and gongs of the play”，而莱尔是把它翻译成“the orchestra's crashing cymbals and pounding drums”。杨宪义运用了中国式的表达方式，可以让目标读者了解这种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乐器，让目标读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特色。但莱尔的版本将其翻译成西方的乐器表达方式，虽然这样使目标读者一下子就明白说的是什么，但是这样的翻译并没有表现出中国的文化的特征。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杨宪义更好地传达了原著中的文化特色。 本文倾向于杨宪义的版本。 论文之所以选择杨宪义的译本，不仅是因为它是中国文化，而且翻译中的民族文化不应该被归化，这对原文化和原文是不合理的。

五、结语

一个民族的文化代表了很多，我们没有理由试图忽视翻译中的文化元素。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文化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准之一。而在文化交流中，处于薄弱环节的文化更难得到关注和尊重，而且处于优势地位的文化总是试图阻碍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的发展。当翻译涉及一种文化的价值时，译者和出版机构都应具有文化意识，这对于文化的传播和目标读者的接受具有重要意义。翻译是一种传播文化的手段，不仅在文学方面，在其他领域也发挥着作用。因此，翻译应平等对待各种文化，尊重原文的形象。 也就是说翻译须尊重原文，而不是试图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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