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蓝的眼睛》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托妮·莫里森发表的第一部小说。作为一名非裔女性作家，莫里森以这一身份和视角，在这部作品里以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的悲惨经历为中心线索，描述了美国黑人这一弱势群体在白人主导的社会里的不幸生活，同时也在另一条线索叙述者克劳迪娅的成长中指出了这一群体的救赎方法。本文以文学伦理批评为主要研究方法，结合后殖民主义批评等相关理论，探寻《最蓝的眼睛》的伦理环境，分析女主人公佩科拉陷入的种族伦理以及家族伦理困境，总结出美国黑人应塑造和谐家庭关系，并在种族关系中坚守自我身份的救赎方法。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困境;伦理救赎

托妮·莫里森是非裔美籍女性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她的作品生动深刻地描绘了美国黑人在当下社会的艰苦处境。其中，《最蓝的眼睛》以黑人小女孩佩科拉为主线，描述了她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不幸与不公。在白人价值观主导的社会里，佩科拉被周遭歧视，家庭中也充满着漠视和暴力，她渴望通过拥有一双作为白人标志的眼睛改变命运。然而事实却是她的人生境遇因追求蓝眼睛愈加惨烈，家庭和社会带给她的精神与肉体折磨使她最终对现实世界产生了抵触，失去理智。

作为莫里森的代表作，《最蓝的眼睛》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多数学者围绕作品主题、叙事技巧、女性主义、文化霸权等问题展开研究。近些年来，也有学者从伦理角度切入对作品进行解读与批评。伦理问题是文学研究中新的关注和探索焦点之一，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当下文学批评的一个新途径，由聂珍钊教授首次提出，以文学作品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伦理学批评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阐释和评价各类人物伦理选择的途径、过程和结果，从中获取伦理选择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所给予我们的教诲和警示。”[1]本文将从伦理角度出发，回归《最蓝的眼睛》的伦理现场，通过感受书中人物伦理关系的描述以及他们所遇到的伦理困境来体会作家的道德倾向，即希望美国社会不同种族之间、美国黑人家庭内部之间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一、《最蓝的眼睛》的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要求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从历史的视角具体地、客观地对文学作品进行伦理阐释，而不应作抽象的、主观的道德评价。”[1]《最蓝的眼睛》讲述的是1941年前后美国黑人的境遇。“美国黑人是在违反其意志的情况下被强行带到美国来的唯一种族。”[2]他们无法自主经营自己的生活，而是作为白人的奴隶，在精神和肉体上被双重奴役。在林肯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后，美国黑人虽然得到了肉体自由，但精神上却依旧被囚禁，他们全盘接受着白人的价值观，抛却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要讨论美国黑人的总体境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白人的种族歧视，并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咎于黑人的文化模式，这两部分黑人之间的差别能给人们提供某些值得深思的线索。”[2]不仅仅是白种人对黑人族裔长久的歧视，美国黑人对自身文化的不自信以及对白人文化的崇拜，是导致黑人成为美国社会中脆弱的边缘化群体的两方面原因。在《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将白人优越，黑人低劣的种族思想内化成为了一个理所应当的信仰。主人公佩科拉是一个未成年的黑人女性，她所属的种族、年龄和性别决定她成为社会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成员。她在成长过程中被白人至上的思想包围，种族间接受着白人的歧视，种族内接受着同族人以白人来定义自己的自卑思想。因此当她的生活充满着种种不幸时，她根据所接受的思想将原因归结于自己非白人的身体，改变命运的唯一渠道就是拥有一双白人女孩特有的蓝眼睛。“由于置身于这样一种禁锢的信念之中，只有奇迹才能将她解脱出来，她将永远无法了解自身的魅力。她只能目睹她能看见的东西：别人的眼睛。”[3]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黑人在白人的奴役下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即使肉体奴役不再，他们在精神上仍以白人的文化为最优文化，这种失去民族自我身份的总体意识，使黑人不仅在整个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同时也没有一个坚定的自我身份去稳固内部的家庭关系。

二、《最蓝的眼睛》的伦理困境

“在文学文本中，伦理秩序、伦理身份的混乱或伦理秩序、伦理身份改变，往往会给人物带来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使人物陷入伦理困境。”[1]《最蓝的眼睛》中的女主角佩科拉不仅仅面对着家族伦理困境，也陷入了种族伦理困境。在她的家庭中，家庭伦理秩序混乱，她的伦理身份也产生了改变，导致她无法承受与新的伦理身份所相对应的责任，陷入了乱伦的伦理困境。而在种族关系上，她是一个非裔美国人，却渴望成为一个拥有蓝眼睛的白人，从而对自己的种族伦理身份产生了不确定性，陷入了是否归属于黑人或白人的种族伦理困境。

“家庭是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收养关系为基础的小型社会单位。”[4]由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家庭这个单位内部包含着多种关系，不仅仅是两性之间的关系，也有以两性为基准延伸出来的血亲以及通过法律联结的其他关系。家庭中的每段关系都遵循着一定的伦理规范，从而组建一个健康的伦理整体。在《最蓝的眼睛》中，布里德洛夫一家没有形成健康的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他们破坏了正常的家庭伦理秩序，抛弃了原有的伦理身份，放弃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因此整个家庭陷入了伦理困境之中，从而导致家庭破裂，父母与孩子之前缺失了应有的爱，只有冷漠和仇恨，佩科拉作为这样一个破碎家庭的成员，最终走向了毁灭。

“当孩子出生后，完整家庭中的夫妻子系统必须分化出来，从而履行对孩子进行社会化的任务，同时又不能失去夫妻子系统的功能性。”[5]在《最蓝的眼睛》中，布里德洛夫夫妇没有形成完善的夫妻子系统，他们之间的结合是消极的。乔利出生后便无父无母，被姨婆收养，成人后无人管束，也无人关心和疼爱，流浪时遇到了同样有着悲惨成长经历的波莉，他们带着各自的创伤和有缺陷的人格组建了家庭。乔利放荡不羁，对生活失去兴趣，通过酗酒带来的快感麻醉自己。波莉享受被乔利需要的感觉，试图改变堕落的乔利。“她的品德无可挑剔，她积极参加教堂活动，烟酒不沾，在乔利面前英勇地捍卫自己的人格。”[3]夫妻之间缺乏理解和沟通，各自为营，在孩子出生后，矛盾进一步激化。每逢夫妇之间吵架，佩科拉只能选择默默忍受痛苦，而哥哥索性离家出走。喬利和波莉没有建立起正确的夫妻伦理关系，在对待孩子时也是失去了健康的伦理身份。波莉生活的全部意义只存在于她的工作之中，两个孩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母亲的关怀。伦理关系混乱的家庭让佩科拉的成长充满了对自我伦理身份的质疑，在家庭成员的矛盾和冲突中陷入家庭伦理困境。

美國黑人的种族伦理意识是复杂的。非裔美国思想家杜波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一书中提出黑人一生下来就带有面纱，这个世界不会让他产生真正的自我意识，只会让他通过另一个世界的启示来认识自己。“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总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也借助周围的充满同情与歧视的世界来衡量自己。”[6]出生在美国的黑人接受着两种不同的文化，本民族的文化以及白人文化，但在白人文化的压迫下，黑人文化被边缘化，黑人不得不摒弃原生文化，以白人文化为标杆。在《最蓝的眼睛》中，“圣诞最贵重、最特殊、最可爱的礼物总是蓝眼珠的大娃娃。从大人们的啧啧声中我知道他们认为娃娃代表着我的最大愿望。”[3]整个黑人群体内部都有着白人文化至上的意识。波莉责骂和殴打自己的孩子，却对白人主人的孩子百般讨好和宠爱。她企图疏远家人，效力白人来获得个人的价值。若在面对“黑”与“白”双重身份的抉择时，他们毫不犹豫选择“白”为自己的主要身份。具有白人血统的黑人在心理上因为具有白人基因而具有优越感。“这批黑人精英，虽然在公开场合以黑人民众的名义讲话，但内心具有肤色浅、阶级地位高的自我意识，长期以来对黑人民众敬而远之。”[2]小说中莫丽恩是一个浅色皮肤、家庭富裕的女孩，因为具有白人特征，在学校里每个人都认为她高人一等，她也默认这一看法，以自己的优越基因为傲。面对种族集体的身份困惑和迷茫，佩科拉也不例外地进入了种族伦理困境，她承受着家庭、学校以及社区的蔑视和侮辱，对本体的黑人身份产生厌恶，渴望得到一双白人的蓝眼睛来改变命运。

三、《最蓝的眼睛》的伦理救赎

美国黑人在家庭和种族的双重伦理困境中挣扎，他们急需伦理救赎。在《最蓝的眼睛》中，莫里森在深刻刻画布里德洛夫一家在艰难的伦理环境中陷入伦理困境的同时，也通过麦克迪亚一家为当时普遍挣扎的美国黑人群体指出了两条伦理救赎的途径：一条是形成良好的家庭伦理关系，父母关系和谐，亲子之间互相关爱尊重，兄弟姐妹友爱互助;另一条是坚守自我民族身份，通过自身寻找幸福。

在家庭伦理关系上，麦克迪亚夫妇有着健康的婚姻伦理关系，他们共同合作抚养两个孩子健康成长。虽然居住条件简陋，麦克迪亚夫人嘴上怨言不断，但她细心照顾着两个女儿的身体，她的牢骚最后总是以唱舒缓的歌曲作为收尾。麦克迪亚先生也履行着一家之长的职责，在外辛勤劳作为家庭的物质生活提供保障。在亲子关系上，这对夫妇为孩子们提供了稳定的家庭关系，在充满种族歧视的社会条件下依然让孩子们在良好的物质条件下生活，传授给她们黑人文化。“黑人母亲的主要职责是在抚养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让孩子保留自我身份，拒绝种族歧视。[7]”麦克迪亚太太会给女儿们哼唱黑人的特色音乐布鲁斯，正如克劳迪娅所回忆的：“如果母亲心情好，情况就不会那么糟糕。她会唱歌，唱些诉说艰难岁月的歌，唱些年轻人相爱又别离的歌。”[3]正是成长在父母稳固的婚姻关系，母亲对黑人文化的坚持，父亲的物质条件支撑和姐姐弗里达的爱护下，克劳迪娅这个角色指出了黑人挣脱伦理困境的出路。与佩科拉相比，克劳迪娅拥有着幸福的家庭，从而对自我的身份有所自信，对于她来说圣诞节的美好不在于蓝眼睛的洋娃娃，而是花香与琴声这些能让感官愉悦的事物。

四、结语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重点是文学存在的主要价值，是其教诲功能。莫里森通过展示《最蓝的眼睛》中的伦理困境和伦理救赎，实现了对批评者和阅读者的道德以及伦理启发。通过回归小说发生的伦理环境，了解主人公佩科拉所陷入的双重伦理困境，根据作者在双线描述中叙述者克劳迪娅身上所看到的伦理救赎途径，并总结出独特的伦理价值，得出伦理启示：要走出困境获得自由，应建立起和谐的家庭和种族伦理关系，建立起对自身民族身份的自信。

作者简介：胡雪晨（1997—），女，汉族，福建福州人，福州大学2019级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索威尔·托马斯. 美国种族简史[M].沈宗美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1.

〔3〕莫瑞森·托妮.最蓝的眼睛[M]. 陈苏东等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05.

〔4〕赵丹丹.对家庭定义的理论探讨[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3）， 61-67.

〔5〕米纽庆·萨尔瓦多.家庭与家庭治疗[M].谢晓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Du Bois，W.E.B.The Souls of Black Folk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7〕O'Reilly，A.Toni Morrison and Motherhood：A Politics of the Heart [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4.