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一角度来解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形象。首先分析玛格丽特·杜拉斯特殊的作家身份——拥有深厚东方背景的世界第一作家，分析杜拉斯的东方情节与其作品中透露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其次深入解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形象，从现实与理想中的“堤坝”、异乡的边缘人和父权社会中的牺牲者与捍卫者这三个角度解读“母亲”这一形象。

关键词：后殖民女性理论;他者;她者;母亲形象

对后殖民现象的关注早在印度独立后就已经出现，并且在20世纪后期，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逐渐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它的出现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治统治、反殖民主义斗争，以及殖民主义体系崩溃后的全球政治局势紧密相连。本文将从杜拉斯与后殖民女性理论为切入点，探讨杜拉斯混杂的文化身份，挖掘杜拉斯作品如何体现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如何将这两者交织并呈现出来，并分析受到独特的人生经历影响的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痕迹和东方烙印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并思考在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和真实的东方有什么异同。随后，我们将焦点聚集在杜拉斯的经典作品《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上，分析作品中最主要的人物形象——“母亲”，并且从现实生活中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形象、殖民地中的另类者身份和父权社会父权制度的维护者这三个角度解读“母亲”的形象。

一、后殖民女性理论与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生于印度，后于巴黎求学并定居巴黎，其后一直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杜拉斯在1942年，以其处女作《冒失的人》步入文坛后，佳作连篇，并渐渐形成其独特的风格。她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而且尤其注重文体，具有新颖独特的风格。在她的一生中，共写下了30多部小说，10多部戏剧作品，指导并参与了多部电影的拍摄工作。杜拉斯作品中最著名的是1984年在她七十岁时发表的小说《情人》，这本书一发行即被译成多国文字，使她成为当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法语作家。[1]

（一）多重身份——挣扎、逃离与希望

杜拉斯的父母都是法国小学教师，却因轻信政府的宣传，怀抱希望，背井离乡去往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幻想着过上好生活。她作为一名血统上纯粹的法国人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十八年的时光。1932年，也就是她十八岁那年，她回到了祖国——法国。但她所受到的古老的东方文化熏陶让她觉得自己与法国格格不入。无论是文化背景还是生活习惯，她都经历了由“东”到“西”的巨大转变。她认为自己完全无法把自己融进法兰西文化，她眼中的自我完全是法兰西文化的异端。因此，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使她“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2]她很困惑，觉得“任何地方都不是我的出生地。”[3]

她的作品，不仅仅是弥漫着浓郁的东方气息和异国情调，也永远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漂泊感、绝望感和孤独感，而这正符合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所阐述的文化身份的“混杂性”。作为一个在东方出生并成长的贫穷的西方人，杜拉斯的写作具有双重视角：既有被殖民者视角，又有殖民者视角;既流离于殖民中心之外，又处于主流的殖民话语中心。而且作为一名女性，她还可以关注到在男性主导社会中女性的遭遇和女性被忽视的现状和丢失的话语权。尽管她多次强调，自己并非一名纯粹的女性主义作家，但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女性的呐喊与抗爭。女性这一天然身份使得杜拉斯不自觉地为女性发声。我们可以看到，在她著名的“印度支那三部曲”中，父亲这一代表父权的角色都消失或隐去了，承担了家庭重担的是母亲这一角色，杜拉斯在不自觉地凸显女性的作用和贡献。

（二）东方烙印——再现、破碎与重塑

玛格丽特·杜拉斯曾经说过“一个作家，决不会与童年一刀两断。他从中汲取一切”。对于杜拉斯这位整个童年和青年时光都被深深地刻上了东方烙印的法国作家来说，印度支那联邦是她永远无法忘怀的“情结”，成了她“生命中的底片”。在东方的整个童年经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她创作的题材选择、人物原型、情感基调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那是她创作的基石和源泉，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也使她与纯粹的西方作家不同，她将其作为背景和舞台来书写自己的故事，也铸就了“印度支那三部曲”的传奇。三部作品中的“苏珊娜”“我”和“女孩”中都有着杜拉斯自己的影子，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上演着她们的喜怒哀乐。虽然印度支那联邦的日子是快乐自在的，但处在殖民地中特殊的白人压迫者的身份以及处于殖民者中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底层身份让杜拉斯的童年也蒙上阴霾，所以“情人”这一角色在杜拉斯作品中反复出现。东方背景、殖民地人民、贫困生活这几大要点构成了杜拉斯作品的基本框架，体现出其浓厚的东方情结。

二、“他者”中的“她者”——后殖民女性理论视角下“母亲”形象的分析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印度支那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也是杜拉斯第一阶段的代表作， 构成了她创作轨迹中的第一个高光点，曾获龚古尔奖提名，让杜拉斯声名大噪。这部作品是一本带有自传性的写实的书，玛格丽特将自己的早年生活带入其中。它以早期法属殖民地为背景，描述了一个怀揣梦想前往法属殖民地的法国家庭的经历。其中心人物是便是“母亲”这一角色，刻画了她的形象、她的经历和她的愿景。

“母亲”与丈夫一起移民到印度支那殖民地，幻想着找到政府口中的“财富”。然而不幸接踵而至，丈夫早逝，子女年幼，她不得不一个人承担起养育家庭的重担。为了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计，“母亲”不得不同时承担几份工作，含辛茹苦，勤劳节俭;为了让家庭富裕起来，她用近乎所有的积蓄向殖民当局买了一块土地，希望这块土地可以改善家庭的生活条件。然而， 由于没有向当局行贿，这块几乎就是一块废地，每年，庄稼都会被海水淹没， 几乎颗粒无收。“母亲”多年来年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太平洋的海潮卷走。“母亲”却不愿向命运低头，而是发动当地的被殖民者们，呼吁他们一起修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但命运不愿眷顾，堤坝在一次次涨潮时被冲垮，堤坝坍塌、经济破产、幼子出走、母女离心，种种打击下“母亲”身心俱疲，郁郁地死去了。

（一）“母亲”与“堤坝”——悲凉的抗争者

“母亲”是作品中的中心人物，她是悲凉的抗争者，一次次受到生活的磨砺，却不轻言放弃，而是一次次筑起希望的“堤坝”来抵御生活的压迫。著名学者柳鸣九先生在为该书写的跋中说：“母亲对这种必然的悲剧命运的抗争，也就带有了西西弗的色彩，她的全部抗争就像西西弗的推石上山，她修筑的那道用来抵挡太平洋海潮的可怜的堤坝，就是她抗争的缩影，它凝视着抗争的艰难性、奋斗的无效性、人的命运的悲怆性。”[4]

生活的种种磨难如影随形，丈夫去世后她独自肩负起家庭这个重担，她一直在努力的抗争着命运所赋予的一切：从前面的种地、修坝、买马，到养美人蕉，死了再养，养了再死，死了再养;一次次的给土地管理者写信控诉;奔波寻找买家卖钻石。这些事上可以看到“母亲”的执着和不甘，她渴望改变，不想坐以待毙，似乎行动孕育着希望。而失望总是跟随着希望，那道意味着生机的、用来抵挡太平洋潮水的堤坝遥不可及。她的一次次行动没有让她逃离命运的桎梏，反而让她与殖民地的土地更加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母亲”的人生深陷在了被殖民的柬埔寨，租借地成了她后半生的枷锁，仿佛她也“被殖民了”。

“母亲”的抗争又不仅仅是自己的抗争，她的一次次抗争代表了被殖民的当地人民抗争的真实再现。在殖民政策和殖民者的压迫下，成千上万的本地劳工在用血泪浇灌的红土地上辛勤的劳作，而最后他们的劳动成果和心血却属于占领土地的白种人，他们的一次次斗争和反抗在暴力和炮火下归于平静，最后只剩下麻木的神经和无尽的绝望，就如母亲最后放弃希望、含冤而终一般，殖民地的劳动人民也只能在绝望中无声呐喊。杜拉斯揭露了殖民者们的残酷暴行和侵略事实：“平原上死的孩子太多了，以至于平原的土里埋的更多的是死孩子。死的孩子太多了，以至于人们不再为死去的孩子哭泣。”[5]

（二）“母亲”与“他者”——异乡的边缘者

“母亲”既是白人又是穷人，既是殖民者又同样受到殖民当局的压迫，这样的双重身份让她成为一名异乡的边缘者。“母亲”作为一个法国知识分子，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殖民者，是来通过剥削殖民地和殖民地上的人来获取利益的。作为一名白人，她和她的家人是不可能完全被当地居民接受，不可能完全融入当地的，而且作为西方人天然的优越感也绝不允许她与当地人混为一谈，所以她是当地人眼中的“异类”。

然而，作为一名穷人，作为一名生活在西方社会阶层底端的被压迫者，她也同样被西方社会拒之门外，她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煎熬，在种族和阶级的矛盾中挣扎徘徊，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与归宿。正如书中描述的：“在白种人城市里，也还有一些差异。上城区的近郊，密集成群的别墅和住宅栉比鳞次……”而“母亲”住的地方则是夹杂在上城区与土著人居住的郊区之间的地带，仅够容身罢了，是名不副实的殖民者，这也将“母亲”真实的尴尬窘迫处境一语道出。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不是所有殖民者都是高高在上的，也有一些在社会底层的殖民者们在苦苦挣扎，这就将阶级矛盾深刻地揭露出来了。

种族矛盾愈发尖锐：“如同所有的殖民地城市，这座城市里也有两个城市：白种人城市和非白种人城市。在那些年代，世界上所有殖民地城市的白人区一直都是一尘不染，无可挑剔。”而土著居民的房屋则都是脏乱破的旧房子，“白人们也非常干净。他们学会了穿上殖民地制服，白色西服，白色，这是一种习以为常却又纯洁干净的颜色”“白人也是异常的干净。他们一到殖民地便学会了天天洗澡”，而生活在不远处的本地人“则是用雨水、江河里浑浊的水洗澡”。这让“白人”和“土著人”间的差距愈发明显，白人更加高高在上，被殖民者却跌入尘埃。然而，在杜拉斯看来“事实上，白色是最容易弄脏的”。杜拉斯用这些极其夸张的对比讽刺白人表面上衣冠楚楚，实质上是暴虐的掠夺者和压迫者。他们就如同吸血鬼一般，压榨着殖民地劳动人们的血与汗。宗主国的繁荣昌盛都是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痛苦之上。

（三）“母亲”与“她者”——父权的牺牲者

母亲作为父权社会中的被压迫者，却不自觉地被父系社会的规则同化，被裹挟着行使“父权”，压迫着同样作为女性的女儿“苏珊娜”，对儿子“约瑟夫”却是放纵且溺爱的。对女儿是不信任，是暴力殴打，是不自觉的压迫。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她对儿子的无条件信任和宠爱，她将儿子视为精神支柱，她几乎支持儿子做任何事情，最终也是因为儿子的离家导致郁郁而终。

从本质上看，父权社会的外压导致“母亲”对子女二人态度的截然不同。父亲的缺席使“母亲”的权力加重，“母亲”掌握着经济和管理大权，肩负起家庭的重任。从表面上看，是女性的地位和权力得到了提高，但本质上，受到长久以来父权社会的影响和精神控制，“母亲”给自己的定位是父权的代行者而不是权力的交接者，这也是为什么“母亲”对儿子约瑟夫如此偏爱的缘故。约瑟夫是家庭中唯一的男性，这代表对男权的遵从和延续;而对女儿苏珊娜的严厉和专制，就显然带有浓厚的父权色彩。母亲在执行父权的过程中，自己也随着精神的消磨逐渐走向毁灭，这又体现了杜拉斯对父权文化残害人的本质的强烈控诉。

三、结语

作为一个作家，生活经历是其作品的灵感来源和创作基石。正是由于杜拉斯不同的童年生活经历及对印度支那联邦的特殊情结，决定了她的作品不同于其他的法国作家。不仅仅是题材选择不同，其遣词造句也体现了她东方成长经历与西方的文化影响，她用法语结合越南语这一特别的写作手法展现殖民地的文化和生活，这是其作品吸引人的地方，也是杜拉斯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母亲”这一形象长久的存在于人类的作品中，或坚忍不拔，或无私奉献或勤劳勇敢。本文通过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一角度来解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母亲”形象。杜拉斯笔下塑造这位双重身份的“母亲”却不仅仅是这些形象，她综合了“善”与“恶”的一面，作为殖民者的西方人与被压迫者的西方社会底层人，作为父权社会的牺牲者，以及父权制度的捍卫者这一矛盾形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引发读者的讨论与思考：我们是否也处在迷雾中被拉扯裹挟着前进而不知。

作者简介：邹楠（1997—），女，汉族，湖北黄石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文学。

参考文献：

〔1〕魏慰.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品的后殖民主義解读[D].南昌：南昌大学，2009.

〔2〕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3〕（法）克里斯蒂安娜·布洛：拉巴雷尔.杜拉斯传[M].徐和瑾（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9.

〔4〕柳鸣九.凯旋门前的桐叶[M].上海：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

〔5〕玛格丽特·杜拉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M].谭立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