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娇

摘 要：莎士比亚被誉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威尼斯商人》是莎翁早期的代表之一，这部作品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讴歌了人文主义精神，揭露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弊端。本文以全剧高潮部分——法庭审判为研究内容，借鉴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对朱生豪和方平译本进行描写性、解释性比较研究，探索他们的翻译策略，为今后的莎剧翻译提供借鉴之意。

关键词： 《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翻译策略

一、引言

莎士比亚作为“英国戏剧之父”，《威尼斯商人》是其经久不衰的作品，与《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并成为“四大喜剧”，古往今来，中外学者已经莎剧进行深入分析，但笔者认为正是这样一部经典之作，其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值得不断回味。所以本文以《威尼斯商人》中法庭审判这一全剧中的高潮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图里的翻译规范，分析朱生豪和方平译本，发现朱生豪多采用直译和加注的翻译策略，散文性较强;方平多采用归化策略，突出戏剧翻译的阅读性和表演性特点，形式上采用诗体翻译，注重和原文保持一致。

二、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

“规范”原本是社会学的概念，通常指“群体中个体自觉遵循的行为模式，并且以群体共同期待和接受为基础”（廖七一，2009：95）。

早在1976年撰写的《文学翻译中规范的性质与作用》一文中，图里就提出了翻译规范的概念，并以文学翻译为参照阐述了翻译规范的性质、类型与作用（Toury， 1980： 51-62）。1995年，图里在其《描写翻译学及其他》中，将翻译规范发展为一种普遍的理论，并在该书中全面阐述了翻译中的规范性质和作用。2012年，图里在《描写翻译学及其他》修订本中详细论证了翻译与规范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翻译规范理论。

图里为了回答“翻译是什么”，他转换视角，从目标语出发，将翻译定义为“目标语系统下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Toury， 1995： 29）。翻译与其他的社会文化活动一样，不可能在真空在进行，整个活动必然会受到特定的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王运鸿，2013： 11）。图里将这些因素标记在一个连续轴上，一端是普遍的绝对准则，一端是个人风格，中间地带则是规范或者称为“行为指南”。图里认为，处于中间地带的规范与其两端并非截然分开，可以说规则是更为客观的规范，个人风格是更为主观的规范。他认为：“规范指的是从社会群体共有的普遍价值观或者各种观念转化而来的行为指南，这些行为指南适用于特定的场景，明确告诉人们就某一行为而言，哪些是规定的或者禁止的，哪些是可以容忍或者允许的。”（Toury， 1995： 54）

图里指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社会活动，特别之处在于“它涉及两套语言文化系统，这两套系统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都会实施影响与效力”（Toury， 1995： 55），任何翻译结果都是这两套系统渗入译者翻译过程中的结果。所以，图里认为翻译“是一种受规范制约的活动”（Toury， 1995： 56），并将制约翻译活动的规范划分为三种类型：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初始规范（initial norm）、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首先，预备规范决定待译文本的选择。涉及到“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众所周知，有些文化鼓励直接翻译，有些排斥间接翻译;有些文化则允许转译行为，接受间接翻译作品。在翻译的整体倾向选择之前，预备规范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次，初始规范与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等问题有关。在图里的翻译理论中，翻译规范被分为源语规范和目标语规范两种，在他看来，如果译者遵循源语规范，就会呈现出“充分性”特征;相反，如果译者遵循译语原则，译文就会呈现出“可接受性”特征（Toury， 1995： 57）。最后，操作规范指影响、制约译者实际翻译过程和具体翻译行为的规范，操作规范又可分为矩阵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矩阵规范影响译文的整体面貌，涉及譯文的完整程度、译语材料的分布、译语层次的划分、省略、增添和切分等技巧使用;篇章语言规范影响译文具体层面的用语选择等微观层面。在图里看来，上述三种规范影响着翻译活动的先后顺序：预备规范在时间和逻辑上比操作规范更早介入翻译活动中，是“规范的规范”（Toury， 1995： 59），而初始规范作为一种解释工具，也优先于其他具体规范对翻译产生影响（Toury， 1995： 59）。因此，预备规范最早介入翻译活动（王运鸿，2013： 12），在宏观层面上，初始规范和预备规范先于操作规范对翻译活动进行制约，同时初始规范所形成的充分翻译和可接受翻译在微观层面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而操作规范在文本、语言等微观层面对译者的翻译行为产生影响。

从图里对规范的分类可以看出，他既关注了宏观层面的初始规范，又考察了微观层面的具体规范，这与他在方法论部分设计的双向“发现——证明”的程序是一致的。如果从初始规范出发，就是自上而下（top-down），建立假设，层层发现。如果是从具体规范出发，就是自下而上（bottom-up），步步论证。这体现了方法论对于翻译研究作为实证科学的重要性，也体现了“规范理论”为代表的现代翻译研究逐渐摆脱了传统翻译理论狭隘、绝对的弊端（王运鸿，2013： 11）。作为描写翻译的理论核心，翻译规范在过去的50年间，一直被以不同的方式拿来运用，其价值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又引起了热议。从而翻译理论从静态的规约走向了动态的描写与阐释，在当代的翻译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王洪涛、王海珠，2021： 112）。正因如此，本文以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依托，对《孙子兵法》英译本进行描写、分析、解释，从而探讨译者的翻译倾向以及真实译作中三种规范的联系。

三、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的英译本对比分析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英国最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他的作品几乎被翻译成各国文字。而在漫长的译介过程中，《威尼斯商人》译本近10种（谢建辉，2011：18），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朱生豪和方平译本，而译本在语言体裁翻译策略上也各有异同。

3.1 预备规范制约下朱译和方译的文本选择

图里的预备规范主要涉及翻译政策和翻译的直接性两个方面。朱译和方译都是将《威尼斯商人》由英文文翻译为中文，所以在翻译直接性上并无差异。但图里认为翻译政策是指决定选择哪些文本类型甚至是哪些具体文本在特定时间输入特定文化或语言的那些因素（Toury， 1995： 82）。就本文比较分析的格译和译者的译本而言，对其产生影响的翻译政策包括宏观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包括了微观层面的对翻译中国典籍价值的考虑。宏观层面上，当时中国并没有莎士比亚的全集，也因此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嘲笑和讥讽，所以朱生豪当时顶住压力，为了给民族争气，完成了莎剧的翻译任务，加之当时白话文运动的推进，当时的译文已经体现出用白话文翻译，但有些段落或用词仍然使用文言文翻译，体现译文的庄重典雅。而方平在20世纪翻译了这本经典戏剧，在全球文化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的时代潮流中，翻译《威尼斯商人》可以让中国普通的文化爱好者能够有渠道了解西方的戏剧文学，有效地实现跨文化交际，让莎士比亚的灿烂成就能文化能走入国门，用图书沟通世界，从而架起沟通世界的桥梁。而从微观角度看，朱生豪多用散文体，语言优美，用词准确，而方平则以戏剧以戏剧，译文对仗工整，多以舞台表演为主，译文的台词性强，舞台指示词翻译详尽。

3.2 初始规范制约下朱译和方译的翻译倾向

朱译和方译的翻译倾向受到了初始规范的制约。朱生豪倾向于译语规范，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而方平倾向源语规范，力图追求译文的充分性。细读朱译，会发现其译文语言地道流畅，用词准确、精简、地道、通俗易懂，句式灵活多变，语言严谨规范，采用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符合译语读者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可读性很强。而方译更忠实原文和历史文化背景，采用异化的策略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了遵循源语规范和重视译文充分性的翻译倾向。

3.3 初始规范与操作规范共同制约下格译和译者的文本特征

初始规范在宏观上塑造了译者的翻译倾向，而其充分性或者可接受性又在微观层面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图里（1995：57）指出，初始性在于它高于那些更低层次、更具体层次的特定规范，任何微观层面上的决策都仍然可以用充分性和可接受性来解释。换句话说，初始规范影响了具体的操作规范，而译者在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共同制约下，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与之对应的翻译策略，由此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本特征。

就《威尼斯商人》的译本来看，两位译者的初始规范影响到了其操作规范，形成了各自具体的矩阵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具体来说，朱译遵循译语规范，强调译文的可接受性;方译遵循源语规范，重视译文充分性，以及两位译者所遵循的矩阵规范和篇章语言规范影响了具体的翻译策略，进而形成了两个译本在词汇、句法各个层面的不同。

3.3.1 词汇层面的比较分析

—á4.SHYLOCK：... I have a daughter ，

Would any of the stock of Barabbas

Had been her husband rather than a Christian！

朱生豪譯：这便是相信基督徒的丈夫！我有一个女儿，我宁愿她嫁给强盗的子孙，不愿她嫁给一个基督徒。

方平译：基督徒的丈夫就是这样！我有一个女儿——

哪怕她跟巴拉巴的子孙做夫妻，

也强似嫁给了基督徒！

注：巴拉巴：古时强盗名，见《新约》。

原文中的“Barabbas”起源于《圣经·新约》，指的是一名囚犯。在两位大家笔下，方平采用了异化策略，将“巴拉巴”这一意象保留下来，并加以脚注解释，从形式上，方平也是保留了莎剧原来的面貌，“力求归宿语和始发雨在口吻、情绪、意象等多方面对应”（方平，1995： 27），可以看出方平不仅尽力还原莎剧的风格和体裁，还追求在译文与原文在意象上保持一致，使译作更贴近原文，译文充分性较强。而朱生豪采取归化的策略，直接将“巴拉巴”翻译成强盗，回避了“巴拉巴”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陌生的词汇，同时也避免了戏剧在表演时无法说出脚注的尴尬，可接受性较强，从而更能引起观众共鸣。朱生豪（1990：56）认为，翻译莎剧就应该用“明白晓畅之字句”，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所以她更倾向于将意向词进行归化翻译。

3.3.2 句法层面的分析比较

受初始规范和预备规范的共同制约，方译与朱译注重了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的两种翻译倾向，进而影响了各自的操作规范，特别是在“语言表述方式”（Toury， 1995： 59），这一点在句法层面也有体现。

—á5.BASSANIO： Antonio， I am married to a wife

Which is as dear to me as it life itself;

But life itself， my wife， and all the world

Are not with me esteem’d above thy life;

I would lose all， ay， sacrifice them all，

Here to this devil， to deliver you.

朱生豪译：巴萨尼奥，我爱我的妻子，就像我爱我自己的生命一样;可是我的生命、我的妻子以及整个世界，在我眼中都比不过你的生命更为贵重;我愿意丧失一切，把它们献给这恶魔做牺牲，来救出你的生命。

方平译：巴珊尼：安东尼，我新娶了媳妇儿，我爱她，

就像自己个儿的生命;可是生命也好，

媳妇儿也好，就算是整个世界，

在我的眼中，都比不上你的生命。

我情愿丢了这一切，呃，牺牲了它们，

拿去献给这个恶魔，来救你。

两种译文的语言风格相差迥异：朱生豪的散文体，含蓄正式，注重内在的神韵，如“我的妻子”“我自己的生命”而散文体的译本，虽然内容详实，但却会削减情感上的感染力（刘平军，1998：20）;而方平力求，尽最大可能，保持原作之神韵（陈福康，1992：334）更注重与原文保持一致，莎士比亚的诗行大致可以分为五音步，方平尽量将诗行译为五个“顿”组成的音步代替无韵诗中的五音步，通过采用诗歌体翻译，每行尽可能做对行翻译，以保持原文中的节奏感。并且，语言也较为口语，增强了民族乡土味儿，如“媳妇儿”、“自己个儿的生命”，儿化音的使用突出了台词的戏剧性和通俗性，拉近了中国观众与剧中人物的距离，使观众更为直观体会当时巴萨尼奥的那份炙热的情感。由此可见，两位译者在翻译的句法层面的分析都是不一样的，方译与朱译分别关注到译文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

四、总结

《威尼斯商人》是我国最先上演的莎翁的戏剧作品，正是这样伟大的一部戏剧，吸引了包括朱生豪和方平在内翻译家的目光，基于图里的翻译规范对比分析两位大家译本，发现译文各有千秋，不相上下。朱译文采用归化和加注的翻译策略，增强译文的可接受性和可读性，文本优雅，行云流畅。方译本多采用异化策略，选词精炼，韵味独特，实现充分翻译。从文体上看，朱译采用散文体，用词详实，收放自如;方译采用诗体，节奏感强，力求做到原汁原味，具有舞台之本的效果。

参考文献：

[1]Toury， Gideon.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2]方平译. 莎士比亚喜剧五种[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3]廖七一. 翻译规范及其研究途径[J]. 外语教学，2009 （1）： 95-98.

[4]劉平军.《威尼斯商人》两种译本的比较研究[J]. 中国翻译，1998， （04）： 19-22.

[5]王洪涛、王海珠. 基于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文赋》两英译本比较研究[J]. 外国语文（双月刊），2021 （5）： 11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